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盛世之后不到半个世纪，清政府为什么就在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进攻之下一败涂地了呢?这可从多方面去探讨，但康乾盛世缺乏忧患意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忧患意识不仅是治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治家的至理名言。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当是孔子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及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居安思危”，以及“常将有日思五日，莫待无时想有时”。

我不是说康雍乾三帝毫无忧患意识，而是说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一  纵向比较，可以称之为“盛世”

康雍乾百年间，是否可以称之为盛世，这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从纵向看，与以往几千年的中国史比较，康雍乾是可以称之为“盛世”的。

康熙帝经过十年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此后约一百年，被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或简称康乾盛世。

康雍乾三朝皇帝采取积极措施，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实现了对北部边疆的统一管理，有效地遏制沙俄对我国的侵略，加强了北方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清政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民族关系中最大的难题。北部边疆面貌根本改观，屡代维修的万里长城不再具有军事屏障的意义。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尊崇藏传佛教，改革了活佛转世制度。乾隆时创建的“金瓶掣签”，备受欢迎，流传至今。

雍正帝在西南五省广大地区内，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和内地保持一致。这一项改革，大大地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   

清政府成功地处理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成功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清政府统治下最终完成的，祖国的神圣版图是在清朝得到确立的。这是清朝统治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光照史册。

边疆、山区和海岛的开发成效卓著。有的地区由于农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重要粮仓。内地的湘西、陕西、鄂西北以及桂西、滇西南和贵州等山地丘陵地区，也因大量移民，生产发展迅速。边疆地区卓有成效的开发，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祖国边疆地区的巩固。清代开发山区和边疆，其规模和成效，都远远超过前代。

康熙年间，明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匠籍制度，使手工业者脱离了世代承袭的劳役。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政府又逐渐在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实行摊丁人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这种税制下，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松弛了。

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至乾隆年间已完成了向租佃制的转变。由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主佃在法律上并无主仆名分。    ；

如果作横向比较，康雍乾百余年间，清政府的许多作为和不作为，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了，给后世留下了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历史经验。

二  康雍乾三帝忧患意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倡导“满语骑射”，修建木兰围场，就是忧患意识的表现。

康熙帝说：“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还命令全国各省驻防官兵每年都要行猎习武。

清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行围习武，是为了保持“骑射”民族的传统，也是为了使军事力量处于一种常备不懈的状态。木兰行围所表现的忧患意识，深层次的政治含义在于加强对蒙古的管理。魏源总结说：“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弥为最盛。”

康熙帝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这是马背上民族的一种习惯看法。围猎的办法能否达到训练军队的目的，是很值得怀疑的。围场和战场是完全不同的。战场上的对手，是战前受过训练并有充分准备拼死一搏的敌人。除了要拼射杀技能外，还要拼综合实力，拼后勤保障，拼智谋，拼敌情掌握程度。要拼搏的内容多得很，不是围场的狩猎活动可以学得到的。战场上的双方是人，都是决心置对方于死地的人。战场上的敌我形势瞬息万变，战场的位置和开战的时间不能由单方面来选择的，因此可能遇到未及预测各种情况。风沙弥漫、大雨滂沱、冰天雪地、烈日酷暑也得上战场。遇到崇山峻岭、急流险峰、羊肠小道、绵延丛林，也得上战场。总之，只要是上战场，从士兵到统帅，都要和敌人斗智斗勇，都要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争取胜利。围场则不同，时间和地点是由自己选择的，山川河流基本面貌长年不变。围场上的猎物，没有还击之力，只不过是仓皇逃命的动物。个别凶猛的野兽，在一群猎手的追赶下，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咆哮几声，在绝望中等待射杀。围场，各地的围场也包括木兰围场，都不是训练军队的场所。单靠这种场所训练出来的军队，是上不了战场的。

康熙帝的忧患意识表现在北方边防，但忽视了东南的海防。中国有辽阔的海疆，有漫长的海岸线，由于清政府长期忽视海防建设，使中国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仅有的一些水面战船，其作用在于追捕海盗、缉拿走私，根本起不到海疆防卫作用。嘉庆年间蔡牵为首的一支海上力量，横行东南海面，打得清政府晕头转向。清代兵制中，长期没有统领全国水师的领导机构，只是由封疆大吏各自管理辖区的战船。清代的战船长期没有定型，往往仿自商船，或者临时征用商船，加装陆用兵器。这时的东南海疆，并非风平浪静，西方殖民者常有武装侵扰，甚至强占过中国领土，这是不能不引起警觉的。可是清政府面对来自海上的敌对势力，而是采取消极的禁海政策，严峻时甚至“无许片帆入海”。甚至严厉限制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康熙年间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者干余艘，这本是振兴中国造船业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其中半数卖与外国，以为这会危及大清江山而感到犹豫和恐慌，终于下令禁止。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

