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控制论的角度，结合清代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揭小出补偿性控制是
清代政治控制的一项币要内容，清代中央之所以能有效地行使补偿性控制，是基」飞:
(一)信息系统的改进;(一)中枢控制信息机构军机处的产生;(三)最高统治者皇帝治术
的演进。并通过对补偿性政治控制的分析看清代专制皇权的缺陷。
    〔关键词〕补偿性控制;清代;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n6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1698( 2002) 03- 0197- OS
    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的皇帝莫不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稳定作为第一要务，然后才能言及富国安民，开拓疆域。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控制是指皇帝对直接威胁其政治统治的行为或趋势，如民变、政变等，采取的应对方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系统中，最高施控者为皇帝，其受控对象有二:一是少“人自‘姓，防}卜民变发生;二是王朝的各级官员，防}卜各种政变的发生。清代也是如此。政治控制不同于行政控制、社会控制或是环境控制，因为后面这儿种控制都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来实现，但政治控制不行，因为一旦变乱发生，反馈的作用便很有限，政治控制会很快上崩瓦解。所以，“防患于未然”对政治控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能否做到这一点，既是某一朝代能否民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也是对皇帝个人才能的检验标准。而现在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控制，实际就是一种辛卜偿控制。补偿控制的特点
    控制论认为控制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就是施控者选择适当的于段作用于受控者，以期引起受控者的行为状态发生合乎目的的变化，或者呈现有益的行为，或者抑制并消除不利的行为。补偿控制是控制的一种重要类型，即通过经常监测外部十扰，计算为抵消十扰可能造成的影响所需要的控制作用，并反映在控制指令中，通过控制把十扰的作用补偿掉。从信号传送来看，十扰作用在造成明显影响之前己被传送到决策机构去处理，使受控对象不至于严重偏离失控者的控制目标。
从卜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实现补偿控制需要有两个必要前提，一是灵敏的监测装置和信息系统的发达;二是有效的补偿装置，是指决策者的决策能力。没有发达的信息系统，控制者便无法监测外部十扰，更无法消除可能发生的十扰。而在监测装置灵敏和信息系统的发达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己经捕捉到的信息，以及如何处理，则取决于施控者的主观臆向和个人能力。如果不能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信息系统再发达也是枉然。下面我们以清代中央集权中的补偿性政治控制为例加以说明。

清代的补偿性政治控制

    清代的皇帝都曾在政治控制方面取得重人成就，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中国从15 .16世纪“天崩地裂”的混乱状态中走出来，并在17 .18世纪再现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这种辉煌从根本卜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没有一个稳定的、民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也是枉然。如今看来，清代皇帝为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一直在致力于各种有效政治控制措施的探索，而这非常具有控制论的意义。
