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迄今为止，专门评介施坚雅模式的论著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宏观角度对其进行评估，包括施坚雅模式的架构及其方法论、该模式的多样性影响及其局限性。本文的写作属于学术史的分析，力求对涉及施坚雅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性的缕述和剖析，以期对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效应有一个客观、系统的把握。

[关键词]施坚雅模式  国际汉学界  中国研究

一、引言

施坚雅模式是解剖中国社会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迄今为止，专门评介施坚雅模式的论著并不多见，许多学者只是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及该模式而已，因此有必要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宏观角度对其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施坚雅模式的架构及其方法论，该模式的多样性影响及其局限性。本文的写作属于学术史的分析，力求对涉及施坚雅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性的缕述和剖析，以期对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效应有一个客观、系统的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学界认为，费正清创建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基本框架。本文讨论的施坚雅模式就是费正清之后美国学者提出的研究中国市场体系和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它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鉴于美国是国际汉学界的重镇，故本文的文本分析亦以美国学者为主，兼及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

学术界对“汉学”(Sinology，或译“中国学”)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概念内涵和学科属性存在分歧，此处不予讨论。在本文的叙事结构中，“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均是边界宽泛的概念和分析性话语，涵盖所有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诸问题的学术研究，包括传统中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

二、施坚雅模式的架构及其方法论

    从研究现状看，“施坚雅模式”的提法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黄宗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所谓“施坚雅的贡献是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极清楚的模型，使下一代的学者清楚地分别自然村、集市、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　［1］施坚雅也因此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施坚雅模式的架构(从提出到不断扩充、完善)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他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64—1965年)，初步提出一种独特的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的方法，即集市体系理论；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他将此理论扩大到区域研究和城市化，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977年)，提出区域体系理论，基本完成施坚雅模式的架构；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他在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时，发表《中国历史的结构》的演讲(1984年)，主张以“区域周期”取代“王朝周期”，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变迁的动因；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施坚雅与中国学者合作，在技术手段方面完善了分析中国社会宏观区域的模式。从学术脉络上看，施坚雅模式的阶段性拓展表明其理论架构存在一个逻辑链。关于前三个阶段，有关学者的论述相当清晰，此处不赘述。第四个阶段出现于世纪之交，施坚雅在应用和发展现代地理学理论(主要包括中心地理论、区位理论、区域系统理论和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等级区域空间 HRS模型。该模型描述了一个由一系列不同社会经济区域系统构成的等级系统，每个区域系统以城市或镇为中心，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社会经济宏观系统。HRS模型提供了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空间分析框架。详言之，它提供了核心一边缘环带(简称CPZ)和城乡连续体(简称URC)交叉列表组成的二维矩阵作为一个数据分析的结构框架。CPZ向量表示以大都市为中心的高阶区域系统的宏观量级核心一边缘结构分类，这是以区域系统理论为依据的。URC向量反映城市和镇的等级排序，它大体上反映城市和镇的近辐射域的中观量级核心一边缘结构。为了提供一个研究样式，施坚雅提出了一个地理信息系统GIS辅助的时空分析方法，形成了从普查数据产生纵向数据的技术，并运用这些工具(方法、模型)对1990年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2］由于各种原因，施坚雅模式的这一改进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那么，施坚雅架构而成的模式有何方法论意义呢?柯文对中国中心观有一个经典概括，归纳为四大特征，即中国中心取向、注重区域的研究方法、注重基层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们正是施坚雅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下面逐一分析之。

