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与确定，基本上由当朝天子及各科主考官依照凭文而取、兼及形貌的准则在周而复始地运作，但其他诸多因素也同时掺杂渗透进来，造成了l3种异常现象，彼此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正面功用之发挥低于负面效应之浸渍的态势。凡此正是皇权至上的逻辑产物，政治支配的必然结果，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驱动下的典型表现，不仅折射出明清诸帝执政期问的特定历史状况，映现出两朝各阶段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及其国势盛衰变化的总体进程，还带出周期性的嬗变规律来。

    关键词：明清，进士前三名；遴选；l3种异常现象

    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3)05—0061—07

对明清时期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遴选中所存在的异常现象，迄今史学界还鲜有专文详加论及。①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颇有现实借鉴意义的重要问题，故作初探如下。由于进士及第既是举业的终点，又是仕途的起点，而一旦跻身前三名特别是摘取到状元的桂冠，就会迅即赢得巨大的声誉，获享到最优渥的待遇，更为日后仕途的超常规发展创设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因而明清历科应试者几乎都对“鼎甲尤所企望。”[1](3165)反转来，两朝对进士前三名的遴选与确定也特别关注，高度重视。“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于殿试次日在东阁“共阅对策，拟定名次”，[2](1695)然后将入围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等待御览裁定，特别是钦点状元、榜眼、探花，其结果则表现为：“或如所拟，或有更定”了。[1](3149)

    同意读卷官的初拟意见，自不待言；问题在于，明清当朝天子究竟是怎样做“更定”的。试看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的情形：本科原拟状元为王艮，榜眼为胡广。胡广联系当时正对燕王朱棣用兵的现状，在殿试对策中写有二句八字：“亲藩陆梁，人心摇动”，[2](4125)正中惠帝下怀；而惠帝又见王艮“貌寝”，[2](4047)便亲擢胡广第一，还赐名“靖”，用来代替“广”字，转而径将王艮改为第二。这起码说明，形貌条件在明代也未被忽视。再看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的批阅“更定”之举：本科殿试策问由明世宗亲自命题，继而又将内阁大学士李时、夏言等读卷官阅毕排好名次的前十二名答卷“各览一周”，颁降谕旨申明重定一至第四名的理由在于：“其上一卷，正合题意。夫周道善而备，朕所取法。其上三，说仁礼为用。夫仁基之，礼成之，亦甚得其意。上四论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法矣。其上二，略泛而滞于行。其下二却似谠，虽与题不合，言以时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余以次列去。”[3](3778-3779)从这道谕旨看，主要是同意读卷官原拟的状元，接下来则进第三、第四为第二、第三，将原下二(倒数第二，即第十一名)又提至第四，把原第二降到原下二的位次上去了。拆卷后本科状元遂为韩应龙，榜眼为孙升，探花为吴山。

    清代同明代一样，也是前三名既经当朝天子做出“更定”，那就一言九鼎、不容置喙了。在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会元由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考生彭启丰夺得，但其殿试对策被读卷官“置一甲第三”，雍正帝阅后，又“亲拔第一”，[1](10503)于是会、状联元。而其祖父彭定求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科也以会、状联元擅场，这就谱写了清代前期科举史上祖孙同创辉煌、愈显奇特的一页。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始定新进士前十人于读卷日引见”，[4](267)而本科殿试策题所列四问中最后一问为屯田之法。

    时任军机章京的毕沅曾“代友直班，适陕督黄廷桂疏至，言新疆屯田事，熟读之。"[5](302)及至参加本科殿试，其对策“缅缅数千言，议论剀切，进呈拟第四”，[4](267)乾隆帝则更欣赏此卷在屯田问题上辨析精核，引见中又见毕沅“仪观秀伟，进止有度”，[4](267)当即擢为第一名。与雍正、乾隆时期如日中天相反，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适值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不久，读卷官初拟本科状元为萧荣爵，第四名为骆成骧。“德宗见骆卷起语：‘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时方新败于日本，德宗大感动，乃以骆魁天下，改萧为第四。”[5](692-693)其实客观加以考察的话，就连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在前三名的“更定”上出乎人意地做出决断。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张之洞“廷对策不循常式”，[1](12377)纵论时事，被阅卷大臣迫于舆论压力，“公拟第十进呈”，然而慈禧偏偏将他“特拔置第三。”[5](690)

