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郭嵩焘和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着重探讨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和他们看到的西方有什么关系这类的课题。笔者想强调的是:第一,我们在他们出使之前的所有的文章中能看到他们的问题意识———“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应该担负什么任务?”第二,他们从这个问题意识来观察西方社会,特别关注英国的“官”和“民”的关系。并且他们对英国政治的看法之间有思路的差别。

[关键词]郭嵩焘　刘锡鸿　士大夫观　英国政治观　官民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8587 (2009) -01-0036-1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uo Songtao and Liu Xihong s Political Thought: Focusing onTheir Views of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and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uo Songtao and Liu Xihong s political thought. The first point that the authoremphasizes is that prior to serving on diplomatic missions their critical topic of concern was what role the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should play in society. The second point that the author stresses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rn for the roleof scholar-officials inChinese societyandtheirviewsoftheWest. BothmenexaminedWesternsocietyfromthis perspective,and direc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 between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rivate citizens in Britainmoreover their views of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d.

绪论

郭嵩焘(1818—1891。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刘锡鸿(生卒年月不详。①道光二十八年举人)是著名的清末外交家。他们曾经作为中国最早的驻英、法、德等国的公使进行过对外交流。

中国第一次在外设立公使不仅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了解士大夫如何认识西方以及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也显得相当重要,因此很多学者一直非

常关注这个课题。因为在郭嵩焘和刘锡鸿之前,中国传统士大夫从未在西方长期停留过,更用说对现场进行考察了。值得关注的是,郭和刘在1877—1879年间的任期里均写下了考察西方的日记。他们都细致地描写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并与中国进行比较。其中因为郭嵩焘对西方给予很高的评价,故早就被认为是非常进步的知识分子。相反,以往的研究对刘锡鸿则给予了很低的评价,因为他盲目排斥有关西方的所有的东西。以往的研究认为郭嵩焘与刘锡鸿之间的关系是表现晚清大多数士大夫的保守性的一个好例子。西方近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以往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是本文之所以提及郭嵩焘与刘锡鸿并关注他们的“英国政治观”,是因为笔者拟从新的角度重新阐明这个有意义的课题。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之前,笔者首先应对以往研究的缺点作出评估。

关于郭嵩焘与刘锡鸿思想研究的专著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框架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探讨郭与刘能不能确切地理解西方文明的先进性②。第二种则把郭与刘当作传统士大夫进行分析,以探讨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与对西方的认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③。

第一个框架的特色是,这些研究的作者都根据自己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印象来评价郭和刘的思想。他们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印象是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之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所构成的。如果这样的印象和郭嵩焘、刘锡鸿对西方的印象相似的话,作者往往就会认为他们是进步知识分子,相反如果有不同之处的话,则认为他们是保守知识分子。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研究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而且他们对西方的印象和那时西方的状况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个框架的特色是,这些研究者都对郭和刘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十分关注。在他们看来,郭嵩焘和刘锡鸿是深谙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知识而走上科举道路的士大夫,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应该基于他们的传统思想。这些研究从郭和刘的出使时期的日记里寻找他们在传统思想方面的表现,或者对他们出使之前思想的形成和特征十分关注。

第二个框架的研究试图从研究对象的立场来内在地分析郭和刘的西方认识,对第一个框架的研究进行尖锐的批评,笔者对这种研究态度本身抱有同情的感受。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亦有如下的缺点。那就是他们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郭嵩焘和刘锡鸿怎样根据“华夷观念”评价西方文明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深入探讨为什么郭和刘对西方文明表示关心这个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第一个框架和第二个框架的研究都只不过是指出士大夫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国际法秩序的看法的落后性或特殊性,它们仍然忽略了郭嵩焘和刘锡鸿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他们怎样主动地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如此解决问题的过程与那时的西方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些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与第一和第二个框架的研究不同,笔者的目标是探讨在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中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和他们看到的西方有什么关系这类的课题。笔者之所以对郭嵩焘和刘锡鸿的“士大夫观”十分关注,是因为想阐明他们在那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主动性问题意识。我们在郭和刘的奏折和日记等史料中能看到的是下面的问题意识:士大夫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应该担负什么任务?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士大夫在社会中的身份变化。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士大夫与商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时因为政府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所以商贾被允许捐官,他们对政治有不小的影响力。而且其中还有些商贾开始学习有关西方的知识。相反,没有经济能力的士大夫们从事商业活动,并没有产生很多的政治影响。④郭嵩焘和刘锡鸿最基本的问题意识是,将这样的士商关系视为危机的反映,迫切要恢复士大夫原来的地位。并因此对那时一般的士大夫进行了很尖锐的批评。为了阐明他们的“士大夫观”,笔者将在本文中细致地探讨他们出使之前的思想。

笔者认为,我们只有阐明这些思想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因为他们往往从士大夫的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观察西方的一切,从而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他们曾出使的英国(1877—1879)⑤,在选举法修订的影响之下,贵族和资本家出身的政治家正在控制工人和农民使之成为自己权力的基础。笔者第二个目标是探讨摸索着士大夫的任务的郭嵩焘和刘锡鸿对这样的英国政治的现状给予什么评价这个问题。我希望本文的分析将有助于阐明西方近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个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

一、郭嵩焘的早期问题意识—

在湘军中任职的时期到担任广东巡抚的时期(1853—1873)

1·士大夫与商贾

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那时的郭嵩焘和西方人之间的关系。比如,郭嵩焘在上海看到很多西方的轮船而生发感慨,才决定去外国领事馆进行考察⑥,并且他发现西方人的行为其实也是依据“礼”而行动的⑦。但是笔者认为,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郭嵩焘那时为了获得湘军的军费开支,开始推进以厘金为代表的征税政策。因为他认为,天下之利皆出于商贾。他特别关注江浙地区的经济能力⑧。即郭嵩焘通过征税的政策,对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在北京官复原职,在翰林院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那时,他对北京的政界印象不佳。我们在他的日记上看到对京师政界如下的批评⑨。郭嵩焘认为,朝廷统治天下的主要办法有两种,第一是给予人们名誉,第二是给予利益。清朝是以给予利益为主的王朝。在那样的王朝里,对于和利益没有关系的名誉,人们并不十分关注,他们判断事情时,往往会根据以下的准绳:这是否和自己的利益有关?郭嵩焘描述朝廷当时的状态时说,于是人务为利,百司执事,群怀商贾之情……驯至岛夷通市,逞其商贾之势,以贻中国之忧,夫岂无因而至哉。⑩

郭嵩焘早在湘军时就已经从事税务的工作,一直很关注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关系。郭嵩焘在此发现,士大夫也追求自我利益。而且,值得关注的是,郭嵩焘也认为士大夫的“商贾之情”和“岛夷”的抬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士大夫有了“商贾之情”,所以追求利益的夷狄接二连三来到中国而惹起祸端。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说:“今江淮之贼,夷人与为接济,要之为利而已……与中国交易,与贼交易,一也。彼焉知顺逆哉,利而已矣”○11。这种观点意味着他也有和那时一般的士大夫一样的夷狄观。但是他强调的是以下的事实:夷狄之所以能在中国牟利,正是因为士大夫像商贾那样追求自我利益。郭嵩焘的早期问题意识是,怎样解决士大夫的自私自利意识,以及怎样改善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关系。

郭嵩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弹劾而回到老家。同治元年(1862)担任苏松粮储道,次年担任两淮盐运使,接着担任署广东巡抚。那时候,郭嵩焘对士大夫和厘金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厘金政策与士大夫、商贾之间的关系

关于士大夫的自私自利问题的讨论占据了郭嵩焘日记的大部分,我们能看到他的危机感越来越深刻。他说:“办天下事,先破利字一关而后能公。贪黩之小夫,吾勿论也。利根未除,则荣名美政皆归宿在私利上,岂能持久……今之能者,窥上之所尚,而假荣名美政以邀利者,犹有其人。能实破利字一关者,盖已难矣,况进而求其所谓德与量乎。”○12同治二年(1863)被任命为署广东巡抚,那时他听说自己新的任地的情况是这样:“细考广东情形,尽由吏治不修,纪纲废弛,积久而人心风俗败坏不可收拾。士大夫相与网利,无复廉耻之存,其俗尚堪问乎。”○13

任署广东巡抚的时候,郭嵩焘最积极实施的是厘金政策○14。那个时候,不少的知识分子认为厘金是商业流通的障碍而主张废除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以上反对厘金的意见,郭嵩焘在那时的奏折中进行尖锐的批评○15。笔者看来,这篇奏折很好地表现出郭嵩焘的士大夫观和商贾观。

