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生母是谁？野史小说的记载以至坊间传闻与清官书的说法大相径庭。

    与乾隆生母之谜纠缠在一起的另一桩疑案是：乾隆的诞生地究竟是京师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

    根据清朝官方正式记载，乾隆皇帝诞生在京师“雍和宫邸”。翻开《清高宗（乾隆）实录》，触目即是以下一段述及乾隆家世的文字：

   “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仁慈淑慎，恭俭宽和，事世宗宪皇帝，肃范彤闱，勤襄内职，储祥毓厘，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指乾隆）于雍和宫邸。” [1]

    除《实录》外，还有述及过乾隆家世的更权威的历史文献，那就是乾隆本人的《御制诗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在一首题为《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的诗中，首次提及自己的诞生之地：

    邸宫礼佛命春舆，雪后天街物象舒。

    梵网法筵辉四界，凝华积素护三车。

    书斋温室徘徊处，昔日今时想象余。

    虽曰无生俞宗旨，到斯每忆我生初。[2]

   “到斯每忆我生初”，足以证明乾隆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第二年在《新正雍和宫瞻礼》一诗中，又有“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惟念我初生”[3]这样重申前意的句子。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斋阁东厢胥熟路”这句诗，因为它关系到乾隆皇帝出生的房间之所在。雍和宫原址东书院内第一层殿堂名“平安居”，平安居后面是三间书房，书房北面即名为“如意室”的一座房屋，据说乾隆皇帝即出生在如意室的西里间。[4]御制诗“斋阁东厢”即指雍和宫东书院如意室、平安居、太和斋一带，他在这里度过了十二载童年时光，年老了，故地重游，倍感亲切，所以说这里都是“熟路”。前一首诗说的“书斋温室徘徊处，昔日今时想象余”，同样表达了作者触景生情、顾恋旧邸的感慨。由此可见，乾隆本人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隐然指示了雍和宫东书院的如意室即准确的降生之地。

    又过了一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正，已届古稀的乾隆到雍和宫礼佛时，不仅说“十二初龄才离此，讶今瞥眼七旬人”，而且在诗句下注云：“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5]

    如果说以上三首诗还不足以证明乾隆明白无误地自述自己诞生地在雍和宫的话，那么请看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正月初七，即所谓“人日”那天，乾隆写的《人日雍和宫瞻礼》一诗：

        从来七日是灵辰，潜邸雍和礼**。

        鼍鼓螺笙宣妙梵，人心物色启韶春。

        今来昔去宛成岁，地厚天高那报亲？

        设以古稀有二论，斯之吾亦始成人。

    这一年乾隆七十二岁，所以说“古稀有二”。在“斯之吾亦始成人”句下，乾隆自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6]这种语气，可以视为乾隆对自己降生于雍和宫的斩钉截铁的肯定；但往深处捉摸一下，“余实”二字，又颇值得玩味，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确实出生于雍和宫呢？是不是有所指而发？

    过了七年，乾隆七十九岁时到雍和宫拜佛后又写了《新正雍和宫瞻礼》一诗，这是一首七律，颈联“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下自注云：“予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康熙皇帝）养育宫中。”[7]这可以视为皇帝本人对自己诞生于雍和宫的又一次确认。

    在另外一些瞻礼雍和宫的纪事诗中，乾隆也一再说“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8] 、“尚忆初生我，忽来八十翁”[9]、“新正瞻旧邸，老大溯初生”[10]……一类表白自己诞生地的意思，直到归政前夕还说“跃龙宫自我生初，七岁从师始读书”[11]。

    总而言之，大约在乾隆四十、五十年间，乾隆相当集中而且越来越明确地昭示人们：自己确切无疑诞生在雍和宫，这和他即位以来四十年间几乎绝口不谈出生何处相比，不能不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纵观乾隆《御制诗》中有关诞生地的诗和诗注，他对自己生于雍和宫是一贯予以肯定的。特别应该说明，乾隆的诗在当时可并不是当成文艺作品看的，它具有与官方文书同等的权威，《实录》等官书中就多处征引了乾隆的诗。所以说，乾隆御制诗是与《实录》具有同等，甚至比《实录》更具权威性的官方文件。而且，《御制诗》成于乾隆在世时，当时已刻板印行，并在极小的范围内，如部分皇子、皇孙，以及部分亲幸大臣、封疆大吏，是可以看得到的。因此，作为乾隆诞生地的证据，《御制诗》比《实录》更坚实、更具说服力。

