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史研究》201002

摘要：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宫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关键词：明末；清初；两淮盐政；沿革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P003--9864(2010)02—0013-11

学界以往对明清两淮盐政的研究，就明代而言，一般是到万历年间为止，就清代而言，则是侧重于乾隆朝及其以后，较少有论述明末(如天启、崇祯两朝)和清初(如顺治朝)的情况。这可能与史料的缺乏有关。但对明末清初两淮盐联的研究，在认识袁世振纲运法的本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袁世振所描述的十年还清旧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可以“永永百年，据为窝本”的美景，后来真的实现了吗?又，清代纲运法是否就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笔者以洎代《续文献通考》、《清盐法志》，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史料为基础，对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做一些探讨。现将有关心得表述如后，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明末两淮盐政状况

(一)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

明朝末期，国家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朝廷便通过大量铸造钱币的方式以平衡收支，即所谓的“议鼓铸以补缺饷”①。而铸造钱币所需要的“铸本”，则是以种种名目，通过对两淮盐利的恣意搜括来解决。

天启五年，给事中郭兴治提出，“两淮之内，有补库折价银，有行积引食盐银，可得四五十万，又南北纲及新旧引割没银，可得四五万，至于关引、行引、加带、挑河种种名色，不知几十余万”，这些“与其徒饱盐官、盐役之腹，何如取佐养军、养马之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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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崇筼(1942—)，男，高级工程师。

①②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天启五年条[Z]冶北：文海出版社，1979．

台臣(可能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①)崔呈秀则开出更多的名目。他提出，“广积贮莫过于通盐法，惟新旧不通，则盐壅而课亦壅。广为变通之术，岁可收利百倍。其外，又有谓查解补库折价，可得银三十五万两者；议解行积引食盐银，可得二十三万余两者；南北纲盐割没宜尽人岁解，可得银四万余两者；新旧引各食盐割没添人岁解，又得银一万两者；旧引行尽，用积钞关引，又得银五万两者；纲法行尽，应补行积引上纳余银，可得二十五万两者；议行加带纳饷银，以清积课，可得二万二千两者；议归舞阳行芦盐，以塞私贩，可得银五万两者”；甚至连“议定京掣之期，以杜零星影射者；议边钞给价，宜预开引目者”，也都可以获取盐利②。

由上述内容可知，郭兴治、崔呈秀等人搜括盐利，是通过所谓的“变通之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并且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如他们仅仅为了统一掣运日期，“以杜零星影射”，便可以此为由，向盐商收取费用。我们面对这其中的一些名目，便如同见到清嘉道时期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所列入的一些“杂项”、“杂费”名目一样，都只能是莫名其妙，而难以理解其真实的含义③。这也如同清康熙年间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商人已经到了“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④的程度。

据记载，郭兴治和崔呈秀都是魏忠贤的党羽。他们“巧立名目以取之，所人无算”，故“论者比之绝流而渔”⑤。

天启五年十月，他们又提出，对已经缴纳过盐课的积引再征收一次盐课，并且又要预征下一年度的盐课。即“至十月，又有欲于积引令重纳十万一千二百两引价，及预征次年银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两四钱作为铸本者”⑥。

好在这两项提议都遭到了户部尚书李起元的反对。他称：“引价之不可重纳，岂烦再计?今请以引价言之，淮引每引原价五钱，例系边商按银输粟实边，领赍仓钞转卖内商行盐；内商每引即还边商引价五钱，以偿其本，又还银六分，以偿其息，至行盐之年，则又每引纳余银八钱、辽饷银一钱输为部课，此正引征解之额也。”⑦

对于这段史料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我们以往通过袁世振疏理两淮盐政的史料，只能笼统地知道，当时规定内商购买边商仓钞的价格(即正引价)，为银O．55两⑧。现由这条史料便可进一步了解到，后来已演变为0．56两，其中O．5两是边商参与开中的成本，另O．o6两是其获得的开中利润。只是在这0．06两银中，若再扣除其往返两淮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如开中成本的利息)，则其实际利润率是很低的，他们只有通过“克减斗头”的方式(即暗中减少上纳粮食的数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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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六[Z]．梁本．

②⑥⑦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启五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③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讨[J]盐业史研究，2003，(2)．

④金镇．盐法考[A]／／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Z]．

⑤(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⑧汪崇筼.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3)．

