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夷待访录》是研究黄宗羲以及明清之际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观点是许多学者认为《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是黄宗羲向清朝统治表示屈服和谅解的一个事件。但作者在对文本进行细致解读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时代思潮和史学范式的原因，近人对该文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发掘。本文通过对《明夷待访录》成书时间的考察以及黄宗羲晚年的活动，得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同时本文认为《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政治主张与见解与晚明时代皇权败坏有密切关系，这些主张必须放到晚明皇权与政治的现实背景中才能理解其真正的含义，从而对我们认识明清之际学者的政治思想的实际内容及其倾向提供更有效的分析和说明。

[关键词]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晚明政治危机明清之际

    黄宗羲是晚明心学大师刘宗周高弟，学问贯通经史、渊博于古今典章制度、人文掌故。其父祖参与东林党与奄宦之间的斗争而身遭屠戮。黄宗羲本人也曾于思宗初亲赴北京，手锥阉党，其为人性格斑斑可见。同时因其历经明清鼎革，亲历丧乱，对晚明政治与清初政策了如指掌，对政治问题尤其留意，他的政论也就成了他巨大学术成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方面。黄宗羲最重要的政治批评著作就是《明

夷待访录》，不但因为此书提出了一整套对政治改革的设想，而且因为此书提供了了解黄宗羲对晚明政治问题的评价、其晚年对清朝的认识等重要资料，所以目前研究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学者都以《明夷待访录》为基本材料。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研究者集中在《明夷待访录》所体现的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方面，来配合近百年来对晚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资本主义萌芽、启蒙思潮等问题的研究。但笔者认为，《明夷待访录》不仅是一部政治改革的纲领，同时也是一部对晚明政治危机进行批判反思的著作，梳理《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晚明政治危害的深刻认识，了解其当时代人对晚明政治问题认识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学者很少留意。在对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学者普遍持有的关于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的意图是表达愿意与清朝合作的愿望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就《明夷待访录》对晚明政治危机的反思和黄宗羲入清以后的政治倾向作一粗浅探讨，以教正于方家。

    《明夷待访录》初作于康熙元年(1662)，根据黄宗羲白序：“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尤未失落于担头仓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梨洲老人识”①云云，则此书完成于康熙三年(1664年)。这一年黄宗羲年五十四岁。该书虽然如全祖望所言“以多嫌讳弗尽出”②，但大体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都保留了下来，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镇、田制(一、二、三)、兵制(一、二、三)、财计(一、二、三)、胥吏、奄宦(上、下)十三章，基本上就晚明时代社会政治中所出现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此书在有清一代被列为禁书③，在民间只是以抄本秘密流传。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是秘密印行④，但流传很广泛。此书初出就被众多大家称赞为“佐王之学”，对其中的政治见解给予极高的评价，顾炎武读此书后给黄宗羲的书信中称赞“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⑤而在近代，这部秘密政治著作更成为了民主革命者的思想来源和斗争武器，如梁启超所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拔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⑥可以看出后人对此书评价之高。但同时也因为这部书，黄宗羲一直受到另一种批评，即写作此书的目的。有人认为黄宗羲作此书是为了向康熙皇帝发出信息，以表达愿意与清朝合作的愿望。黄宗羲晚年已经成为遗民。遗民作为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文景观对专制王朝来说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和道德价值，如果黄宗羲此书的意图是向清朝献媚的话，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学术都要别作评价了。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盖因为此一问题事关非小，不得不弄清楚也。

    认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是等待清朝之访问的人从清末就有。章太炎即不喜欢黄梨洲，认为此书是向满洲上的条陈，“将俟虏之下问”。⑦因为“明夷”来自《周易》  “明夷”卦，其中的典故是著名的周的遗民箕子待访的故事。根据这个典故，人们认为黄宗羲作此书是为了等待清朝之访。这个看法被广泛的继承了下来。稍举一例，研究顾炎武和明清之际学者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就说：“梨洲则不然，他一直在进行公开的社会活动。举两项例证。其一，明亡前夕，他正三十四、五岁，在南京反马(士英)、阮(大铖)的活动，就进行得十分蓬勃。其二，到晚年，七十至八十岁问，仍与钱牧斋，以及顾亭林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有着频繁的来往，而‘三徐’，又是康熙皇帝很宠幸的大臣，这时朝廷正在开办‘博学宏词’科，又在纂修《明史》，康熙也屡屡问起黄宗羲，‘三徐’也屡屡在康熙面前赞誉黄，所以梨洲在晚年也还要应付这些事。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题辞里写道‘如箕子之见访，其庶几焉。’这就是说，康熙就是周武王，黄就是箕子，有什么咨询的(话)一定竭诚奉献……”⑧朱维铮先生在评论章太炎的说法时也只是不确定的说“未必是定论”⑨，可以看出目前学界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对《明夷待访录》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普遍的曲解和误读，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影响，如章太炎为了排满的目的而下的轻率结论，又有学者不求甚解、没有对文本进行细致解读与考证的原因。我们通过对《明夷待访录》的成书以及黄宗羲本人思想的讨论，认为学界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尽管此书提出的许多政治设想并没有超出专制王朝统治理论的范畴，但加在黄宗羲身上的不实之词应当予以廓清。