     如果没有确凿有力的反证的话，应该说乾隆诞生于京师雍和宫铁案难移；事实上，乾隆诞生雍和宫说历来为严肃的史学家所采信，认为传闻野史所谓乾隆诞生避暑山庄之说云云，乃无稽之谈，不屑一顾。

    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公布的一则雍正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却使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的清官方说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由此乾隆诞生京师雍和宫之说也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这件档案全文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12]

    此件档案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9年整理编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13]，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理由很简单，这件档案是以其未经改窜的原始形态，作为一份用于册封妃嫔之目的的重要文件保留下来的。因此，其史料价值较之乾隆初经史官奉旨斟酌纂修的《清世宗（雍正）实录》的有关记载是无可比拟的。下面，为进行比照研究，特将《清世宗实录》关于此事的记载照录于下：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14]

    “甲子”，是为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与档案所载日期无异。“奉皇太后懿旨”、“侧妃”的用词虽未失原意，但显然经过了润饰。《实录》与档案二者的出入在于，宋氏和耿氏嫔的封号正好颠倒，这还可以说无关大体吧，令人震惊的是，档案所载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实录》里竟改成了“钮祜鲁氏”！《清世宗实录》是乾隆六年（1741年）由大学士张廷玉主持修纂、乾隆皇帝最后钦定的，人们不禁要问：这封为熹妃的钱氏，即皇帝的生母，与钮祜禄氏是否为同一女人？如果是的话，乾隆出于何种考虑，决定将自己生母的姓氏由钱氏改为钮祜禄氏；如果不是的话，钱氏到底是何许人也？

    现在还缺少回答上述问题的证据，但乾隆生母系满族人钮祜禄氏这一得到史学界基本认同的结论似乎被打开了一个可供商榷的空间；而如果真的另有一位诞育龙种的“钱氏”，那么，乾隆诞生避暑山庄也并非全无可能。按照这样的思路，无疑会激发人们继续探索乾隆诞生地之谜的兴趣，并认真对待“避暑山庄说”已有的而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有关证据。

    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的说法由来已久，它的证据与雍和宫说比较，也堪称结实可靠。

    现在能够查出的第一个对乾隆诞生地提出不同看法的是管世铭。这位乾隆晚年小有名气的军机章京写了一部《韫山堂诗集》，其中《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组诗的第四首说：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在这首七言绝句下，管世铭还作了如下的注释：“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雍正）忌辰驻临。”[15]

    狮子园是热河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出避暑山庄西北门，便可以望见一座形似狮子的山峰，此山因之叫“狮子岭”，而山岭下的这座简朴园林便以“狮子”名之。康熙皇帝赴热河避暑山庄驻跸时，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多随驾前往，康熙便把狮子园赐给了他，作为雍邸一家人来热河时临时住居之处。管世铭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就是说当今皇上乾隆降生在这里。

    管世铭，字缄若，弟子称“韫山先生”，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五十一年（1786年）以户部司员入值军机处，六十年（1795年）改浙江道监察御史，经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奏请，仍留军机处供职。嘉庆三年（1798年）十一月十二日去世，寿六十有一。[16]大约五十多天后，乾隆皇帝也崩逝了。他比乾隆小二十几岁，可算是与乾隆同时代的人；此人官品虽不高，但以军机章京参与皇帝机要工作长达十余年之久，应该说是有可能了解一些内廷隐秘的；他在官场中交游甚广，和当朝元老阿桂尤有特殊关系，可见有广泛的信息来源，有关今上皇帝的一些传闻异辞他耳熟能详，并不奇怪；他为人正直，与弄权的和珅不对劲，就其品格而论，他言别人之所不敢言，记别人之不敢记，也在情理之中；作为军机章京，他随扈乾隆驻跸山庄、进哨木兰，对皇帝在避暑山庄的起居行止是比较了解的，“宪庙”——雍正皇帝——的“忌辰”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去狮子园“行香”一事，与乾隆每次驻跸山庄必奉皇太后钮祜禄氏重游狮子园的事实亦大致相合：与他有深交的钱维乔称其为诗“格律最细，每咏一人、述一事，典赡精当，足当诗史之目”[17]——从以上各点综合分析，管世铭敢把“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以及“降生犹忆旧时宫”这样的意思入诗，而且这部《韫山堂诗集》在他故世前后即刻板行世[18]，他和他的挚友及亲属是有相当大的把握的。附带说一句，管世铭值机庭多年，职业的需要，他也不可能是个无事生非、信口开河的浮躁之辈，这可以举他的另一首七绝为证：