  1．中国中心取向

所谓中国中心取向，是指“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柯文提醒人们：“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述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3］如同其他采取中国中心取向的美国学者一样，施坚雅的研究对象是19—20世纪的中国。这是为了抵抗西方中心主义而刻意选取的学术立场。19—20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历史聚焦时期。只有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机制，才能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批驳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谬。正是在奠定施坚雅模式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施氏袒陈了中国中心取向的学术立场，称“在这部著作中，我对中国农村的市场活动作了一些局部的描述和初步的分析。这个被忽视的课题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严格的经济学的内容。由于这里根据中国情况描述的这种市场结构看来具有被称之为‘农民’社会或‘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全部文明的特征，它特别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这类重要的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由于已经完成的无与伦比的大量工作，由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允许很多地区的市场体系在现代化开始之前达到充分成熟，还由于可供利用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市场的文献为研究传统社会内部全面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中国的情况对于传统农耕社会中农民交易活动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4］纵观施坚雅对19—20世纪中国农村市场、城市化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无不贯穿着中国中心取向的基本旨趣。实际上，施氏的中国中心取向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成都平原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包括港台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这些调查和研究为他后来转向中国基层市场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5］ 

2．注重区域的研究方法

施坚雅的区域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中，包括中国存在九大区域的观点以及各区域均存在中心一边缘的内部结构的提法。柯文在论述此一中国中心观取向时，重点评介了施坚雅，显示施氏的学术贡献不容忽视。施坚雅区域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就是向人们展示了区域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感，“因为它不是把城市作为离散的、孤立的单位加以讨论，而是把它们看作与其腹地之间，以及其所在之区域的其他大大小小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单位。在时间上，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动态的，因为它认为所有的区域系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奏发生变化”。该方法的另一特点在于“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6］施坚雅模式强化了中国问题研究应该具备的时空感，启发人们将地理条件、时间及空间因素纳入到研究思路之中。有人将其视为施坚雅对国际汉学界的主要影响。［7］区域研究方法虽不是施坚雅首创，但施氏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从相关的学术背景看，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年鉴学派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8］年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提倡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展开区域性研究，尤为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史。年鉴学派的治史路数推动了美国中国史领域的区域研究，施坚雅受此影响尤深。此外，施氏借助的学术资源还有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以及现代地理学的最新成果。冀朝鼎通过考察中国水利事业、漕运、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抽离出“基本经济区”概念。这一提法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启发了包括施坚雅在内的许多学者。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空间学派的诞生。该学派将空间从区域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因素，并提炼相应的空间结构模型，如中心地学说。该学说在中国的最早检验，始于施坚雅于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成都平原所做的田野调查。［9］众所周知，施氏后来运用中心地学说提出了解释中国基层市场和城市化等级的模式。

    3．注重基层的研究方法

    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其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即强调对基层社会的深入了解，力图复原基层社会的民众生活。这也是年鉴学派的治学方向。将基层社会的民众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必然要求研究者对基层社会有一个总体把握，尽管研究重点因人而异。施坚雅以基层市场为切入点，同时也考察了中国农村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情形。这种围绕某一核心问题展开的综合研究，同时要求研究者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吸纳其他学科的概念及方法，而不能囿于单一学科进行肤浅的描述。在此，施坚雅援用了包括中心地理论在内的多种分析工具。研究素材的选择亦是还原基层民众生活史的重要方面。施坚雅自称，他在着手具体的中国问题研究时，查阅了大量的方志、地方报纸、外国人的游记等，访谈了许多移居海外、曾经在农村市场体系中生活过的“知情人”，利用了自己1949—1950年在四川进行的实地调查材料。［10］

施坚雅研究中国农村市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以市场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缘此而来的学术成果，就是施氏提出了“基层市场结构”、“基层市场社区”、“非正式管理”等重要概念，尤其是奠定了市镇研究的独特地位、确立了该项研究的分析框架。费正清将施氏关于“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甚至指出“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11］从各方面看，施坚雅模式“已经成为地方史(包括城市史)写作的有力资源”。［12］

