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字狱，今天的人往往觉得古代帝王心理不正常。譬如明朝初年杭州教授徐一夔写了一篇颂扬明太祖的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样几句话，朱元璋见了大怒说：“‘生’者，僧也，显然暗指我当过和尚；‘光’，分明指剃发也；‘则’音近‘贼’也。”把徐教授杀了。朱元璋早年贫寒，出家皇觉寺，以后又投红巾“贼”，如今当了皇帝，就总疑心文人掉弄笔端，揭老底，不许说“生”，不许说“则”，和尚光头，连带“光”也不许说。清朝的雍正皇帝似乎和明太祖一样神经过敏，据说内阁学士查嗣庭典试江西，所出考题有“维民所止”四字，雍正竟看出“维”“止”二字意在影射自己去了脑袋，就这样查嗣庭也被莫名其妙地杀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总让人觉得帝王心理很怪异，很阴暗，至少是不很健康。
    其实，惯于制造文字狱的倒多是神经健全的有为之主，他们心里十分清楚不能以文字罪人。上面提到的查嗣庭文字狱结案时雍正就说过，我治查嗣庭的罪并不是因为他在江西出的试题有毛病，如果这样做，别人就会说查嗣庭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搞文字狱的专家乾隆皇帝更是常把“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挂在嘴边，可见他并非不懂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与实际行动有着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绝对区别。而且严格来讲，钦定的《大清律例》中也没有“以文字罪人”的法律根据，相反，《大清律例》却明确载有将“以文字罪人”定为犯罪行为的条例：“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者，除显有逆迹，仍照律拟罪外，若只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确实悖逆形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
    “悖逆”，在清代属十恶不赦，罪犯处以凌迟极刑，其亲属也要受到株连的最严重的政治性犯罪，其罪款不外诋毁清朝、指斥皇帝两大类。上述《大清律例》条例强调把有无“确实悖逆形迹”——即当事人是否有推翻清朝统治的行为——作为文字狱最后定案的根据，可谓抓住了遏制文字狱产生的关键；这样来界定“形迹”的一词，和今天法律意义上“行为”这一概念十分接近。
    既然如此，为什么清代，特别是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当政时文字狱又那么多呢？问题恐怕就发生在究竟如何解释“悖逆实迹”。雍正皇帝和中年以后的乾隆皇帝总是指斥以文触法者有“种种悖逆实迹”，但他们所说的“实迹”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呢？还是看上面提到的查嗣庭文字狱：雍正说我之所以杀查嗣庭，是因为他有“种种实迹”。这“种种实迹”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是抄查嗣庭家时发现的两本日记，在那里面记下了查嗣庭对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种种不满，对雍正初政的一些微词。查嗣庭将自己夜深人静所写的日记置之高阁，从来没有明示于他人，可谓隐秘之至，如果不是雍正抄了他的家，可能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两本日记。他并没有借日记宣传他的思想，更谈不到有颠覆清廷的相应行为，因此，不能把他定性为反清的宣传煽动罪——当然，这是今天的认识，雍正并不这么看。应该说，这桩著名的文字狱很有典型性，它表明以雍正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逻辑很简捷：凡是讥讽皇帝，诋毁清朝，不管你有没有危害清朝统治的行为，都要视为“谋叛大逆”的“实迹”，罪名定得十分可怕，刑罚也极其残酷。清代文字狱特别多，与皇帝对“实迹”做如此强词夺理的解释，随意扩大其外延，实在有很大关系。 
    皇帝嘴上说不以文字罪人，《大清例律》规定严禁对诗文书札吹毛求疵，无限上纲，而遇到文字狱案却又硬把有问题的文字或根本没有问题的文字打成“悖逆”大罪，是不是蓄意制造文字狱的帝王的心理还是有毛病呢？似乎也不好这样讲，因为他们自有他们的一套逻辑。
    把“悖逆”视为法律打击的首要目标，反映出清朝皇帝对整饬思想极端重要性的认识。雍正时浙江总督程元章曾用奏折向雍正密报说，据淳安县生员吴雰的揭发，告假回籍的宛平县县丞吴茂育刊刻了一本叫《求志篇》的书有问题，他调来该书翻检后认为，吴茂育“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特别是书首序文只写“癸卯九月”，而不书“雍正元年”更干法纪。程元章力图证明吴茂育包藏祸心，不承认清朝正统地位。雍正看了，十分满意，在程元章的折子上批示：“嘉是览之！”接着大段论述程元章好在哪里，雍正说，盗贼明火执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盖也势所不能；至于那些专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如地方官不留心访察，尽可置之不问，很难败露。而权衡二者，“匪奸”之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盗贼远矣！”这一段文字是雍正从他发动的吕留良文字狱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也是清朝皇帝乃至一切专制帝王大搞文字狱的指导思想。 