第二，这条史料中所提“余银八钱”，是指余盐课银O．8两，这也与袁世振当年定下的数据相一致①。但由史料可知，盐商在袁世振疏理之后，又被迫增加了一项新的负担，即“辽饷银一钱”。据金镇记载，这是在天启元年，由户部侍郎臧尔劝题准，两淮每引加盐15斤，征银O．1两，“以充辽饷”②。这也就是“辽饷银一钱”的由来。

此外，李起元又对积引的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称：“今所谓积引，即先年之见引，皆边商纳粮，内商出价，以买之者也。向因两淮浮课横行，盐法壅滞，以致停压多年，非商人自为积也。”③

众所周知，袁世振一直把持有大量积压仓钞的盐商称为“囤户”。他称：“迨至近年以来，阻滞日甚，弊套相沿。即如行引一节，边商执仓勘到运司矣，守至何年，而后起纸关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单矣，守至何年，而后得价?辗转羁延，河清难俟，不得不贱跌其值，而投引于囤户。此边商之苦也。至于内商掣盐，常压十载。一朝序及，实搭比严，又不得不倍其值，而收引于囤户。此内商之苦也。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④

袁世振还在他所提第一疏理方案被两淮盐商抵制后，炮制《奸囤擅利权揭》称：“今两淮囤户，非顽民，乃奸民也。其所攘夺者，天下第一财利之权。”⑤

但由李起元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所谓的积引，是边商已经纳过边粮，内商也出过引价，它们之所以被积压多年，是因为朝廷在两淮横征暴敛(即“浮课横行”)而引起的，并不是商人自己所造成的。故李起元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若复责以五钱六分引价重征叠敛，谁肯从哉?”⑥

对于预征次年盐课银一事，李起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称：“至谓淮南丁卯年(即天启七年)，应纳戊辰年(即崇祯元年)余银内，先征三钱五分作为铸本，此则名为借本，实即先年套搭之弊政，断断不可行者。”⑦后来，天启皇帝还是听从了李起元的意见。

(二)对“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进一步认识

“仓盐折征”(又称“仓盐折价”)是明代两淮盐政的一大变革。它发生于万历年间，但依据以往公布的史料，尚难以知道其变革的细节。如实行“仓盐折征”以后，盐商不能再到官仓去支盐，而是必须向灶户购买，他们因向边商购买仓钞而付出的“引价”，也只能被化作为盐课。那么，盐商的这一损失是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呢?当时即使依据袁世振留下的史料，也难以找到确切的答案，而只能是做一些分析和揣测⑧。

最近，笔者在查找崇祯年间的史料时，竟发现有这方面的内容，并可帮助我们对这一变革作进一步的理解。其情况是，崇祯元年七月，给事中黄承吴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朝廷，户部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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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崇筼.朋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3)．

⑤金镇．盐法考[A]／／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Z]．

③⑥⑦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天启五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④袁世振．盐法议—[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四[Z]．

⑤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Z]．

⑧汪崇筼．朋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这一奏疏予以议复，其中便有涉及万历年间“仓盐折征”(即“仓盐折价”)的内容。

户部在议复中称：“祖制令盐商输粟以给边戍，令灶户煎盐上官仓，以供商支。商人每引输粟二斗五升，赴场支盐二百五十斤，盖以己粟易官盐，两不相属。”①

这里所称的“两不相属”，是指在正额盐部分，盐商不与灶户直接交易。但在“仓盐折征”以后，灶户不再把正额盐上缴官仓，而是直接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他们只须按每引银0．2两的标准，向盐运司银库缴纳“仓盐折价”即可。然后，盐运司再将这0．2两银，转付给凭引向灶户购盐的商人②。

这便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商人本是以每引银0．56两的“引价”向边商购买仓钞，但通过仓盐折征，他们只能得到0．2两银的补偿，这表明其中有0．3两银的本金已被朝廷作为盐课收去。此外，当商人购得仓钞以后，如果还要守候，则这0．56两银于守候期间的利息也一并被朝廷占去。

第二，既然灶户缴给盐运司银库的每引0．2两折价银，本是应该支付给盐商的，却为何不由灶户直接支付给盐商(如在购盐时扣除，即降低每引盐的实际卖价)，而要由盐运司转付?这其中必有一个道理。