4．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又称之为科际整合。现代史学的自我拓展必然要求历史学家运用相关的社会科学方法，对人类社会内在结构和基层社会作深层次的剖析。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概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的独立研究，二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协同研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倾向于后者。受年鉴学派影响，1964年《亚洲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跨学科研究中国史的文章，由施坚雅主导，史华兹、李文森(一译列文森)、芮玛丽、墨菲、弗里德曼等学者均卷入其中。自此以后，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研究成为不争事实，涌现了一批有份量的包括施坚雅论著在内的跨学科著作。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人类学关注的对象是非西方社会有关。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更加洞悉西方中心主义所带有的种族歧视。施坚雅的典型意义即在于此。以故，有人将施氏视为运用社会科学从事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施坚雅袒陈：“我的经历也许清楚地反映了近来西方学术界重视跨学科研究的趋向。近数十年间，西方历史学家对各门社会科学的长处有了充分认识，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已蔚为风气。”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编辑宗旨，施坚雅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编撰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并显现国际间合作的景象。”［13］如果说施坚雅写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算是跨学科研究的独立作战，那么稍后由他主导的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则是跨学科研究的协同作战，集结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这是“一种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柯文语)。

三、施坚雅模式的影响及其局限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形成三种流派：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一回应”模式，以李文森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论”。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人对上述解释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提出批评，到70年代出现所谓“中国中心观”，表明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重大转变，其标志是：作为冷战策略组成部分、以“官方史学”面目出现的中国史研究，逐渐摆脱了将中国视为整体划一的研究对象的路数，考察角度从整个帝国转向不同区域，学术视野从国家层面下移到社会底层。在此过程中，施坚雅对中国历史的独创性研究直接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转型，［14］影响了国际汉学界一大批学者的中国研究。

学界认为孔飞力是美国另一位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其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年)受到施坚雅集市体系理论和弗里德曼宗族史理论的强烈影响。相比之下，“施坚雅的影响则尤为明显。这可以从作者分析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关联中，从他将组织社会的方式区分为自然的与行政(或官方)的方式中，以及更一般地说，从他关于层层递升的军事组织中每一层都按其完成某种功能的能力加以确定这一关键性思想中，都可以看出施坚雅的影响”。［15］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施坚雅的相关论点，启发了自己关注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1977年施坚雅推出区域体系理论后，孔飞力表示出极大兴趣，甚至萌发了修订旧著的想法。［16］

农村基层社会是施坚雅建构理论模式的起点，他对农民、市场与村落关系的诠释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范式。施坚雅有关中国村庄的“形式主义的观点”，原本是为了“纠正人类学主流派只注重小社团而忽略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的实体主义倾向”，其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在美国学术界影响之大)”。受其影响，“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17］施坚雅模式导致西方汉学界出现注重集镇、轻视村落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后来得以扭转，乡村研究重新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如黄宗智和杜赞奇。黄宗智提醒人们，在市场体系模式之外，施坚雅在1971年提出了一个以村庄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以纠正过分夸大基层市场社区的取向。该模式强调一个自然村庄存在“开放”和“封闭”的周期。［18］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利用满铁调查材料，对华北村落展开独创研究，借以检讨国家与村落的关系。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施坚雅形式主义取向的批判和超越，自觉回归实体主义的村落研究。这一回归无疑具有学术转型的意义，黄宗智也因此成为美国第三代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从研究的最终成果看，黄宗智关于村落、宗族、共同体等概念的解释与施坚雅有重大差别，他断言华北乡村社会是一个封闭、内聚的村落共同体。这一结论源于他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与施坚雅不同的路数：黄宗智将农民学的三大传统——形式主义、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认定小农既是利润追求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还是受剥削的耕作者。［19］回归实体主义的努力也因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再度表明施坚雅模式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因研究对象和路径的不同出现了变异，即有些汉学家在采纳施氏学说时对其予以修正，以建构自己的分析框架。