    综观明清诸帝“更定”进士前三名之所为，固然存在着或居治世、或居乱世、或处鼎盛时期、或处衰亡阶段的差别，但也共同表明：无论天子作为主宰者还是主考官作为辅助者，即使君臣俱对考生答卷产生了认知偏差，毕竟还都是遵循着凭文而取的总原则来进行的，都是把形貌如何作为权衡的重要条件来对待的。这同唐宋一脉相承，然而贯穿其间的，则为皇权的空前强化。也正是围

绕着皇权，其他许多复杂因素便在凭文而取、兼及形貌这一准绳之外掺杂渗透进来，有形无形地对进士前三名特别是状元的遴选与确定发生着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下述l3种异乎寻常的现象：

    一是在位帝王惑于符谶意念的潜在刺激。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阴历七月十八日病死在北征蒙古鞑靼阿鲁台部的回师途中，而本年也恰为进士甲辰科开科之年，殿试策题则以“圣帝明王之治天下，其大者在祀与戎”为问。[6](2435)明成祖自三月初一日主持完殿试，又于次日读卷官阅卷之日举行了御驾亲征的盛大阅兵典礼，这前后两日一文一武的行动，酷似对殿试策题“祀与戎”做出的实际说明。第三天再“御奉天门，阅举人对策。”[6](2437)此时读卷官所拟状元卷为举人孙日恭卷，可明成祖一见“孙日恭”这个姓名，竟认为“日恭’’二字组成另一个上下结构的汉字，即为“暴”字；再往下阅看，原拟探花“邢宽”二字映入眼帘，不由得“甚喜”—"邢”与“刑”读音相同，“邢宽”让人乍听起来，就径直代表着本朝刑法宽大，“遂擢为第一”，[7](961)降孙日恭第三。其实“日恭”典出《尚书·洪范》“貌日恭”，属于九条根本大法中“五事’亦即五种必备素质之一：《论语学而》既以“温良恭俭让”并举，《阳货》又以“恭宽信敏惠”齐列。这从字义方面又有什么“日恭”上下组合即成“暴”的恰似点在内?何况仅就字形而言，左下角还缺一“、”呢!如果说明成祖在病逝当年的甲辰科忽生符谶式联想改定状元，终究同他自许一生“视民如子”还有些关系，[6](2437)那么，明神宗在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的举动就显得越发荒唐可笑了。从不满十岁即位起，明神宗一直处在李太后和首辅张居正的控制之下。迤至万历十年(1582)开始亲政，而张居正又在本年六月病卒，随之便锐意扭转皇权旁落的局面，掀起了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待到万历十一年殿试，特向考生策问：“夫一切绳天下以三尺则害仁，然专务尚德缓刑，恐非仁而流于姑息；一切纳污藏疾则害明，然专务发奸伏，恐非明而伤于烦苛；一切宽柔因任则害武，然专务用威克爱，恐非武而病于亢暴”；要求考生“勉思而茂明之。”[8](2521-2522)这实际上正是对张居正为相期问“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2](5645)的施政纲领的反拨，旨在肃清其影响。可也就在明神宗凭借血气方刚阅览裁定“进呈卷”时，发现其中有一答卷署名为“朱国祚”，禁不住怦然心动：其姓“与国姓既同，且名亦似佳谶”，象征并预示着自己亲政以来和日后大明皇朝的吉庆昌盛，“因拔为首。"[9](390-391)像这样钦定的状元，好在从《明史》卷240《朱国祚传》来看，其本人多少还有些政治建树，这真带出几分明神宗歪打正着的意味了。

