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与行政。就用人而言，统治者则常有“人才难得”、“天下全才不多得”之类的慨叹。应该说，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确属“中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就特别强调甄别贤与能，讲究从人才配置上实现最优化组合，孟子就说过“尊贤使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类的话。①从原始涵义来看，“贤”往往和“不肖”对称，是指品德高尚又才干出众的人，它包含了德与才两方面的涵义。孔子说：“见贤思齐焉”②，墨子说：“列德而尚贤”③，《书·大禹谟》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等等，在很长时间人们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贤”这个词的。

到了北宋时司马光那里，则别有一番解说。他以为，世俗不加区别地把才与德都混称为“贤”，结果导致了“失人”，即将人才鉴别错了的严重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应当首先把德与才的概念区别清楚。什么是才?“聪察强毅”是也；什么是德?“正直中和”是也。才与德相较，德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也不赞成把人简单地划分为贤与能两大类，而应细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④由此，这位正人君子的领袖严正而决绝地提出了下述著名论断：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⑤

这段话既是司马光对历史经验的沉痛的总结，也是对为他所不惬于心的王安石变法的影射。经过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的最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

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

雍正并不一般地抹煞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⑥“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涵义的：“箪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⑦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清官，但他认定：“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⑧。他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发表了一道全面阐述识人、用人、察人的长篇谕旨，梳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二是“操守平常者，其心既不敢自恃，心怀畏惧，颇能整顿经理，一有不善，即加惩戒，而在朝之官员及伊属下之官吏绅衿人等，皆伺察其过，不肯为之隐讳，是以此等之人，贻累于地方者尚轻”；三是“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⑨总之，在雍正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在雍正心目中，田文镜、李卫、诺敏等名噪一时的能吏，乃其最上者，而清官巧宦的典型则是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之辈。⑩

至于如何鉴别实心任事的能吏与洁己邀誉的清官?雍正的要诀是不要相信舆论，或者反听舆论。(11)道理很简单，雍正解释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大臣官员，往往触犯方方面面人们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12)由于胸中横亘着不可移异的成见，所以雍正总是按照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臆断：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前者可举惠士奇为例，后者以李卫最典型。(13)

当然，雍正之用能员并非事先不了解其中潜伏的危险。他深知“人心惟危”，用人至难，“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是他深藏胸中的用人宝鉴，从不轻于示人。可见他用能员的前提实际是“可用而不可信”，但与司马光不同，他并不怕能员足以为恶的才，而恰恰十分珍惜并借重其才以办有益之事。雍正谆谆密嘱他的股肱亲信鄂尔泰、田文镜说：“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雍正极其自信，说才干之员尽可以放手使用，即“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也，何惧之有?既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14)雍正还处心积虑谋划出防范能员挟才作恶的办法。这办法非常独特，就是通过密折制度来伺察大臣官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大学士、云贵总督鄂尔泰服膺雍正鉴衡用人的“宝训”，在回应皇上教诲的密折中自述用人心得时说：“大小文员内，才守兼优者料难多得，须先取其才干，次论其操守”(15)。又说：“忠厚老成而略无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有才有守者，实难多得，而有才无守之人，驾驭稍疏，即不用于正。惟能动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渐爱身名，然后可以济事。”(16)这位被雍正誉为“督抚标榜”(17)的人物断言：“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实缘贪官坏事，人皆怨恨，乐于改正；清官误事，人犹信重，难即更张也。”(18)总的看来，在用人思想上，鄂尔泰不出雍正之范围，这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雍正以之鉴衡、使用督、抚、布、按等所谓封疆大吏，而鄂尔泰则以之推广及于督抚之下属道、府、州、县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满汉臣工的居官立身之道，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日渐塑造成型的。其流弊是，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雍正的用人之道与他的父亲康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后世论者却多以为康熙年间清官虽不为时容，但往往受到康熙皇帝始终如一的扶植和保护。这样讲，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康熙鄙薄清官、重能轻贤的另一面，却很少被人提起，而这一面恰恰是康熙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对其后世子孙，乃至整个清代政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对当时所谓“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品评、鉴衡和使用，大概可以集中反映康熙的用人思想。康熙五十一年(1712)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案是为当时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噶礼是满人，办事历练，但其操守即康熙也表示“不能信”(19)。不过，此次张伯行参劾他贿卖举人得了白银五十万两却查无实据，前往审案的钦差大臣的判断对张伯行极其不利，最后由康熙亲自裁断，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嗣后又将张伯行内调京中大臣。此事甚为世人所称美，据说圣旨既下，“吴中士民欢声如雷，榜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齐赴龙亭叩首谢皇恩呼万岁者数万人”(20)。其实，康熙对张伯行总的评价并不高，他屡屡对臣下说：“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21)，“(张)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件堆积，连年不结，以致拖累多人，经时羁候，民皆怨之。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张伯行向曾奏称，臣无以图报，惟期风移俗易，家给人足。乃抚吴数载，风俗未见移易，近闻苏州百姓生意渐至消耗，米价初只七钱，今长至一两六七钱，民食维艰，所云家给人足者何在?巡抚乃封疆大吏，当诚心为朝廷效力，俾地方有益，不当无其实而出大言，以欺世盗名。”(22)康熙在论及为当世所重的清官如巡抚汤斌等时还说过：“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23)他还泛论过清官的毛病：“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24)。总之，康熙对张伯行、汤斌、赵申乔、张鹏翮、施世纶、彭鹏等为世所公认的清官，是充分肯定其操守清廉的一面，但在康熙心目中，他们不是理想的大臣，特别不是管理一省或几省军政事务的理想的督抚大吏，因为此类人因循保守，短于理事，贻害地方，又难免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遇事往往言行相违。对于康熙来说，选用封疆大吏自然注重有才有守，但当才能与操守不可兼得时，他宁可舍弃不能办事的清官，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因为他认定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25)。