这时，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列强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开拓新市场，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航海热又刺激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各项科学发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这个时期的中国，面对新世界的新形势没有觉察，没有作为。清代前期，没有海权观念，轻视海防建设，实是一大失策。

康熙皇帝也有可圈可点的忧患意识，比如，对人口剧增的忧虑。在中国，最早为人口剧增而感到忧虑的是清圣祖玄烨，当人口问题还不十分严重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就指出“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对此“时深轸念”。这是可贵的思想光花。

清朝皇帝的忧患意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只重视弯弓跃马，不看重枪炮水师。忧患的重点在北方的噶尔丹和沙俄，忽视了从海上人侵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而重点中的重点是消除任何形式的反清活动，武装的反清活动是用血腥手段予以彻底镇压，文字的甚至是思想深处的反清活动，或者被怀疑为有反清情绪的，不惜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其酷烈程度康雍乾百余年间一代超过一代。为了钳制读书人的思想，康雍乾三帝把八股取士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文字狱和八股取土，扼杀了一切创新思维，后患无穷。乾隆朝编《四库全书》时的“寓禁于征”方针，也是禁锢读书人思想的一种政策。

三  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

大规模修建皇家园林，是缺乏忧患意识的一种表现。康雍乾三朝在京城西郊修建的“三山五园”，名闻天下。所谓“三山”，就是万寿山、香山、玉泉山。所谓“五园”，就是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在京城西郊修建“三山五园”的同时，又修建了避暑山庄。

三藩之乱尚未平定，台湾也未收复，全国统一尚未实现，这时还说不上已出现盛世。康熙皇帝便开始在北京西郊修建第一座清代的皇家园林——沁心园(后改名静明园)。该园位于西山东麓，颐和园西侧；是清代最早修建的一座行宫。稍后又建另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占地1000多亩，大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建成。静宜园在北京西山，现称香山公园。园内的大小建筑群共50余处，经乾隆皇帝的题字或赋诗有28景。作为28景之首的是勤政殿，位于公园的东宫门内。这座皇家园林中所有著名景点，都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先后劫掠焚毁。“勤政殿”只剩断垣残壁，“香雾窟”只留下部分台基，被现代游人称之为“平台”。，

清漪园是一座以自然山水为主要结构的大型皇家园林，集我国南北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建，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完成，总共历时15年。是乾隆皇帝为庆祝母后60大寿而兴建的，是盛世所修的又一座皇家园林。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1888年，清光绪年间，慈禧在遗址上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破坏，1903年修复。

圆明园，原是康熙帝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祯的一座小型的园林，面积约600亩。胤稹即位后，是为雍正帝。雍正帝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建，全园面积扩至3000余亩。据《日下旧闻载》，圆明园40景中，经雍正帝题名的有28景。乾隆皇帝扩建了园内建筑群，充实和改造了园内景观，总面积达5200余亩，园内建筑群达百余处。汇集了我国南北园林的秀丽，可以说是江南风景名胜在北国的再现，是天然和人工的和谐统一。乾隆帝对西方园林建筑似有特殊兴趣，特命在华供职的西方传教士督造西洋楼六幢，大型喷泉三组，以及一些与之衬托的西洋园林小品。在园内还有一些古代印度式样的建筑。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后记》中对圆明园有过这样的描述：“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这个叹为观止的天宝地灵之区，在1860年遭英法侵略军劫掠，40年后又遭八国联军洗劫，能运走的运走了，不能运走便砸烂，砸不烂的便烧，留下来的是一座国耻纪念的遗址。

在修建“三山五园”的同时，又于京城东北方向200多公里处修建了避暑山庄，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是在畅春园建成之后不久开始兴建的，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圆明园，这是清代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成，历时90年。建成之日，正是英国国王致书乾隆皇帝要求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到北京觐见乾隆帝的那一年。

避暑山庄占地面积达564万平方米，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是清代园林式的皇宫，为了实现安抚和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一座夏宫，是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建筑百余处。它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现已列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以上列举的只是皇家园林，还不包括京城内外王爷们的豪邸林园。康雍乾百余年间，这些享乐型的土木建筑工程及雕梁画栋的装饰接连不断，甚至每年都有几项同时进行。这里所消耗的不仅是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而且消耗了最宝贵的节用爱民的精神。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皇帝如此，王公贵族们自然也群起效尤了，只要不涉嫌僭越就行。任何一个辉煌的盛世，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这是康雍乾盛世的一大失策，也是康雍乾诸帝的一大失德。

