读到陈俱先生翻译、复旦大学陈绛教授校阅的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Samuel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煌煌两大册，极其厚重，不禁对两位陈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由衷敬佩。此书出版，令我心情格外激动，是因为我也曾想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已翻译了一部分。后因此项工作实在太艰巨而作罢。2002—2003年，我曾到香港浸会大学专门研究此书，当时就为此书没有中译本而苦恼，所以现在读到中译本，自然喜不自禁。

　　相比于二十世纪及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艾尔曼而言，卫三畏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也比较少。但卫三畏却是美国汉学的开山祖师，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从一开始就为美国汉学奠定了很高的起点。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卫三畏之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编纂的卫三畏传记《卫三畏的生平及书信：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才使中国学界对卫三畏的生平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卫三畏代表作《中国总论》一直没有翻译出来，相对于如火如荼的美国当代汉学翻译来说有点反常。所以，陈俱先生翻译出版的这部《中国总论》，对于我们省视美国汉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下面略谈笔者对卫三畏及《中国总论》的管见。

一、卫三畏与美国汉学之发轫：耶鲁大学汉学讲座的建立

　　1938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所著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people，杨德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主要研究的是1840-1876年这36年间西方著作中的中国观，他说：“但是迟至1875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他选择1876年这个断限也许是无意的，但却是非常有眼光的。卫三畏结束在中国长达43年的生活回到美国正是在1876年，同时他也结束作为传教士、外交官及汉学家的传奇生涯，于1877年就任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成为美国首位汉学教授，从此美国的汉学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并且创造出独立于欧洲汉学的传统。这都与卫三畏的开创之功密不可分。

　　美国对中国的记述在卫三畏之前就开始了。早期的商人，如赛缪尔·肖(Samuel Shaw)及此后的外交官，如罗伯兹(Edmund Robeas)和罗森伯格(W．S．W．Ruschenberger)，他们的著作中都有记载中国内容。1842年美国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并创办《美国东方学学会杂志》(季刊)。1850年美国科罗拉多妇女学院开始研究中国的宗教和政治。1869年，美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以种子交换清朝文献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亲王出面，以《皇清经解》数十种一百三十函回赠美国，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汉籍之始。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对美国的汉学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编辑《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但他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远远没有卫三畏大。

　　随着中美贸易及人员往来的增加，开设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成为时代之需。1876年卫三畏回到美国，定居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使这一需要成为现实。耶鲁大学一直有设立汉学讲座的设想，也讨论过多次，但由于基金一直不能落实，所以迟迟未能实现，直到1877年大学得到一笔基金，才正式设立了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卫三畏担任耶鲁大学的汉学教授是众望所归，他有众多的优势胜任此职。第一，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切身的体会；第二，他编纂了众多的英汉字典，对中国语言非常熟悉并有研究；第三，他著有《中国总论》之类的对中国总体研究的著作，对汉学已经研究有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与中国打交道成为西方列强之亟，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汉学讲座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次第建立的。欧美早期汉学讲座的教授或为传教士，有在华传教的经历；或曾为驻华的外交官，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有切身的体验。这些汉学教授身上体现了传统传教士汉学向现代学院汉学过渡的轨迹，这一转变可以卫三畏为典型，二十世纪以后欧美的汉学家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

二、《中国总论》的出版

　　《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奠基之作，法国学者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同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参见顾钧《卫三畏与(中国总论)》，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83期，2002年8月)，也是十九世纪一部关于中国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1844年11月，卫三畏返美度假，途经欧洲，为了编辑《中国丛报》的需要(卫三畏来华最早的任务就是负责印刷及发行《中国丛报》)，在伦敦买了一套满文字模，并准备再购买一套新的汉文字模。为了筹集资金，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及风俗。演说很成功，一方面由于他对中国已经有了广博而准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公众对刚刚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十分关心，并且知识分子也十分想知道这个封闭许久而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的情况。这些演讲便是《中国总论》的缘起与雏形。这些演讲词当时并没有写出来，只是一些笔记。卫三畏认为，由于演讲的局限性，他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是“更具教育性而非娱乐性，具有启发认真头脑的严肃目的，而非只是吸引毫无头绪的听众”。(《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所以他精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很多是第一手的资料，1846年，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中国概要性的著作，以满足美国对中国进一步了解的需要。