不过，康熙比雍正更精于治术，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贬斥清官，上述鄙薄清官的话都是在御门听政时与大学士商讨国家机密事务这一极小范围内讲的，而公开颁布的谕旨则多表白自己如何爱惜保护清官，如“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自幼学问蜒究性理等书，如此等清官，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26)可见，康熙虽不满因循废事的清官，但他对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清官”的价值深有所悟，也确实期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此类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此外，康熙不过慨叹“朕屡为借口操守者欺”(27)，到雍正这里竟发展为“舆论全不可信”(28)。就此而论，他似乎比康熙思想更偏颇一些，走得也更远一些。

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他晚年已开始出现某些令人忧虑的迹象，雍乾之际著名史家全祖望即称其时“直省督抚中有为武健严酷之政以为能者”(29)。乾隆御极之初，在检讨反思康、雍以来，特别是雍正朝以来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的氛围中，御史曹一士对当时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以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贤与能在人们思想中被搞乱了，因此，首先必须从概念上加以厘清：“何谓贤?务持大体、与民休息者，是也；何谓能?趋事赴功、综核名实者，是也。”关于人才的划分，理应是“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但严峻的事实却是，督抚并不能鉴别真正的能和贤。他们举荐保题的守令，无非曰“年力富强”、“为人明白”、“办事勤慎”，其政绩则曰“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等等，诸凡皆以能为着眼点；但没过多久，这些能吏“或以赃污亏空闻，或以草菅民命劾”。用人路线既出现偏差，就不免把真正的贤吏视为无能，曹一士说：“若夫吏之贤者则不然，恻怛爱人而已，悃愊无华而已，方于事上不为诡随而已，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而已，此数者，皆督抚所视为无能者也，然而贤者则必出于其中。”不难看出，尽管与先儒的语汇不尽相同，但曹一士所表述的思想与司马光所阐发的传统用人之道则是丝丝入扣、节节合拍的。还须指出，在曹一士那传诵一时的《请分别贤能疏》的奏折中，最令士大夫击节称赏的一句话是“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30)这么讲，显然也有偏激味道，但重温《资治通鉴》，人们再次感悟到六百多年前司马君实“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那段警语的深意。