如上所述,郭嵩焘早在湘军时期就开始热烈地提倡厘金政策,为下面“儒生”和“商贾”之间的关系过密所导致的不良影响而担忧:

自三代以来,商贾擅天下之大利,理财之要,莫便于此者也。儒生不考古,不知今,哆口张目,为商贾献谀,以护惜其锱铢之利……。○16

在郭嵩焘看来,商贾常常获得很大的利益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恰恰出在那些“为商贾献谀”的“儒生”。这样的“儒生”接受商贾希望废除厘金的意见,是因为想为商贾献谀。如果“儒生”承认商贾这样的意见,就不能征收厘金,因此就会缺乏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军费。郭嵩焘在署广东巡抚时期的奏折中对此进行了更尖锐的批评。

郭嵩焘在奏折里说,那时反对厘金的人士强调厘金的缺点是“病商”、“扰民”、“中饱之弊太深”,所以“休养之政宜讲”。郭嵩焘说:从周到清,一直得到利益的人是商贾。从汉代到明代朝廷讨厌商贾而向他们征沉重的税。但是,和这样的时代比起来,清廷对商贾采取宽大的态度,所以他们能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紧急状态下,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营能力向他们征税,这并不是“病商”、“扰民”的事情。○17

郭嵩焘所批评的是,反对厘金的人士表面上主张照顾商贾,但是他们的本意就在于和商贾勾结而牟利,而且这样反对厘金的人士大多数是“言事者”即士大夫。郭嵩焘在此指出这样的士大夫的两者弊病,第一,废除厘金而照顾商贾这样的意见,对解决缺乏军费这个问题,有害而无益。第二,这样的意见更促使士大夫和商贾的勾结○18。

以上是郭嵩焘对厘金政策的问题意识。他之所以强调厘金政策的实施,是因为顺利地实施厘金政策与正常的士商关系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对商贾采取坚决的态度而向他们征税,把厘金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军费。

商贾必须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积极地向国家纳税。但是,那时的现状离这个理想很远,士大夫偷偷地跟商贾勾结而牟利。他虽然积极地主张理想的士商关系,但是在那时却未能奏效。

3·郭嵩焘在同文馆之争(1867)时的士大夫观

署广东巡抚任内的郭嵩焘所实施的若干政策最终都未能实现,而且由于政见的分歧,他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之间发生了矛盾,并在同治五年(1866)被革职。其后再授两淮盐运使,但他坚辞不受,再次回到湖南。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作为乡绅在湖南生活。

那时,他对士商关系的危机感也越来越深刻。如他在日记里说:

士大夫而怀商贾之心,于古有之。士大夫而竟习商贾之业,则晚近数十百年争趋于是,无以为非者。浸淫以有舶市之祸,讵非人心之迷溺致然哉!○19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此时的郭嵩焘影响很深刻的事件,那就是同文馆之争。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进行了几项改革,其中之一是建立天文算学馆,并聘请西方教师,请他们向考中科举的中国知识分子教授西方的科技知识。这项建议却遭到以内阁大学士倭仁(1804—1871)为代表的士大夫们的强烈批评○20。

其时郭嵩焘对总理衙门的领导人也进行了批评。郭嵩焘最强烈地批评的是总理衙门提出的关于同文馆的考试和学生身份的规定:总理衙门将在同文馆学习的士大夫中优先任命缺员的官职。○21对此,郭嵩焘说:“用洋人所授之业为升阶以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争趋,君子之所深耻”。○22他接着说:今使就洋人受业,所受者业也,于心无咎。而为之名曰:汝往从洋人,即高官厚禄随之。是先毁弃士大夫之廉耻,以使颜而为此。○23

在郭嵩焘看来,学习西学的本来目的是进修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以便使中国富强。但是如果实行总理衙门的方案,有些士大夫会为了晋升而学习西学。这样一来,学习西学就会成为一个晋升的工具,士大夫的自私自利意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倭仁也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夫利之所在,众所必趋,既有薪水,又得优保,人亦何乐而不从。○24

以往的研究一直认为同文馆之争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但是在郭嵩焘和倭仁眼中,这个争论却具有别样的意义。他们所看重的是,总理衙门的方案一旦实施会刺激士大夫的自私自利之心。郭嵩焘和倭仁都担心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倭仁提出恢复士大夫的“忠信礼义”。○25那么,郭嵩焘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什么办法呢?郭嵩焘并不反对在同文馆里教授西学,在他看来,教育的对象不必仅限于正途,官员的子弟和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都应该有机会上学,他们毕业后必须在同文馆做工作而受辖于总理衙门。○26也就是说,学习西学的知识分子必须在需要西学的单位工作,而不要在一般的衙门里工作。笔者看来,这样的意见在郭嵩焘的思想中是很重要的,我在下一章中再详细进行讨论。

二、出使之前郭嵩焘和刘锡鸿的士大夫观

1·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元年(1875)

在海防筹议中关于录用人才的讨论郭嵩焘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老家工作。同年日本开始侵略台湾。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恭亲王聘请熟悉洋务的地方督抚举行关于国防的会议。郭嵩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海防筹议中,很多官员针对总理衙门在台湾问题解决后提出的海防建议(“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作出了回应。那时郭嵩焘提交的是一篇很有名的奏折《条议海防事宜》。———录取人才,以便考察郭嵩焘在什么环境中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海防筹议中,很多官员提出了诸如应该看重陆战还是海战,应该用什么兵器,怎样得到军费的开支,怎样得到洋务的人才这些问题。○27在这个讨论中提出最极端的建议的人士之一是李鸿章。○28他主张为了给予掌握西学的知识分子以官职而改革科举制度。他认为,在科举制度之下,能做官的人士大多不是西学的专家而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大师,如果学习西学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官而没有政治影响力的话,就不能把西学应用于中国的富强建设。○29

和李鸿章的建议完全相反的是通政使于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建议。他们认为,“洋学”和“礼义”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学习“洋学”等于将洋人视为老师,这简直是耻辱。耻辱导致蛊惑人心。如果朝廷将能否学会西学视为录取人才的标准的话,人们会认为朝廷失掉了“礼义廉耻”。○30于和王也认为,李鸿章虽然是一个没专修过西学的士大夫,但是他能担负起朝廷的责任,“洋学”只不过是“船主”、“通事”和“匠作”学习的东西。○31

郭嵩焘也参与了海防筹议的讨论。光绪元年(1875)二月他受命任福建按察使,《条议海防事宜》就是他在那时写的。○32以往的研究一直很关注这篇奏折的两个论点。第一是,郭嵩焘关注西方商贾的商业活动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也可以把商贾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是,郭嵩焘看重西方的“本=朝廷政教”。这两点形成了郭嵩焘摆脱传统抑商观念而追求富强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笔者在前文中已经阐明了,郭嵩焘主要的政治目标原来不是为了否定抑商思想,而是在于把士大夫和商贾分开而强调士大夫的意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这样的目标和《条议海防事宜》之间有什么关系?《条议海防事宜》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2·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的士大夫观和西方政治观———朝廷和商贾的理想的分工

《条议海防事宜》的最重要特色在于,强调“官”“商”关系对富强的影响。郭嵩焘首先描述西方的“官”和“商”之间的关系。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33

对此,他还描写在中国的“官”和“商”之间的关系。

然其(招商局———笔者)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34

在郭嵩焘的眼中,在西方只要对“官”的征税方法得当,“商”也会积极地协助“官”。但是在中国,“官”还从事商贾应该做的工作(招商局),“商”对“官”的这样的参与有所怀疑。而且如上所述,中国的士大夫和商贾在私人的方面很容易勾结。郭嵩焘想在此强调的是,如果要解决中国的“官”和“商”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商贾的工作交给商贾。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郭嵩焘的论点不是在于肯定商贾的商业活动,而是在于强调“官”和“商”的分工而把“官”和“商”截然分开。○35

但是,如果真像郭嵩焘说的那样,把商贾的工作交给商贾,商贾们最终会为国家主动地工作吗?于是郭嵩焘主张“通筹公私之利”,这种想法就是把“官”和“商”分开而让两者分工的方法。

窃谓各海口官商制造轮船,宜略仿宋元遗制,设市舶司领之,而稍变通其法,官商各船,一体运载货物,由货舶司掌其籍,岁稽官船所入支销工食,而以其赢余为修理油洗之费,庶添一船有一船之利,而后可以经历久远,相持于不敝。其市舶司由商人公举,督抚考其声名,察其才能檄委之,咨其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年一更易,而量授以官。○36