    《明夷待访录》成书的年代是个关键问题。根据黄宗羲本人所作的白序：“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白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尤未失落于担头仓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一梨洲老人识”云云，该书初作于康熙元年(1662)，成书于康熙三年，此时黄宗羲年五十四。康熙皇帝玄烨诞生于顺治十一(1654)年三月戊申，即位于顺治十八(1661)正月丙辰，以1662年为康熙元年，康熙皇帝年方九岁。顺治皇帝遗诏索尼、鳌拜、苏克萨哈与遏必隆四大臣辅政。当是之时，上有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有四辅政大臣，朝廷政策出于辅政体制不言而喻。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东南有郑氏虎视眈眈，西南永历余部尚在努力恢复，内部因为“圈地”与“逃人”等法的实施而导致怨声载道，清朝的统治还没有完全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怎么会作一部《明夷待访录》来待一个八、九岁的皇帝之访呢?可以看出，持这种看法的人没有对《明夷待访录》成书之时的清朝政治态势进行深入了解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同样，时距《明史》开馆、徐氏三兄弟以“三鼎甲”进入康熙朝廷为时尚远。徐乾学“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⑩，而徐元文则是顺治十六年的进士，“康熙初，江南圃赋狱起，元文名丽籍中，坐谪銮仪卫经历…十八年，特招监修《明史》……”[11]那么黄宗羲与《明史》馆诸臣往来是后来的事情，根本就谈不上此书以康熙皇帝为周武王、自己比为箕子，这个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一个误读来源于对“明夷”的理解。黄宗羲取著作名为《明夷待访录》，明夷来自《周易》第37卦“明夷”卦。该卦经文为：“明夷，利坚贞”。孔颖达疏日：“正义曰明夷，卦名。夷者，伤也。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阁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也。时虽至阁，不可随

世倾邪。固宜艰难、坚固守其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坚贞。”[12]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就是“明夷”之卦说明了一种生存状态，即政权昏暗，像日入地中。明智之臣应当固守其贞操，不参与到昏暗的政治现实中去。这是“明夷”之卦经文“施之人事”所给予人的具体指导。这样来理解“明夷”的本义是很清楚的。那么，黄宗羲是怎么理解明夷的呢?我们知道，黄宗羲虽然并没有直接解释其使用这个词的含义，而当时人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说明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当时是清楚的，没有含糊。但黄宗羲本人对《周易》也有专门著作，我们知道他的《易学象数论》被后代学者评价很高，他是怎么解释“明夷”的呢?黄氏云：

    “明夷，有日食之象。初在食限，去合朔尚逮，故日三日不食。二为初亏，四焉食甚，五为复圆。上为入地。日左股、左腹者，日月俱东行，日迟月疾。其食也，日在右而月从左追及之。故日食必先放左。若日在左则舆月不相及矣。”[13]

    《易学象数论》是黄宗羲以“象”为中心概念来解释周易的著作，他自己解释本书宗旨为：“《易》广大无所不备，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意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程传，亦廓清之一端…王辅嗣注简当而无浮羲，而病朱子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盖《易》至京房、焦延寿而流为方术，至宋陈抟而歧入道家。学者失其初……”[14]黄宗羲以“日食”之象来解释“明夷”的卦义，即太阳暂时为月亮的阴影所遮蔽，就是“明夷”卦象的意思。我认为，这就是黄宗羲用这个词的正解。他在《明夷待访录》的自序中就写到：“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之下而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15]那么，他认为自己所处之世尚是乱世，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现实的。我们知道，有清顺、康之际，明朝虽然业已覆亡，但活跃在南方的抵抗力量包括南明永历政权都还在期望中光复中原。而此时清朝的文治武功尚未让汉族士大夫彻底屈服。在黄宗羲看来，清朝的统治是短暂的，就像月亮暂时遮挡住太阳的光芒一样(明夷)，不会长久，因此，今后的几十年完全有希望进入“治世”。

    那么，所谓的“待访”，究竟是“待”何人之访呢?