        惟凭谨畏值承明，缄口仍防出舌轻。

        有问辄将他语乱，肯言温室树何名？[19]

    “温室”，系汉武帝的一个宫殿名。有人打听皇宫中树的名字时，都要乱以他语，敬慎小心到了如此程度的管世铭，敢拿皇上的降生地这件天大的事体开玩笑吗？

    如果说管世铭人微言轻，所说不足采信，那么，还可以举出身份绝对贵重的另一个人——乾隆以太上皇训政时的“嗣皇帝”颙琰，即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六岁生日，首次以太上皇身份过万万寿节，地点在避暑山庄。嗣皇帝嘉庆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作诗一首，以志其事，该诗首联“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下，嗣皇帝又加了如下注释：“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绵算循环，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缘，不可思议。”[20]

    辛卯，即康熙五十年（1711年），这一年康熙亲题“避暑山庄”匾额，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同时集册刊行，因此嘉庆皇帝诗注开首说“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指太上皇，乾隆诞生于康熙五十年即肇建山庄之年；“都福之庭”意思是诸福汇聚之地，从上下文意看，当指避暑山庄。把上述嘉庆祝寿诗诗注连贯起来，即“皇父”于辛卯年诞生于山庄，与康熙肇建山庄恰在同一年，因此嘉庆说“此中因缘不可思议”。

    翌年秋，太上皇乾隆再度临幸避暑山庄，八月十三日，嗣皇帝嘉庆仍以《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为题赋诗，这一次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且看他在该诗“合万方欢群爱敬，以天下养式仪型”句下的自注：“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锺祥。”[21]从这一诗注看，“都福之庭”，即避暑山庄。如果理解得宽泛一点，也可以把山庄外雍亲王赐园——狮子园也包括进去。

    不管怎样，嗣皇帝颙琰在嘉庆元年、二年所写的这两首诗和诗注，足以证明他当时确实认为“皇父”生在热河避暑山庄是毋庸置疑的。有人会说，这些应景诗可能是词臣捉刀之作吧。不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的存在，但这两首诗及诗注，即使为别人代笔，也必然经过嘉庆皇帝点头同意的。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太上皇祝寿赋诗时已年近不惑，当“皇父”仍健在时，他写的诗和诗注（至少得到他首肯的）明明白白地说“皇父”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这是证明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何等坚实有力的证据呵！联系到与此同时军机章京管世铭也毫不含糊地称“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乾隆晚年，在包括嘉庆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上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定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在避暑山庄。嘉庆与管世铭可能从同一信息来源不谋而合地得到了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的传闻，更大的可能是，关于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的小道消息在社会上流传着多种版本，管世铭听到的是“狮子园说”。

    然而，嘉庆皇帝后来出于种种考虑，还是放弃了自己固有的看法，而认同皇父乾隆“诞于雍和宫邸”的说法。

    载有上述嘉庆皇帝为太上皇祝万万寿那两首诗的嘉庆《御制诗初集》，是在嘉庆八年（1803年）经过嘉庆皇帝钦定而刊行的，这表明，嘉庆这时仍认为“皇父”生于“山庄”不误。但过了四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问题就产生了。《实录》馆馆臣们纂修的《清高宗（乾隆）实录》稿和《清高宗圣训》稿上竟说乾隆皇帝诞于“雍和宫邸”，当嘉庆亲自审订《实录》、《圣训》的稿本时自然产生了疑问：“皇父”明明降生于避暑山庄，为什么馆臣却写成“诞于雍和宫邸”？盛怒之下，立即饬令馆臣查覆。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被一位有心人——时为工部侍郎的英和记录了下来，他在《恩福堂笔记》中说：“丁卯岁（即嘉庆十二年）实录馆进呈《圣训》，首载“诞圣”一条，仁庙（指嘉庆帝）即以为疑，饬馆臣查覆。”[22]