郭嵩焘认为如果建立以“商”为首长的官方机构市舶司并且让它管理“官商各船”,“商”自然而然地顺从“官”。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观察得出结论,郭嵩焘之所以对西方给予很高的评价,是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官”和“商”两者有理想的分工关系。关于这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以下看法: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37

以往的研究已经关注这个看法,将郭嵩焘视为“商业立国论者”。○38但是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不是像其他士大夫们认为的那样是商贾之国,而是将商贾视为“末”的国家。那么,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将商贾视为“末”?换言之,西方国家将什么东西视为“本”?笔者在此想指出郭嵩焘所说的西方作为“本”的例子。

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39

郭嵩焘的以上看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他将西学视为与民生有关的学问。其他士大夫大多认为西学是军事技术。如果真像郭嵩焘说的那样,把西学用于民生的话,它毕竟能稳定中国人的人心风俗。他这样的看法是对如上所述的于辰和王家璧的西学观的有力的批评。那么,如果一般人都能学习西学并且用于民生,士大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换言之,郭嵩焘怎样回应于辰和王家璧对李鸿章的批评———虽然你自己也是正途出身的人士,但是你的改革科举的建议会导致否定正途的意义。

笔者认为第二个特点更为重要,就是郭嵩焘把“任将及出使各国”和“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进行对比。这是和郭嵩焘的“本末”论有关的。在西方“任将”和“出使”的是被国人公举出的特别人士。他也这样说:臣查西洋行政,分内政外政二者,其体制皆称承相,若唐之两省、宋之两府,略分事任,而计议施行,一皆通筹合办。所谓外政府,即今总理衙门是也。○40

佐佐木扬指出,那时的郭嵩焘关于西方的知识来源于《瀛环志略》。以上的看法恐怕也是基于它所述的西方的官制和议会制度。○41但为什么郭嵩焘只提及了西方的官制?笔者认为,郭嵩焘想强调的是在西方有一个“朝廷”,并由一些有能力和有地位的人士来推进对华外交政策。郭嵩焘描述的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理想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窃谓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和西方的外交是能了解“理”和“势”的人应该处理的问题。他在奏折的另外一处也说“任将”和“出使”的人士的行为经常依据“理势”。○43也就是说,他认为,只有“任将”和“出使”的人士掌握“理势”担负国政,人们才能学习“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并且把它用于人心风俗的稳定。能掌握“理势”那样的人,除了士大夫以外并没有别人。他最终还是把“任将”和“出使”视为士大夫所具有的意义。

也就是说,他在看重西学的意义的同时,还肯定士大夫的意义。我们大致可以说,他这样的看法综合了李鸿章和于辰等人的优点。但是,有一位人士对郭嵩焘的看法表示不满,就是刘锡鸿。刘锡鸿也像郭嵩焘那样,很关注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自己的西方政治观。令人感兴趣的是,刘锡鸿对郭嵩焘的奏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3·刘锡鸿的士大夫观和西方政治观———为了商贾,商贾实施的政治

关于刘锡鸿,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一直关注他在担任驻英副使和驻德公使时期的保守言行。但是直到最近,一些最新研究著作才表明他出使之前已经是个很有能力的幕僚。○44刘锡鸿有举人的资格,在出使之前,担任过著名的地方官的幕僚,从事镇压民乱、应对自然灾害等工作。郭嵩焘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笔者在此想阐明的是,刘锡鸿最基本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它和郭嵩焘关系如何这类问题。我们通过阅读他写的海防筹议中的文字来进行讨论,这些文章是他现存的最早文章。

在刘锡鸿撰写的所有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如下对中国当时情况的认识。

中国空虚不在无船无炮,而在无人无财,此皆政教之过也,政教既失,岂惟外洋之足患哉。夫士习之坏,向第阴背夫义以从利耳,今则显然逐利,并不知有义之名。○45

他还发表过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言论。在启航前往英国之前,他在参观上海格致书院时说:

今之仕宦,操奇计赢之商贾也。以百工商贾之行,而为临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故欲拯今日之贫弱,当由饬吏治始。饬吏治,当由端士习始。端士习,当由审义明道始。○46

在此我们能看到,刘锡鸿也像郭嵩焘那样,将士大夫的自私自利视为危机,重视改善中国的政教。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存在这样的共同之处。

不过,刘锡鸿和郭嵩焘对西学的认识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郭嵩焘重视西学,提倡士人学习西学。与此相反,刘锡鸿并不关注西学的功能。从这一点来看,刘锡鸿和于辰、王家璧等人的主张是一样的。但是如下所述,刘锡鸿其实和郭嵩焘、于辰和王家璧等的主张有完全不一样的特点。这种特点和刘锡鸿的西方政治观有密切的关系。笔者下面想从以上的观点出发来阅读刘锡鸿的文章。

刘锡鸿认为中国和西方两者首先都看重的是“养民”。他这样描述中国和西方的“养民”观点:

然西洋与英国之强,即是以养民为先务,萃力毕注于此。第其国僻处,地狭而不腴,故谋养民在拓地通商耳。中国之利在劝农,与彼国之利在通商,形势殊而理则一。奈何仿用西法独畏难而舍其所专务也。○47

刘锡鸿看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重要差异在于“养民”的办法,就是说在于农业还是商业的选择。他这样的看法和以往的士大夫视西方为“追求自我利益的夷狄”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刘锡鸿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重视商业,是因为他们要适应国家的状况。他并没有以轻蔑的眼光看待西方国家的商业活动。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以农业为“养民”的手段?我们在上文中看到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特色是“地狭而不腴”。根据他的西方国家观,我们可以推测,他认为中国的特色是“地大物博”。刘锡鸿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应该利用很丰富的资源来生产出很多的产品:盖政教昌明之世,人皆尽力农圃,故耕深耨易而所获倍丰。其无田地可耕者,又以手足之勤繁生庶物,供人所必需,而即资以自养。○48

刘锡鸿看来,农业是最重要的,因为农业让人得到粮食、原料等生活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反,在中国,运输东西来进行买卖的商贾,其存在没有任何意义。

相对于此,因为西方国家只有从事商业活动,才能得到生活的物资,所以他们在商业方面的技术水平比中国更高。令人感兴趣的是,刘锡鸿把西方的商贾和中国的商贾截然区分开来。据他所说,西方的商贾为了制造商船花了很多的费用,去远方做交易。在中国没有商贾有他们那样的经济和活动能力。○49刘锡鸿也指出了中国的商贾比西方的商贾更狡猾。○50

总之,因为中国选择农业作为“养民”的办法,所以中国的商贾比以商业为“养民”办法的西方商贾更加脆弱。刘锡鸿认为不可让这样的商贾和西方的商贾进行交易。

而且,在刘锡鸿看来,郭嵩焘看错了西方社会里的商贾的地位。郭嵩焘认为西方的“朝廷政教”和“商贾”之间有本末关系,中国也必须模仿这样的关系。刘锡鸿对郭嵩焘的这个看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注(刘锡鸿注———笔者。以下同),无上下等威之辨。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注,来中国商贩多是此等人。国主由公众举……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议既成,按贫富各出财力同为办理……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涣汗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51

在刘锡鸿看来,西方的朝廷和商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郭嵩焘所说的那样是本末关系,因为西方的国主和官员都是富豪。换言之,他们都是商贾。而且一国的政治是由商贾们的“公议”决定的。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刘锡鸿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在于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谁的意志影响到政策的决定。对此,我们可以说,郭嵩焘认为影响到政策决定的是像宰相、将军和使节那样担负“本”的人士的意志。而且,郭嵩焘要让商贾起用,成为官方商业机构的职员从而建立“官”和“商”的分工关系。与此相反,刘锡鸿看来,在西方国家里政策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决定的,西方的政治体制不是像郭嵩焘所说的那样有“官(政治)”和“商(商业)”的分工。