好大喜功的乾隆帝，是最热心兴建皇家园林的一个皇帝。他即位以后，先后改建和扩建了”“三山五园”，并继续加紧修建避暑山庄。到了晚年，他却忏悔了，而且是非常沉痛的忏悔。对于皇家园林，对于避暑山庄，他认为“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避暑山庄后序》中说：

若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主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终不可不言，故书之，既以自戒，仍警告我后人。若后人忘予此言，则与国休戚相关之大臣，以及骨鲠忠直之言官，执予此言以谏之可也。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山

乾隆帝这一段忏悔，我认为是发自肺腑的。他认识到“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真是难能可贵。可惜已经太晚了。这时的大清皇朝，国库空虚，武备衰弱，奸臣当道，贪污横行，言路阻塞，危机四伏，造反者待机而发。

乾隆帝的忏悔，连他的继承人都不当一回事。嘉庆在位25年，去避暑山庄竟有17次，举行“木兰秋弥”14次。当骨鲠忠直之言官以乾隆帝的《避暑山庄后序》劝阻嘉庆皇帝时，嘉庆帝竟龙颜大怒，威胁以“阻挠大典”治罪。这一点倒是被乾隆帝言中了：“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

乾隆帝死后不久，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这次不是避暑而是避难。他在这里被迫批准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卖国条约。盛世所修的皇家宫苑，竟成了批准卖国条约的屈辱场所。另一座盛世所修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成了英法侵略军的焚掠对象。盛世所修的皇家园林清漪园、静宜园，也被英法联军焚毁。

乾隆帝对于“南巡”，也有过沉痛的忏悔。“盛世南巡”与“盛世修园”一样，表现出缺乏忧患意识。康熙帝和乾隆帝都多次举行过大规模的南巡。康熙帝的六次南巡，比较俭朴，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雍正帝没有南巡。而乾隆帝的六次南巡，大讲排场，挥霍无度，地方官员竭力奉承，不顾百姓死活，弄得民间怨声载道。他退位以后，曾对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嘉庆皇帝即位以后真的没有南巡。不过主要不是有感于乾隆帝的忏悔，而是东南海上的蔡牵、川楚数省的白莲教，闹得他寝食不安，哪有那种寓情江南山水的闲情逸致。

四  礼品的警示

中国人最早认识西洋火炮比中国先进的是徐光启。他在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了解西洋火器十分锐利，上疏明熹宗，“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明清两代几个皇帝先后请耶稣会士龙华民、汤若望、卫匡国、南怀仁等人协助制造西洋火炮，俗称红衣大炮，亦称佛朗机炮。这是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机会把握得是不错的，明末清初各军事集团都利用过西洋火炮，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乾隆末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的。他乘坐的“狮子号”，是一艘中等战舰，其上配备有64门火炮。同时还带来一批足以开阔视野的祝寿礼品。这又是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虽然不能全面地看到西方世界，但至少可以看出西洋的火枪、火炮、战舰和尖端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这时却没有一个像徐光启那样的人，给乾隆皇帝上书，“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即使有这样的上书，乾隆皇帝也不会“善其言”。因为在乾隆帝的心目中，该有的中国都有了。

我们来看看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大大小小一共590件，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件：

一件巨型的天文地理仪器，拆分15箱装运。这个庞然大物是“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图”， “所载日月星辰同地球之象，俱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依天文地理规矩，何时应遇日蚀、月蚀及星辰之愆，俱显著于架上。并有年月日时之指引及时辰钟，历历可观。”①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天圆地方”的陈旧知识占绝对统治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一件小型的天文仪器，显示地球与日月星辰一起运动，“与学习天文地理者有益”。

长短自来火枪12支。这种火枪冠名“自来火”，或称“自来火新法”，或称“新法自来火”，从火枪发展的历史进程推测，点火方式已不是用“火绳”，而是用机械撞击取火的方法点燃炸药。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图片可以帮我们作出肯定的判断，这是一种燧发枪。从形制上看，有一支在扳机上装有护圈，另一支上装有瞄准具。是滑膛还是线膛，从图片上看不出来，留待日后研究。不过线膛枪在欧美早已出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美国已用一种新式的线膛步枪装备步兵团参加独立战争。这种线膛步枪射程远、命中精度高。这种枪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15年即已作为制式武器装备部队。英使的礼品中，还有一种“成对相联火枪二杆”，这当是一种双管火枪。从火绳枪到燧发枪，是火枪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枪是利用弹簧的力量，扣动扳机，使燧石撞击在火门边上，冒出的火星点燃火药。燧发枪的出现与应用，简化了枪械的发射过程，同时也提高了射击精度。燧发枪在欧洲枪械史上占据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定，黑火药已有了重大改进。理由是：既然利用燧石的火星点燃火药，那**三种成分(硝酸钾、硫磺和木炭)，必须按合理的比例混合，制成颗粒状才可能用于燧发枪。