原来，这时商人因大量资本被朝廷占压，难以再按朝廷的要求准时缴纳盐课，而是先由盐运司银库予以垫支，以应付每年向户部太仓的解运，然后再由商人归还。于是，当万历年间实行仓盐折征时，这每引0．2两的折价即被盐运司予以截留，以作为对盐商所借银两的抵偿。即“因先年两淮内商消乏，屡借运库存贮银两以抵解京岁课，例应众商补还，故前任盐臣龙遇奇，议将内商应领仓盐折价，每岁约银七万两③，征人运库以抵众商补库之数。”④

据记载，按原来规定，是将这每年7万两折价银截留到丁卯年(即天启七年)为止，然后不再截留，但因辽饷问题出现，便又继续截留。而且可以肯定，所谓的截留理由都只是一种说辞。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不再将这些银两补偿给商人，故商人也就从未得到过这些银两。

这也可由清代史料作进一步的证明(见本文最后一小节)。

对此，当时户部在议复中是这么说的：“……(原定)至丁卯年方将仓盐还商，后因辽饷匮乏，议将前银总入加增辽饷内，以济国用。此折价输官之始末也。丁卯年以后，折价虽应还商，但前银原以充加增之辽饷，榆关军旅未停，则前银归商无日，应俟新饷停止之日，徐议蠲还可也。”⑤。

该史料还曾提及，“两淮每引原系五百七十斤，后因积引难销，道臣袁世振始创减斤之法，以四百三十斤为一引⑥，淮商还多出引窝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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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⑤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元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③明朝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仓盐折征后，由灶户补偿给盐商的“折价银”是每引0．2两，故由此计算，每年的“折价银”总额应为14万两(即70 x 0．2=14)，但盐政部门只截留得银7万两。其中的原因，则请见本文最后一个小节的讨论。

⑥袁世振在《复楚中论盐价公书》中称，“夫每盐一引，从来五百七十斤，此定则也。……(后经疏理减为每引)四百五六十斤”(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故笔者在做成本核算时，是取疏理后每引盐重455斤(见拙稿《明清两淮盐利个案两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现由崇祯元年史料所示，则是疏理后为每引盐重430斤，略有差异。

万引，以销积引”①，从而使每年的行盐总额增加23万引②。而“大工加课一项原属额外之输”，原定在“崇祯元年以后悉行豁免”，但因建造陵园，耗费巨大，现在又要延长征收的时间③。这些都表明，在明朝末期，朝廷是在想方设法搜括盐利，盐商的负担则不可能减少。

(三)积引不可能被疏销干净

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天提出第二个疏理方案——纲运法时，向盐商承诺，用十年时间疏销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笔者曾经指出，“这实际是做不到的，因困守支的本质就是宏观经济不平衡。既然自明初起，一直到万历年间，该问题从未断过，则它怎能在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明后期被解决?或许原有的200万积引可能被还清，但更新的积引又将同时产生”④。此后，笔者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具体的史料，以进一步检验这段文字是否可行。现由崇祯年间的记载，可得到一个初步的答案。

崇祯四年八月，户部员外郎王珍锡曾就两淮盐政问题上疏皇帝，其中写道：“原奉神宗旨，丁卯年(即天启七年，1627)淮南积引二百二十万销尽，庚午年(即崇祯三年，1630)淮北积引一百四十万销尽。自辛未年(即崇祯四年，1631)起，盐仍前五百七十斤，价仍前每一包七分，而引亦仍前七十万。乃今年正辛未也，则不问引，不问价，而止曰销积引。夫积引二字，假引私盐之渊薮也。如上年报积引七十万，臣疏‘假引宜清’一款内有云，‘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今则报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臣言不幸而中矣。”⑤

由这段史料能够看出，按照袁世振的疏理，是在丁卯年将淮南积引220万疏销完毕，在庚午年将淮北积引140万疏销完毕⑥，现在庚午年已经过了，却还有大量的积引没有销完。如王珍锡在上一年(即崇祯三年)的奏疏中，曾报告当时还有70万积引，并且称，“安知七十万以后，不更有几七十万出乎”，果然到了“今年”(即崇祯四年)，又冒出一个“三年未完为二百一十万”，故他感叹地说，“臣言不幸而中矣”。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把积引疏销不完的原因归结为“假引”的不断出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按照盐法，开中地点在向边商发给仓钞的同时，一定会留下一份“底勘”(即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单位或政府开介绍信时所留下的“存根”)，当盐商凭仓钞到盐运司衙门换取盐引时，衙门一定会将仓钞与底勘拼接在一起，进行严格地核对(此即被称为“勘合”⑦，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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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元年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②明朝两淮每年正额盐约70万引，若将每引正额盐与余盐的合计重量，由570斤减为430斤，则每年可增加23万引的行盐额度。即：70 x 570；430—70=92．79—70=22．79。但袁世振在《纲册凡例》中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