而且,中国的商贾虽然不如西方的商贾,但是在中国社会和其他等级比起来是最容易牟利的。刘锡鸿最强调的是,中国的商贾要发大财从而买官职。如果他们买官职的话,中国最重要的传统等级制度———“尊卑贵贱礼制”和“士农工商品流各别”都会被破坏。○52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在中国像郭嵩焘所说的那样的“官”和“商”之间的理想的分工关系并不能实现。总之,刘锡鸿认为,郭嵩焘的“本末”论不是确切的西方政治观,而且也不能在中国实现。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刘锡鸿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商贾参与政治的同时,劝百姓从事农业工作,提高产品的生产能力。在此士大夫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教化百姓,让他们养成俭朴的习惯。○53如果以上的办法成功的话,大多数的百姓就能享受到生产品。总之,刘锡鸿的结论,和于辰、王家璧以及倭仁表面上相似。但是,因为刘锡鸿有自己的对西方政治的看法,所以他的观点和于、王以及倭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与郭嵩焘之间发生了最尖锐的矛盾。

郭嵩焘和刘锡鸿的讨论反映出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在那时中国士大夫的思想界里存在两个西方政治观的冲突:“朝廷和商贾的理想的分工”和“为了商贾,商贾实施的政治”的冲突。此后,在他们两人对西方进行考察时,这样的西方政治观的差别对他们两人均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郭嵩焘此后一直盘桓于脑际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国家有什么样的官员和士大夫”,而困惑刘锡鸿的主要问题是“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制定政策的办法是什么”。笔者在下文中将探讨他们两人怎样回应自己如上的问题,他们又怎样根据自己的西方政治观来对那时的士大夫进行批评。

三、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士大夫观以及英国政治观

1·郭嵩焘和刘锡鸿考察英国政治的主要观点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12月2日)郭嵩焘和刘锡鸿带领翻译张德彝等人员起航前往英国。郭嵩焘和刘锡鸿于1877—1879年间在英国停留期间,其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那时英国议会制度已经成立,在第二次选举法修订以后,新兴的中产阶级也获得了选举权。但是贵族和国教会那样的传统势力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力量。由于自由主义贸易的发展和经济恐慌这两方面的作用,那时的英国经济也不太稳定。等到郭嵩焘和刘锡鸿回国以后,英国更多的社会阶级也获得了选举权的同时,大多数的英国人倾向于提倡帝国主义政策。那时,担负着维系英帝国命运的人士是狄斯雷里·本杰明(Disraeli, Benjamin)和格拉斯顿·威廉(Gladstone, William)。他们热烈地探讨如何调停贵族、宗教家、资本家、工人、农民等阶级的利益,从而维持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郭嵩焘和刘锡鸿对以上的英国现状进行考察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观察对那时的士大夫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他们中途在新加坡、苏伊士、马耳他等“南洋”城市停泊,与各地华侨见面,对学校、博物馆、炮台和监狱等处进行视察。○54他们最关注的是,西方各国统治“南洋”的办法,也就是说对殖民地统治感到兴趣。那么,他们对殖民地的看法和如上所说的他们早期的政治思想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拟在此首先探讨郭嵩焘的殖民地统治观。茂木敏夫已经指出,郭嵩焘把西方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视为中华和属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把殖民地统治视为土司制度。○55郭嵩焘认为,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英国在殖民地设置了优秀的官制。○56郭嵩焘在南洋各地与很多的“总督”、“按察司”和“户部司”这样的殖民官员见面,对政府机构也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参与殖民地统治的不仅是现场的地方官,而且是英国本地的“商部”等官员。

与马格里论船主测量之精,因言西洋各国有商部大臣,有船政学馆……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即在中国,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而权亦重,优于内地官人远矣,宜其富强莫与京也。○57英国的“商部”用商贾把英国本地和南洋密切结合

往返于本地和南洋之间的商船的船主也是很有规矩的专门人才,不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商贾。郭嵩焘认为这些官方机构有以下的特点。西洋之开辟藩部,意在坐收其利,一切以智力经营,囊括席卷,而不必覆人之宗以灭其国,故无专以兵力取者,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57

因论及荷兰所踞南洋各埔头,专事苛敛,以济国用。英国不然,地租税课取之其地,即于其地用之。即印度、澳大利洲岁入至逾万万,亦只备用地方而已,如开河、修路及添设学馆,以本地之财,济本地之用,而使其人民共之,故无怨者。苏门答腊各小国,乐以其地献之英人,而不愿附属荷兰,亦以此故。吾谓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59

郭嵩焘认为,英国等强国并非一味地剥削“藩部”的人民,相反,也会援助他们从而建设良好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关系对本地和“藩部”两者的发展有益。总之,郭嵩焘对西方殖民地尤其对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的正当性在于,他们在“藩部”里设置优秀的官方机构,统治“藩部”的时候,它们不用军力,对“藩部”的人民妥当地征税,而且“藩部”的人民也欣然接受英国的统治。

刘锡鸿也把殖民地统治视为土司制度。○60但是,他对殖民地的描述不像郭嵩焘所描述的那样,好像“藩部”的人民会欣然接受它们的统治。

英人以此地为西南洋冲要,姑薄其税,招徕商贾,冀成大埠,以供其往来困乏之需……盖其立国意在四出占踞埠头以图富,而又不愿分驻多兵,耗费饷糈。故苦心孤诣,创为轮船、电报……俾其往返迅速,以省兵力,营谋亦尽善矣。○61

刘锡鸿认为,“南洋”对西方来说是最重要的资源产出地区,○62西方的殖民地统治是它们的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西方之所以不用军力,是因为想缩减经费。从别的观点来说,西方为了得到商业的利益“占领”“南洋”。如上所述,郭嵩焘对西方不用“兵力”而用“智”的态度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此,刘锡鸿认为英国之所以不用军力,是因为只不过优先考虑到了商业的利益。

通过考察“南洋”的现状,郭嵩焘确认西方的“官”的优秀性。对此,刘锡鸿则确认西方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政治体制亦有其优势。我们可以说,以上他们两个人的殖民地统治观和他们最基本的政治思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南洋都确认自己在出使之前的西方政治观是对的。

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和刘锡鸿到达伦敦,开始考察英国的现状。笔者在此想讨论郭嵩焘赴英国考察的主要观点。郭嵩焘在日记中概括英国富强的原因。○63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64

笔者在此想探讨的是,郭嵩焘对市长和实学人才的看法。就市长而言,郭嵩焘觉得市长不是一般的“民”,而是对民实施善政的官员。

郭嵩焘已经理解西方的市长是从一般民众选举出来的○65,但是笔者认为,郭嵩焘关注的不是这样的选举制度,而是作为实施善政的官员的市长。与此有关,他对政治议会制度反映民意的做法给予含糊的评价———认为“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这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就实学人才而言,由于郭嵩焘自出使之前始终注意如何将实学人才用于政治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关注英国的实学人才的现状。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嵩焘不仅关注英国的实学人才的优秀性,而且关注在官员实施的善政之下人才辈出那样的状况本身。

那么,刘锡鸿考察英国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首先阅读其日记中关于英国“政俗”的总论。○66他指出,英国的“政俗”有以下的特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和“无虚文相应之事”。刘锡鸿的看法是,英国的政治当然也有问题,比如为研究实学而造成浪费等,但是,它基本上可以说是善政。笔者想关注的是刘锡鸿以上的观点中的两点。因为这两点和郭嵩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第一,“无上下隔阂之情”之中关于议员的观点。

城乡镇埠,各举议院绅一、二人,随时以民情达诸官。远商于外者,于伦敦立总商会,亦以议院绅主之,为上下枢纽。民之所欲,官或不以为便,则据事理相诘驳,必至众情胥洽,然后见诸施行……○67

刘锡鸿认为,决定政策时最重要的是“民之所欲”。议员的任务是把“民之所欲”传达到官员。刘锡鸿最关注的是与“官”不同的人士———议员。刘锡鸿这样的观点和关注官员的郭嵩焘有所不同。议员是从民众选举的特别的人士,但是他们不是官员,而是“民”的代表者。

刘锡鸿的第二个观点是,对英国的实学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刘锡鸿认为英国的政策中平常有“不必用而用,不当用而用者”。他指出英国人很喜欢“珍奇玩好”,因此“一木一石之异,越数万里而舟车致之。”英国人这样的博物精神导致英国的财政困境,维多利亚王朝的国库岁入赶不上国库开支,国债竟然达到“八万万金钱”。英国的学问有时候成为国库的浪费。○68这样的看法和郭嵩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2·英国的官制与“实学”———郭嵩焘的英国政治观