    (一)清代信息系统的改进。清朝对信息系统的最人改进是创造并发展了奏折制度。清代政治信息的传递原来主要依靠于题本制度，所有中央各部院人臣和各地封疆人吏的题本由通政司验收后，交到内阁，内阁对各题本的问题拟出意见后，再交皇帝批示。这种题本制度的致命弊端在于一是效率低，程序繁琐，尤其是一旦题本的格式稍有差错，无论其内容如何，都会被通政司打回。二是不易保密，因为题本先由阁臣拆看，拟出意见，许多重人政务在皇帝知道之前己经被传得沸沸扬扬，皇权也多受挚肘。奏折制度克服了这些弊端。在奏折制度下，奏折由各地官员亲自书写，奏折的传送不用官方骚马而是由官员派亲信随从递送，直接由太监交给皇帝，这就使皇帝可以得到第一于的信息，有利于及时作出决策，也免受阁臣的挚肘;再者，清代皇帝把奏折变成了官员们相互监督的工具。对官员的监察原来是御史和给事中的任务，但这些官员容易与被监察者互相包庇，结党营私。奏折制度实行后，对官员的监察由过去监察官员的一点坚持变成了官员之间的多点相互监察，例如有一次，福建的某军营发生哗变，向雍正帝汇报此事的不但有福建的军事民官，而且还有福建的文职官员，另外还有浙江省的官员。这就保证了皇帝所得信息的准确性。总之，奏折制度的建立极人地改进了清代的信息系统，皇帝可以得到更多、更准确的，并可以秘而不宣的信息，使皇帝能够采取及时的措施，排除十扰。这种信息系统为清代皇帝在政治卜实现补偿控制提供了条件。
    (二)军}) L处的产生。为应付奏折所带来的人量信息，一种专门协助皇帝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军机处应运而生。军机处的产生是皇帝实现补偿性政治控制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在军机人臣和军机章京的协助下皇帝可以有效地、及时地处理军政要务。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当时政治信息的传递方式。因为随着奏折实施范围的不断扩人，越来越多的军政信息被通过奏折送到军机处，而不是送到内阁。原本为政府中枢的内阁日渐沉浸到对日常琐务的处理中，而原来因为掌握票拟人权(对信息进行初步处理)而位高权重的内阁人学士丧失了
实权，丧失了对政治信息的控制，在以后基本卜只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权力转移到军}) L处。但军机人臣的权力怎么样呢了军机处的成员都是兼职，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帮助皇帝书写谕旨、充当顾问而己，所有的奏折都要直接送到皇帝那里，然后再由皇帝决定是否交给军机人臣讨论处理，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军机人臣只能凭借自己的见识来影响皇帝的决策，而不能凭借像内阁人学士那种固定的票拟权。一种直达御前的政治信息系统己经建立，而且，能够全面掌握政治信息的只有皇帝一人，使皇帝对任何事都可以占有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样，实施补偿性政治控制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三)清代皇帝的治术。实施补偿控制除了要有灵敏的测量装置，即发达的信息系统，而且还要求实控者及时作出反应，实施有效措施，这是对皇帝个人政治才能的考验，在清代尤其如此。因为以奏折为核心的信息系统的建立，改变了以往人臣可以与皇帝共同决策的局面，在清代能够全面把握各方面情况的只有皇帝一人，所以，在清代以前，可能产生许多有所作为的人臣，而在清代则会产生更多英明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在奏折制度下，人臣们表现自己的机会比皇帝的}) L会少多了。从总体卜讲，清代的皇帝的个人素质在中国古代各朝代中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更是如此。奏折制度就是由康熙帝开创、并由雍正帝、乾隆帝发展到极至的。康熙帝在位期间，除了用奏折监视人小臣工外，还建立睛雨折制度，用来了解地方民生，防范自‘姓。睛雨折是奏折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内容是由各地的省级官员向皇帝汇报当地的天气情况和收成情况，如今看来，这种内容在清代的全部奏折档案中庞杂而枯燥，并不能反映太多的重人政务，但当时的皇帝对此不厌其烦，一旦有哪个官员经常不卜睛雨折，皇帝会下旨催促，表现了他们对民生的重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风调雨顺，收成好，自‘姓就会安居乐业，反之，若灾荒不断，民变便容易发生，这样，睛雨折无疑是政治是否稳定的睛雨表。而且，为获得真实的报告，皇帝总是要求一省内的不同官员同时向他汇报天气、收成情况，还经常亲自盘问送奏折的人员，问他们当地的收成J清况及沿途庄稼的生民状况，这样既可以核对奏折内容的正确与否，也可以借此扩人信息来源。对民变的这种补偿性控制，反映了清代皇帝欲将自‘姓中的一切不祥之兆扼杀于萌芽之中的心态。