    二是当朝天子狃于先入为主的执拗偏见。依照清代不成文的规定：每逢在位皇帝“万寿及令节，凡一、二品大臣及内廷翰林皆有小贡，为诗、词、序、颂之类，缮小册以进。"[5](668)安徽桐城人龙汝言则于清仁宗五十寿庆之际，代替某都统汇集康熙、乾隆二帝的“御诗百韵”作为祝词和贡品进献。当仁宗得知此事出自龙汝言所为时，大加赞赏：“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随即赏给举人资格，特准“一体会试”，可却名落孙山。当会试总裁官、内阁大学士董诰前来复命时，仁宗的表态竟是：“闱墨不佳”。董诰退下后，特向近侍秘密询问“今科闱墨不惬上意”的缘故，得到的回答仅为六个字：“龙汝言落第耳!”朝臣自此全都牢牢记下龙氏其人。一俟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来临，以董诰、章煦为首的主考官就“仰体上意”，不仅会试录取龙氏，殿试“即以一甲一名拟进”；仁宗则“私拆弥封”察看，一见状元果为龙汝言，“乃无言”；到驾临太和殿宣布录取结果时，又“喜日：‘朕所赏果不谬也!”，这被清人视作：“状元遭际之奇，莫过于龙汝言。”[5](668)可是放在今天来看，封建帝王于未试之前就先入为主又以偏概全、主考官在已试之后只管仰承鼻息而不问其他的情状恰恰于此昭然若揭，无怪乎龙汝言终因平庸而未被《清史稿》立《传》了。

    三是出于扶持文化欠发达地区的考虑。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已属清朝入关以来的第l8次开科取士了，然而初拟前三名仍为全椒(今属安徽)人吴第一，金山(今属上海)人戴有祺第二，海宁(今属浙江)人杨中讷第三。康熙帝至此殊感“鼎甲久无北人”，[1](3165’便将跻身前十名、年方20的大兴(今属北京)考生黄叔琳亲自擢为探花，并改戴有祺为状元，吴  为榜眼，杨中讷为第四名。②这对激扬北方文气、鼓励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士子奋进无疑具有推动作用，也同当时的分区取士制紧相合拍，并且成为康熙五十一年定立分省

取士制的前奏。黄叔琳后来亦“以文学政事受知三朝(康雍乾)”，赢得“熙朝人瑞”的美誉和“北平黄先生”的敬称。[4](141)

    四是源于以文治济武功的需要。继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反清被清廷平定后，伊斯兰教封建主大小和卓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新疆天山南路集结兵力，进行割据活动。翌年定边将军兆惠奉命率师西征，历经两年奋战，连克南疆诸城，遂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班师回京。为表彰兆惠的平叛之功，不仅“图形紫光阁”，[1](10674)还派他充任次年为庆祝皇太后70寿辰而举行的辛巳恩科阅卷大臣。阅卷大臣除去兆惠之外，还有协办大学士刘统勋等9人。这9人在“卷面另粘纸条，各以圈、点别优劣于其上，”[10](27)结果217卷中只有一卷获得九圈，而前十卷其他各卷或为八圈，或为五圈。兆惠身为满族将领，虽不精通汉文，但在阅卷之前已得高宗口谕：“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11](346)于是便将这份满九圈的答卷列作第一名进呈。进呈后因“御史奏改先拆弥封，传集引见”，[12](149)则已知晓初拟一甲三人为：状元江南赵翼，榜眼浙江胡高望，探花陕西王杰。而高宗“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10](27)鉴于在本科以前陕西未曾出过状元，赵翼又是朝廷现任官员，更因本科正值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亟待锦上添花之时，要为普天同庆皇太后万寿节营造出空前喜庆热烈的气氛，高宗便宣召阅卷大臣，特将王杰定为状元，把赵翼改为探花。金榜公布后，高宗在两日内仍对众大臣接连言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10](28)并赋《辛巳御殿传胪纪事》诗说：“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12](149)这一连串的举动充分表明，乾隆帝特拔王杰置第一，虽拿两种主要理由做依据，且有“益喜”王杰“风度凝然”的成分在内，[4](270)但借贺寿开科钦点西北状元来大力播扬文治武功相济之盛，则是最为根本的，也是极其明显的。

