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开国，功勋卓著

    清太祖努尔哈赤原系建州女真的一个小部酋长之子，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为明兵误杀，仇人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乘机逼胁，部众纷纷叛离，族人也多次阴谋暗害他。年方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及其弟兄子侄，面临这内忧外患交织的严峻形势，并未垂头丧气、俯首投降，而是拒不屈服，挺身而起，誓死杀敌，开创新业。

    当时，建州女真部落林立，海西女真叶赫、乌拉、哈达、挥发四部，兵强马壮。“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一片混乱^[1]。努尔哈赤只有遗甲十三副、诸申数十名，要想以这区区数十丁去突破四面皆敌的包围圈，吞并数倍、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打败百倍、二三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的确是难上加难。然而，奇迹出现了，努尔哈赤弟兄子侄不仅是死路逢生，而且报仇雪恨，扫平群雄，统一各部，建立起一个辖地数千里的强大的后金国、清国。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清朝皇族的艰苦奋斗，则不能不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危如累卵的恶劣环境，促使努尔哈赤家族走死里求生的道路。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的明智指挥与英勇杀敌、刚毅不屈的表率作用，及其方针、政策的正确，使国势迅速发展。这一切，又鼓舞了宗室子弟争立功勋的勇气和信心。因此，开国初期，努尔哈赤的子弟叔侄，确实是勇于进取，胸怀大志，南征北战，为大清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纵观清初宗室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第一，不畏强敌，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弟穆尔哈齐，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被五部联军围攻之时，仅与兄率两名阿哈，拼死厮杀，就击败了两百倍于己的敌军，大获全胜^[2]。努尔哈赤之次子代善，很早就内佐国政，外统重兵，转战千里，军功卓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代善与长兄褚英奉命随叔父舒尔哈齐，领兵三千，往收东海女真蜚优城屯寨人户。返回时，忽遇乌拉兵一万拦路劫杀，敌军三倍于己，又系早有准备。自己长途跋涉，人马疲惫，猝逢强敌，大有全军覆没之险。然而褚英、代善泰然自若，讲说乌拉贝勒曾为刀下败将、哭啼求饶的丑史，激励士卒冲锋陷阵，他两人“犹如未睁眼之小犬”，奋勇冲杀，大败敌军^[3]。

    第二，父兄之侄。同声杀敌。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兵马很少，甲仗短缺，主要依靠家族成员披甲上阵。其弟穆尔哈齐、舒尔哈齐、巴雅喇，以及子侄褚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皆率先征战，勇跃杀敌。三十三年内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及海西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建立了后金国。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大战时，明廷派猛将杜松、刘铤以及马林、李如柏四个总兵官，统率十万大军，携带枪炮数刀，欲图一举消灭后金，斩尽杀绝爱新觉罗家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努尔哈赤亲自挂帅，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及“诸台吉”，率领八旗劲旅，冒着明军“枪炮甚众”箭矢如雨的危险，“奋勇冲杀”，打得“明兵死者，漫山遍野”，阵亡过半，狼狈逃走^[4]。保卫了满族的生存，为后全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夺取辽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带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阿济格、斋桑古、岳托、硕托诸贝勒，统军攻取了沈阳、辽阳，降辽河以东鞍山、海州等七十余城，进驻辽东。

    崇德五至七年(1640— 1642年)的松锦战役中，明遣蓟辽总督洪承畴为统帅，率山西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等八总兵宫，领军十三万，携带大量枪炮，援救锦州。明军若能战胜，则将挽回危局，收复失地，并有可能驱赶清兵退回建州故里。清军如能取胜，则消灭了明军精锐，为入主中原创造有利条件。在这场决定明、清命运的关键战役中，清太宗皇太极领兵亲征，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阿达礼、多铎、杜度、阿巴泰、罗洛宏、硕托、博洛、尼堪、韩岱、满达海、罗托、艾度礼、屯齐等宗室成员，分领八旗官兵，奋勇冲杀，“掩击穷追”，明兵惨败，死亡五万余人，洪承畴被俘，松山、锦州、杏山、塔山皆为清有，为进军关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少年出征，勇往直前。努尔哈赤及其子弟叔侄，大多数是自幼勤习骑射，很早就披甲上阵。二十多岁统率大军，转战四方。甚至有十几岁的青少年便已克敌取城，立下军功。努尔哈赤之幼弟巴雅喇，十七岁就与褚英、噶盖领兵一千，进攻安楚拉库，日夜兼程奔驰，俘获大量人畜而回。为增加人丁、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功勋。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第十五子多铎，随兄皇太极进攻察哈尔多罗特部，获人口一万余，大胜而还，此时他俩分别是十七岁、十五岁的青少年。