    当时馆臣以《实录》馆总裁、大学士庆桂为首，但事无巨细要由副总裁、翰林出身的刘凤诰拿主意。刘凤诰是研究乾隆诞生地问题的专家，在有关乾隆诞生地前后两次争议中，他实在是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此人字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嘉庆四年（1799年）高宗纯皇帝《实录》及《圣训》开馆纂修时任纂修官，因为能事，很快升为总纂、副总裁。“查覆”的严旨降下，他向嘉庆皇帝举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乾隆《御制诗集》中有关诗和诗注。据英和记载：“经刘金门少宰凤诰奏，本圣制《雍和宫诗》，将圣集夹签呈进，上（嘉庆）意始解。而圣制诗注谓：‘予实于康熙辛卯岁生于是宫也’，则知‘狮子园之说’其讹传久矣。”[23]

    前面已经提到，乾隆在《御制诗》及诗注中，多次述及出生在雍和宫。想来在这些地方当年刘凤诰应当都做了“夹签”，进呈嘉庆皇帝御览了。“雍和宫说”凿凿有据，而且是“皇父”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申说的，为子者怎能无视这白纸黑字的事实呢？于是，“上意始解”，也就是说，嘉庆胸中的疑团涣然冰释了。

    《恩福堂笔记》的作者英和，内务府世家出身，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嘉庆十二年乾隆诞生地初次引起争议时，他任工部侍郎，参与了纂修《实录》与《圣训》的某些事务性工作，因此他对嘉庆的生疑动怒，刘凤诰举出实证，最终使嘉庆折服的全过程作了生动的描述。值得重视的是，他告诉人们：“狮子园说”“讹传久矣”。

    回过头来看，乾隆在世时，特别是乾隆四十年顷，对流布朝野的“狮子园说”可能亦有风闻[24]，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加以澄清，于是在御制诗中以诗注的方式对诞于雍和宫作了明确的、坚决的肯定；这种揣测如果能成立，那应该说乾隆的不事张扬的确是一种极其明智的作法，比较起来，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尔后在处理同一问题上的手段则有欠老练得远，下面很快就会谈到。

    总之，“讹传”已久的“狮子园说”深深影响了先为皇储、后为皇帝的嘉庆，并使他对此深信不疑，长期坚持。直到嘉庆十二年刘凤诰把夹了书签的乾隆《御制诗集》呈进给他看时，才悚然而惊，经过反复思索，毅然决定摒弃“狮子园说”，而批准将“雍和宫说”载入征信万载的《实录》。

    在乾隆诞生地的争议中，嘉庆皇帝经刘凤诰的指拨，虽然放弃了原来坚持的避暑山庄的说法，而改奉“雍和宫邸说”，并将这个观点以钦定的形式载入了《高宗纯皇帝实录》，但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做到釜底抽薪，尽绝根株。一则廓清传闻之误、确认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的说法，仅仅在皇帝与纂修《实录》的极少数馆臣中进行，持有“狮子园说”的大小臣工却不了解个中奥秘，他们很可能仍坚信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再则嘉庆皇帝并没有明降谕旨，收回嘉庆八年刊行的、其中记载“皇父降生山庄都福之庭”内容的《（嘉庆）御制诗初集》，重新校订后，再颁发王公大臣。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在相当一部分上层人物中，不仅自信乾隆皇帝降生避暑山庄不疑，而且以为嘉庆皇帝仍持“避暑山庄说”未变，最终导致了日后在乾隆诞生地上又一次更大的反覆：这就是嘉庆、道光之际震动朝野的大行皇帝（嘉庆）《遗诏》风波，其结果不仅使乾隆降生避暑山庄之说尽为天下人所共知，而且引发了道光皇帝上台后第一次大政潮。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未及交代后事便猝然崩逝于塞外的避暑山庄。而《清仁宗（嘉庆）实录》却名不副实，在记载这件惊天动地大事时，编造了嘉庆皇帝临死之前对大统传承亲口作了安排这样的神话。[25]

     当年八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奉大行皇帝梓宫回銮京师，大学士曹振镛经刘凤诰指点，遂乘皇上召对之机，徐徐奏陈随扈山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所拟大行皇帝《遗诏》末尾称“我皇考（指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与《清高宗（乾隆）实录》所载高宗纯皇帝诞于雍和宫邸大相抵触。[26]