    杜赞奇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已经成为诠释近代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工具性概念。在提炼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杜氏参照了施坚雅模式，承认“吸收市场体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而将其融入文化网络的概念之中”。不过，杜赞奇对施坚雅模式作出了重要修正。施坚雅模式告诉人们，市场圈等同于社交圈和婚姻圈。杜氏指出：“市场体系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联姻现象，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联姻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联姻圈等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与集市中心重合。联姻圈与市场范围的关系可作为文化网络各组织之间相互联结的代表——各组织的辖区或范围可能部分或全部地重叠(但并未同化)。水利管理组织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联系：各组织有共同的合作中心，但各有自己的领辖范围”。其中，通过联姻得到强化的亲戚关系是“超越市场的纽带”，是文化网络中连结不同类型组织的重要方式，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乡村市场体系削弱或瘫痪时人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种“独立于市场之外而作用的纽带”以及村际间的关系，是施坚雅的“市场结构论所未予以充分重视的”。杜赞奇强调，文化网络论与市场体系论的不同在于，在研究特定区域之前，必须弄清楚各种组织形式的综合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组织不一定以集镇为中心，其活动也不一定局限在集市范围内。“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旨在揭示国家政权渗透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变迁过程及其内在矛盾。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杜赞奇强调他是从人类学意义上使用“地界性”(territoriality)词的，其内涵是指“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这一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之人可能并不信奉该庙中的神灵——所界定”，从而与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划清了界线。［20］

杜赞奇的研究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族、婚姻及信仰。在此领域，汉学人类学家深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中国宗族的研究享誉国际汉学界，他赞同施坚雅关于市场圈等同社交圈和婚姻圈的分析模式，但认为应作出适当修正，“使其能够说明上层家庭以及同族通婚的少数民族的状况，他们可能从初级集市之外寻取新娘”。［21］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综合方法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成为一大趋势，“这种新综合的成长，诚然与传统的史学家对自己的文献法以及人类学者对自己的参与观察法的不满足有密切关系。不过，促进综合的最大力量却不是此类方法论的重新思考本身，而与六十年代即已提出的区域社会历史理论有关”。在集市体系和区域体系理论中，施坚雅虽然没有对民间宗教展开研究，但却提出了民间宗教受社会空间制约的命题。他指出民间信仰及仪式与区域体系密切相关，因为地方神的等级与区域级序相对应，是区域体系形成的结果，地方神反过来又支撑和维护区域体系。施氏的这一观点在桑格瑞、丁荷生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发挥。［22］

    农村问题之外，城市化研究和人口史研究均是施坚雅模式扩展影响的重要领域。在施坚雅的影响和推动下，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集中力量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出版了多种论文集。［23］韩书瑞与罗斯基从施坚雅模式出发，揭示了城市文化借助集市体系和城乡网络向社会其他层次传播的现象。［24］同属加州学派的王国斌和彭慕兰在驳斥西方中心主义时，均借鉴了施坚雅的研究成果。王国斌指出，施氏对中国市场网络和城市的重要性作出了“开拓性”研究，并借鉴了施坚雅人口史研究的成果和有关社会控制的论述。彭慕兰强调，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区域性经济现象的分析上，是受到了施坚雅的启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彭氏借鉴了施坚雅人口史、城市史及流动策略的观点。［25］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黄宗智与彭慕兰之间展开的学术批评中，双方均引用了施坚雅人口统计数据作为论辨的证据。［26］

事实上，施坚雅模式的影响越出了农村基层社会和城市化的学术边界，渗入了其他研究领域，如中国政治史。施坚雅模式虽以市场结构为切入点，但其视角与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相契合。个中原由在于“他抓住了政府行政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交叉点，尖锐地揭示了朝廷管理和驾驭文官及准官僚政府组织时多样化的、分别对待的策略和手段以及进行总控制的基本目标。同时，他也指出了整个中华帝国一个长期延续的发展趋势，即朝廷对地方事务干预的程度，无论在市场交易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在不断地降低，这种降低与帝国版图的扩大和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一从市场结构导出的结论，与政治史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27］又如，海外学者大凡论及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的论著，多征引施坚雅的相关论述，其影响甚至渗透到了唐宋史研究领域，此以斯波义信为代表。

斯波义信在研究宋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变迁时，借鉴了施坚雅模式，自称受到“施坚雅教授地域社会分析法的启蒙”云云。［28］研究中国城市史的经典。施坚雅对此极为赞赏，称“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经济的描述，在现有论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语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了。他的分析把城市内部结构与其腹地结构联系起来，也愈加值得注意。他对宁波的地区和城市贸易体系的论述，为拙作中提出的光有骨架的模式加添了血肉；在强调地区经济所依的地方体系专业化时，他以理论上很重要的方式补充了我的叙述”。［29］physiography)为基础的区域模型之上，斯波义信引进了生态系(ecosystem)作为考察的依据，把水利史、人口史、土地开发史、文化生态史尽皆纳入区域研究之中，从而丰富了区域史理论。斯波义信之外，日本中国史研究的一大批学者，在理论应用与分析方面，明显受到施坚雅模式的影响，此处不赘述。