    诸家批评黄宗羲晚节有亏的一个主要理由还在于《明夷待访录》之后全祖望的跋中说的一句话。因为黄宗羲在此书后署名为“梨洲老人”，全氏认为黄宗羲当时年未六十，不宜自称为老人。原因在于：“万西郭为余言：徵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万氏为黄宗羲的弟子，他所说的话应该比较确切。但学者不细读这段话的意思，据此以为黄宗羲对清朝存有鲁阳之望，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误读。壬寅为康熙元年(1662)，为什么在这一年黄宗羲开始绝望呢?因为这一年“二月，郑成功部将陈霸叛降于清。吴三桂奏俘明永历帝及官员、兵丁四千三百余名……四月，吴三桂害明永历帝及其太子，后妃、公主皆送北京。明石泉王朱聿玲起兵攻叙州等地，败死…“六月，李定国曾乞兵于暹罗、车里，事未成而永历帝被害，至是悲愤而死。十一月，明鲁王死于台湾。”[16]显然，正是由于南明诸政权在壬寅年的反清斗争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国(主要是江南)的反清斗争都不得不偃旗息鼓，才导致了黄宗羲断绝了“鲁阳”之望，有“潮息烟沉”之叹。那么黄宗羲此前的“待访”也就很清楚了，他是在等待明朝的重新崛起，所期望在下一个“治世”出现的明主也绝不会是满洲的统治者，而正是改过白新后的明朝皇帝。

    这一点当时人看得很清楚。顾炎武读了《明夷待访录》后有“与黄太冲书”，其中说：“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17]显然，尽管《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关于现实社会政治统治策略的著作，但他的本义却是为了挽救明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作的，绝不会将自己的复国大策赋于清人之手。所以才有他的弟子万季野北上，他作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梁启超在这一点上也看得很清楚，他反驳章太炎对黄宗羲的批评时说：“《明夷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卒，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18]

    这样结论是合适的，如果我们再联系黄宗羲在鼎革之际的行动和立场的话，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不仅在崇祯末他手锥奄党、被目为忠臣孤子而扬名于天下，即便在清军入关后，黄宗羲还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宗羲纠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江上，人呼之日世忠营……宗羲请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参军；不许，授职方司员外。寻以柯夏卿、孙嘉续等交章论荐，改监察御史，仍兼职方司事。”[19]最后由于“章皇帝下诏：凡前明遗孽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闻之，恐母氏罹罪，陈请监国，得请，变姓名以归。”[20]晚明遗民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才会有寄希望于明朝复兴的思想。再者，黄宗羲并非没有机会出仕清朝，“康熙戊午，诏徵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先以诗赠宗羲，怂恿之。宗羲次韵答以不出之意。”其后“明史馆”开，徐元文、叶方蔼监修，以黄宗羲为“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实录，复娴于掌故，方蔼与元文又荐宗羲…··宗羲以母老及老病辞”，后徐元文延致黄宗羲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参修《明史》，黄宗羲写信给徐元文说：“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孙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21]首阳之典故的真正含义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黄宗羲怎么会期望出仕清朝呢?综上述，我认为《明夷待访录》正是黄宗羲晚明从事反对奄党和清初从事反清斗争中所积累的政治经验的总结，他完全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来总结当时政治举措的得失，他本人坚持了不仕清朝的政治原则，与同时代的遗民相比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他在书中处处都以“今”、“我朝”、“有明”来指代所处时代，此书是一部为了挽救明朝、反对清朝而作的政治策略著作。南明的反清斗争失败后，其著作之目的则在于“期之于后王”，等待天下进入“治世”后有王者取而用之。而绝不会为清朝这个以霸起家的政权服务。而其中提出的政治方案也是基于对晚明政治问题的反思而发的，所以对我们认识晚明的政治危机也提供了重要材料。