礼品中还有铜炮西瓜炮数个。“西瓜炮”未见实物，亦未见图片，不知其构造和性能。但可断定是一种新的火炮，不是17世纪中叶在中国威风过一阵子的那种红衣炮，而是新一代的洋炮。否则使团不会带来若干炮兵，准备在乾隆皇帝喜欢看西洋炮法时，在御前试演。乾隆帝竟不屑一看，更不用说仿造了。

有一个战舰模型，是装有一百门铜炮的大战舰。还特地说明，“红毛国在西洋中为最大，有大船甚多，欲选极大之船，送贡差至天朝。但内洋水浅，大船难以进口”。这种说明，有炫耀之嫌。这艘战舰模型约高5尺余，长5尺余。从海军发展史看，它当然是一艘巨型的风帆木质战舰模型，铁甲蒸汽战舰还要晚几十年才出现。中国当时的战船，最大的也不过装二三十门火炮。

从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看，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算，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如火炮、火枪及战舰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乾隆皇帝似乎已感觉到这种落后，但他不愿公开承认。他仍然把这些看作是奇技淫巧，是贡品，是供收藏玩赏的玩物。

他也想到要学习洋人的这些长技，但不是用于发展科学和巩固国防，而是担心洋人回国之后，如何拆卸挪移，挪移之后如何重新组装。乾隆帝的指示十分明确：“现在有该国匠役在国内装饰，若不趁此时，将如何装卸之法，预为留心学习，将来该匠役回国后，不特不能移动，倘其中枢纽，稍有损坏，又用何人修理，岂不成弃物?”乾隆帝还指示：“多一人即多一人之心思，安国宁等既情愿前往，自应听其随同观看学习，尤可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庶将来该国匠役回国后，可以拆卸挪移，随时修理，更为妥善。”可见，乾隆帝已经意识到中国在科技和国防方面落后西方很远，但他对此没有学习的渴望，也没有丝毫的危机感。

五  落后挨打的预兆

明清之际，中国在天文历算、火炮铸造、地理测绘等高科技及国防科技领域已开始落后于西方了。崇祯、顺治、康熙明清两代帝王以及朝野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学习并采纳了其中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是一个向西方学习，迎头赶上并超过他们的一个良好时机。不过当时那些认识到中国已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落后的严重后果。东南沿海虽然发生过几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扰，甚至是武装冲突，但没有引起任何警觉。

乾隆皇帝对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访，并非完全没有警觉；至少他从使团提出的要求中，已经感觉到来者不善。

在使团所提要求中，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性质的有如下几项：

(一)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英国船只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商，要求在舟山群岛划出一个小岛，作为居留地，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存放货物，且可自由居住往来。

(二)要求在广州附近同样划出一块地方，归英国商人使用，停泊商船，存放货物。

(三)允许英商在北京建立贸易栈房，允许传教士在各地传教。

清政府从英国人的这些要求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凌辱，是一种无理的勒索。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反感和警觉。他不断颁发谕旨，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加强戒备。指出这些英国人心怀叵测，可能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借端生事。

    当时乾隆帝的认识，就到这个程度。这是他的一点有限的忧患意识?如果我们把它与马戛尔尼暗藏杀机的话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忧患意识是浅薄的和短视的。

    马戛尔尼认为：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当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正陶醉在盛世的欢乐中时，心怀叵测的祝寿客人们却把这个盛世比喻为“破败不堪的旧船”，并且在假设英国人进攻与否，预言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在外国人进攻时结局如何。话说得如此狠毒，如此尖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简直就不堪一击。可惜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却没有同样深刻的思维，没有从中国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防脆弱中得出应有教训。没有想到应当奋发图强，急起直追。他们对落后的危险性，没有产生任何忧患意识，依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朝上国”，依然把自己看作是无所不有的富庶之邦，乾隆皇帝依然陶醉在他的“十全武功”之中。

六  亡羊而不补牢

亡羊补牢，只要下最大的决心，应该说还是来得及的。但由于这了L位盛世帝王的忧患意识不强，或者说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亡羊”而不“补牢”，最后把“补牢”的机会也断送了。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补牢”的上策当然是澄清吏治，清除贪污腐败，充实国库，励精图治，重振军威，努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列强、叮是在乾隆帝的心目中，町能以为根本无此必要，中国已经够强盛的了，在他的治理下已经是太平盛世了。清除贪污腐败，对乾隆帝来讲恐怕是最不愿意作出的选择。他的宠臣和坤就是拦路虎，有他挡道，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就不必多去讨论了。