    第四，治国安民，人才辈出。清初宗室子弟，既能跑马射箭，屡败敌军，开疆拓土，又能运筹帷幄，治国安邦。象努尔哈赤之孙岳托，就是能攻善战、头脑清醒、卓有才干的皇族子弟之一。他在祖父去世后，以后金国的强弱和爱新觉罗王朝盛衰的大局为重，甘愿放弃太子宝座，劝父代善拥立皇太极，为后金——清选择了一个最好的继承人。从而能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革除弊政，使后金迅速摆脱被动局面，转危为安，不断发展。他于天聪元年(1627年)随叔阿敏贝勒进攻朝鲜，因“国中御前禁兵甚少”，力主得胜之后即与朝盟誓和好，火速回辽，以防明军乘机来攻，酿成意外大事。当阿敏欲图握兵留朝反对班师时，他毅然宣告，将率所辖二红旗兵离朝，并促进二白、二黄，正蓝五旗之兵同行，逼得阿敏被迫同意，全军班师，解除了全国之危。岳托之弟萨哈璘，勤敏好学，精通满、蒙、汉文，善于从政治全局考虑问题。他在天聪七年诸贝勒、大臣集议用兵先后顺序时，主张“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确定了主攻目标是明王朝，又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战守方案^[5]。

    在清太宗皇太极的领导下，包括皇族在内的八旗子弟，驰骋疆场，屡败明军，使大清国势迅速发展。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带领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原亲王豪格，以及贝勒、贝子、公罗洛宏、尼堪、博洛、满达海、屯齐喀、博和托、和托等皇族子弟，统率八旗劲旅，打败大顺农民军，入主中原，确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二、荣华富贵，保守腐朽

在建立后金国——大清国的过程中，皇族子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军功卓著，他们又是清帝的“懿亲”，王朝的支柱，掌握军政大权，“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廷政”，“佐命开国，济世安民”。因此，清帝对宗室特“加殊礼”，以“笃亲贤”，分封爵位，厚赐人丁庄园财帛^[6]。

    努尔哈赤兴起不久，便赐与子弟叔侄以“贝勒”、“执政贝勒”、“和硕贝勒”、“旗主贝勒”、  “大贝勒”、“台吉”等称号，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定宗室世爵为九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共封了七个亲王、三个郡王、六个贝勒、五位贝子、九位公爵，以及一些镇国、辅国、奉国将军。后增世子、长子、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和奉恩将军，宗室封爵为十四等。顺治年间分封、复爵和晋升为亲王、郡王的，有十五位，还封了十三位贝勒、十八个贝子和一些公爵与将军，总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共有九十六人，远远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人数，宗室贵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皇子王孙日益增多，乾隆时，宗室已达数千人。

    宗室王公岁领厚禄，亲王年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斛，郡王岁银五千两、米五千斛。他们还通过封授、典买、掠夺等方式，建立了大量庄园，象庄亲王府有地五十余万亩，肃亲王府有“耕作地”三十余万余亩，还有牧场地一百二十六万亩，以及一百七十余万亩土地的所有权^[7]。

    清廷从制度上给与皇族十分优厚的待遇，对形成皇族子弟尤其是王、贝勒、公等上层皇族集团的阶级特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皇子王孙，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袭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高级爵位，就可分取大量金、银、财帛和人丁、庄园，就当上了成千上万包衣和正身旗人的“主子”，就能安居王府，岁领俸禄，过着金银满库、奴仆成群、一呼百应、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一句话，有爵有权有财有势。而一旦因罪被惩，革爵籍没，便权势尽失，从九天之上，打入十八层地狱。归结到一点，有了爵位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爵位，丧失了权，就一无所有。因此，争爵争权，保爵保权，就成为皇子王孙集团最主要、最基本的阶级属性，有清一代的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宗室王公的表现，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必然是保守派，思想落后， 脑子僵化，畏惧和反对改革。直到光绪年间内忧外患交织危急万分的时刻，也没有一位王爷出来支持光绪帝的“戊戌变法”，相反，他们拥护和跟随西太后，竭力破坏维新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和他们本集团的衰亡与覆灭。