④汪崇筧．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J].盐业史研究，2003，(4)．

⑤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四年八月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⑥按照袁世振统计，当时淮南红字簿中纳过余盐课银的积引为260余万，若扣除其中已消乏盐商所纳的60余万，则所剩积引为200万。故袁世振在万历四十五年秋天向盐商承诺，每年疏销积引20万，共用十年时间将淮南积引疏销完毕(见袁世振《纲册凡例》，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现按王珍锡奏疏，则当时实际有淮南积引220万，另还有淮北积引140万。这是两者的不同。

⑦(清)张廷玉朋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核对文字内容、笔迹，尤其是加盖印章的位置等)，只有在核对无误之后，衙门才有可能将盐引发给商人。而所谓的“假引”，则就是偷税漏税，非法行盐，这是国家绝不允许的。两淮每年只有70万引的正额盐额度，若真有70万“假引”的不断出现，便等于是盐运司衙门如同虚设，朝廷岂能听之任之?

合理的解释只能如前，即各边关为了获取粮食，便无节制地开中，从而使淮盐每年的开中数量，都超出其实际生产能力和社会能够消化的程度，以造成大量盐引积压。故王珍锡在奏疏中进一步称：“敢更为一言曰：‘安知二百一十万以后，不更有二百一十万者出乎?’”

王珍锡在这份奏疏中，还开列了一些淮盐的经营数据。他称：“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以前，二百年来，每年额行七十万引。丁巳以后，每年除额引外，附销积引三十万，共行一百万。边内二商，每引约纳引价五钱，余盐八钱。计七十万引，该国课八十余万，则一百万时，该银一百二十余万矣①，此显而易见者也。”②

王珍锡也指出，这是袁世振在疏理时将每引重量由570斤改为430斤所造成的。“往七十万引，其盐重，每一引为一包，重五百七十斤；改为八十小包，每一小包止(只)定价七分，则合一引约银五两六钱。今行一百万引，其盐轻，每一引亦为一包，重四百三十斤；改为六十小包，每一小包定价一钱，则合一引约银六两。论盐则反轻一百四十斤，论价则反多约四钱。”③

但由这段史料又看出，与袁世振数据有所不同，且不属于估算误差的问题。

如袁世振称：“水商以五百七十斤之盐，解捆七十余小包，每包取直六七分，便可得价四两之外。……今奈何以五百七十斤之盐，一旦改而为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遽少盐百余斤，即少捆小盐十四五包矣，余所捆只五十余包耳。彼水商不肯亏本，只得增价以鬻，安得不至一钱内外?”④

现由王珍锡数据可知，其每小包重约7斤⑤。故按其数据可以求得，疏理前，每包价银0．07两，合计80小包，每引价银5．6两；疏理后，每包价银0．1两，合计60小包，每引价银6．0两。而按袁世振数据返算，则每小包重约8斤⑥。正是这1斤之差，虽然每小包价格基本一致，却仍导致每引价格有较大的不同。

王珍锡和袁世振都是户部某一个司(如主管淮盐为山东清吏司)的主管官员。袁世振原任郎中，后升任道员⑦；王珍锡则为员外郎。他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有可能会出现数据的一般性误差，却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误差。故细想起来，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两人所取数据的角度不同。

据清代史料，淮盐销往湖广，每小包重八斤四两(即8．25斤)，销往江西则每小包重七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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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有些数据是王珍锡的估算值，与实际情况有差别。

②③王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盐铁·崇祯四年八月条[Z]．台北：文海出版社，l979．

④袁世振．复楚中论盐价公书[A]／／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七[Z]．

⑤570÷80=7．125斤/包；430÷60=7．167斤咆。

⑥570÷8斤／包=71．25包引；(450+460)÷2÷8斤/包=56．875包/引。

⑦袁世振．奸囤擅利权揭[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六[Z]．

两(即7．25斤)。因此，虽在乾隆年间，淮盐核算重量统一为每引344斤，但销往湖广为每引41．7包，销往江西则每引47．45①。若袁世振所列数据为湖广数据，王珍锡所列数据为江西数据，则无形中为我们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数据来源，其情况可留待今后继续考察。

