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成都　610064)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清史; 国际关系史

[摘　要]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引发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何伟亚对其书题目和一些重要清史料的“误读”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对分析历史文本复杂意义层结构所持的令人深思的理论。何伟亚对具体史料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可以继续争论的,然而,他从“历史诗学”的角度,对马嘎尔尼使华失败背景和原因的新诠释可能会有助于破解清代占优势地位的政治文化心理及其符码。

[中图分类号] K092;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2)09-0014-04

Postmodernist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H E Ping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Sichuan, China)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Qing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story

Abstract:James L.Hevia’s Cherishing Men From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erthey Embassy of 1793 ushered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postmodernist methodiology. Hevia’s English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title of the book and his‘mistranslation’ of some Qing texts reflect the postmodernists’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sresiding in an historical text. It is debatable whether hi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xts is accurate literally, 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Macerthey Embassy of 1793 helps decode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Qing China.　

1997年,一本从后现代主义角度重新解释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外交事件的著作,在美国亚洲学会上获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该书《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以下简称《怀柔远人》)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产物”,把“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并使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呈现一种全新的诠释。[1]该书的获奖,不久就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引发一场论战。①争论的中心既包括对具体史料的读解,也涉及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利弊。本文拟就《怀柔远人》引发的争论及其所涉及的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方法论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马嘎尔尼使华的后现代式阐释

西方汉学界70年代以前解释清代历史的主导范式是费正清所表述的冲击—反应论。何伟亚夫妇在1993年洛杉叽亚洲年会上的一篇论文就评论了费正清理论范式。费正清以中国的文化传统解释中国不能成功应对现代性的挑战的观点,可以追溯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解释”理论。帕森斯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重视符号象征和礼仪的社会,其中上层知识精英导演整个社会的礼仪。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过分注重血缘宗族关系,防碍了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的经济也不能从文化和政治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2](p73—77)沿着文化传统阻碍经济现代性在中国进展的思路,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成是中国文化体制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制度。从40年代初期,费正清就试图揭示中国外交的历史文化传统。他认为这种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现代中国的外交行为。在费正清看来,朝贡制度的演绎是中国文化对周边民族长期保持优越感的结果。[3](p129—149)“朝贡制度调节与边疆民族的关系,起着再生产中国文明和维持社会平衡的作用。”②

