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正阳门(俗称前门)内的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一带，曾是许多衙署的所在地。在这老百姓望而生畏的地方，有一个颇为特殊的机构，那就是为皇家治病的太医院。 

(一)太医院署址的变迁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初，利用旧有官舍作为各衙门办事的处所，多散处城区，杂然无序。明英宗正统七年四月(1442年5月)，始在大明门 (清时称大清门，在正阳门内。解放后已拆除)东，新建许多官署。太医院署也在这里修建。清代太医院因明署之旧继续设于该处。其确切地点是在天安门前、钦天监之南，礼部正东，即现在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对面是照壁，有黑漆书写“太医院”三字的朱色立额。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面向北)，右为“听差处”(面向南)。署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其中悬挂着康熙御赐院判黄运诗：“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公的处所。大堂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者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把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中国衙署都必须迁走。太医院一时找不到新去处，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宅第应差。不久，太医院又暂移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另建新署，三年竣工(此址辛亥革命后，改为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大门三间，随门有房，西为听差茶房东为科房。东有土地祠一间；西有铜神庙一间。宜门内，东西厅各五间，是御医以下医官办公的地方。正北为大堂。后院是二堂，沿用原名仍称“诚慎堂”。院内东房三间是“首领厅”，西房三间是“医学馆”，东耳房二间是“庶务处”，西耳房二间是“教习室”，北面还有诸生自修室。这个太医院新署，现在遗址尚存。即今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170地安门东大街太医院二堂街一百十一号北京三十二中工厂和一百一十三号文物局家属宿舍。大堂已拆建，但仍能看见当年的础石。二堂及东西厅房均保留着原来的建筑，只是已成住房。但是从这些建筑中，可以想象到当年太医院那种森严华贵，神秘莫测的情景。 

明太医院的三皇庙内，曾有元元贞年间(1295－1296年)所鐫、宋王惟德撰《铜人睮穴针灸图经》全文的石刻，其碑之题篆为宋仁宗的御书。石刻是元惠宗至元年间(1335—1340年)自汴梁(今开封)移到这里的。王惟德，又名王惟一，是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天圣初年，奉命编修针灸书籍，他对古医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和针灸图式详加考订，并对历代医家的针灸实践进行系统总结，于天圣四年(1026年)编成《铜人睮穴针灸图经》三卷。天圣七丰(1029年)由政府颁行全国，作为学习针灸及临证取穴的标准。他还设计并主持铸造明堂针灸铜人两具。铜人的躯体、脏腑可分可合，体表用金字标有针灸穴位名称，穴孔处涂以黄蜡，里面是空的，可注水。如果按针灸分寸正确进针，里面的水，便可自孔穴流出，否则不能刺入。它是当时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生用的。两具铜人，在战乱中失落其一，所存一具，藏于明太医院的药王庙里，但这具铜人，是经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重新修铸过的。这些前朝遗物，因年代久远，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石刻字迹已漫漶不清，铜像睮穴也已昏暗莫辨。明英宗命令新建太医院时，砻石范铜，重修《针灸图经》石刻和仿铸针灸铜人，置于院署，以供法式。明嘉靖时，针灸学家高武曾铸有铜人三具，男妇童子各一。明万历中，医官杨继洲，又于太医院铸铜人一具。所以自北宋以来，先后共有针灸铜人七具。清末地安门外太医院新署“铜神庙”内供置的不知是哪一具铜人。 

(二)太医院的沿革及其制度 

供奉于内廷的医师或医疗机构，我国自古已有，但其职官设置及其体制，各朝之间互有异同。周官有医师上士、下士，掌医之政令。秦置太医令。西汉时太常、少府都有太医令。属太常者为百官治病，属少府者为宫廷治病。东汉、曹魏沿置。隋唐设太医署，其主管官员为太医署令。宋有医官院，金代始改名太医院，其长官为提点。元代亦称太医院。明、清两朝相沿。    

清代的太医院，制度大体如下： 

 (一)机构及品服：清初，各官品级满汉间有所不同。康熙九年(1670年)，由于政权已较巩固，为消弭汉人的仇视心理，标榜所谓“满汉一体”，将官制改归划一，所以太医院的官员，无分满汉，职掌皆同。但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仍设特简管理院事满大臣一人，作为太医院的最高长官，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撤消。此后，太医院各官皆由汉人充任，有时任用少数满人。其人员情况人体是：院使一人，是该院行政及医疗事务的主管官员，左、右院判各一人，是该院的副主管官员，御医十至十五人，吏目十至三十人，医士二十至四十人，食粮医生(或称粮生，主要担任缮写等工作)、切造医生(负责药物的炮，炙调制)各二、三十人。上述员额，清代各朝虽有增减，总的说来，体制未变。该院医官通称太医或御医。 