不过无论怎样，袁世振的疏理都明显加重了淮盐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负担，故按原来的承诺，是从辛未年起，每引盐重仍恢复到570斤，每小包价格也恢复至银0．07两，而每年的行盐额度则仍恢复至70万引，但这样的承诺同样是做不到的(史料原文请见本小节前面所引王珍锡奏疏)。

二、清初两淮盐政状况

(一)行盐额度与课额

笔者以往在探讨乾隆朝两淮盐商的输纳时，曾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行盐额度”，这是指盐商每年必须完成的定额，故又可被称为“行盐定额”；另一个则是“行盐总额”，这是指盐商每年实际完成的总额②。明清时期，有关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数据经常在史料中出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路弄混淆。因此，在讨论清朝初年的两淮行盐额度时，有必要将明朝的有关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归纳。

据《明史》记载，淮盐在洪武初年所定下的行盐定额约35万大引，每引重400斤，后改行小引，每引200斤，故行盐额度扩大一倍，约70万引。这是笼统的数据，按袁世振的记载，应该是70．518万引，即“从来额数，每年中引70．518万引，淮南常行52．9024万引，淮北常行17．6156万引”③。故《明史》称：“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④

袁世振在提出其第一个疏理方案时，将每年的行盐总额定为90万引。其中70．518万引(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便是每年必须完成的开中额度，故袁世振将其安排为行新引；另19．482万引(淮南15．0976万引，淮北4．3844万引)则是增加的行盐数额，袁世振便将其安排为行旧引⑤。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清朝初年的史料。

顺治八年五月，户部和硕端重亲王波洛等人在奏章中称：“该臣等看得，两淮运司明时旧额，岁行大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南北每引除引价五钱外，淮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三十斤，纳余课八钱，合引价一两三钱；淮北每引定盐并包索四百五十斤，纳余课六钱，合引价一两一钱。岁额共银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两。我朝新制，一引剖二，岁改小引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引。每引无论引价、余课，五分淮南、淮北，一例征银六钱七分五厘四毫零，岁计共银九十五万二千有零，行盐以二百斤为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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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二十四·课程八·成本下·乾隆五十三年条[Z]．

②汪崇筼．乾隆朝两淮盐商输纳的探讨叶盐业史研究，2003，(2)．

③袁世振．盐法议五[A]／／陈子龙朋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五[Z]．

④(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汪崇贫．明万历年间两淮盐政变革及疏理[J]盐业史研究，2009，(2)．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J].历史档案，1988，(3)．

上述史料称，明朝行盐额度为每年70．518万引，这与本节前面所列出的数据一致。至于本文上节列出，内商在购买边商仓钞时，所支付的正引价为每引银0．56两，而这里则是称正引价银0．5两，那是因为其中的0．06两是作为边商应获得的开中利润，而朝廷只得到其中的0．5两。故由70．518万引正额盐所构成的年度课额，应为银35．259万两①。

这便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按上述史料，两淮正额盐和余盐的年度总课额应为银95．259万两，且其中正额盐年度课额为银35．259万两，则所剩余盐年度课额应为银60万两(即95．259—35．259=60)，但依据当时淮南、淮北各自的行盐额度(淮南52．9024万引，淮北17．6156万引)，以及它们的每引余盐课额(淮南每引0．8两，淮北每引0．6两)计算，则距离60万两的额度尚差7．10872万两②，估计当时是用其他办法(如加带或割没银)来补足此数。对此，李澄在《淮鹾备要》中曾有所记载③，本文不再赘述。

清朝建立以后，因不再实施开中盐法，故也不再有正额盐和余盐的区分，盐商则是凭引直接向灶户购买盐货。顺治八年时，每引200斤，行盐额度为明朝的一倍，即141．036万引(也即70．518×2)，若每引征银0．6754两，则年度课额为银95．2557万两，接近95．259之数(尚存在一定差额的原因，是0．6754两以后的尾数被舍去，实际应是0．6754233两)。至于顺治八年以后的情况，则在李澄的《淮鹾备要》中也有所记载④。

上述史料又称，明末淮南课额为每引银1．3两，每引重430斤；淮北课额为每引银1．1两，每引重450斤。但与明末不同，清初不但将淮南、淮北的每引重量统一定为200斤，而且将每引课额也统一定为0．6754两，这便给淮北盐货的销售造成困难，从而出现淮北“商困而课绌”的局面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