从朝贡制度的研究中,费正清看到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没有机会同与之同样优秀的文明相接触,滋生了文化优越感和所谓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这种华夏中心主义或文化至上论(culturalism)因周边的“蛮夷”民族不时到天朝朝贡,索取中华帝国的文化产品而得到巩固。帝制中国因而不能够发展出一套国际法准则,也不能把经济活动同文化活动相分离。而在西方,朝贡制度逐渐让位于正规的税收制度。在经济活动理性化的同时,法制也发展了。逐渐演化完善的法律维护经济活动,也为民族、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行为制定法则。这些历史发展趋势在帝制中国均未出现,相反,由于缺少外来的批战,帝国的体制开始退化。经济和法律领域的自生活动不仅未能成长,反而崩溃,消溶于文化象征性活动之中。表面上来看,朝贡制度似乎糅合了外交和贸易两项活动,但它既未公开承认和界定这两项活动的正当权利,也未能履行它们的社会作用。[4](p135—246)在华夏中心主义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外交。自我封闭的中国连同其冥顽不化的文化至上论使中国无论从精神上或是从物质上都不足以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费正清的理论主导了战后美国汉学对清史的解释。何伟亚所要修正的正是这种历史解释理论。传统美国汉学把18世纪末这次中英外交相遇描述为执着于朝贡制度的顽固清廷与要求以相互承认主权为基础来建立外交关系的扩张的西方之间命定要发生的文化冲突。何伟亚则认为清朝的宾礼是一种“灵活应变的”“关于主动者的话语”,[1](p185)英使臣的失败是由于清朝宫廷官员不适当组织礼仪程序而导致的失败。何伟亚断言从费正清到威尔斯等现代学者都陷入了萨伊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构架,这种理论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拔高为代表人类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即现代性。西方社会科学的模式和理论被冠以客观主义的标签而声称具有全球普适性,换言之,“东方主义”提供了话语规则。但是,这种貌似公正的话语及其内涵却同话语者与当时的权威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和位置有关。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为殖民主义服务,或体现了其价值观。当代历史编撰必须从这种“现代性”话语桎梏下解放出来。实际上,中英18世纪的外交冲突是否是“文化”冲突(如费正清为代表的几代美国和欧洲汉学家所称)或是“帝国”(如何伟亚所认为)之间的冲突也许仅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它取决于怎样界定“文化”这一核心概念。艾、胡两位学者在回应周锡瑞并替何伟亚辩护的文中写道,清朝的“礼仪及礼仪行为(如叩头)是以宇宙象征形式表达清王朝的皇权与藩属王权之间的关系”。这里,应该指出,上升到宇宙象征的层面上的具有特殊性的礼仪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或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在辩护中,艾、胡也不自觉地使用了“文化”一词来指涉中英外交冲突的性质。他们评论说,马嘎尔尼的外交行为出自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大英帝国特有的自由宽容的价值观,要求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将空洞的礼仪形式从实实在在的外交事物中区别开来。”[6](p122)葛剑雄和张隆溪都曾提到的乾隆皇帝1793年阴历8月初6的上谕那段史料表明,乾隆皇帝也许确实继承了华夏中心主义和费正清称之为的“文化(中心)主义”(cultra-lism)的意识形态。“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亦怀柔;若稍步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亦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7](p102—103)从整个事件的结局以及大量的文献看来,华夏中心主义和朝贡制度的想象也可能就是乾隆皇帝及其官僚精英对待此一来访的基调。但是,在主导性的语境和深藏于当事者意识中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指导下导演的这起事件中,是否还存在一“诗意”的成分,即与主导结构语境相异的因素,而且这种“诗意”的成分,假如恰如其分地起了作用,可否会导致事件的另一结局。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那种厚待客人,以德感召天下的慷慨性格特征,和在大清统治者所承继的正统儒家世界观念之外的,与当时多民族和多宗教共存的大清国环境相适应的天下观,能否也在某些时候成为指导清廷官吏导演这出历史剧的观念呢?在分析和解码了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语境下产生的大量文献后,能否找到这些诗意的成分,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和描述更加全面?何伟亚也许就是想要从这一研究视角入手。应当看到,儒家世界秩序观同官僚精英及皇帝对天下的想象,及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实际行为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如周锡瑞所引述北京故宫博物馆1928年至1930年出版的《掌故丛编》记载,乾隆皇帝最初对马嘎尔尼使臣颇具好感。因听说英“贡使等十分恭敬”,乾隆甚至愿意调整礼仪方式使接待英使来访一事进展顺利。乾隆还严厉斥责清廷接待人员“自居尊大,与远人斤斤计量”。[5](p114)事实上,正如相对论者所说,历史家总是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史料。清初皇帝康熙就同乾隆皇帝截然不同,康熙对西洋事务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在宫廷设立了类似“法兰西学院”的宫廷实验室,而且让教廷派员长驻大清帝国,传授知识,增进了解。那种我们称之为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华夏中心主义文化观念在这里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难怪何伟亚认为迄今为止的西方汉学界对马嘎尔尼出使大清失败的原因的传统解释是建立在欧洲学者从欧洲的观点对那份重要文件——乾隆致英王信函的误读。何伟亚显然受到所谓“历史诗学”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历史诗学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异常事件和外来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表现了特别的兴趣。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如诗学一样。它像诗学语言不仅具有意义,而且像是对居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述的规范和逻辑原则的抵触和挑战一样,社会历史的这些层面也是对占统计地位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以及文化符码和规则的逃避、超脱、抵阻和破坏。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或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及其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此外,也应当看到文化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外交的具体实践。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实施还取决于对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结构的其他因素的考虑。不应忘记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被社会存在所完全决定的,也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决定社会存在和人的行为的因素。自儒家正统的世界秩序观念诞生以来,这种观念不断因环境的变迁而得到调整和修正。[9]何伟亚根据他对清史料的解读,发现大清帝国对大清帝国一统天下的内部国际关系结构的想像是“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差异于与“朝贡体制”相联系的那种概念。[9](p107)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清帝国包容下的天下由近及远的各地区和国