太医院医官的品服，康熙九年(1670年)规定，院使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御医正八品，吏目从九品。雍正七年(1729年)规定：御医均授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各医官的品服，历朝也有变动。 

 (二)设科及侍直：清初太医院按明代旧制共设十一种，即：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咽喉科、痘疹科。嘉庆二年(1797年)，将咽喉与口齿、痘疹与小方脉各合为一科，遂成九科。嘉庆六年(1801年)，将正骨科划归上驷院。道光二年(1822年)，由于认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从而废止针灸科。同治五年(1866年)，将原来的伤寒、妇人两科，归入大方脉，加上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共为五科。光绪朝一仍其旧，未曾有所更改。 

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各以所业专科，分班入宫，轮流侍直。在宫里的称为“宫直”；在外廷的称为“六直”。宫直在内药房及各宫外班房侍直；六直在外直房侍直。清帝驻跸圆明园时，宫直在圆明园药房侍直；六直在圆明园外直房侍直。光绪十三年(1887年)议定，西苑(现中南海及北海)寿药房，每日须有两名太医院官直宿，药库的库掌、笔帖式等，遇差传唤；乾清官御药房，每日由太医院大、小方脉二科各一人直宿，以供进御。 

为便于侍直，在宫内及园苑，太医院没有公所或“他坦”(《清文汇书》释为“出外住立处”，即休息处)。圆明园东南一亩园有公所一处，原有房八十余间，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北，南三所东，亦有一处。遗迹早巳无存。 

 (三)教育及考核：清代造就医官人才，分为内教习与外教习两种。内教习是教授内监中的学医者，外教习是教授普通平民及医官子弟中的学医者。内教习是由太医院选派学识素著的医官担任教学工作，设教于东药房。教授内监医学，按制由光禄寺提供厨役及膳食。外教习人员的选拔及培养，均极其严格。按照规定：“初进医生，自取同乡京官印结，赴院(太医院)具呈报明，经本院首领厅验看后，再取本院医士、医官保结，由堂官(院使，院判等)面加考试。医学可造就者，准其在院候试，挨次顶补[1]”。这些经过重重考核、确系“通晓医理、身无过犯”者，才可以进入外教习厅学习。其执教医官，也是选拔御医，吏目中的品学兼优者充任。学习的功课主要是医学经典著作，及有关专科书籍。乾隆七年(1742年)吴谦等奉勅编成《医宗金鉴》，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行，即作为医学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清末。外教习的肄业生，除每年按季进行考试外，每历三年，由礼部堂官到院主持进行一次考试，被录取者称为医士。习业荒疏未被录取者仍准照常肄业，以待下次再考。太医院还规定，凡肄业一年以上，经过三次季考名列一等的，经呈报礼部可递补食粮医生的缺额。雍正八年(1730年)添设食粮医生十名，并改名为恩粮生，从此可不经考试，只须由太医院呈报礼部，便能递补。 

鸦片战争后，太医院经费不足，教学、考试制度日趋废弛，教习厅亦任其倾圮。至同治年间，御史胡庆源奏请整顿医官以正医学，遂于同治六年(1867年)改教习厅为医学馆，太医院派教习三人，收掌三人，执掌医学馆，按春秋二季对医士、恩粮及肄业生进行考试，然后列定等第，按名顶补。每届六年，太医院会同礼部主管官员，对在太医院供事的医官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试。这种考试，除院使、院判及在内廷侍直的御医，经奏明皇帝可不参加外，其余吏目、医士及肄业等员，须一律应试。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新医学馆，基本按照各省学堂的章则，以院使、院判为管学，派医官二人为教习，另设稽察、监学、庶务、书记各一人，分掌有关事务。除管学外，其余人员都须在太医院供职。在旧肄业生中考选二十人为学员，学习期限定为四年。晚清太医院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虽已日益松弛，但因该院所承担的任务重要，故在医官的教育和考查方面也还是十分认真的。 

(四)人事制度：太医院的人事制度，在通常隋况下，是严格按照品级等第，一步步升迁调动的。院使员缺，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员缺，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员缺，由御医升补；御医员缺，由吏目升补；吏目员缺，由医上升补；医士员缺，由医生升补。医官的题授大体是：除院使、院判外，自御医以下遇有缺出，该院堂官首先在内直医宫中选拔提名，申递礼部转咨吏部任命，如内直医官补完，才可从外直应升各宫中选拔，并按俸开列申送。呈报前，有的还须经过考试。这是一般晋升的情况。还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该院各官员缺，如有奉旨特用的，则遵渝补授；一是该院出现差多人少，不敷遣用时，曾在直隶省民医及举贡生监有职衔的人员中，拣选精通医理并情愿效力者，按一定手续顶补录用。但这类特殊情况，总是不多的。 