　　经过卫三畏的一番辛苦，这部题名为《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的书终于在1848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有许多曲折，起初，很多出版公司不愿出版，最后由纽约Wiley&Putnam公司出版。书后附有一张中国地图，甚至在英国出现了盗版，中文版在中国也有出售。卫三畏因这本书被美国联合学院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LL．D)。这部书先后多次再版，到1876年卫三畏回美国后着手修订此书，这期间已经过了30年。尽管经过30时光流逝，但那时仍没有一部著作在讨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中国总论》。卫三畏在修订版的序言中说，“这其间中国在政治与精神上的进步可能超过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所以修订此书显得非常必要。

　　晚年的卫三畏疾病缠身，眼睛近视，而且偏瘫，此外还饱受失眠之苦，在修订的过程中他又遭遇了丧妻之痛。这一切都没有打消他完成这部伟大著作的宏猷。在爱子卫斐列襄助之下，1882年3月，卫三畏完成了修订，1883年10月《中国总论》修订版出版，四个月之后卫三畏遽归道山。修订版仍叫《中国总论》，但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历史及其居民概观”，虽然总体框架一仍其旧，但新增加的内容占到三分之一。新的版本对中国的论述一直论述到修订之时，参考了大量汉学的研究成果；卫斐列参与了最后三章的修订，并且为全书制作了索引。

卫三畏写作此书主要是基于美国认识中国的需要，他希望“通过平实的叙述将中国放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给美国民众一个理智而满意的回答，即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奇特性，以及他们文明持续数千年的原因。同时他在第一版和修订版的序言中都说到，此书是为了“剔除外国作者已经普遍地施诸于中国及其文明之上的奇特的和无法解释的印象”，因此在书中“努力展现他们国民性更好的特点”。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仍是“提高传教事业的兴趣，通过增加传教士所作所为领域的知识，从而增加对传教工作的同情”。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共有心态的反映，卫三畏亦莫能外。

三、《中国总论》与国际汉学

　　欧洲汉学中第一部总论中国的著作是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或称《大中华志》)，门氏并没有到过中国，只是依靠来华传教士的二手资料写成此书。而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完全基于自身的亲身体验，所以有学者认为美国汉学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顾钧《卫三畏与(中国总论)》)。在卫三畏之前总体研究中国的著作很少，只有曾为香港第二任总督的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的《中国：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London，1836．)一书。其他关于中国的专题著作很少，也不尽如人意。

　　《中国总论》共两卷，二十六章，1200多页，分别是：全国区划与特征，东部各省地理，西部各省地理，满洲、蒙古、伊犁、西藏地理，人口与统计，中国博物志，中国法律与政府概略，法律的执行，教育与科举考试，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构，中国经典文献，中国的雅文学，中国人的建筑、服装与饮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工艺，中国科学，中国的历史与纪年，中国宗教，基督教教会在中国人之中，中国商业，中国的对外交往，第一次对英战争的起因，第一次英中战争的进程及其结果，太平军叛乱，第二次英中战争，中国近事。从上可见，此书囊括了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不过作者本人希望在百科全书与关于中国的入门书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中庸”(golden mean)的状态。所以，卫三畏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有志于中国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以教学和参考书的作用。此书出版后，一些英中学校的确也以此书作为教材。

　　《中国总论》不但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集成之作，书中参考和征引大量国际汉学的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纪国际汉学的较高成就。以书中论中国经学、史学和文学的两章来看，《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研究成果竭力吸收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两章中引用的汉学家及其著作基本上是欧洲汉学家的著作，主要以法国汉学家为主，这是因为法国汉学在“传教士汉学”时代就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十九世纪更是出现一批汉学大师，如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法国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讲座教授，《中国总论》引用了其所著的《新亚细亚杂纂》(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1829)。毕欧(E-douard Biot，1803～1850)，他翻译了“三礼”之一的《周礼》(1851，在他死后出版)，这部书的翻译水平非常高(见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卫三畏称其“保持着他的学术研究的里程碑”。此外还有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的《中国》(La Chine,1830)。谈到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时更是法国汉学家的天地，书中提到了德理文(Le MarquisD'Hervey-Saint-Denys) 翻译的屈原《离骚》(《纪元前三世纪的诗歌——(离骚)》)及其所著的《唐代诗歌》(Poesies de l'Epoque des Thang，1862)。马若瑟(Pere Premare)翻译的《赵氏孤儿》对欧洲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巴赞(AntoineBazin)翻译的《琵琶记》《倡梅香》《合汗衫》《货郎担》和《窦娥冤》。儒莲(S．Julien)翻译的《灰阑记》。卫三畏还提到一些传教士早期的汉学著作，如被称为“十八世纪法国最大的汉学家”的宋君荣(Antoine Gaubil)翻译的《尚书》，以及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关于《周易》研究的论文。