应该说，这本来是调整雍正晚期开始显现的用人偏差的契机，但纵观乾隆六十年的用人实践，他丝毫没有改变其父祖既定的用人之道。

乾隆朝督抚大吏，特别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总督，大多遴选旗员中的能吏。史称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31)，连乾隆也公开称誉“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32)。即巡抚中的旗员能吏，可举“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的福崧为例(33)；就是山东巡抚国泰，不仅下属称其“才识过人，甚能办事”，乾隆也说他“小有才情”(34)。再说和珅吧，今天人们多把这位贪污之巨古今罕有其匹的乾隆宠臣漫画化了，其实，他至少当得起是一位精明的理财专家，能纯熟处理皇室事务，还懂一点“外夷”的事体，乾隆末首次来华的英国使臣就称赞他“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35)。总的看来，乾隆不仅强化了康、雍时代以来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而且他从不褒奖清官廉吏，反而专以芟夷士大夫的气节为能，且巧于借反“假道学”惩创、攻击、嘲弄以道学自励者。因此，乾隆朝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指不胜屈。

乾隆的倚重能员，鄙薄清官，是基于他对于贤与能的不同世俗的独到见解。乾隆中有个叫刘天成的御史不满意朝廷轻贤重能的用人之道，遂奏称“贤、能本属两科，能吏足以理国事，而贤吏乃以培国脉”。这样发挥，绝对符合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的古训，乾隆则以为此语谬妄到了极点，特降旨申饬说：

“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设官所以养民，即钱谷刑名，何一不关斯民要务?能者擘画裕如，闾阎阴受其福，非贤而何?”“若如刘天成所言，则是碌碌无能之徒，居官一无所表见，转得自诩为悃@①无华，不知其于地方公务废弛已复不少，如是而号为贤员，民生其又奚赖?”“朕所简任督抚大臣以及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果皆能于其职，则大法小廉，吏治自有成效，此即贤也。”“刘天成之意，不过为庸懦者流文其陋劣，而强判贤、能为二，支离害理且误袭前人抚字心劳之说，掉弄笔头，以逞其猥鄙之见。”(36)

从理论上讲，乾隆这段话说得何其好啊!贤、品德、操守之类，对主持地方政务的大小官员而言，不光是主观修养、道德表率问题，说到底，还要看其政绩如何，而检验政绩的最高标准应该是，也只能是，经济是否发展，地方是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比以前有所改善。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康熙在评价地方督抚等大臣官员时走出了传统的“清”与“贪”的对立，而引出并强调了另一个价值认知的标准——“能”，但又赋予了“能”与“清”难以相容的意味。这在康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到了雍正那里，则淋漓尽致地发挥“能”重于“清”、因循洁己之清官贻害地方更甚的理论，从而使本来可以兼容的人才标准——“能”与“清”——隐然对立起来。乾隆虽然将能与贤做了理论上的融通，而实际仍秉承了其父祖重能轻贤、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这样，在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康乾盛世就出现了引人瞩目的与传统用人之道大异其趣的政治现象。

那么，这一特殊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贤与德，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望，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追求，其最高境界是实现社会稳定；能与才，则是时代对效率的呼唤，它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注重从实行的层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用人之道倾向于前者，而以雍正为代表的康乾盛世的用人之道则倾向于后者。二者之间的分歧，既有满汉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有满、汉大臣官员争取权力资源最大占有的背景(37)，但从根本上讲，是由追求效率、发展，还是追求公正、稳定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是由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38)，曹操这十个字的概括恐怕是古今不易的真理。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古代并非仅见于盛清时代。曹操的“唯才是举”(39)和唐太宗的“惟才是与”(40)，是和汉末至唐初世家大族把持用人大权的特殊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他们从政治需要着眼，急于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样埋没人才的局面。两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内部开始酝酿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动，用人就不单是平治天下重大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用人是首重才能，还是重德轻才，这两种对立的用人路线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日趋激烈起来。

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和王安石其人历来颇受持正统观念者所訾议，直到清代才渐渐地有了转变。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堪称中国古代第一次具有社会经济革新意义的维新变法，其推行新法，始终认定人才为根本，《上仁宗皇帝书》论变法纲领洋洋万言，无非“陶冶人才”四字而已。(41)王安石以为，变法最大的障碍是秉持国政的大臣非“安习故常而无所知”的“庸人”，即“恶直丑正而有所忌”的“奸人”。(42)他乞请朝廷罢黜那些“年老、患病、赃污、不材之人”，其中尤以“不材之人为害胜于脏污者”(43)。这话正面来说，自然是宁可用操守有玷的才智之士，也不用因循废弛的庸人。实际上，为了推行改革事业，他打破科举取士和升迁旧规，破格提拔了一些锐意革新、年轻干练，但日后也确实暴露出某些品德品质问题的人才，以致旧党诋毁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44)。