在嘉庆猝死、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的关键时刻，托津、戴均元等随扈热河的大臣除禧恩之外，在拥立新帝的关键时刻竟有所“犹豫”[27]，道光皇帝衔恨在心，遂借机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降下一道切责托津、戴均元等军机大臣的“明发谕旨”，谕旨首先详细回顾了“遗诏事件”的来龙去脉：“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 诏，朕在谅闇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出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 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据称：恭查大行皇帝（嘉庆）《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注恭载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又第六卷《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注相同。至《实录》未经恭阅，不能深悉等语”。[28]

    应该说托津、戴均元等回奏得有理有据。试问，为大行皇帝（嘉庆）代拟《遗诏》，而引用的正是大行皇帝生前钦定的《御制诗》的说法，军机大臣何错之有，更何罪之有？但道光谕旨批驳托津、戴均元等军机大臣自有说词：“朕恭绎皇考（嘉庆）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兹据军机大臣等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乾隆）《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29]

    道光为了维护刚刚故去的皇父的颜面，竟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嘉庆诗句并没错，错在了“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前面已经说过，诗注虽是嘉庆的口气，但不能完全排除词臣代笔的可能，不过，即使这样，也必然要得到嘉庆的首肯。由此看来，诗是“御制”的，诗注毋庸置疑也是“御制”的。道光为了把尸骨未寒的皇父撇清，又要驳倒据理回奏的军机大臣，不惜把诗和诗注歧为两端，似乎诗注之错嘉庆皇帝可以不负什么责任。按照这样的逻辑，道光说乾隆《御制诗集》中“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不也是依据“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等“诗注”吗？确定乾隆的诞生地，“皇祖”的“诗注”可以作为根据，而“皇父”的“诗注”则不能引以为据，这又怎能自圆其说呢？道光说“皇祖《御制诗》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反诘得固然十分有力，但道光本人先为乾隆皇孙，继为嘉庆皇子，识文断字以来，三十年间为什么也未“恭读”“久经颁行天下”的皇祖《御制诗集》？直到皇父《遗诏》出了问题，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转过脸来又理直气壮地责备臣下不得“诿为未读”。真真是皇上圣明，臣下罪该万死！

    道光谕旨的最后一段是对“遗诏事件”有关责任者的处置：“除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庸在军机处行走，并不必恭理丧仪，与卢荫溥、文孚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卢荫溥、文孚年力尚强，与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间，仍留军机大臣。遗诏布告天下，为万世征信，岂容稍有舛错。故不得不将原委明白宣示中外。著将此旨通谕知之。”[30]

    “遗诏事件”中立了大功的曹振镛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捞到了最大好处，政潮刚一平息，他就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军机，首掌丝纶，取代了托津的位置。

    大局既定，道光皇帝还有诸多拖泥带水的善后工作要做。

    一件是有错的大行皇帝《遗诏》必须统统追回更改，以正天下视听。发布国内的遗诏还好办一点，若真的发到了各藩属，岂不贻笑外邦？道光立即命传谕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督抚，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属国的《遗诏》截留封还，皇帝特别指示，此旨以“日行六百里加紧”快递。新入军机的曹振镛则奉命主持修改《遗诏》中的错误。为醒目起见，把遗诏原件与改订本列表比较如下：

    经过改动过的《遗诏》末尾，把皇考乾隆降生避暑山庄，改为祖（康熙、雍正）、考（乾隆）遗像在山庄，下与“予复何憾”相接，实在有些牵强。康熙、雍正、乾隆的“神御”，即御容影像，在京中大内及御园俱有供奉之处，非独山庄而已。因此，“神御”在山庄，不能成为嘉庆死在山庄而无所抱憾的理由。但事机紧迫，曹振镛顾不了那么许多，《遗诏》既不便大动手术，就只能如此小事修补而已。

    再一件棘手的事是窜改嘉庆皇帝的《御制诗初集》。这项工作本应由嘉庆在发现“诗注”有误的时候，即将颁发海内的诗集追缴订正。恰恰由于当时缺少魄力，或考虑不周，才导致日后托津、戴均元等“借尸还魂”，重翻旧案。如今为拔本塞源，永绝后患起见，必须将嘉庆《御制诗初集》的错误之处，按道光皇帝上述谕旨的口径一一加以窜改。不过，因为当时道光皇帝也没有降旨查缴嘉庆八年初版的《仁宗御制诗初集》，或者虽降旨收缴，但没有搜罗净尽，因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版本的《清仁宗御制诗初集》，把卷六和卷十四《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一诗的诗注两相比照，便赫然露出了窜改者的马脚：