郭嵩焘之所以关注市长,不是因为它是从民众选举的人,而是因为它是优秀的官员。他的关注点在于,作为君和民之间的调停者的官员是怎样的人士,这些人士怎样实施善政。因为郭嵩焘从出使之前一直关注西方的“朝廷”,在他的日记中有关于英国“朝廷”的很多描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郭嵩焘认为,英国的朝廷由以下的机构来构成:“政府”(Treasury)、“外部”(Foreign Office)、“吏部”(Home Office)、“户部”(Exchequer)、“礼部”(Master of Ceremony Office)、 “兵部”(WarOffice)、“水师总理”(Admiralty)、“工部”(Board of Works)、理藩院(Colonial Office)和“巡捕”(Police)。还有从民众选举的地方官,是“专管地方街道者”(alderman)和“总管”(mayor)。○69

郭嵩焘认为英国的官制和中国的很相似。那么,英国的议会呢?在郭嵩焘看来,这也不是新奇的制度。他在日记中把英国的议会比作中国的党争。○70据他所说,议员在英国的议会上质问狄斯雷里·本杰明的政治是非,议会承担这样的功能相当于中国的言官。

笔者认为,那时的英国政治其实有像郭嵩焘所说的那样一些侧面。比如说,著名的英国市长张伯伦·约瑟夫(Chamberlain, Joseph)的市政改革。在那时的英国,政治家为了使正在得到选举权的工人和农民成为自己的政治基础,提出了“对大众有益的政策”。张伯伦·约瑟夫的市政改革也是其中之一。1873年他担任伯明翰市长,推进“对大众有益的政策”。它的内容主要是整顿基本设施,比如伯明翰市的煤气和自来水的市营化。通过他的市政改革,伯明翰市变成为最近代化的城市之一。○71

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我们也看到这类的政策。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如信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可云利国矣,而民实便之。顷见制造信票……相传数十百年前,一人想得此法,献之朝廷,即时赏给二千磅,依其法行之。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72

总之,那时的英国政治家必须实施“对大众有益的政策”。郭嵩焘把这样的政策视为优秀的官员实施的“顺从民愿”的政策。那么,为什么英国的官制虽然和中国的相似,却更能发挥它的作用?郭嵩焘认为,这是与英国的官员和实学人才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的。

首先,英国这样的优秀的人才很多。众所周知,郭嵩焘在英国最关注的事情之一是教育制度。他考察了很多的学校,比如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73一般民众上学的职业学校等等。○74他把这些学校比作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制度。○75

其次,如上所述,郭嵩焘认为,人才不是主动地活跃起来而是被官员所起用的。郭嵩焘最关注英国的官员怎样起用实学人才这个问题。英国的官员不仅长于行政的技术,而且对学问造诣很深。○76他们有时候研究和行政没有关系的科学知识。○77笔者认为,郭嵩焘把实学人才和这样的官员截然分开,前者只不过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但是后者是除了行政的专门知识以外也研究学术的人士,换言之后者不是专家。郭嵩焘在日记里说,如果在英国想当“税司”的话,他不仅必须学习计算那样的专门技术,而且必须学习写文章、具备运用拉丁语、法语、德语和科学知识的能力。郭嵩焘惊叹这样录取人才的办法颇为有效。○78根据英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可以说郭嵩焘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描述了英国的现状。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把考试导入官吏录取制度, 1870年格拉斯顿·威廉内阁成立后,对所有想当官吏的人实施公开考试。除了实际业务的考试,他们也必须参加拉丁语、数学那样的古典人文学的考试。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考试制度意味着,那时的英国人虽然看重专门职业,但是仍然更重视“gentleman”的价值。○79

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从以上的角度来关注官和实学人才两者交汇的地点———“学会”。他把“学会”视为英国富强的原因。郭嵩焘认为,英国国内有很多的“学会”,其中也有一些和西方别的国家的“学会”有联络。郭嵩焘也参加这些“学会”。郭嵩焘参加的“学会”数目达到了六十多种。比如说,郭嵩焘关注“Royal Society”○80和“Royal Institution”○81,他把这些“学会”视为研究实学的组织。这样的学会的特色在于,许多的专门学者会向听众讲解科学实验的过程。

那么,从英国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学会”具有什么意义?“Royal Society”和“Royal Institution”的会员大多数是贵族、上级官吏等的所谓“gentleman”阶级,这个阶级那时仍然是其他阶级向往的对象。这个阶层的特色不仅在于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和丰厚的财产,而且在于拥有古典人文学的知识和有闲阶级的礼仪。他们也很爱好如上所述的“学会”所进行的科学实验,喜欢聘请很多的专家。总之,“学会”是由作为非专家的“gentleman”阶级和专家构成的。○82郭嵩焘也在日记中描述以上的情况。郭嵩焘阅读“Royal Society”的会员名册的时候发现,除了电气学、化学、生物学、海洋学和医学的人才以外,很多的殖民地官员和武官也参加这个学会。○83他们不是科学的专家,但是对这样的学问很感兴趣。

英国历史研究者也指出,那时英国的专家们也有独特的心态。因为他们是某个方面的专家,所以一直被认为属于“non-gentleman”阶级。但是,那时他们作为新兴的阶级正在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能力,在职业伦理和生活态度方面把“gentleman”阶级设定为奋斗的目标。那时英国政府允许这样的专家们独自设立授予资格的团体,很多的团体正在出现。○84这些团体是从专家的“学会”发展起来的。独自设立和运营团体,这意味着专家不依靠王权的庇护,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提高团体在社会的地位。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了提高团体的权威,他们不是强调自己作为专家的地位,而是把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团体的组织伦理变成为具有像“gentleman”这样的意识。○85笔者认为,郭嵩焘在日记中的以下描述和这样的团体有关。他在日记中说,他也参加那样的实学“学会”,叫“the Athenaeum Club”。在学会里有严格的身份规定。比如说,会员人数规定为1200人,设置“总办”、“参赞”等身份,如果想成为会员的话,他必须经“总办”推荐,不用说他也必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取得杰出的成就。○86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说那时英国的专家们在对自己的专门知识拥有信心的同时,颇为景仰“gentleman”阶级。郭嵩焘虽然赞成像以上的专家那样的“民”靠自己的实学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但是却强烈地批评“民”在政治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郭嵩焘在日记中关注布雷德福织布工厂的罢工,对希望提高工资的工人进行批评。

(罢工———笔者)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87

对于郭嵩焘来说,“民”这样的粗暴的行为是无法接受的。他认为,“民”必须始终靠自己的实学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必须顺从“gentleman”阶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郭嵩焘在英国政治中最重视的是,理解实学人才的能力的“官”和靠自己的实学知识与官合作的“民”。但是,对此一论题,刘锡鸿却怀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3·“民”的富裕性的两个作用———刘锡鸿的英国政治观

刘锡鸿对于英国政治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以“养民”为主的政治。在英国,“鞭挞之刑,第施于凶狠较甚者,不数数见。以民命为重,而惩戒从宽”。○88“伦敦人最喜行善。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89

但是,因为英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英国人逐渐看重科学而轻视道德。遗憾的是,英国人的此种态度影响了部分中国士大夫。对此,刘锡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诚因其所明推之,以率由五伦之教,君臣相爱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爱而乔梓之道明,兄弟相爱而长幼之序明,夫妇相爱而内外之辨明,朋友相爱而敬让之谊明。蔼蔼乎,秩秩乎,雍穆整齐,不因好胜而奋争心,不恣贪欲而动杀机,生灵之祸,即于是乎息。非然者,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哉?○90

如上所述,刘锡鸿在出使以后也不承认实学的功能。他认为“仁义”和“杂技”难以两立。那么,英国为什么能有“仁义”的“一端”?其原因之一是英国的“官”和“民”之间的关系。

刘锡鸿不太关注录取官吏的办法。他最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民众和官的力量能达到旗鼓相当的水平这个事实。

看司勒(councilor———笔者)犹中国所谓里长也,奥德门(alderman———笔者)犹所谓堂正也。美亚(mayor———笔者)犹所谓乡大夫也……由绅商士民产业多在其地者公议举充,非富民不得与选,皆不食薪棒……此制与汉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然其所举者富民,举之者亦富民,官不复参预其事。惟所举者富,故无贪黩之忧;惟举之者富,故无贿嘱之患。惟官不预其事,故无仰承俯注之难。○91

刘锡鸿考察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把它比作汉代的三老制或明代的里老制。认为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基础在于“民”和“官”具有旗鼓相当的关系,这样的关系起因于“民”的 “富裕性”。郭嵩焘始终强调英国的官的道德性,与此相反,刘锡鸿强调英国的“民”的政治力量。这和他出使之前的西方政治观———商贾是政治的主体———有关。但是在出使之前,他只是认为英国的政治目标是商业的利益。但是在出使以后他发现,英国的政治有防止“官”对“民”实施蛮横行为的功能。