    雍正之子乾隆自然全盘接受，而且认识的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乾隆说：“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于法断无可纵！”如果真的图谋推翻清朝统治并付诸行动，那么，律以“悖逆”，也还算罪有应得；但乾隆这里说的“悖逆”，指的是文人著书写史流露出的反满反清思想。就在这篇逾旨中乾隆说一本叫《东明历》的野史“不但邪言左道、煽惑愚民，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则必如何而后谓之‘逆’者？”
    显然，雍正和乾隆的高度重视抓意识形态，与作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对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化优越的汉族臣民的猜忌与防范有很大关系。须知清朝的统治带有被汉人目为“夷狄”的少数民族统治的浓厚色彩，从形式上看，满族是统治民族，汉族是被征服的民族，以几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统治两三亿人口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谈何容易？所以说表面上看他们可能有些神经过敏，但设身处地地想，不能不说他们的思维是正常的，心理是健全的。历数清朝的文字狱，确有一些大案，如康熙初的《明史》案、康熙晚年的《南山集》案，以及雍正时的吕留良案等被治罪的思想家、史学家等都有强烈的反满、反清思想，另有诸多文字狱的当事人也的确被抓住了某些把柄，比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安徽天长县生员程树榴为好友王沅所作《爱竹轩书稿》写序，故意说什么“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以发泄对乾隆皇帝查办禁书的险恶用心的愤懑，结果被人检举了，法司律以大逆，凌迟处死，乾隆说该犯“隐喻讪谤”，巧骂当今皇帝，“从宽改为斩决”。这一类文字狱其实治的是思想罪，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非法的，但在当时，从满族皇帝的心理来看又不能说全无道理，他们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安身立命的根本出发，势不能容汉族文人反满反清思想的蔓延滋长。这样看，雍正说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之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明火执仗的盗贼，乾隆把文字“悖逆”与吏治腐败同样视为法律严厉打击的最主要的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
    真正难于理解的是，为什么清代，特别是乾隆中期竟出现了那么频繁而酷烈的文字狱，而且其中多数文字狱根本没有反清反满的确凿证据。
    在乾隆统治中国的六十余年中，文网之密，文祸之多，远远超过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乾隆朝一百三十余起文字狱集中发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这段时期，特别是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查办明末野史等违碍禁书以后文字狱更是大肆泛滥起来。是不是这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趋于紧张，迫切需要统治者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呢？不可否认，满汉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在乾隆朝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反清复明”的旗帜也不时为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但较之清入关初期的顺治时期和康熙中期以前来说，满汉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而是逐渐和缓了下来，汉族臣民作为一个整体，已认同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这时西方列强的威胁还没有作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被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很有利。既然如此，乾隆为什么在清朝统治业已稳定下来的时候还要发动查办禁书运动，大张旗鼓地向思想领域中潜在的反满民族思想、民族情绪做一彻底整肃呢？