    《明夷待访录》分为十三章，从君主到财赋共谈了十三个问题。大体上集中在明末出现的君主滥权、中央政府失其职守、官僚人才缺乏、财政败坏、兵制废弛、地方政府权力失落等几个方面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主要内容是建立在对君主统治、专制社会的法治方面进行讨论的。黄宗羲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时代来说是足以振聋发聩的，不但同时代的顾炎武等人给予高度评价，就是几百年后的晚清时代仍然具有强烈的鼓动性。清末民初时代的陈天华、梁启超等人，因为提倡民权共和，都以《明夷待访录》为其思想的渊源，称黄宗羲为中国的卢梭。而另一方面，“又有李滋然这种顽迷固陋之人，于l909年著《(明夷待访录)纠谬》一文，痛言‘后世无父无君之革党’，‘皆矫托《明夷待访录》以张其凶悖’。他抱着严重的危机感，视此书为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渊薮，几乎加以逐条的批驳斥责”[22]。这就是说，在当时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都将《明夷待访录》视为反君主专制和民权主义的渊薮。而新中国成立后也沿用了这个观点，如侯外庐就认为黄宗羲是“近代民主思想家”。[23]这些观点在近年来陆续受到学者批评，认为黄宗羲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君主专制体制的限度来讨论君主制度的弊端。本文通过对《明夷待访录》的细致解读，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并不是出于对我国古代专制统治进行全面反思而提出的，而是针对晚明社会政治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皇权败坏与权力过于集中而提出的，是基于其父兄、师友所生活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危机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晚明皇权的败坏和政党斗争给黄宗羲写作此书以很大影响。

    《明夷待访录》以“原君”、“原法”、“置相”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根据在于对晚明皇权腐败的批判。关于古代的皇权，吴晗曾经说过：“皇帝执行片面的治权，他代表着家族的利益，但是，并不代表家族执行统治。换言之，这个治权，不但就被治者来说是片面强制的，即就治者集团说，也是独占的、片面的。”[24]中国古代的皇权本来就缺乏约束，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只有两个途径可以形成对皇权的约束，一个是道统，一个是绅权。但是“皇权的统治是率土之滨莫非国土…它可以焚书坑儒，可以兴文字狱，可以干涉道统。”[25]按照费孝通的研究，从韩愈继承的道统起，中国的传统的儒家试图制服政统的努力就业已破产，“中国之士，已经不再论是非，只依附皇权来说话了”。

    从明清时代开始，皇权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具体表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制度来对皇权加以约束，尽管这种约束本来还是依靠皇帝的愿意与否来实现的。古代宰相制度的存在本来是从制度上的一个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特别是滥用皇权的制约，所谓两汉宰相与皇帝坐而论道、隋唐中书门下封驳为史家所津津乐道是也。但有明一代的一个重大政治举措就是废除宰相制度。尽管朝廷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最终还是不得不请大臣来辅助处理，所谓明清时代的内阁、军机处是也。但从制度上来讲，连最后一点对皇权的制约的权力都已经失去了。因为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处官员都是由皇帝来直接任免的，而且这两个机构也不算是正式的国家机关，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权力中枢而已。这种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天启三年，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日：“臣闻先臣王锡爵告先皇祖日：今日阁臣乃天下第一困穷无告之人。盖以无事权之官而当天下之责望…··进退维谷”[26]云云，他还说：  “昔之宰相，事得专行，故不必谋议。今之阁臣，虚冒相名，票拟以外，毫无事权。苟中有所见，而默无一言，是并谋议而失之矣。”[27]这个制度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恶果就是有明一代皇权的败坏和君道的丧失。所以，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28]有明一代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以来的诸位皇帝几乎没有一个是有所作为、善于治道的，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不用多说。所以，黄宗羲关于君主权力的批评正是针对明代这种政治现实而发的。《明夷待访录》首篇“原君”集中讲一个“利”字。明末矿监、税使遍天下，东南一代尤其深受其害。皇帝将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不仅土地遍封诸子、诸王，就是一般的生意都直接介入，《明史-齐之鸾传》中说“皇店诸名不一”，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皇权已经把自己变为一个直接与民争利的角色。叶向高评论说：“矿税之行，且二十年。四海之膏脂已尽，内帑之堆积如山，人疑皇上尽为王计也…"[29]在皇帝的这种私利观下，统治集团更是逐利如风。顾炎武书录苏州地区民谣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百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统治阶级中人垂涎工商之利，纷纷经营工商业，“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的现象相当普遍。苏州地区的许多“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松江籍大官僚徐阶家里，“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徽州的“阀阅之家，不惮为贾”；江西“士人或窜身市籍”。富冠三吴的礼部尚书董份，“有质舍百余处”，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开设典当，在无锡、苏、常各处者十余铺”，大官僚王世贞家亦有大量典当业在外，每年可得利30多万。“逐未者多衣冠之族”，其直接参与经营，具有很强的垄断性和贪婪性。汪道昆在《太函集》中揭露，诩国公郭勋，在北京设店千余所，“擅作威福，罔利虐民”。