    五是打破惯例做定夺。清朝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允许旗人参加进士科考试，试题另作规定，比较简单，因而分成两榜来录取：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俱以文字高下，分别前后。”[13](5303)自此以降，常因旗人应试人数不早．时举时停．到康熙二十六年(l686)遂予取消．“诏同汉人一体应试。”宗室从乾隆八年(1742)起，可以直赴殿试，未久即停；嘉庆六年“始著为令”：宗室有权参加乡试、会试，会试则“别为一榜”，殿试及朝考则“满、汉一体”，[1](3160-3161)即平等竞争。但从康、乾以来，旗人和宗室通常都“不列鼎甲”，这已形成惯例。可在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当殿试未唱名时”，穆宗“亲揭试卷”，见到状元姓名乃是蒙古正蓝旗人崇绮，在突然陷入既与“旧例’，相冲突、“又难复改”的情状下，“因将鼎甲三名复入筒中，三入，皆崇也，因不改。”[5](689)像这样抓阄式打破惯例确定崇绮为本科状元，虽然未脱神秘色彩，可却衍生出一段佳话，即清朝“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1](12775)到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宗室耆寿又“以一甲二名及第。”[1](3169)由此引发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打破惯例做定夺，实际上更符合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依从惯例来处断，的确具有抑制封建特权、防止通关节的客观意义。如何找到二者之问的平衡点，始终是历代王朝悬而未决的一大难题。

    六是辅政重臣利用权力施加无形的挟制。如前所述，在明神宗以幼龄即位之初，张居正即独秉国政；而其子于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却偏偏落第，张氏不仅对会试房考官沈一贯深怀“恨詈”，[9](421)让他日后整整8年滞留在翰林院检讨的职位上，更由此“不悦，遂不选庶吉士”，[2](1702)也就是故意不按定制继续从新科进士当中通过东阁试(清称朝考)来选拔国家高级官员包括宰辅的后备力量了。这一手段强行采取之后，待到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无须张居正略动任何声色，其次子张嗣修就被录取为当科榜眼；紧接着八年(1580)庚辰科，第三子张懋修更“以一甲第一人及第”，[2](1702)而且都是进呈之后由年近成人的明神宗“特擢”的。尽管舆论哗然，但干预朝政的李太后在当时也听之任之，后来二人俱被“削籍”又无不同。[14](300)

    七是军机大臣为其子弟自请减等。这同张居正截然相反，适成对照。在雍正十一年(1733)癸巳科中，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长子张若霭“廷试，世宗亲定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张廷玉尽管当时已“极心膂股肱之重矣”，但却“坚辞”不受，力执“不可”，结果雍正帝便将张若霭由名列探花退置第四名，把原第

四名沈文镐升作探花。[1][10240-10241)君臣这样来处理此事，《清史稿选举志三》说是：“诚重之也。”亦即向世上表明：鼎甲决不轻授，孤寒士子应优于官宦子弟，务从至公，使应试者更看到希望。张廷玉之举，确实显现出一个辅政重臣的风范，对请托奔竞之风也不无遏制作用，这就难怪“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1](10240)