“补牢”的中策是改变传统观念，开展对外贸易。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贸被纳入“朝贡”的模式之中。外国来华贸易被看作是“臣服”，是“朝贡”，是“倾心向化”。康雍乾几朝皇帝和大臣们，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外洋物件，天朝却是可有可无的”。清代前期对进出口贸易采取严厉限制政策，朝野上下毫无国际贸易竞争意识，尽管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潜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铜、火枪、火炮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也不失为充实国库、增强国防之一途。选择这条路同样也是困难的，最大的困难是改变对外贸易的传统观念。

 “补牢”的下策是整顿军队，革除八旗、绿营中的积弊以提高战斗力，这应该是没有困难的。提倡“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坚持的祖宗之法。但是到了雍乾二帝执政的时候，八旗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雄风，逐渐失去了作为国家常备军的战斗能力。也许有人认为这时西方国家已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但要知道，黑火药兵器在战场上取代冷兵器的主导地位，是十分漫长的过程。

特别是挥舞战刀的骑兵，直到20世纪中期，轻重机枪及新式火炮虽已广泛使用，骑兵部队仍然作为特殊兵种驰骋疆场，立下过赫赫战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侵略军步兵武器主要还是前装滑膛燧发枪。部分英军装备较先进，是用雷管击发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枪，仍是前装滑膛，弹丸仍是球形，装药速度慢，弹丸出膛没有稳定弹道，射程短，命中精度低。持有这种武器的步兵形成的方阵，对敌人有心理上的威慑力，但经不起同等数量的骑兵的集团冲锋。因为这种火枪装填火药费时费事，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子弹，而且瞎火多。假设以一千名训练有素的持有这种武器的士兵与一千名训练有素的挥舞马刀的骑兵对阵。步兵方阵在一分钟内总共只能射出1000发子弹 (按战前已填好火药计算，而且不计瞎火)，有效射程约一百余米。这就是说，在接近步兵方阵的一百余米距离内，共有一千发子弹射出，算是有杀伤力的最危险地区。可是飞驰的骑兵通过这个最危险的地区(百余米)，只需要10秒，最多15秒钟。未被击中或只受轻伤的骑兵冲进了步兵方阵，这些步兵是根本无法招架的。配备给步兵使用的火炮也无法发扬火力。如果骑兵采取惯用的长途奔袭、迂回包抄战术，运动中的持有这种燧发枪或击发枪的士兵，一个冲锋就乱了阵脚，根本不是疾驰如飞的骑兵的对手。这时燧发枪、击发枪的枪管上虽已装有枪刺，也抵挡不了骑兵的冲杀。对骑兵的战斗力，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估计。

可悲的是，清军原有的八旗劲旅，早已腐败不堪，连绿营也没有战斗力了。而乾隆皇帝面对着落后挨打的预兆，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甚至像整顿军队，革除八旗绿营中的积弊以提高战斗力这种必须做而且可以做到的工作都没有下决心去做。至于万里海疆，更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到了嘉庆帝当政的时候，八旗、绿营的腐败懦弱已经不可救药，只有靠临时募集的乡勇了。嘉庆帝有一段谕军机大臣的话说得很深刻，表明他对这种局面已经无可奈何了。原文如下：

向来各军营遇贼打仗，总以绿营居前，今其冲锋接刃，而健卫、火器二营及东三省

兵(引者按：均指八旗兵)，俱在绿营之后，朕所素知。自添募乡勇后，则又令乡勇前敌，以撄贼锋。设遇挫创，则绿营及满兵先退；一得胜仗，则攘以为功，而首先陷阵之乡勇转致不能邀赏。即如军营中节次打仗得胜，所保俱系满兵，绿营亦间有保列。至于乡勇，则据实保奏者甚少。此实向来积弊。行军之道，全在赏罚公平，方能鼓励戎行，争先效用。若任满兵及绿营等冒功请赏，而转使实在出力之乡勇多有屈抑，何得为事理之平?伊等见无功者屡邀奖赏，而有功者转置不录，岂能使之用命。

军队腐败到这种程度，即使给它最好的武器，给它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火枪火炮，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木兰秋弥”，并没有达到“围猎以讲武事”的目的。康熙帝和乾隆帝几乎年年都去围猎，而八旗和绿营竟然腐败到了怕上战场的地步。落后挨打的命运，在康乾盛世时已经注定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与其说是败于军事，不如说是败于政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