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是两干年的封建传统政治的继续，它并没有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起来的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但中国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即从康熙晚期到雍正、乾隆两朝一百年间，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皇权的极度膨胀.不仅构成了有别于传统封建政治的十八世纪中国政治的特色，而且与同一时代西欧、俄国王权的强化比较，无论社会基础，还是政治背景也迥然有别。

十八世纪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专制集权是中国政治历史运行过程中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集权的封建王朝。秦亡而百代犹行秦政法，但皇权专制在秦以后却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漫长发展过程。汉唐时期的封建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上层建筑，相对来讲比较开明，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莫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起了促进作用。宋元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趋于强化。明初是皇权提高的一个重要时期。废中书省和承相制;六部、府院综理军、政、监察事务，直接隶属于皇帝;废除行中书省，设置直属皇帝的地方三司;这些措置使皇权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度。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进入没落时期，封建专制体制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日益暴露.同时，明太祖朱元璋所构建的一整套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不免皇权旁落的危险。明晚期统治集团的权力分散和内耗已达到了极点，清朝建立初期，对明末政治的批判在朝野上下不谋而合地取得了共识—明朝既非亡于流寇，也非亡于满洲，而是亡于朋党。如果不是满族的清朝取明而代之，其他什么朝代也会循着“物极必反”的内在遗辑在政治上接续由朱元璋加强的，嗣后又一度中断的提高皇权的趋势。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了清朝皇帝的肩上，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把历史上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向了空前的高峰。

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打上了满族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深刻烙印。从这种认识出发，似乎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十八世纪中国政治的特征.以往人们在概括明清政治体制转换时，习惯用“清承明制”的提法。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笼统概念。

对以明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一整套成熟的政治模式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满洲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抱着批判吸收的态度，其渊源可以回溯到清太宗皇太极的关外时代。

满族是一个开放的、善于吸收其他民族长处的少数民族;满族又是一个长期处于汉族敌对状态下，顽强地维护本民族个性的统治民族。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维护，绝不仅仅是诸如“国语”、“骑射”、“姓氏”之类文化的较浅层次，而是更关注满族的历史意识、价值观念这一文化的核心问题。

清初诸帝的吸收汉文化，除其真心仰慕且符合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口味外，未尝没有笼络汉族士大夫、广大士人的策略意义。清帝提倡喇嘛教而不入于喇嘛教，盖“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乾隆《御制喇嘛说》)。按照同一思路.尊孔崇儒也不过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已。说清帝已经汉化似乎不够准确。康熙帝有较强的汉化意向，雍、乾二帝则在接受汉义化的有用成分的同时，怀着极为审慎的戒备之心。在他们父子二人统治的七、八卜年间，清帝明收汉文化过程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回漩.这不能不给十八世纪中国政治以深刻影响。

清初确有一个“清承明制”时期。最早颁布的《大清律》无异于《大明律》的翻版，内阁票拟制度的恢复，是清承明制的显例。但到康熙中期，清承明制的过程业已基本终结。需要说明，即使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仍不断出现恢复关外旧制的呼声和实践.四辅臣执政期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而最具满洲特色的内务府和理藩院这两个衙门的命运，也许最能敏感地反映出所谓“清承明制”的复杂性和反复性。总的来说，顺、康二帝还没有找到一个融合满汉文化、克服传统封建政治种种瘤弊的理想政治模式.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三次亲征噶尔丹后，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完全确立。这以后的政治走向值得研究。是沿着清承明制的路继续走下去呢，还是构建一整套既顺应中原地区实际情况，又与满洲文化历史传统不悖的政治体制?十八世纪最初二十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诸如文字狱、钳制言论、抨击朋党、密折奏事，以及对道学的批评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示着未来政治的模糊轮廓。康熙效法历代王朝预立皇太子以固国本的作法走入绝境，是照搬明制的一次失败。康熙晚年政治的废弛因循，贪风大炽.朋党借助争储的政治暗潮大有复萌之势.这都给了新即位的雍正帝以深刻刺激，他决心以“振刷数百年之颓风”的气势对政治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

诚然雍、乾时代的强化皇权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总趋势，诚然雍正的强化皇权有其政治上的特殊背景，但如何强化皇权，或者说构建怎样一种专制政治体制，则要由雍、乾二帝个人来决定，由他们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来决定。他们不可能超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纯粹的汉文化传统观念去裁量现存的政治体制，而只能从自己的社会历史因素出发，用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去认识、理解、品评现有政治体制的利弊优劣，从而重新锻铸出一个他们理想的了治模式。

“主奴名分”是满族的古老传统，它渗透到满洲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红楼梦》所反映的十八世纪上半叶满洲社会的种种风情来看，“主奴名分”观念犹如水银泻地，几乎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雍正的《朋党论》是一部用“主奴名分”对“尊君礼臣”传统观念进行批判的理论著作，而其实践则是通过军机处、奏折制度、台省合一等一系列举措对旧制作了完善和改造。正是雍正帝奠定了十八世纪中国政治的基调和格局。

强调务实、效率是满族又一个古老传统.儒家思想是历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清帝对旧制有所革新，就不可避免地多少触动诸多不可侵犯的古训。是从为政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还是墨守清规戒律，在巡幸(特别是南巡)、用兵四境、耗羡归公、秘密立储以及惩治贪墨等重大政治抉择上都尖锐地表现出来。如火耗是变相的贪污，康熙帝明知其弊，但仍沿历代故事，不肯允从地方督抚加征火耗的请求，恐为圣德之累。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将漫无节制的、不公开的火耗使之固定为额数，以作为地方文职官员的养廉经费.乾隆初期在统治集团高层又有一次是否提解火耗的争论，更进一步说明传统观念多么牢不可破。再如清律姑息贪污(清代的“侵盗钱粮”与今之贪污罪大略等同)，雍乾之前很少有贪官墨吏伏法者，而其法理依据不过是《大学》中“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样一句似是而非的话。雍正时开始加重惩治贪污的条例，但依律例拟斩监候的贪官到秋审时也多改入缓决。至乾隆时才开始从正面批判“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这一儒家数条入手，最后对《大清律例》中“侵盗钱粮千两以上应斩”、“依限完赃者可减等免死”的条例作了根本性修改，故而乾隆一朝一、二品大员因贪婪处死者多达三十人，乾隆四十六年以王立望为首的甘肃官员贪污大案共正法五十六人。有清一代这是空前绝后的，所以晚清律学家薛允升称乾隆二十三年修改惩贪条例，是“刑典变化的一大关键"(见《读例存疑》)。不过乾隆刚一去世，又重新恢复了“完赃减等”旧例，而且进一步规定“不能依限完赃者永远监禁”，异言之，贪污罪的最高刑不过无期徒刑而已。这也进一步证明传统观念多么牢不可破。康、雍、乾三帝从满洲务实的传统出发，突破了儒家的某些金科玉律，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当然，他们批判儒家思想也不能一概而论，应予恰当的、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