    八是主考官着眼大局。与前所提及的龙汝言相隔两科，广西桂林考生陈继昌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廷试时，因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12](162)该卷虽属最后交纳者，但经殿试读卷官批阅，却凭本身达到的水平被拟定为第二名。此前陈氏已夺得乡试解元和会试会元两顶桂冠。面对这种情况，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深感“本朝百余年来，三元祗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便主张将陈继昌“改置首列”，结果真“以三元及第”。[l2](162)为此其座师借用西晋郤诜在东堂对答武帝之问的典故：“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15](1443)再结合陈氏的籍贯，特制图章一枚，上刻“桂林一枝”四字赠给他。这和龙汝言仅靠汇集康熙、乾隆二先皇“御诗百韵”蒙受清仁宗眷顾而平步青云是有明显区别的，更与甲戌科主考官的所作所为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曹振镛一生历事乾、嘉、道光三朝，久任军机大臣，“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l](11406)据此来看，曹振镛从彰显“文明之化”出发，提议把陈继昌由榜眼升为状元，并未偏离法定的录取标准，而且是很有大局观念和文化建设的战略眼光的。本科三份殿试对策鼎甲卷至今仍可完整见到，很难说彼此不处在伯仲之间。惟其如此，在整个由112科进士考试为主体所构成的清代科举史上，才迸射出仅有两科产生过的三元及第者的闪光点来：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江苏吴县的钱  ；本科的陈继昌。较之宋代则少二名，比辽、金、元各多一名，适与明代相等。时至今日，“三元及第”赫然成为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的一大人文景观，令人神思为之飞越，然而不能不把它同曹振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九是主考官甄选不公。这从唐宋时期即为进士科考试的顽症痼疾，明清两代则以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是年二月，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在南京按时举行，主考官为年届85岁的翰林学士茶陵(今属湖南)人刘三吾。刘三吾尽管“博学善属文”，而且“为人慷慨，不设成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但随着年事越来越高，也“才力日益减。”[2](3942)等到本科会试结果公布，仅仅录取51名，其中竟无一名北方举人，这在历科取士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会试录取人数同殿试钦赐进士及第的名额大体相对应，故而金榜揭晓，清一色均系南方人，前三名则依次为陈安、尹昌隆、刘谔。这一来便迅即引起轩然大波，被激怒的落第北方举人联名上告说：“三吾等南人，私其乡。”明太祖为平息众怒，命令翰林侍讲张信等人覆阅会试卷，增补北方举人入选，但所呈报上来的试卷却都文理不佳，而且存在着触犯忌讳的话语，于是有人奏报这是张信等人秉承刘三吾众考官的密嘱故意拿北方举人的“陋卷”来欺君罔上。明太祖得奏大怒，遂将考官白信蹈等凌迟处死，刘三吾“以老戍边”，原定会元宋琮、探花刘谔“亦遣戍，”[2](3942)状元陈安则问斩，所取进士俱罢黜，另“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得六十一人”，[16](3653)可这61人齐刷刷又都变成了北方人，经过六月初一日亲自主持殿试，最终钦定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时称该科为“南北榜，又日春夏榜。”[2](3942)如今站在生命科学的角度看，刘三吾身为耄耋一老翁，很难说他悉取南方举人完全是凭文定优劣，以才定名分，毫无偏离公正之处；尽管南方文化要比北方先进发达，也不能说北方举人当时就真真没有一个人确能中式。明太祖反其道而行之，同样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发生在明初科举考试中的这桩重大事件，客观上却为明仁宗于洪熙元年(1425)确立起南北分区取士制作了铺垫。

    十是主考官泄露试题。明成祖在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的当年(1402)八月，即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并预机务”，[2](76）迈出了明代设立内阁的第一步。这固然解决了明太祖罢废中书省后最高行政机构的空缺状况，但也给阁臣权力逐渐膨胀提供了温床。解缙则“少年高才，自负匡济大略”，[2](4129)在“引拔士类”上，“有一善称之不容口”，然而“好臧否，无顾忌。"[2](4121)就在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作为成祖登基后的首开之科如期举行时，他充任会试“正主