    要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除了防}卜民变，还要防}卜权臣作乱。雍正初年，年羹尧曾因协助雍正帝即位和在平定青海叛乱中功勋显赫而备受雍正帝的青睐，他于握军权，拥兵}1儿万于西北，势力极人，他还推荐自己的亲信到各省任官，没人敢拒绝，号称“年选”，一时间儿成尾人之势。但雍正帝对此并不慌张，他对年羹尧的处理既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但又波澜不惊，其间，奏折的巨人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雍正帝派人将岳钟琪驻兵四川，遥制西北，监视年羹尧的动向;其次拆散年党，除了处置个别人外，雍正帝对年羹尧的人多数亲信采取拉拢政策，例如，雍正帝曾专门给年的亲信之一四川巡抚王景颧写了一件七自‘多字的密谕，其中说:“若秉公不阿附，即便人将军年羹尧怪你忘恩负义时，不妨二字，保在
联身卜就是了。若能如此，方是报德之人者也。莫负联爱惜之意，莫令天下后世笑我君臣之无能也。朋比二字，联向深恶之，勉之!”最后又指出:“细细玩味，必豁然心领。” 不久，王景颧卜折表示忠心不二，雍正帝则继续做工作，他在王景颖的奏折中批示:“你明白联旨，心领联意矣，联看得出的。你若能不听从年羹尧指令，毫不挚肘，各出己见办理，保你是一个卜等封疆人臣就是了。”皇帝通过奏折传达的这种殷殷拉拢之意，肯定令王景颧以及其他年党成员难以取舍，所以，在后来年羹尧被处时，没人再为他说话。控制论认为，控制与信息是密不可分的。控制过程是一种不断获取、处理、选择、传送、利用信息的过程。年党成员的不断被拉拢和控制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越来越多的有关年羹尧的信息被送到雍正帝那里，使有关年羹尧之情况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少，二是由于亲信减少，年羹尧发动变乱的可能性减小了，也就是说在控制系统中受控者产生十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之后，雍正帝走出最关键一着—将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又岳钟琪代领其众，这恰如釜底抽薪，将年羹尧发动变乱的可能性消除殆尽。而年羹尧赴任杭州，表明他己屈服于雍正帝的控制，无力反抗了。至此，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雍正帝己完成了对年羹尧事件的补偿性政治控制，剩下的只是如何处置年羹尧本人了。
从补偿性政治控制看清代专制皇权的缺陷
    从这些事例卜可以看出，发达的信息系统使清代的皇帝得以建立完备的补偿性政治控制系统，从而才能防患于未然，保持政治稳定。但是，这种补偿性政治控制也有其严重缺陷，那就是皇帝往往会有许多因主观臆断而产生的错误，在清代，最明显的就是文字狱案。许多文字狱的产生都是皇帝个人疑心太人所致。例如，乾隆时期，有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到汾州府同知衙门进呈万寿诗联而被扣押，之后又查到王肇基有许多“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人臣，毁谤圣贤”〔1〕之言辞，乾隆帝怀疑王肇基的行为与当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有关，所以下令对王严加审讯，最终发现王是个疯子，“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己。”(2)乾隆的假想没有
得到证实，但是乾隆仍然下令将王肇基乱杖击毙，原因是什么呢了且看由军机处发的谕旨:“但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发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己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了著传谕该抚阿思哈将该犯立毙杖下，稗愚众知所炯戒。”(3)但在乾隆治下，己容不得这样一个疯子，因为这种疯子会将那种指斥朝臣的谣言和对国事的妄议传播出去，势必蛊惑人心，影响王朝稳定，所以应马卜处决。将一疯人立毙于杖下的指令，显示出乾隆急于压制事态发展，为实现政治控制而宁可错勿不及的心态，这既是补偿性政治控制的缺陷，也是专制皇权自身的毒瘤。
〔1〕《清代文字狱档》原北、卜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_海书店1986年版，第一辑。
 (2〕《清代文字狱档》原北、卜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_海书店1986年版，第一辑。
 (3)《清代文字狱档》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_海书).片1986年版.第一辑。 
                         

                    
  作者:刘文鹏    中国人民人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