 (五)其他职责：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为宫廷侍直(如上所述)。此外，还承担一些奉旨委派的临时性任务和由该院直接委员从事的较为固定的任务。奉旨委派的临时性任务大体有如下三种：第一，凡诸王、公府及文武大臣请医视疾；第二，外藩、公主、额驸及台吉大臣有疾请医。第三，军营需医，奉旨差官医治。由该院(或会同有关部门)委员从事较为固定的任务，主要有两项：第一，文武会试(由礼部、兵部)，顺天乡试(由顺天府)各咨取医生二人，入场供事。至期“由院遴选通晓医理之大方脉科、疮疡科各一人，申送委用”[2]。第二，刑部监狱，“由院选派医生二人供役，每月给发药价银米。效力满六年，割回到院，升授吏目”[3]。另外，还有一项“关外差遣”任务。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决定，向黑龙江默尔根地方派遣良医二人，前往应诊。每年轮换一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停止。这类差遣为时不长。 

 (六)御药房：御药房是内廷采办、储存、配制药品和太医分班侍值的重要机构。御药房分东西两处。西药房归太医院院使、院判、及御医、吏目分班轮直；东药房则归御医、吏目及医士分班轮直。御药房与太医院之间的关系，有个发展变化过程。顺治十年(1653年)规定，御药房隶属于太医院。药品的出入帐目则须申报礼部。顺治十六年(1659年)决定，将御药房所有事务都划归太医院管理，不必再向礼部申报。顺治十八年(1661年)决定，将药库拨归礼部管理，太医院需要办置的药物，则须预先开具药单送交礼部。康熙十年(1671年)决定，御药房不再隶属太医院，直接划归内务府，这是个较大的变动。御药房直接划归内务府后，其所需之药品，每月两次，按应用的种类、数目，则径向太医院传取。每三个月，缮折奏销一次。至于御药房配制药物所用的食品、树枝及用具等，则向有关司署传用。如所用红枣、膠枣、荔枝、龙眼等，行掌仪司(掌内庭礼乐之事，并考核太监品级)；兔雀等，行都虞司(总管内府山泽之事)，等等。 

凡宫中传唤太医院侍直的医官入大内看病，都得由御药房太监带领。诊治皇帝疾病，须与太监一起就内局合药，并须将药方连名封记。随之具本开列本方的药性和治疗大法，医官、太监在月日下署名，进呈皇帝阅览。奏本既具，即行登记入册，由太监收掌，以凭稽考。煎调御药，太医院官与太监一同监视。以两服药合为一服。煎好后，分别倒入两杯。一杯由主治医官先尝，再由院判、太监依次饮尝；另一杯进皇帝服用。如果配制药品，不依照原方，及未开明药名品味分量或虽开而遗漏舛错的，都将以“大不敬”论罪。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药物都改由内臣烹调，医官才不再会同制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在现存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中，还可见到这种抄发的太医处方，看来上述说法，是确实的。由于御药房的重要性质，使它一向成为内庭禁地，防范极严，据《明宫史》载：“祖宗以来，无一人敢无享私人药房者，防至密也”。清代御药房的情况，虽未见诸文字，但其严密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到了晚清，为方便等原因，各宫都设有药房可煎药，就连皇帝也不再在御药房煎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光绪之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 

太医在宫中为皇太后、太妃、皇后、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诊治疾病，处方用药，传诊宫眷的名位和应诊医官的姓名，都须按规定登记簿册，以备查考。如太监、宫女等有病诊治，也是如此。 

御药房除承担上述主要工作外，还有一些其他差事。首先是每逢暑令与太医院共同负责，在乾清门、圓明园宫门各处安设供防暑饮用的“香薷汤”，每到除夕，则在各宫殿焚设苍术，并管理制造诵经殿堂中的大巴苓等。其次是奉旨施药。顺治十一年(1654年)子景山东门外盖造药房三间，由医官施给医药，以惠济满汉军民人等。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五城地方设药厂十五处，每厂有医官和医生各一人，为在京百姓免费治疗。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发放帑金，差医官施药，定为常例，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停止。 

御药房需用药材的来源，自道光(1821年至1850年)朝以后，有所变化，即各省除例贡药材径交内务府外，其他出产药材都议为价款，由内务府或御药房随时向药商购买，此后太医院的药库，实同虚设。 

(三)太医的甘苦和遭遇 

人们所说的太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该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都，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历来皇帝后妃，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荐，象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太医无能。太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纳以贿金，不如此他们便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歧黄之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以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赉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入，尚不够贿赂之所出。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則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而闻讯远遁，希图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极为寥寥，屈指可数。世间流传着“太医难当”的说法，洵非虚言，其中甘苦，非个中人不可尽知。 