考’和殿试读卷官。此前吉水县考生刘子钦已成江西乡试解元，经过会试又高中会元。解缙亦为吉水人，对这位同乡颇“爱其才，而许以必得状元”，不料刘子钦却‘值任不让”，顿令解缙“心薄之”，[9](379)就把本科状元的目标转向了曾  。曾祖籍永丰县，该县与吉水县紧相毗连，同属吉安府(今江西吉安市)下辖九县之一。正是基于浓厚的乡土观念，特别是对刘子钦的鄙薄和报复心理，解缙便向曾“密示”了本科殿试策题。原来成祖之意是：通过此次殿试，“必欲得渊博之士”，[9](379)因而殿试策题从黄帝尧舜的“精微之蕴”、历象大衍的“合一之归”、兴学立贤的贯通之法、礼乐制度的补缺创新来询问“明体适用之学”。[6](515)这要对答得精详明晰，难度是很大的。可曾本来就擅长书法，写文章思如泉涌，既已知晓殿试策题，更能前“夙擀构”、届时“详对”了，结果一举“得状元。"[9](379)解缙恃才祜宠竟敢把殿试策题泄露给同郡考生，可谓无视国法；到永乐五年(1407)，又“坐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此后遂一蹶不振，直至被锦衣卫“埋积雪中立死”并抄家。[2](4121-4122)

  十一是主考官敷衍塞责。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是明代宗在“土木之变”登上帝位后例予举行的第一次进士考试，为此诏命内阁宰辅和政府要员共计12人充任殿试读卷官。到东阁集体阅卷时，总负其责的“阁老”——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已经预先“属意于受卷官”，抽取三份殿试对策作为“第一甲’前三名的得主，由他亲自到“南房向西纸窗圈点”；[17](204)所余198卷，则“分送读卷诸大臣”并宣布说：“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仅仅“少顷’劭夫，陈循便“收上一等，则判二甲；次二等，则判三甲也”。至于“第一甲三卷，阁老圈点毕将午”，又从翰林院学士商辂所判六、七卷中调换一卷，就带领吏部尚书王直、商辂共“三人者，持诣文华进读，午后填黄榜，明早榜出矣。”[17](14)平均计算起来，201份殿试对策除去阁老所判3卷，其他ll名读卷官每人正该各判l8卷，可整个阅卷过程，仅仅占用“辰、巳二时，榜中人次第已判定”。这按现代时折算，平均不到l5分钟就阅毕一份通常为2000字上下的殿试对策(今存景泰五年甲戌科榜眼徐溥答卷可证)，难怪担任本科殿试弥封官的叶盛禁不住嗟叹：“若日须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17](14)之所以如此神速拟定出前十名特别是一甲前三名，原因主要在于：首席殿试读卷官陈循“久居政地”，其“刻躁”是早被“士论所薄”的。[2](4514)这种录取结果虽经明代宗亲阅批准，可到后来，因其答卷经过调换而成状元的柯潜，虽在《明史》卷152得立一传，仅200字左右，建树无多；探花王廷贵还能见于较有影响的《国朝献征录》(卷27)，但也篇幅有限，事迹一般；至于榜眼刘升，则杳无传记资料可让后世寻觅到了。这不能不说是对陈循这批读卷官和明代宗当年取士行径的一种讽刺。

    十二是主考官顺水推舟。在“三大征”军事活动朝着有利态势推进的背景下，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如期而至。当时宁夏挬拜之乱已被平定两年，对播州杨应龙兴兵反叛也正诏命四川巡按相机“勘剿播酋”，[8](5223)援助朝鲜抗击日军的东征之役则转入了对日封贡休战的状态，因而本科殿试策题专就“文武并用”之术和“修攘实政，而发。[8](5235-5236)但录取结果却是：由位居殿试读卷官最末位的“工部右侍郎沈思孝所读”茌平(今属山东)考生朱之蕃的答卷被列为第一名，而其他五位读卷大臣“莫敢与争。”[9](388)原来内阁宰辅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均与沈思孝同为穆宗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进士。其中赵志皋“柔而懦”，就连讨论对日本封贡这类重大政事时，也“应和”兵部尚书石星的主张，以“冀无事。”[2](5776)张位则“果于自用，任气好矜。”[2](5779)陈于陛在内阁“位第三，每独行己意。”[2](5755)沈一贯更“枝拄清议，好同恶异。”[2](5759)这四人性格与行事如此不同，可正因为和沈思孝“同年，夙称气类”，加上沈思孝虽“居六曹贰卿之末，而以人望新起”，就都宁可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力而对沈思孝“所取，竞得大魁”，顺水推舟做人情了。[9](388’此外吏部尚书孙丕扬，素以“挺劲不挠”著称，[2](5901)但与沈思孝尚未产生嫌隙，“亦相厚善”，所以也不持异议。这在明末读书人眼里，纯属“累朝以来仅见事也”。[9](388)