但是刘锡鸿也发现,这样的政治所依据的“民”的“富裕性”有时候伤害人的道德。他认为,“民”产生“富裕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学”的发展。但“实学”的发展同时也会让人们追求“安逸”和“虚耗”。刘锡鸿访问报馆(The Times),考察高性能印刷机和开动机器的职员的时候,报馆的人员告诉他:在英国,人们开创新技术,产品逐渐增加,这样的情况促进人们的商业活动,因此百货流通,贫民也容易生活,税收也会增加。总之,考究“实学”从而开创一个新技术导致一个国家的富强。“虚耗”也是不用担心的事情,因为英国的岁入常常很庞大。通过以上解说,刘锡鸿姑且对“实学”的研究和教育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92但是,“民”的“富裕性”会导致“安逸”和“虚耗”的想法此后也一直占据了刘锡鸿的心灵。

刘锡鸿的观点是,英国之所以建设“义塾”,其实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安逸”和“虚耗”的发生。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民”能发明机器的话,他一定用它“安逸”地赚钱,同时,他要缩减人事费。这样的情况导致无职业者的增加。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小偷。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英国人建设“义塾”,让从五岁到十三岁的儿童在这里学习“工商”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儿童在将来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不用担心他们偷窃。○93

但是,这样的“义塾”只是针对无职业者的偷窃行为具有预防的功能,不是改善“富民”“安逸”的办法。刘锡鸿还关注别的例子:在英国,“富民”常常救济贫民。但是这个救济导致贫民安于作为“乞者”。而且这种“乞者”用获得的钱走上学坏的道路。○94总之,英国之所以能维持国家的富强,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能获得庞大的岁入,但是这个岁入却又导致人们步入“安逸”和“虚耗”的生活方式。○95

以上是郭嵩焘和刘锡鸿的英国政治观形成的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对那时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了很强烈的批评。那么,他们两人对士大夫的批评有什么异同吗?

4·英国政治观和士大夫批评

笔者已经指出,郭嵩焘在英国政治中最关注的问题是,理解实学人才的官和从顺官的实学人才之间如何建立良好关系。这样的英国政治观影响了他此后的士大夫批评。

笔者首先注意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末郭嵩焘给李鸿章写的一封信。○96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七日(4月10日)郭嵩焘和刘锡鸿与日本人井上馨(1835—1915)举行会谈。这封信是会谈后不久写的。郭嵩焘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要向李鸿章传达在会谈中提及的实现“富强”的办法。○97他在这封信里主张在中国建设铁路,以往的研究一直把这封信的内容视为是倡导洋务的代表性言论。○98笔者对此更感兴趣的不是郭嵩焘的洋务论本身,而是他在洋务论中所描述的士大夫和民之间的关系。

郭嵩焘在这封信里把士大夫描述成爱好抽鸦片烟、穷奢极欲、伤害人民的无知人士的形象。○99那么,在他的心目中,士大夫和民之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呢?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苦隔绝,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一利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而道路所经,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100

如果建设铁路和电报,士大夫很容易管理各个地区的信息,管制“奸民”和“贪吏”。同时,如果让“富民”建设铁路和电报,他们能主动地与士大夫合作。总之,郭嵩焘认为,士大夫必须用铁路和电信认真地实施政治。民尤其是“富民”必须把建设铁路和经营电报作为自己的任务,积极地向士大夫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提供自己的财产。对郭嵩焘来说,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能否在中国建设铁路和电报系统,而且在于能否实现士大夫和民之间的良好的关系。

郭嵩焘在另外一篇文章《论士》中也探讨过怎样实现士大夫和民之间的理想的关系。○101

光绪八年(1882)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郭嵩焘在禁烟公社演讲,此后他把这个演讲的原稿整理成为《论士》。○102郭嵩焘认为,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士”数量的增加。在上古,从士大夫的子弟到庶民都在学校学习,其中长于“学”的人成为“士”。但是,那时的“士农工商”都根据自己的才能自养,社会因此显得很稳定。而且,那时的“士”虽然当大官,但是乐于从事“农工商”的工作。舜和伊尹长于农业就是一个好例子。唐代以后,人们把“文”视为“士”的任务,到宋代这样的观念变得越发明显。人们全都要当“士”,“士”的人数比“农工商”的人数更多。自唐代以来,“士”只不过是“闲民”,没有能力自养。这样的“士”的数量增加一定会危害中国社会和“士之实”。

以上是郭嵩焘的主张。以往的研究认为,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否定“士”的意义,并对“农工商”的生产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103根据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郭嵩焘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别有深意。

这篇文章在表面上对“士”本身进行了批评。但是,郭嵩焘批评的对象其实是“士”人数的“增加”。郭嵩焘认为,最好的“士”是成为“士”的同时也看重“农工商”价值的舜、伊尹那样的人士,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是“士之实”。郭嵩焘批评的“士”是把“文”视为自己唯一的任务。在笔者看来,郭嵩焘的主张不仅在于“文士”并不具备像“农工商”那样的生产能力,而且在于他们只不过是满足于“文”的“专家”。郭嵩焘所指的“士”是为了国家的稳定而有能力安排“农工商”劳力活动的那样一些人,这些人更像个指挥官,而不是某个方面的“专家”。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郭嵩焘批评的对象不仅是作为“闲民”的“士”,而且是主动地想当“士”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应是属于“农工商”阶层的人。郭嵩焘在这篇文章中劝“农工商”阶级的人从事自己的工作。换言之,郭嵩焘认为,从事“农工商”事业的人,无论本人想做什么,必须从事“农工商”的本职工作。笔者已经指出了郭嵩焘所强调的“官”“商”的分工,我们可以说,他在《论士》中的看法是这样的分工论的继续。

总之,郭嵩焘在《论士》中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劝属于“农工商”阶级的人认真地从事“农工商”的工作,同时,给予“士”安排这些工作以特殊地位。而且,根据笔者对郭嵩焘的英国政治观的探讨,我们可以推测,对实学人才感兴趣的作为非专家的“gentleman”和从顺“gentleman”的实学人才之间的关系,对郭嵩焘在《论士》中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论士》的主要内容是郭嵩焘在禁烟公社里演讲时所提出来的。禁烟公社是以改善人心风俗为第一目标的组织。这就意味着,郭嵩焘认为改善人心风俗时最主要的是让各个阶级的人们理解“士农工商”之间的关系。换言之,那时中国的人心风俗颓废的主要原因在于各个阶级的人仍然不能理解这种关系。

那么,刘锡鸿对士大夫又进行了怎样的批评呢?如上所述,刘锡鸿在英国政治中最关注的是,“民”和“官”的势力呈旗鼓相当的状态,“民”能自己实现“民之所欲”的要求,而且这种情况起因于“民”的“富裕性”。但是,刘锡鸿也发现,这样的“民”的“富裕性”容易促使人们变得“安逸”和“虚耗”。英国之所以能防止发生这些问题,是因为它的岁入很庞大。刘锡鸿根据这样的英国政治观对士大夫进行了批评。

笔者想通过阅读刘锡鸿在光绪七年(1881)所撰写的关于铁路的奏折内容,探讨他的士大夫批评观。他在奏折里指出,在西方为了防止铁路出现事故,政府让管理员常驻在相隔每十里的设施中,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政府会对管理员进行严惩,不再予以任用。西洋之法,人苟失职,有据官绅亲见亲闻者,皆可惩究其罪,不以非所属而远嫌,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国则官各有职,界限划然,苟无管辖其人之责,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修道者或贻误覆车,必待送诸地方官,传质纷纭,然后施之薄责而仍无补于其事,人何所畏而谨守职役。○104

值得关注的是,刘锡鸿对中国官员的批评和郭嵩焘之间有根本性的差别。郭嵩焘批评的是官员的能力,而刘锡鸿批评的则是使官堕落的“界限划然”的官制。在刘锡鸿看来,因为中国的官制“界限划然”,所以对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士大夫往往不敢担负责任。与此相反,在西方并没有“界限划然”的官制,所以官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愿意担负责任。如上所述,在出使之前刘锡鸿把“尊卑贵贱礼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别”视为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强调“殊”和“别”的重要性。但是,在经营铁路的时候,他发现这样的制度会成为障碍,而且促使士大夫堕落。

