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费正清的“中国世界秩序”观（又称为“中华世界秩序”观）

　　1、费正清“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基本框架：
　　a、从地域特点看，无论是从历史发展、面积大小或者是从财富等方面看，古代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中心，故称之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古代文明对朝鲜、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王国影响巨大；近代欧洲人所说的“远东”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而且“天下”都在天子管辖之内；或者说当时人类已知世界的大部分都是在中华帝国的管辖之内。        
　　b、在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或者说与“非中国”民族关系时，中国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观念和中国优越自负的色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东亚形成一种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它大致与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国际秩序相当。费正清将这种关系称之为“中国世界秩序”。
　　c、古代“中国世界秩序”是等级制的，又是同中心的。费正清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地带：即中国化地带,内陆亚洲地带和外围地带。费正清认为，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非中国”的国家和民族都要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是事实上，该理论经常得不到遵守。费氏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使理论和事实相符，如何使意识形态上的主张和实际实践相符。此外，中国对外秩序与其对内秩序密切相连。
　　d、费正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中国文化区域的关联性。一方面，东亚的中国化地带通过诸如中国书面语言和儒教等文化纽带被维系在中国之上；另一方面，内陆亚洲地带的民族虽然社会和文化基本上和中国不同，但是也在中国世界秩序之列。费氏认为，中国文化上和经济上比内陆亚洲优越，这常常是控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内陆诸民族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也有不足为恃的时候，从汉代起，元朝和清朝都是由内陆亚洲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这些王朝在体制上虽然有颇多创新，但是总的来说，它们以中国传统统治中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对外关系亦如此，朝贡制度被严格地维系下来。
　　2、框架维系之理论基础
　　费正清从15个方面描述了中国世界秩序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这些方面分别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起源于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的扩张、中国的天下观从未丧失其统一的意义和文化完整性、等级制的中国世界秩序理论核心是以孔子哲学为基础而形成上统下属的“三纲”论、维持中国世界秩序和天地和谐的是具有无限权能的主宰者——天子、以高尚的德行来表现正确的义理并以此强调正统思想、以经典和教义灌输来维持正确的标准和以有效的法规与奖惩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天子是“礼治”和“法治”的掌控者、君臣关系和官僚体制是皇帝所依赖的两种行政统治机构、受儒家学说熏陶并效忠皇帝的士绅阶级维持社会的基层统治、效忠皇帝的意识形态责任是中国精英和藩属统治者所共同期待的、外藩可以演变为内藩、异族统治者也可以成为中国的皇帝、中国世界秩序具有广泛性、参与中国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必须遵守正确的形式和礼仪。
　　概括地讲，他对“中国世界秩序”产生的客观环境、政治背景、“天下”观、万能的天子、儒教文化、礼治体制、行政体制、朝贡制度及其作用、朝贡贸易、夷夏关系、藩属制度等。其论证广泛而全面，几乎涉及到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和民族等各个方面。
　　3、费氏“中国世界秩序”观体系建立的原因
　　a、从20世纪史学发展来看，费氏的理论框架不仅仅限于描述性，而一种假设性的理论体系，费氏建立理论框架符合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
　　b、是费氏研究朝贡制度基础上的升华，朝贡制度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国处理对外族、异邦、边疆地区的制度，限于“对外”。
　　c、“中国世界秩序”观则是对古代中国关于世界秩序思想体系、政治理念、文化内涵和制度的总结；是其试图解释中国在和西方接触中的体制碰撞、解释东亚地区迥异于西方的条约体系而建立的。
　　费氏还提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朝贡制度和宗亲的关系、内外藩、外藩向内藩转换、皇帝的德治、作为文化和仪式的礼仪、朝贡贸易、异族皇帝及其王朝被认可等；汉族与异族共治（双头统治）、多头统治（和西方一起）的实质等。

二、影响

　　1、“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建立，是一个不同于西方条约体制的东方世界秩序的系统，成为理解东西方的基础。
　　2、构成西方认识、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基础；历史研究中的所谓“冲突—回应模式”由此产生，而且“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也均与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以“解构”费氏研究中国历史模式的后现代派也可以看作是其影响的结果[如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及何伟亚在《怀柔远人——马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的观点等。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又向费正清理论回归，当然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回归。
　　3、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史学界也产生巨大影响，一些重要概念被广泛认可和使用，如朝贡制度、朝贡贸易、内外藩等。

三、在中国古代边疆研究中的意义

　　1、从意识形态上讲，费氏“中国世界秩序”观较好地阐述了中华共同意识的形成过程。费氏的“中国世界秩序”观将中国分为三个地带，即“中国化”地带（或称为“汉字书写系统”地带）、“内陆亚洲”地带和“外围”地带，而这个体系的中心拥有文化、制度和经济优越性，并以此形成对核心的“朝贡”。这种理论架构较好地描述了“中华意识”演进历程“中华共同意识”。
　　2、从政治观念上，费氏“中国世界秩序”观描述了多元一体中国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在费氏所描述的“中国世界秩序”中，作为“世界秩序”最高顶点和联系天地的“天子”及其无限权威，不但为汉民族所坚信不疑，而且也得到广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不但汉族王朝的“天子”为“天下”所认可，而且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中央王朝之“天子”，也得到广泛的认同
　　3、从政治制度和政策上看，费氏“中国世界秩序”观概括总结了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这种制度为历代所沿用并时有创新，为广大边疆地区所认同。这些制度包括朝贡制度、羁縻制度、藩属制度和朝贡贸易制度。
 　　4、从文化角度看，费氏“中国世界秩序”观提出的内地王朝用以“来化”边疆的中国“文化主义”，描述了历史上内地与边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手段。中国古代对以服饰和礼仪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否是划分“夷夏”的极为重要标准。
 　　5、从现代中国疆域形成与结构看，费氏的“中国世界秩序”观对我们认识和描述中国边疆地区和中国多元一体国家的构成，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费正清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外部描述中国多民族历史的融合进程，概括中国疆域的形成，虽然他的一些观点并不为全都我们所赞成，一些理论构成也存在问题，有的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但是他的“外藩”向“内藩”的转换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主义”论等，说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成和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