　　英国汉学家中，卫三畏引用最多的是英国牛津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多次引用了其翻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即《四书》《五经》。卫三畏对理雅各的翻译赞不绝口，如谈到《尚书》时，他说：“理雅各翻译的(《尚书》)导论中细致而公正的讨论，提供了这部古老的中国经典的渊源、价值及其状况最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他这个富有学术价值的版本，他获得了每一个研究中国经学学者的衷心感谢。”其次是德庇时的《中国》。此外，卫三畏还引用了莱顿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施古德(又译作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的关于《周易》的研究，以及德国汉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Richthofen)的《中国》(China)。

　　从上可见，以卫三畏《中国总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一开始受到欧洲汉学极大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汉学起步较晚，但从《中国总论》来看，美国汉学的起点是比较高的。

　　从《中国总论》也可以看出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穷尽式研究，尽量穷尽本课题所有的资料。卫三畏在介绍中国的经学时，总提到欧洲汉学在这一方面已做出的成绩，然后再评论。如他在介绍《周易》时就指出他所读到的论文大约有1450篇，并择要提出一些著名的法国、德国、英国及美国学者的研究；讲《尚书》也是如此。这种方法既符合学术规范又避免了重复劳动，同时也使美国汉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汉学”。卫三畏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使这本书可以用作教科书，他说：“脚注中参考文献有助于指导更感兴趣的学生知道本课题的文献目录，并提供给他进行穷尽式研究的资料。”(修订版序)

四、《中国总论》与美国汉学

　　《中国总论》对美国汉学产生巨大影响，不但被用作教材，而且也“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29)。费正清称这部书是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的“综合的研究”的著作(费正清《70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载《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美国汉学在二战后进入了所谓区域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视域，而这可以从《中国总论》上找到根源，费正清就说过《中国总论》“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同上)

　　全面论述《中国总论》对美国汉学的影响，不是笔者能力所能做到的，下面只以《中国总论》问世后不久的两部美国汉学著作为例，看一下《中国总论》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分别是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及马森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明恩溥(Arthur H．Smith)(1845～1942)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特别熟悉下层农民的生活。他的代表作是《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于1894年。明恩溥和卫三畏都对中国持同情的态度，卫三畏在1878年华北大饥荒时，曾建议美国国会退还中国赔款；而明恩溥是最早向美国政府提议归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了美国国会通过。卫三畏和明恩溥的传教士身份，使他们都具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心态。据笔者统计，明恩溥在书中至少五次直接引用到卫三畏及其《中国总论》的观点，对卫三畏的观点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如在谈到中国的“礼”时，他说：“人人都会同意卫三畏博士对这段话的评论，他认为：‘把中国的“礼”翻译为英语的ceremony不够全面，因为“礼”不但包括外在行为，同时也包括所有礼仪的正确原则。’”(《中国人的素质》第十九章《孝行当先》，卫三畏语见于《中国总论》第十一章《中国经典文献》)

　　另一位美国人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的著作同样受到卫三畏巨大影响。据笔者统计，《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直接引用《中国总论》的地方达64处。在进行文献回顾时，马森对《中国总论》评价甚高：“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这部描写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对这一时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和种类的最好说明，卫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统、博学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他的资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谈到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时，马森认为：“卫三畏……对中国的宗教作了准确和相对公正的研讨。”这是比较客观的意见。卫三畏论中国的宗教时，虽然到处流露着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他的论述又是基于学理和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因此有不少可取之处。

《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也有巨大的影响，如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完全不懂汉语，却写成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他主要是依靠二手资料来写作的，其中就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中国人最早提到《中国总论》的是鲁迅，他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就提到“威廉士的著作《中国》”。后来莫寅东在《汉学发达史》中对其有一段简要的介绍。现在《中国总论》的中译本终于出版，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汉学史的源头，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总论》，〔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