试看下例，太医治病之难可略知一二。 

 (一)有些皇帝以知医自诩，对处方用药，动輒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谕施治。如光绪皇帝自幼体质瘦弱，成年以后则是疾病缠身，长期脾胃失调，且患有严重的滑精病，有时一听到锣鼓声即刻遗洩，进而相继出现潮热、盗汗、咳嗽、心悸、失眠、头晕、耳鸣、健忘等一系列症状，又因其一生政治失意，生活寡欢，这种事业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促使他萎靡不振，病情加剧。于是在性格上也就更加患得患失，怯懦多疑，孤僻固执。光绪帝稍通医道，在病势口重，求治心切的情况下，对太医往往动以声色，严辞申斥，并自以为是，诏令治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病情已十分沉重，辗转床褥，呻吟不已，该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29日)  的《起居注》曾记载：“每遇药方轻少之时，其窜痛(指腰胯)亦觉轻，屡试不爽。即如近一月来服力钧(太医)之药，其方皆系五、六味，服之窜痛已轻减。近二日方剂稍重，此症亦复加增。盖因服药日久，脏腑不能胜药力也。嗣后立方宜详斟酌，总须少而专始无流弊”。太医只好遵谕照办。此后给光绪开处方所用药味都很少，而且用量很轻。这种不顾实际病情，唯圣意是遵的处方，不获良效，应在料中。不仅如此，光绪还进而在殊谕中点名用药，说：“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于是在此后的脉案档中，光绪钦定的药品每多见及，不管这些清热滋阴的药物，当时是否完全对症，太医也得依旨使用。 

 (二)内府治病，首重疗效，御医须得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但又难子奏效，这样一来，太医轻则遭到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承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康熙对他们的治疗情况非常不满，曾在硃批中大发雷霆，写道：“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封建皇帝，具有无上权威，这样一批，太医如何经受得起。又如光绪帝死前的一两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难以治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他在自书的“病原”中，曾多次对应诊的太医恶语相加，发洩不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六日说：  “近来耳响作堵，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腰胯酸痛，亦未稍轻。+6540 总系药不对症!”“治此疾必先明其病之原因，细按先后症情，乃可施治无差，岂可草率立方哉！”七月十七日(8月13曰)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到了八月，原有诸症不仅没有好转，而腰胯疼痛、耳堵、腹痛等病更行加剧，光绪怒不可遏，对太医严加训斥：“所用诸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那时光绪因戊戌变法失败，虽被慈禧太后幽禁，但在名义上他还是皇帝，太医为其治疗是不敢马虎的，用药无效，实因病人膏盲，已非人力所及，怎么怨得了太医，可是光绪偏认定是治疗不当造成的，太医们也只得俯首认错，恭聆皇帝的辱骂。皇帝患病，不论何种原因，医治无效而死，即所谓“龙驭上宾”，都要给太医以处分。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之类的罪名，受到“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等例行处分。君主专权的社会，有理也是不能讲的。 

 (三)至于那些因一定机遇，进剂获效，荣受天眷的太医，其处境也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字抚屏，江苏无锡人。精于医学，名驰南北。慈禧患病，召之入都。经精心施治，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自撰“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薛福辰。医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西圣(慈禧)新恙悉愈”[4]之后，还须“旧恙一一就痉，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如此还得在京躭搁下去。不料就在薛氏为慈禧治疗期间，他的家乡，疾疫流行，眷属俱病，其次女竟致殇殁，薛福辰之弟致沈某函中曾慨叹地说：“抚兄(薛氏)以回天妙手，而眷属皆不免于病，所谓木匠缺床足不能自理者非耶”。可以想见，薛福辰当时的悲愤痛苦心情，必是有言难诉的。薛福辰在接受慈禧恩赉之后，并不感到是幸事，反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宁。其弟为其担惊受怕，在他的信中说：  “得悉抚兄近况，医事近稍顺手，技穷势绌，渐自弓[退”。又说：“此事担荷至巨，未知何时可了!”薛福辰自己也感到进退两难，在致友人函中说。医事“千回百折”，“鄙人此次之事，系勉竭驽钝，倖免大戾，然竟将太医及天下诸名医得罪矣”[5]。这些话，都是薛福辰当时那种战战兢兢，心情极其矛盾的真实暴露。 

有云“伴君如伴虎”，在太后、皇帝身边的太医，又何尝不是如此。薛福辰这样的遭遇就是明证。至于封建王朝太医院里的相互嫉妒、彼此排挤、上下其手、结党营私等种种黑暗，更是难以尽述的。当然，清代太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它在摒除丹石，调治兼顾，活用经方，善使引药等方面部有一定贡献，这些成就是不容否定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原北京太医院故址门前，探索历史陈迹的时候，能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祖国的日益富强，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由衷地感到欣喜和骄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