    从争爵争权这一根本阶级属性，又派生出来两个特点。第一，揽权纳贿，聚敛财富。宗室王公大都是依仗权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收受贿银，盘剥属下人员和包衣、佃户，兼并民产，聚敛财富。像庆亲王永璘之孙奕劻，初袭辅国将军，级别很低，家境困窘，后来巴结上咸丰帝和西太后，步步高升，晋至亲王，“世袭罔替”，身任领衔军机大臣、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主管军国大政。因而滥用权势，广收贿赂，搜括了巨量财富，为数多达一亿两以上。

    第二，挥霍浪费，横行不法。宗室王公，“高爵厚禄”，权大势强，因而横行霸道，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豫亲王多铎的六世孙裕兴，袭爵后，“不自爱惜，恣意干纪”，好色成性，强奸侍婢，逼迫致死。克勤郡王岳托的曾孙纳尔图，摆弄王爷成风，打死无罪之人罗米，折断菩萨保、杨之桂手脚。第四代郑亲王神保住，荒淫无耻，“恣意妄为，致目成眚”。并且横暴残忍，“凌虐伊兄忠保之女”^[8]。惇亲王绵恺，嗜好鸦片，将优伶囚于府中，任意凌虐。又用私刑拷打属下人员，擅自关押穆齐贤等八十二个平民。庄亲王奕赉，“浮薄无行”，与镇国公溥喜赴尼寺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更是故作非为，携妻妾，带妓女，赴庙唱戏，恣意寻欢逐乐。

    当然，皇族子弟也有不少还是有为之人。由于清帝以皇子王孙是“天潢贵冑”、“为国藩翰”，所以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一再谕令建立宗学，年满十岁未封爵位的宗室，俱入宗学。亲王、世子、郡王，选用满汉讲官，讲论经史。皇子年满六岁，即入上书房读书，“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虽穷寒盛暑不辍”^[9]。因此，不少皇族成员在文学、书画、科学、史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出了一些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画家和史学大师。如精于天文算法的庄亲王允禄，诗画双绝的慎郡王允禧，珍贵名画《长江帆影图卷》的作者、大画家慎亲王永瑢，名扬天下的大书法家成亲王永瑆，史学名著《啸亭杂录》的作者、原礼亲王昭槤等等，皆为丰富祖国文化宝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权势尽失，没落衰亡

    1911年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民军达成赞同共和的协议，签订了皇室优待条件和皇族优待条件，隆裕太后被迫颁布清帝逊位诏，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皇族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时，遗留下来的几十个王府，根据“维护其原有私产”的优待条件，保留了巨量的金银珍宝和府第、庄园。按正常情况而论，有了这样多的财产，应该是能够继续过着富裕生活，把祖业不断地遗传下去了。仅以庄地而言，各王府的十几万亩，几十万亩土地，每年可收租银上万元，足够维持王府的上等生活。但是，王公处境的急剧变化，十几年的光景，庞大的各个王府基本上都没落了，有些王府败落得很快、很惨。当时的报纸上，常有“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堕入烟花院”的新闻。

    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权势尽失，祖业难保。清朝王公贵族统治全国人民的权力，是他们发领厚禄、广建庄园、聚敛财富的政治基础，辛亥革命剥夺了他们的这一权力。就从根本上给予各王公以致命的打击。昔日执掌军政大权的王爷，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百官恭贺奉承，王谕、府票通行无阻。今朝失势，降为公民，就得颠倒过来，逢迎民国新贵，纳银行贿，乞求庇护。权势的丧失，使王公的庄园出现了危机。广大佃户奋起斗争，抗交租银，占夺庄地，典卖王产。王府的管事，包衣达、庄头也乘机吞没租银，盗售庄地，窃取财物。王公庄园再也无法维持，陆续被丈放出卖。

    其二，民国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北洋军阀及民国政府厉行排满政策，身为“天潢贵冑”的宗室王公，也逃不脱被排挤、被歧视的困境，经常成为民国新贵敲诈勒索的对象。像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就将“原有亲谊”的克勤郡王变卖庄地的一万银元，全部吞没。尽管王府再三央求，仍然置之不理，拒不交出^[10]。