    十三是主考官意气用事。清王朝延续到晚期，已经行将崩溃，尤其在光绪受慈禧控制时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封建皇权也随之日薄西山。与此相同步，除去极为个别的情况以外，进士科前三名经阅卷大臣拟定“进呈后多照原拟”，在阅卷大臣内部也形成惯例：“以奉旨派充时名次先后为序，位在甲者所取第一卷为第一，位在乙者所取第一卷为第二。如大臣八人，则位庚、辛者所取第一为七、为八也。甲所取第二，宜为第九，不可紊也。”l-5](692’然而在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李鸿藻与翁同和尽管依序充任阅卷大臣，但翁同和阅罢费念慈殿试对策卷，颇为欣赏，就打算把状元授付给这名考生，即与李鸿藻商议，李鸿藻此时也已确定张孝谦殿试对策卷宜为第一名，便执意不可替换。翁、李二人一为光绪帝老师，一为同治帝老师，一为清议党“南派’’支柱，一为清议党“北派”领袖。李比翁同和早两科进士及第，翁为文宗咸丰六年(1 856)丙辰科状元。相形之下，翁同和要比李鸿藻更受光绪帝信任，喜好“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1](12371)李鸿藻要比翁同和资格老，“所荐引多端士，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1](12368’因此两人到此时围绕本科状元究竟定谁“争不已”。说到底，翁同和之争毕竟属于越权破例，李鸿藻再争也无法一锤定音，继续僵持下去则会耽误进呈御览和发榜事宜，“乃两置之”——干脆谁都不取，状元另定张建勋，榜眼改拟李盛铎。[5](692)这种结果表明，正是在主考官意气用事之下，张、李二考生成为地地道道的幸运儿，张孝谦和费念慈真真变作科场中的冤屈鬼了。

    合而观之，以上13种异常现象的递次出现，大多是与凭文而取、兼及形貌的既定原则和标准背道而驰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确实值得肯定的；无疑需要否定的；本身具有弹性的(惯例或依或违)。其问正面功用的发挥则从整体上低于负面效应的浸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皇权的适度施用和皇权的直接滥用及其被间接利用甚且借用在此消彼长，盛世弊病少和末世怪事多在相互映照，奉公抑私之举同渎职违法行径在尖锐冲撞，正统思想同世俗观念在猛烈碰击，特殊考虑与认知偏差在交错定位，科场腐败与吏治腐败在并行互动，既从最高层面上体现出科举取士某些做法的可取性，又在终极范围内暴露出这一制度的严重弊端。透过这一制度更可以判定：它们都是皇权至上的逻辑产物，都是政治支配的必然结果，都是封建传统意识驱动下各向正反两极化倾斜与回归的典型表现；然而聚合到一点：均与在位帝王、各科主考官的个人素质如何密切相关，因为皇权终究要靠人去行使，政治终究要靠人去应对，观念形态的东西终究要靠人去把握。惟其如此，这l3种异常现象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清诸帝执政期间的特定历史状况，映现出两朝各阶段政治局势的主要特点及其国势盛衰变化的总体进程，而且晚清之于晚明。更显露出科举趋于畸形化的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带出具有周期性的嬗变规律来。不过也应承认：像上面所涉及的终非正常录取的诸科进士前三名，并不是统统文不可观，人不足取。仅以取代赵翼为状元的王杰而论，“行己居官”得力于濂洛关闽之学和经世致用之说，以军机大臣和首辅历仕乾、嘉两朝，“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1](11088)然而这也无法淡化明清两朝在进士前三名遴选与确定问题上给后世留下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更对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极有借鉴意义和启迪功能。

注释：

    ①参阅何忠tL(--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一文。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详福格<听雨丛谈>卷九<乡会试掌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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