    一种推测是，他把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严重性夸大了，特别是夸大了反映在明末清初某些诗文野史中反清民族意识的作用。应该说，这种推测可能大体符合乾隆的心理。一方面，由于人口压力、米价上涨、吏治腐败、陋规泛滥等原因，广大民众自乾隆中期以后生计日益艰难，不满情绪开始蕴蓄，乾隆确实感到一种统治危机感；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乾隆的夸大满汉之间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严重性的思维方式带有某种有意为之或者说故意的成分，这和他的祖父康熙、父亲雍正似乎也是一脉相通的。他们祖孙三人惯于把一些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预先向族人提出，甚至把本来并不存在的危机也故弄玄虚地设为靶子，以提醒满洲上层的注意和警觉。尽管康雍乾三帝经常念叨“满汉一家”这句口头禅，但心里却总难免怀着坐在火山顶上的危机感，所以他们有天然的忧患意识，遇到问题宁肯说得严重一些，把后果有意夸大一些，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上以老大自居的汉族王朝帝王的心理自有所不同。
    当然，乾隆又与康熙的心理有别。他这个人是一个自视甚高、特别自负的帝王，自以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最重大最棘手的战略性问题，列祖列宗格于当时形势未能解决，后世子孙又可能没有魄力、没有能力解决；釜底抽薪，一劳永逸，不留后患，干净利落地处置妥帖，则非他莫属。譬如爱新觉罗皇族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他不出来廓清纠正，他的后世子孙谁也不能，也不敢重翻旧案，乾隆毅然为国初睿亲王多尔衮冤案昭雪平反一事最是显例；再有，关系大清帝国和满洲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的各种隐患如果他不排除，他的后世子孙谁也不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排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清鼎革之际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遗民们留下的诋毁满族统治，怀恋前朝的文字作品就是乾隆心中久欲斩尽杀绝的蓠蓠原上之草。在命全国查缴禁书的谕旨中乾隆毫不掩饰地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而天下承平百年，乾隆以为此时正是进行彻底手术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他的如意算盘不外是，将载有汉人反清反满，乃至反金、反元内容的书籍搜剔净尽，“尽行销毁”，那么汉人就会根本不知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一代一代地浑浑噩噩地永远安心充当满洲贵族的奴子而不觉。
    不过，要把天下书籍一本一本地搜查审阅个遍，把该禁的书统统劈板烧毁，又有谁能做到呢？两千年前简册帛书尚少时法力无边的秦皇尚且做不到，更何况印刷术高度发达的乾隆年间呢。但乾隆自信能做到！为了实现这个看来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乾隆开动了强大而效率空前提高的整部国家机器，亲自督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数以十万计的大大小小官吏队伍，向全国撒下了密不透风的查缴古今群籍的罗网，从人文渊薮的江苏、浙江到偏远的边疆地区，从繁华城市到穷乡僻壤。乾隆先是打着“稽古右文”、“嘉惠士林”的旗号，以诱使人们自动缴出家藏之书；此计不成，则立即改变面孔，通过厉行查办禁书强迫人们呈缴违碍书籍；上自地方大吏、下至草野细民一时反应不过来，畏首畏尾，迟回观望，为推动禁书运动的开展，乾隆不惜祭起文字狱的法宝，连续制造王锡侯、徐述夔两大震惊朝野的冤案，使天下臣民在恐怖的气氛中为保官或保命而迅即行动起来；为保持令人觳觫战栗的高压态势，乾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隔几个月就蓄意制造一起当时名为“书祸”的文字狱，直到他判断禁书业已搜罗殆尽时，政策才有所舒缓。在查办禁书最严厉的十年间，全国告讦蜂起，居心叵测的奸民借片纸只字倾害仇家，以报睚眦之恨；良善之人安坐家中而横祸飞来，立致家破人亡。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名为《字贯》的字典，因未避“庙讳”和“御名”（即康雍乾三帝名字）掉了脑袋；早已物故的原任知县徐述夔的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乾隆硬打成“非常悖逆之词”，徐述夔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徐食田以藏匿逆书拟斩。王、徐两大案完全是乾隆为震慑士民尽快交出全部家藏书籍而一手制造的冤案，而以“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等诗句被指为“大逆之词”者可谓指不胜屈。更有令人哭笑不得者，连胡乱涂画、投递“狂诞”纸片的精神病患者也被列入逆案，凌迟处死。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稍有年纪的中国人恐怕对文字狱并不陌生。
为使以文字罪人的悲剧不在我们和我们后代身上重演，认真总结历史上文字狱浩劫的教训，特别是从政治体制上、从法律上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仍然非常必要。而以帝王心理作为一个特殊视角考察历史上的文字狱，本文似乎只能说开了一个头，这篇大文章恐怕人们还需继续做下去。


   郭成康（194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