    道光皇帝为什么如此重视自己的祖父乾隆到底诞生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明白，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换一个旁的什么人，诞生地有异说，或许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对乾隆皇帝来说，则万万不可有丝毫差池。如果说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那么，他的生母是不是雍正皇帝的孝圣宪皇后、乾隆登基后尊为崇庆皇太后的满族人钮祜禄氏就大成问题了。道理十分简单，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子时，载于皇室家谱——《玉牒》、官修《实录》，也可以深藏宫中的“乾隆（生辰）八字”[35]为证，对此，当时后世任何人都没有异议。而据《清圣祖（康熙）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从京师启銮巡幸塞外时，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并没有随驾前往，到了七月二十六日胤禛才“赴热河请安”的。[36]如果格格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此时应已临产在即，大腹便便，艰于行走，断无随其夫胤禛长途颠簸前往避暑山庄之理。若说乾隆于八月十三日诞于山庄，则生母必非钮祜禄氏，而另有身怀龙种之人。显然，“雍和宫邸说”与“狮子园说”事关乾隆皇帝生母究竟为谁，二者绝对不能调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是非之间，系皇统社稷之重，在少数民族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该有何等严重的分量！照这个思路推下去，乾隆一支龙子龙孙是否有汉人血统，亦只好由好事者去驰骋遐想了。

    这个如同常识一般的道理，似乎曾使乾、嘉、道三帝不寒而栗。是以乾隆在《御制诗》中一再郑重申明：“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雍和宫）也”；嘉庆毅然摒弃了“避暑山庄说”，而以刘凤诰所修《清高宗实录》“雍和宫邸说”为是；道光不顾乾隆“降生避暑山庄”尽为天下人所知这一消极后果，不惜出以改窜皇父诗注的不光彩手段，坚决维护“雍和宫邸说”，以为“万世征信”。

    这样揣测，强调了乾、嘉、道三位皇帝从政治高度处理乾隆诞生地的异说，应该似乎是能够成立的；但如此推测，难免给人一种他们祖孙三代皇帝蓄意作伪、掩盖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真相的意味；这并非没有可能，不过，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推翻“雍和宫说”，当然也不能断定乾、嘉、道三位皇帝蓄意“掩盖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真相”。

    再回过头来审视“避暑山庄说”。诚如乾、嘉时代的英和所言，“狮子园说”由来已久。这一关于乾隆诞生地的传闻异辞，有乾隆时的军机章京管世铭《韫山堂诗集》为证，嘉庆皇帝也长期持这一看法，嘉庆崩逝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对“避暑山庄说”亦予采信，并敢于叙入至为庄重的嘉庆《遗诏》之中。可见，“避暑山庄说”凿凿有据，很难轻易驳倒。然而，这样一桩重大疑案，嘉庆活着的时候，在上层极小的范围内折腾过一次，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嘉庆去世，道光上台，旧案重翻，《遗诏》事件竟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道光在处理这桩棘手的大案时，又加进了个人恩怨的成分，事后窜改支持“避暑山庄说”的证据，手段有欠光明磊落且不论，其结果反让人有欲盖弥彰的感觉。

    大概正是由于以上复杂的历史背景，所以后世关于乾隆生母有种种猜测和传闻。晚清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说，乾隆之母“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37]；民国初年清史馆纂修张尔田先生在《清列朝后妃传稿》中述及乾隆皇帝生母钮祜禄氏时先说“满洲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凌柱女，事世宗雍邸，生高宗”，以下用双行小注先引《清高宗实录》作为乾隆诞生雍和宫的证据，然后罗列《清宣宗实录》和《恩福堂笔记》有关乾隆出生地问题的两条重要史料，指示人们注意这一历史疑案[38]；民国时期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对胡适之教授讲“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热河有南方各种工匠，如油漆、红木之类）”[39]；上海沦陷时杂文作家周黎庵援引逊清遗老、近代作家和学者冒鹤亭先生的说法，向世间披露乾隆生母是热河汉人宫女李佳氏[40]，台湾学者庄练，即苏同炳先生等认同冒鹤亭传述的乾隆出生秘闻[41]；熊希龄、冒鹤亭二者关于乾隆生母为何人虽有不同，但断言乾隆诞于避暑山庄狮子园“草房”则相吻合，他们两位所述传闻破绽比比皆是，恕不一一指出，但严峻的现实是，冒鹤亭转述的乾隆生母秘闻日后影响深远，今天经小说家编织敷衍、广为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草房”、其母为行宫女子李氏的传奇故事盖源于此，就是这类故事的基本情节——雍正从狩木兰，毙鹿饮血，躁急难忍，召一奇丑女子泄欲，事后早忘此一段露水姻缘，翌年秋李氏临产，康熙诘问，雍正自承为种玉之人，随即乾隆生于马厩，等等——也都不能出冒鹤亭先生所述秘闻之范围。