施坚雅模式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施氏承认，他的系统分析方法最有利于描述某一系统各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互动关系，最不利于探索因果关系。柯文对此表示同意，指出该方法容易使史家强调周期性变化而忽视长期性变化。他同时指出施坚雅过分偏重地理与经济的决定因素，并将其适用范围不恰当地扩大到政治、思想和文化现象的分析之中。［30］与柯文持相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有人尖锐指出市场体系理论“可能是一种非常高雅的理论，并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可比性，但同中国村民自身对其生活的世界的看法常常毫无关系”。［31］批评者将矛头指向区域研究方法,认为施坚雅忽视了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强调需要总括的模式作为分析事物的框架”。［32］马若孟、桑德斯对宏观区域的独立性提出质疑，指出中心一边缘的差异性存在概念错误与统计疏忽，甚至声称施坚雅的整个理论经不起实证材料的检验。［33］在某种程度上，区域研究对基层社会的关注必然导致历史描述的精细化，容易忽略对整体历史进程的把握，应该将微观解剖与宏观审视结合起来，不要自陷区域研究的窠臼而目光短浅。

有不少学者置疑施坚雅模式的可操作性，诸如划分中心一边缘地区、复原集市贸易网络等等都面临不少障碍，以故通过实地踏查对施坚雅模式进行检验的做法，在国际汉学界风行一时，不过结论各有出入。1968年施坚雅的学生克里斯曼为了检验市场体系模式，前往台湾彰化平原进行田野调查，结果发现理论模式与客观实在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施坚雅模式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中国农民具有经济理性，他们以最近距离或最便捷路线前往市场，而且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呈均匀状态。但是，彰化平原的人们不是按照距离远近或便利与否介入市场交易，而是根据祖籍地的区分参加不同的市场。于是，克里斯曼对施坚雅提出批评，同时强调文化差异对市场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影响。这一批评加上其他欧美学者对台湾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促使台湾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祭祀圈或信仰圈的研究，旨在跨过施坚雅市场体系的理论陷井，探讨民间祭祀的社会组织形态。［34］不仅克里斯曼，其他来自台湾的田野调查也无法证明市场圈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无法找到施坚雅描述的集市区。由于克里斯曼等人所研究的台湾已处于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体系发生了剧变，所以要寻找与施坚雅模式相对应的传统乡村市场体系实属不易。从学理上说，克里斯曼等人的台湾田野工作难于构成对施坚雅模式的挑战。何况克氏发现彰化平原存在施氏所说的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这三个层次的市场分布，集市交易行为对婚姻模式也有一定影响。美国人类学家桑格瑞在大溪也发现经济体系、行政体系、社会体系均在集市区域内有重合。从闽台地区看，无论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均表明中国传统社会基层市场社区“作为一种地域组织的客观存在”。［35］看来对施坚雅模式的检验本身，也有证实或证伪的必要。

四、结语

通过梳理施坚雅模式及其对国际汉学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迪：其一，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该注重跨学科研究、区域研究以及基层研究，注重建构分析模式。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指出，历史学家习惯用叙述手法罗列资料，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在其引导下寻找回答问题的具体材料，同时建构某种注重结构分析的理论体系。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用系统分析取代叙事式描述，把重点放在结构分析和有时间连续性的行为体系上，由此导致历史研究的中心由国家政治层面转移到布罗代尔所说的“社会现实”。［36］其二，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史学有益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尽管有学者对此做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37］笔者赞同这样一种对待包括施坚雅模式在内的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模式的态度：所有模式都有种种不足，“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指出若干事实来证明它们的解释效力不够，而是要认真理解它们关心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