家的民族和文化差异性。[9](p113)清朝时期的中国自我认同观念(Identity)已不同于前面的朝代。传统自我认同感的核心——儒家教化已由于黄教等教教化的搀和而变得模糊起来。新旧历史解释还围绕对关键证据——史料文本解读方法上的差异展开争论。周锡瑞认为包括1793年9月23日乾隆皇帝的谕书和何伟亚“误读”的其他文件都是清朝的上谕和奏摺。这些清廷内部信函所用词汇都是“具有固定意义的约定俗成的用语”,它们的表述是“清楚和准确”的,从而使皇帝和大臣对文件的理解一致。因此这些文件对当时的所有的读者和现代学者来说,都是清楚和毫不含糊的。要想“恰当地理解清朝的统治,就必须坚持这些约定俗成的意义”[5](p112)。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恰恰是周所提及的这些情况——可以概括为是强势的语境和同权势相联系的强迫性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使文本对事件的反映扭曲。例如,根据中英双方史料,佩雷菲特和戴廷桀认为英使节最后只是行了九次单膝跪地和俯身向地之礼,而中国所有的官方记载都对使节不符礼仪之事隐瞒不录。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语境和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影响下,对马嘎尔尼出使大清这一事件的官方描述,在变为文字前已经有一个潜在的结构指导记史者的遣词造句。大多数官方记史者与当事官员会选择讽刺的故事情节来观察和描述事件的起因、进展和结局,把马嘎尔尼的来访描绘为一个不谙礼节、不服教化的蛮夷之国的使节在天朝京城闹出的笑话。哪一种情景更接近历史“真实”:何伟亚的新解释还是业已被运用的清朝史料或者中国和西方学者对此事件的“传统”叙述?这显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二　清史料的后现代式解读

实证主义史家在史料与解释的文本之间连以证伪、归纳和演译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多看到历史叙述与解释的非实证主义层面。后现代主义否认文本的单义性,认为存在多重诠释的可能性,而且每一种诠释同权力结构和诠释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关。“怀柔远人”的题目的翻译就体现了这点。何伟亚把其著作的中文题目《怀柔远人》对译成英文CherishingMenFromAfar。张隆溪撰文批评何伟亚是误译,因为“怀柔”含有统治者以权势和力量为后盾安抚蛮夷或被统治者的意思。“Chreish”则含有珍爱的意思。③的确,怀柔的含义同英文词“Cherish”的含义有差异。批评家们当然有理由质疑这种诠释是否恰当。张隆溪批评这是由于何伟亚对中国古典文言文的掌握不好而导致的误译。[11]实际上,这极有可能浓缩了何伟亚整本著作欲达到的阐释目的,换句话说,何伟亚也许是有意这样翻译。周锡瑞也围绕何书收入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年出版的《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书中的一份重要文件——1793年9月23日乾隆皇帝的谕书——的翻译和解读展开重点批评。周锡瑞认为这份签署于马嘎尔尼使团即将离开北京之时的文件,“总结了清廷对这一不愉快插曲的看法”[5](p110),足以推翻何伟亚精心建构的新解释:马嘎尔尼谈判失败与中英双方外交礼节水火不相容并无关系。这段话原文如下:　　“向来西洋人惟有情愿来京当差者,方准留京,遵用天朝服饰,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回国。今伊等既不能如此办理,异言异服逗遛京城既非天朝礼制,于该国亦殊属无谓。”何伟亚的译文:“在说明了那些要求来帝国当差的西洋人(天主教神父)必须遵用天朝服饰,安置堂内,并且永远不准回国之后,弘历推论到:英国使臣也许不愿意这样行事。他异言异服,而且可能只是在北京遛达。更有甚者,由于他们对适宜的礼仪关系一窍不通,他们的要求便可以被归入荒唐之类。”[5](p110)的确,何伟亚的翻译同一般人认同的史料原义似有出入。但是,正是在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家同非后现代史家的区别和分歧之所在。后现代主义否认文本具有固定的意义,同时也不认为对文本的阅读与理解上存在着准确与谬误之分。对周锡瑞和大多数历史家来说,史料的含义是不可以随意解释的,他们赞同阿普勒伯(JoyceAppleby)关于历史的客观性是“研究主体与外在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亚科比(MarqaretJacob)所说的“对客观知识共担承诺的益处”。[5](p116)因此,史学家必须在解读史料时尽量减少个人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得到一种历史的准确重构”[5](p115)。当然,我们知道,上文引号所括的那部分朗克式的用语也遭到20世纪分析历史哲学家的质疑。何伟亚在颠覆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上是否走得过远?人们也许有理由这样质疑。然而,不应当忘记,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史料本身是一个受撰写史料或记录文字的人所使用的修辞结构或潜在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本;当事件被转换成文字叙述时已掺入记史者使用的价值判断和情节修辞成分。因此,后现代主义要求历史学家不仅要通过严格的文字和文本考证去断定它是否是原始的记载,还要善于去察觉“原始史料”已有的“理解的前结构”。艾尔曼和胡志德在应战周锡瑞对何伟亚的批评时就强调,发现了史料的不一定能当历史学家,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一定是史料发现者,史料和解释之间还有个眼光问题。这个眼光就是“综合分析证据达成对历史的深入理解,甚至引用同一史料中的相反证据来拓宽对历史事件的已有的理解”[6](p119),换言之,须要参考来自不同视角的更多的史料。据信,何伟亚为此目的使用了前几位学者未曾问津的《大清通礼》以及清廷与亚洲内陆各国的交往及与黄教关系的史料。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要求对文本的诠释和字句的解读要参考话语的语境、话语者的具体位置、当时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构。这的确使我们在阅读史料时会有更复杂的眼光。罗志田就敏锐地指出把“藩”诠释为“蛮夷之邦”不一定准确。在清初相当一段时期,对清统治者来说,受辖于理藩院者(特别是蒙古诸部)是比华夏子民更亲近的族群。“这正如旗人对皇帝自称奴才却比称臣的汉人更亲近一些。”[9](p114)同样的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不同的对话者,包括后代的历史学家,其义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见俗定的解读方式有时不一定对。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解读文献。结语毫无疑问,《怀柔远人》的后现代式的解读史料的方法是否合理?何伟亚以后现代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清代国际关系史新阐释是否比传统解释更接近历史现实?这些是可以进一步加以讨论的。然而,何伟亚所持的文化相对论立场和他试图从中国的观点以同情心来理解中国的对外关系仍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凡是在国外亲身感受过英美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存在的对中国的强烈偏见和敌意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点的。此外,一般来说,虽然后现代主义试图全面动摇业已确立的传统历史观及其研究方法远不是那样令人信服的,但后现代主义显然也带来许多令人深思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不应忘记,在历史编撰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历史研究都是与运用新的眼光和其他学科的新概念分不开的。