那么,为了让官员怀有责任感,能不能像英国那样增加“富民”的政策,废除“界限划然”的官制?关于这一点,刘锡鸿有以下的看法:第一,在中国进一步做到“富民”是很困难的事情。在英国,铁路是“富民”的很好办法。与此相反,在中国铁路没有什么用。因为,中国的面积比英国的领土大几倍,如果建设和英国一样数量的铁路,其费用将达到数十亿两,中国肯定没有那么多的资金。○105其次,英国利用铁路把国外的利益输入进国内,铁路最主要的意义即在于此。但是,像中国那样只在国内经营的铁路,不能产生相似的利益。即使运用铁路和西方通商,结果也一样。因为中国的出口货销路呆滞,通商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利益。○106

刘锡鸿认为,即使中国建设铁路,实现商品的流通,那时流通的商品大多数也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拥有庞大的岁入,所以这样的商品流通往往只会促使人民虚耗,导致让他们陷入贫困之中。○107

但是,刘锡鸿并不主张废除中国的“界限划然”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必须慎重探讨。刘锡鸿曾经说:“政令统于一尊,财赋归诸一人。”这种看法意味着,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中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威。如果中国废除“界限划然”的制度的话,就等于是否定了皇帝的地位,这是很困难的事情。笔者推测,对刘锡鸿来说,中国这样的制度并非像他曾经描述的那样值得崇拜。但是,因为考虑废除它会非常困难,所以不得不主张维持现状。

如果从别的角度来分析刘锡鸿的看法,如下的问题就很重要:是否能一边维持“界限划然”的制度,一边增加“民”的财力?这样的疑问和郭嵩焘的看法很接近。因为郭嵩焘并没有说这样的制度导致“官”的堕落,而且他希望中国的商贾和西方能够积极地进行交易。

对此,刘锡鸿认为,如果“界限划然”的制度仍然存在的话,中国的“民”即使勉强得到财力,也会想进入“官”的阶层。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民”的态度并不显得奇怪。笔者在前面已涉及了刘锡鸿对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描述。他把英国地方自治制度比作中国的三老、里老制度。但是,在英国,这样的制度那时也很发挥作用,相反在中国它却已经成为废物。原因何在呢?他指出,因为在中国维持“官”和“民”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在明代,太祖恢复里老制度,但是被选为里老的“民”把自己视为“有司”,和“官”常常相互勾结。○108这样,一旦“民”拥有足够的财力就会争先恐后地要当“官”。

拥有这样态度的“民”也是郭嵩焘所反对的。他也对要当“士”的“农工商”阶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是,郭嵩焘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各个阶级的人不能理解“士”因为分工不同而能领导“农工商”的重要性。所以郭嵩焘认为,各个阶级的“界限”必须“划然”。而且郭嵩焘乐观地认为得到财力的“民”会把自己的财力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与此相反,对刘锡鸿而言,如果不能废除“士农工商”这样的框架限制的话,得到财力的“民”就会产生一定要当“士”,一定要位居别人之上的念头。

笔者认为,刘锡鸿由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一方面发现中国的“界限划然”的制度是很有问题的,一方面却又不敢主张废除它。那么,为了改善中国的现状,他到底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主张改善构成“界限划然”的制度的士大夫的人心,○109并且说,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何以悉屏置弗道,而惟火车铁路是务哉。○110

那时中国面临的急务是,在如上所述的很多的限制中尽力实现像英国那样的“养民之政”。

这样一来,郭嵩焘和刘锡鸿的结论最终都要归结到人心的改善。但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思考过程完全不一样。对郭嵩焘来说,人心的改善是最好的办法。他所说的人心的改善意味着,让各个阶级的人理解“士”领导的“农工商”的分工的重要性,换言之,让“农工商”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同时,让“士”认清自己作为其他阶级的领导者的地位。

与此相反,对刘锡鸿来说,人心的改善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他发现“界限划然”的制度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同时认为不能废除这种制度。所以他只能选择一个办法,就是维持这种制度,并且改善这种制度的构成分子的人格。

结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关注作为士大夫来观察西方的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探讨他们的政治性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怎样观察西方这些问题,并且,通过探讨这些问题,阐明西方近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方面的影响这个最重要的课题。笔者所要探讨的是,郭嵩焘和刘锡鸿都很关注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意义,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英国政治观,对士大夫进行了完全不一样的批评。笔者在本文中也注意到,他们作为士大夫怎样认识士大夫和民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笔者发现,虽然他们都是士大夫,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差异很大。

郭嵩焘提倡各个阶级的分工,同时,强调领导别的阶级的士大夫阶级的意义。而英国政治的现状———在英国对实学人才感兴趣的官和靠自己的实学知识与官合作的民,是最好的模范。

刘锡鸿的观点是,在中国士大夫处于最主要的地位。但是他也发现,如果能改变政治的主体的话,像英国那样,民通过活用议会等制度能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这是他所看到的英国政治的现状。

笔者今后将根据本文的成果进一步进行人物比较的研究。比如说,把郑观应和郭嵩焘、刘锡鸿的思想想进行比较。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郑观应和郭嵩焘是进步分子,把他们和刘锡鸿做对比。因为郑观应和郭嵩焘都对西方政治制度或者商业活动怀有肯定的态度。但是,郑观应提倡“士农工商”的分工,并且强调“商”在社会上的意义,○111对此,郭嵩焘虽然也提倡它们的分工,但是强调领导“农工商”的“士”的意义。这一点,郑观应和郭嵩焘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郑观应看重商贾的商业活动,把那时的国际秩序的现状视为“商战”。

对此,刘锡鸿强调“重农抑商”。但是,刘锡鸿以下的这些认识,包括“在商业的方面,中国不如西方”、“西方的商贾为了得到商业的利益,在议会里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等看法和郑观应的“商战”论是很有共同之处的。总之,根据本文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能从新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物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①张宇权认为刘锡鸿生于道光二年(1822)或者道光三年(1823)。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这种框架的代表作是: (一)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二)曾永玲:《郭嵩焘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三)王兴国:《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四)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五)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关于郭与刘的研究之中最热烈的讨论的是他们的西方认识。如上研究探讨的是郭与刘能不能确切地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它们看来,对西方文明给予很高的评价的郭嵩焘是进步的人士,相反排斥西方的刘锡鸿是保守派的人物。(一)和(二)是最能代表这样的认识的著作。(三)是最近出版的大部头的传记,它探讨了郭嵩焘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经学考据思想等很多方面,但是它的框架和(一)、(二)没有很大的差别。(四)对郭嵩焘在湘军时期的思想十分关注,但是仍然认为理解西方是最进步的行为。(五)是关于刘锡鸿的第一本专著。它广泛涉猎有关史料,阐明新的事实。但是它的研究目的是“我们对保守派人物也应该十分关注”,这意味着它以刘锡鸿的保守性为一个前提。除了如上研究以外,有郭嵩焘、刘锡鸿和张德彝三者的日记的英译,就是(六) J. D.Frodsham, trans. and annot.,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the West: The Journals of Kuo Sung-t ao, Liu Hsi-hung andChang Te-y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译者在绪论上指出的是,郭和刘对西方文明都有相当确切的认识,他们探讨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西方文明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问题。笔者看来,(六)的观点比较公允。但是它认为郭和刘的主要目的是理解西方,这一点是和如上研究大致相同。

③代表这种框架的是, (七)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

(七)也指出郭嵩焘的西方认识的进步性。但是它也强调郭嵩焘作为士大夫的身份,认为他的儒家思想对他的西方认识有很好的影响。日本的研究也依据这种框架,但是不认为儒家思想与西方认识之间有那么良好的关系。参看(八)佐佐木扬:《郭嵩焘の中国论と西洋观·日本观》,载《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观と西洋观》,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 (九)手代木有儿:《清末初代驻英使节(1877—79)における西洋体验と世界像の变动—文明观と国际秩序观(1)—