    正是由于明代政权的这种问题，黄宗羲对皇权的私利观进行了质疑。“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厉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白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30]不管怎么样，这段被广泛引用来证明黄宗羲民主思想的话，如果不了解其背景的话我认为是不能得出确切的解释的。黄宗羲对君主权力的批评都是基于对明代皇权具体的腐败现象而发的。我们知道，明神宗盲目授予福王庄田四万顷，《明史》卷一百二十说：“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叶向高奏日“福王富贵已极，即少此分外庄田亦有何损…一且夫河南、山东、湖广尽被水灾……若加之搜刮庄田，将立生祸变，天下人且群起。”[31]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针对这样的政治现实，对为君失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君王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32]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黄宗羲所开的政治药方是对什么症所下的药。所以黄宗羲才对晚明覆亡作如此警告：“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藤，固扃镝，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日：‘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33]

    在黄宗羲看来，正是由于后代皇帝视天下为产业才导致了每个朝代都不免覆亡的结局。而有明一代没有善治的原因也在于朝廷之法都建立在皇帝自私白利的基础之上，所谓“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34]由于后代统治出于这样的目的，就导致了其所谓的国法只能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所以，我认为，《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法”诸篇所讨论的问题，都是针对明代皇权最突出的弊端而发的，并不是泛泛的一般性原理。明乎此，也就能了解黄宗羲批评君主制的程度与性质问题了。我们想要了解的是黄宗羲既然批评君主以一己之私来统治天下的不合理性，那么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天下之法应该是什么呢?《原法》开篇就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35]这就是说，真正的为王、为君之道是什么呢?就是使天下之人有田可耕，有衣可穿，有教养、有伦常之道，而这些东西都需要由君主白上而下的赐予人民，这才是真正的为君之道。这与晚明皇帝既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又不顾人民的死活相比而言，的确有很大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局限于统治方式的不同和获利的长远考虑与短暂考虑不同而已。黄宗羲有一点没有说对，他说这样的“法”未尝为“一己”而立，其实，这正是君主真正的、永久的保有天下这份产业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大私。

    由此可以看出，黄宗羲的批评君主专制，既没有要取消君主专制的意思，也没有要人民(这里的“人民”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其实是指绅士阶层)[36]掌握权力的意思，根本之处不在于对专制体制提出质疑，而只是在君主专

制的体制之内做到让老百姓可以有衣食保障、有教有养，当然，这种教养无疑是为了确保人民对君主专制的认同的。我认为，不充分理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对晚明皇权败坏的这种针对性，就不能准确定位黄宗羲政治思想实质。从而出现那种对古人的思想进行过于拔高和历史研究中以今律古的倾向。中国的民主思潮不用说是在明清之际，即便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之中都难见踪影.

注释：

①《明夷待访录》第1页，中华书局l981年。

②全祖望《明夷待访录》“跋”。

③于二乾隆朝被列入禁书习录。

④梁启超说“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般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7页“注一”，东方出版社l996年版。

⑤[17]颐炎武《与黄太冲书》，收于《顾亭林诗文集崞林佚文辑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6页。

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6页。

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7页。⑧赵俪生《明清之际黄、顾、王三先生之比较》，见《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⑨见朱维铮为饶宗颐先生《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所作序文中，第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⑩《清史稿》卷271“徐乾学传”。

[11]《清史稿》卷250“徐元文传”。

[12]《周易正义》四九，《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

[13]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学象数论提要》。

[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阅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6页朱维铮所作序关于黄宗羲受胡翰“十二运”说的影响。

[16]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第695页。中华书局l961年。

[18]《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7页。

[19]江藩《汉学师承记》卷8“黄宗羲”。中华书局1983年。

[20]同上，第126页。

[21]同上，第127页。

[22]参阅沟口雄三“《明夷待访录》的历史地位”，载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第l37页。中华书局l993年。

[2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十六世纪的启蒙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

[24]吴晗《论皇权》，见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第4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费孝通《论师儒》，见上书。

[26]叶向高《纶扉奏草》卷十七“乞休第三十二疏”。

[27]叶向高“条陈时务疏”，同上卷八。

[28]《明夷待访录置相》。

[29]叶向高“催请之国日期揭”，同注⑨卷二十三。此处叶向高所说得“王”指福王。

[30]《明夷待访录-原君》。

[31]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揭”，同注④卷二十三。[]《明夷待访录原君》。

[33]同上。

[34]《明夷待访录源法》。

[3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