    关于乾隆诞生地以及与此纠结难分的乾隆生母的历史疑案现在似乎还很难下一个让旁人心服、也让自己心安的结论，不过在最近公布的清宫档案披露乾隆生母熹妃在雍正初年姓钱氏这一史实，乾隆生母是否为满族人钮祜禄氏的定论面临严峻挑战、乾隆诞生避暑山庄说由此可能从侧面得到某些支持之后，至少可以说乾隆生母、乾隆诞生地的研究已拓展开了更大的空间。

    如果不再把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的观点武断地视为野史谬说，如果把有关乾隆诞生地的持续二百年之久的争论当成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课题的话，那么，在认真检讨了“雍和宫说”和“避暑山庄说”的全部证据，特别是研读了最新公布的乾隆之母的清宫档案之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以下几种可能的假设呢？

    第一，汉族人钱氏与满族人钮祜禄氏干脆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转过年来的八月十三日在狮子园生下弘历，她随后以格格身份进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册封为熹妃。这以后雍正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胤禛倒未必从肉体上消灭了钱氏，但从此钱氏这个女人不仅从人间隐去了，而且连同她的姓氏一起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而雍邸关于雍亲王第四子弘历身世对外的说法则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京城雍亲王府，母典仪官凌柱之女格格钮祜禄氏。但机关算尽的雍亲王毕竟无法一手遮天，清宫档案里还保留着雍正元年钱氏被封为熹妃的事实，而弘历身世的真相通过种种缝隙还是外逸出去，外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避暑山庄说”、“狮子园说”盖源于此。

    第二，汉族人钱氏与所谓满族人钮祜禄氏实为同一女人。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又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生避暑山庄，生母即汉族人钱氏，以后的情节几乎与第一种假设完全相同，只不过雍亲王没有采取上述偷梁换柱的手法，把钱氏这个女人连同她的姓氏全部隐匿起来，以另一个满族女人取而代之，而仅仅是给钱氏改换了一个满族的姓氏——钮祜禄氏，然后对外宣布钮祜禄氏诞育第四子弘历于雍亲王府。

    再一种可能是，汉族人钱氏由于某种因缘没入典仪官凌柱之家，通过挑选秀女或其它途径最后成为雍邸侍女，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育弘历于京城雍王府，改称“格格”，雍正元年二月册封格格钱氏为熹妃——此时乾隆生母仍以钱为氏，但雍正皇帝随即将弘历秘立为皇储，考虑到弘历来日将秉持宗社之重，其生母必尊为圣母皇太后，若为汉人，在政治上有种种不便，遂将钱氏改为凌柱之姓——钮祜禄氏。如果乾隆生母的真相确实如此，那么，“雍和宫说”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乾隆生母先为钱氏并被封为熹妃一事已见诸煌煌旨谕，嗣后改姓钮祜禄氏又未作解释，当然也无法解释，这又怎能不让天下窃窃私议呢？大概那个汉族人钱氏又与承德避暑山庄有些扯不断的瓜葛，于是猎奇者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以至“狮子园说”之类流言不胫而走，“讹传久矣”。

    清朝皇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屡屡篡改宫廷源文件和其它历史文献，大概也称得上列祖列宗“家法”相承吧，乾隆生母由“钱氏”被硬改为“钮祜禄氏”，不过又增添了一个最新的证据而已。但这件事贯穿雍乾嘉道四朝，百余年间波澜迭起，余音不绝，以至于今日，仍为小说家津津乐道。我们作为治史者，虽然还不能在乾隆诞生地这一历史疑案上做出判断，但有责任采取不抱任何成见的客观态度，深入开掘，细心求证，把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争取有一个结实可靠、令人满意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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