(4)》,载《商学论集》(福岛大学经济学会)第67卷第1号,第68卷第1号第2号,第70卷第3号, 1998年—2002年; (十)茂木敏夫:《近代中国のアジア观———光绪初期,洋务知识人の见た“南洋”》,载《中国哲学研究》第2号, 1990年; (十一)沟口雄三:《ある反“洋务”———刘锡鸿の场合》,载《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反“洋务”的一个实例———关于刘锡鸿》,载李平、龚颖、徐滔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八)是在日本唯一的关于郭嵩焘的整体性研究的著作。它细致地探讨郭嵩焘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它看来,郭嵩焘认为那时中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士大夫的排外性态度,而且这样的士大夫的态度和南宋时代士大夫的排外性言论有密切的关系。他这样的中国历史观导致他对那时士大夫的强烈的批评和对西方的关心。但是因为他最向往的时代仍然是“三代”,所以他毕竟只是指出三代的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共同之处。(九)和(十)都从思想比较的观点来进行讨论。它们都对郭的华夷观念十分关注,分析它与西方认识、亚洲认识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郭和刘坚持以华夷观念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他们根据这些价值观评价西方文明。关于刘锡鸿的思想,在日本早就有议论性的研究著作,就是(十一)。它对郭嵩焘的先进性有怀疑,而且指出刘锡鸿思想的独特性。比如,刘锡鸿在对西方的议院制度和地方自治十分关注的同时,讲究五伦等传统价值观。和这样的刘锡鸿比起来,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没有什么特色,他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西方物质文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④李长莉:《晚清士人趋利之风与观念的演变》,载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概括了这种情况。

⑤笔者涉及英国政治时,参考了以下著作。池田清《政治家の未来像》,有斐阁1962年版,坂井秀夫《近代イギリス政治外交史》, 1,创文社1974年版,村冈健次《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の政治と社会》,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

⑥《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版,咸丰六年二月初七日,第31页。

⑦同上,咸丰六年二月初九日,第31—32页。

⑧同上,咸丰六年四月廿九日,第83页。

⑨⑩同上,咸丰八年八月初六日,第150—151页。

○11同上,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第469页。

○12同上,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第429—430页。

○13《郭嵩焘日记》,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版,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第127页。

○14因为曾国藩和朝廷想从广东省征收厘金,把它用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军费,所以他们任命熟悉厘金政策的郭嵩焘为署广东巡抚。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版,第140页。

○15《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同治三年,《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26—132页。

○16《郭嵩焘日记》,第一卷,咸丰十一年七月廿三日,第476页。

○17《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第128—130页。

○18同上,第130—132页。

○19《郭嵩焘日记》,第二卷,同治五年六月廿三日,第387页。

○20关于倭仁的生平和思想,参看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书的第165—186页提及同文馆之争。

○21《郭嵩焘日记》,第二卷,同治六年四月初三日,第430—431页。

○22同上,同治六年四月初三日,第431页。

○23同上,同治六年七月初二日,第445页。

○24○25倭仁《奏陈奉夷为师之害并述自强之道仍须以礼义为本》,同治六年三月初八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八,第11页。

○26《郭嵩焘日记》,第二卷,同治六年七月初二日,第445页。

○27关于在海防筹议中各个人士的建议,参看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一册,《一谕折》。

○28关于在海防筹议中李鸿章的看法和它的意义,参看冈本隆司:《“洋务”·外交·李鸿章》,载《现代中国研究》第20号, 2007年,第7—9页。

○29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3页。

○30《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辰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21页。

○31《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同上,第129页。

○32《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39—347页。

○33同上,第341页。

○34同上,第342页。

○35茂木敏夫指出,李鸿章的部下马建忠也主张官和民的分工。参看茂木敏夫:《马建忠の世界像———世界市场?“地大物博”?中国—朝鲜宗属关系》,载《中国哲学研究》第7号, 1993年,第8—9页。

○36《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2—343页。

○37同上,第345页。

○38参看,川尻文彦:《清末の“富强”をめぐって》,载《中国哲学研究》第14号, 2000年,第132—133页。

○39○43《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4页。

○40《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光绪二年,《郭嵩焘奏稿》,第353页。

○41佐佐木扬:《郭嵩焘の中国论と西洋观·日本观》,第117页。

○42《附录:拟销假论洋务疏》,光绪二年,《郭嵩焘奏稿》,第358—359页。

○44张宇权:《思想与时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刘锡鸿研究》,第二章。

○45《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光绪元年,《刘光禄遗稿》,卷二,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13—14页。

○46朱纯、杨坚校点:《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页。

○47《录辛未杂著二十二则寄答丁雨生中丞见询》,光绪元年,《刘光禄遗稿》,卷二,第26页。

○48同上,第9页。

○49《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刘光禄遗稿》,卷二,第16页。

○50同上,第17页。

○51同上,第23—24页。

○52同上,第25页。

○53《乙亥九月二十四日复丁雨生中丞书》,《刘光禄遗稿》,卷二,第10页。

○54关于郭嵩焘在“南洋”时的思想,参看,茂木敏夫:《近代中国のアジア观———光绪初期,洋务知识人の见た“南洋”》。

○55同上,第100—101页。

○56茂木敏夫已经指出,马建忠也认为英国作为“在上者(官)”实施印度的统治。参看茂木敏夫:《马建忠の世界像———世界市场?“地大物博”?中国—朝鲜宗属关系》,第8—9页。但是,如上所述,马和郭的论点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57《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第79页。

○58同上,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第117页。

○59同上,光绪二年十一月初八日,第117—118页。

○60茂木敏夫:《近代中国のアジア观?光绪初期,洋务知识人の见た“南洋”》,第100页。

○61《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57—58页。

○62同上,第57页。

○63《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第370—373页。

○64同上,第373页。

○65同上,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102页。

○66《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109—111页。

○67同上,第110页。

○68同上,第111页。

○69《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102页。

○70同上,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00页。

○71关于张伯伦·约瑟夫这样的市政改革,参看,坂井秀夫《近代イギリス政治外交史》, 1,第153—156页。

○7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日,第206—207页。

○73同上,光绪三年十月廿四日—廿五日,第348—354页。

○74同上,光绪三年二月初一日,第158—159页。

○75《致沈幼丹制军》,《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6页。

○76《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十月廿五日,第352页。

○77郭嵩焘亲密交往的英国外相沙里斯百里(Salisbury),对声学和光学造诣很深。同上,光绪四年二月十九日,第453页。

○78同上,光绪四年三月初五日,第470—471页。

○79笔者写这段关于官吏录取考试的描述时参看的是,村冈健次《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の政治と社会》,第143—150页。

○80《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第164—165页。

○81同上,光绪三年二月廿九日,第180—181页。

○82川岛昭夫《第五章前工业化时代の生活と文化》,载村冈健次、川北稔编:《イギリス近代史》,ミネルヴァ书房2003年改订版, 121—123页。村冈健次:《一章产业革命の文化———科学と技术について》,载松村昌家等编《新帝国の开花》,研究社出版1996年版。

○83《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二月二十日,第172—174页。

○84关于那时专家的付与资格的团体,参看,村冈健次:《ヴィクトリア时代の政治と社会》,第233—237页。

○85同上,第236—237页。

○86《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五月初二日,第228—229页。

○87同上,光绪四年四月十八日,第506页。

○88《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87页。

○89同上,第153页。

○90同上,第129页。

○91同上,第158—159页。

○92同上,第99—100页。

○93同上,第160—161页。

○94同上,第161—162页。

○95从1877年到1879年去英国留学的严复(1854—1921)也认为,英国一方面正在增加国债,一方面正在增加国家的岁入。他对现状的这样的认识和刘锡鸿的很相似的。严复这样的认识基于他那时关注的亚当·斯密的公债学说。但是亚当·斯密强调的其实是这样,英国一方面增加公债,一方面靠国民的认真的态度增加岁入,这是值得称赞的事情。但是这也是例外的事实,过度发行公债一定导致英国在经济方面的困境。参看,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2页。

○96《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第188—195页。

○97关于这三个人的会谈,参看,沟口雄三:《ある反“洋务”———刘锡鸿の场合》,第283—285页(李甦平、龚颖、徐滔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第192—193页)。

○98参看,坂野正高:《中国近代化と马建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91—97页。它也提及刘锡鸿的铁路论。参看,第121—123页。

○99《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第189—190页。

○100同上,第191页。

○101《论士》,同上,第10—11页。

○102王兴国:《郭嵩焘评传》,第378页。《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光绪八年九月初一日,第318—322页。禁烟公社是郭嵩焘在回国后开办的组织。参看,金培:《郭嵩焘的对外意识和地域活动———以思贤讲舍及禁烟公社为中心》,载周维宏等主编:《世纪之交的抉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103王兴国:《郭嵩焘评传》,第367—381页。

○104《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刘光禄遗稿》,卷一,第5页。

○105同上,第3页。

○106同上,第6—7页。

○107同上,第15页。

○108《刘锡鸿英轺私记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157页。

○109《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刘光禄遗稿》,卷一,第9—10页。

○110同上,第18页。

○111佐藤慎一:《郑观应について———“万国公法”と“商战”(三)》,载《法学》第49卷2号, 1985年,第6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