【收稿日期】　2001—10—15

【作者简介】　何平(1950—), 男, 四川成都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及西方史学史研究。

注释：

①参阅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到1998年刊登的周锡瑞、艾尔曼、胡志德、张隆溪和葛剑雄的讨论该著作的文章。此外,《历史研究》也登载了罗志田的评论文章。

②见法库和何伟亚,文化的概念,(Farquharand Hevia,“The Concept of Culture”,AAS,April1992),亚洲学会1992年年会论文。

③在《牛津大辞典》中cherish被解释为“Foster, Nurse Value , Keep in memory or heart, cling to”。见科尔松编:《牛津插图词典》 (J. Coulson etc eds。The Oxford I llustrated Dictionary, Oxford: 1975 ), 第141页。

参考文献：

[1] James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 Ding Guest Ritu-aland the Macerthey Embassy of 1973[M].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2] Talcott Parsons. Societies :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96.

[3] J.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Relations with the  Wets  [J].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2.

[4] J. K. Fairbank, Teng, S. Y. .On the Qing Tributary System [J] . 1941.

[5] 周锡瑞.后现代研究 :望文主义, 方为妥善 [J] . 二十一世纪, 1997, (12).

[6] 艾尔曼 (BenjaminElman), 胡志德 (TheodoreHuters). 马嘎尔尼使团, 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亚伟著作的批评 [J]. 二十一世纪, 1997, (12).

[7] 葛剑雄.要是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之对勘[J].读书,1994,(11).

[8] JohnFairbank.TheChineseWorldOrder[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

[9]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J].历史研究,1999,(1).

[10] J.Coulson.TheOxfordIllustratedDictionary[Z].Oxford,1975.

[11] 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J].二十一世纪,1998,(2).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