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出生于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当时他的专业是哲学，他的第一本论著是与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写的《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第一本源》。沙畹曾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这使他后来同中国和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一位中国学者——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一年后译完《封禅书》一卷并在《北京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译文原稿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继德理文之后(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是时沙畹年仅28岁。在这一时期，因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6vi)的要求，沙畹暂时放下了中国研究工作，转而翻译佛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并担任多种社会职务：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1903年协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办《通报》。这一年他还成为了法兰西学会会员。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等地进行考古考察，收集资料，回国时带回了丰富的文物、碑铭，还有两大箱壁画，为  他的两卷本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沙畹带来了灾祸。他为法国的命运担忧，同时也为不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飞行员儿子担惊受怕，严重影响了健康，但他对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工作始终抱着极大热情，凭着坚忍的毅力继续学习，顽强练习汉语口语。1917年当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他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离开人世前几个月，他还在索邦神学院的大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由于汉学研究的出色成绩，1916年，沙畹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

沙畹在法国汉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前承19世纪的法国汉学传统，并使20世纪法国汉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尽管他的文化修养、研究方法和思想的某些方面更属于19世纪，但他的活动主要在20世纪；在许多汉学领域如中国历史、宗教哲学、历史上的外族关系、中国地图学等方面为后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精湛深入的研究为其弟子(如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等)开启了道路，为20世纪法国汉学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沙畹首先是位史学家，他最主要的、贡献也最大的是对《史记》的译注事业。这部译作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1893年在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13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这部“汉学界盖世名作”(莫东寅)由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组成，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考证严谨而广泛，其二是在注释中进行了大量发挥，对涉及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提出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虽已年代久远，但由于作者出色的翻译、严谨的考证和不落俗套的注释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继1893年的版本之后，麦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这五卷本；196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文版本的版本目录。马伯乐对其老师这部巨作的评价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可惜沙畹的研究范围过于广泛，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对《史记》的译注和研究，致使这部巨作没有最后完成。

沙畹的史学研究还包括中国古代石雕。他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效仿研究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学家，增加了考古学和碑铭学研究，努力开拓视野，也为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开了先河。沙畹第一次逗留中国期间，搜集了一系列出自山东武氏祠和孝堂山石室的碑文，写成《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1898)，通过饰有图像的纪念碑和文学作品的比照相互加以阐释。十多年后他第二次来华考察时收集了一大批壁画，包括在山东发现的汉代纪念碑和以唐帝王陵为代表的非佛教雕刻以及以云岗、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佛教雕刻。这批壁画成为《华北考古考察图谱》

(1909—1915)两卷本著作的素材。自沙畹而后，艺术考古和艺术历史包括雕刻、瓷器、漆器等各方面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研究。比如马伯乐对残存于杭州附近和浙江北部宋、元时代古迹进行的研究，布亚尔(Bouiuard)对明帝王陵，彼得鲁西 (Petrucci)对中国绘画，库朗(Courant)对中国音乐的研究等。沙畹的历史研究活动还包括：探讨中国省份历史的各种问题，如10世纪浙江吴越国的历史和云南丽江的历史等；翻译《魏略西戎传笺注》(1905)和《后汉初年之后的西域》(1907)等。

沙畹在宗教研究上的贡献首先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他继承了雷慕沙和儒莲的传统，翻译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1894)，然后又在《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与列维(SylvainL6vi)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罗汉法难记》，尝试对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他还收集、翻译了《佛教寓言五百首选集》(1910)，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沙畹的佛学研究是汉传佛教研究的第一步，为其弟子伯希和作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沙畹还是西方汉学家道教研究的先驱。他与伯希和都是法国汉学家中最早对道教感兴趣的人。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并利用了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 (1918)，正准备发表他从《道藏》中选出的第一篇译文。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还登上了泰山，发表了关于东方之巅祭祀的专题论文《泰山：中国祭礼专论》 (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另辟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条新途径”(戴密微)。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对这种仪式进行研究。沙畹还曾研究过摩尼教，与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1913)，这部著作疏释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并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沙畹对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有浓厚的兴趣。他以我国史料为根据并参引西方人的记载编撰成了《西突厥史料》(1903)，这本书对于中外学者治突厥史有不小的参考利用价值；他又撰写了《中国之旅行家》，通过我国的古籍，考证东亚的外交政策、商业交往、宗教进化及多数国家的地理古物风俗等，莫东寅认为，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由此，施舟人认为：“沙畹培育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沙畹对中国地图学也有研究：他在《远东法国研究院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讨论了《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内容，并概略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这是近百年来第一篇较有深度的专门讨论中国地图学史的文章，是欧美学者讨论中国地图学史的滥觞。

在汉学研究的方法上，沙畹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历史的考证方法引入了20世纪的汉学研究。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十分注重历史研究和科学考证，历来以严谨著称。作为从19世纪过来的沙畹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并在自己所做的汉学研究中加以运用。而且，由于家庭的关系，沙畹养成了严谨治学、严于律己的精神。二者使沙畹的汉学研究显得十分精辟、严密和科学化。由于沙畹在汉学上的重大贡献及其个人魅力，使他不仅在法国的汉学界享有重要的地位，也使他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公认的汉学大师”(戴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