    其三，几百年养尊处优的豪华生活，使许多王公庸懦无能，寄生腐朽。权势丧失后，仍然摆排场，收入减少，开支照旧，只有坐吃山空，变卖家产，日趋没落。

    由于以上三个基本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况，各个王府很快败落。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贵为皇父摄政王，追尊成宗义皇帝，后虽一度削爵籍没，乾隆时仍复睿亲王爵，王府有地三十余万亩，年收地租二万元，存放珍宝、字画、古玩的房子有一百余间，货财巨万。清王朝结束后，睿王理家无方，挥霍浪费，仅仅十二、三年时间，庄地、府宅、全部变卖，彻底破产，贫病交加去世。其子侄衣食不周，只好以摆小摊干杂活而苦苦熬着，生活非常困难。

四、喜获新生，为国效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满族人民得到了解放，皇族子弟也摆脱了衰亡没落的绝境，获得了新生。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作家、画家和书法家，一些王公子弟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例如，前曾经提到的睿王子弟，原已穷途末路，生活都成了问题，现在一个当了编辑、作家，生活富裕，撰文编报，为繁荣祖国文化而辛勤劳动，其弟、妹皆成为国家职工，日子过得很好。

    惇王府的变化，同样显著。道光帝之第五子奕誴，封亲王，曾任宗令，领亲王双俸。其孙溥毅斋，袭封贝子，当过东陵办事处长官。民国年间，不会持家，俸禄、薪金、地租等收入都没有了，只有典卖房屋、珍宝、家具，很快没落，过着既无固定收入又无工作的苦恼生活。解放后，他有了工作，是北京中国画苑的画士，工资高，稿费不少，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另一儿子是医生，全家老小六口，收入很多，生活非常好。他十分高兴，努力工作，与其弟溥雪斋等人合画的《普天同庆图》，与弟溥庸斋合作的《群介寿图》。水平相当高，被收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珍品集》^[11]。溥毅斋的亲兄溥雪斋，擅长绘画书法，弹奏古琴的水平很高，过去也是生活困窘，心情苦闷。解放以后，他受到党的照顾与重视，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士，当选为书法研究会的会长和古琴研究会副会长，又是区政协委员，工资高，稿费多，生活富裕，政治待遇好。他与人合画的《百花齐放图》、《嵩岳图》，以及单独画的《山水图》，皆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珍品集》，为发展国画与书法做出了贡献^[12]。

    一些皇族对祖国的建设，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影响很好，醇亲王奕（原字为左言右寰）第七子载涛，封贝勒，加郡王衔，当过军咨大臣，民国时在家闲住。解放后，作为满族的代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军马局的领导，对增进满汉民族的团结，对加强民族地区与部队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逊帝溥仪之弟溥杰，在民国时走过了一段动荡不安、异常艰险的曲折道路。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多方面照顾和亲切教育下，他进步很快，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实现祖国四化，而献计献策，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综上所述，从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1983年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四百年里清朝的皇族经历了兴起、发展、衰落及其解放后走上幸福道路的曲折历程。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或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或潜心著述，妙笔生花，为大清国的建立，为保卫边防和巩固多民族国家，为丰富祖国文化宝藏，建立了卓越功勋。他们里边也出了好些不肖子弟，争权夺利，广收贿赂，作恶多端，奢侈豪华，少数人还顽固不化，腐朽反动，干了不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坏事。确是英雄与庸人并存，巨龙与毛虫同在，有的流芳百世亿民赞颂，有的千夫所指遗臭万年。这一切表明，清朝皇族的历史是一项值得重视，很有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1]《武皇帝实录》卷一。

[2]《武皇帝实录》卷一。

[3]《满文老档·太祖》卷一。

[4]《清太宗实录》卷十四；《清史列传》卷二《萨哈璘传》。

[5]《清太宗实录》卷十四；《清史列传》卷二《萨哈璘传》。

[6]《清世祖实录》卷九、十、六九。

[7]明清档案部藏：《宗人府堂稿》，和硕庄亲王门上长史桂斌：《为呈覆事》；《宗人府堂稿》，肃亲王府《奉天各庄佃地亩册》《奉天省、东蒙古地方肃亲王所有不动产调查书》。

[8]《清史稿》卷一一八《多铎传》；《清史列传》卷三《岳托传》；卷二《济尔哈朗传》

[9]昭梿：《啸亭续录》卷一，《上书房》。

[10]明清档案部藏，《宗人府堂稿》，克勤郡王门上：《为咨请事》。

[11][1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