明朝万历初年，纪纲不振，主少国疑，张居正不避猜嫌，以国家社稷为己任，专政十年，用铁腕手段矫除积弊，贯注心力于国富兵强，明朝几呈中兴之势。和王安石一样，在用人之道上，张居正也属“唯才是举”一派，他说：“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45)他深感除旧布新的艰难和人才的重要，遂断言：“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46)因此，他的改革构想和方案，多与负地方重任者通过书信直接沟通，而其中多有青史留名的当世文武人才，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镇守蓟门的戚继光、在清口一带治河治运的潘季驯，等等。张居正似乎感觉到了，在治国方针和取人之术确定之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其成败将最终决定于在地方能否得到切实的贯彻，而具有方面重任的大员也最能提供为朝廷决策所依据的来自底层的各种信息。

较之宋代和明代，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国从总体上看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架构，但这近二百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反映在国内，则人口成倍增长，白银大量内流，米价持续上涨，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都从更深层次动摇和瓦解着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海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开始改变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产业结构和固有的阶级关系，并导致东部与西部、内地与边疆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财政、金融制度面临着历史上空前严峻的挑战。总而言之，当时清朝皇帝所遇到的改革压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幸运的是，相继在位长达一百三十几年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时代潮流，确实对旧体制进行了诸多改革。今天，雍正的改革已为人们所公认，其实这段有声有色的改革溯源于康熙，贯注于乾隆，不过是整个改革进程的一个高潮而已，其硕果就是造就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也是最辉煌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位皇帝也终于摆脱了中国历史上凡倡导改革者难逃噩运的宿命，而以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这恐怕要归因于客观上时代有比较强烈的改革需要，他们又顺应时代的变动，对于传统的治国方针和用人之道适时地进行了调整。

如果说时代变动，那么，康雍乾时代一个最重大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大约在乾隆初年，人口已达到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即明万历年间的1.5亿，到乾隆末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翻了一番，突破3亿，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洪亮吉就有“盛世之忧”(47)的慨叹。所以说康雍乾时代从一个角度看无疑是个盛世，换一个角度看又是一个亘古未遇、让人不胜忧虑的多事之秋。雍正似乎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脉搏的异动，他诚恳地向臣下表示：“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朕竭力欲挽此数千百年之颓风，尔等亦当竭力匡勷以勉之。”(48)“此风若不悛改，必致封疆大吏，皆以实心任事、整饬地方为嫌，相率而为苟且之计，吏治何所倚赖乎?”(49)以追求社会安定为终极目标的传统治国方针以及与之相应的用人之道，在雍正看来已经流弊丛集，统治者要想驾稳时代的航船，进而成就一番非常的伟业，就应了张居正“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那句话。康雍乾三位皇帝认准了这一点，在用人之道上，坚决摒弃自恃廉洁而不干实事的巧宦，大胆启用“非常之人”，也就是确有才干见识、勇于开拓进取的能吏，将他们置于推行新政最关键的部位，特别注重选用主持一省或几省军政事务的督抚藩臬等地方要员。大概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康熙说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时的忿激情绪，才能理解雍正对“求其过则不得，论其心则实伪”乡愿式的清官何以如此深恶痛绝；才能理解乾隆所说的“朕所简任的督抚大臣以及藩臬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50)蕴含的深意。

当然，康雍乾三位皇帝都不具备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意识，他们无非觉得眼下人口繁滋，米价上涨，社会骚动，治国用人的老办法有的显然已经失灵了，为了大清帝国长治久安，不得不对传统方针政策做出某些调整。闽广地区开放海禁和解除矿禁，也许最能检验康雍乾三位皇帝用人之道的新思路，以及他们都曾经历过的程度不同的犹豫和动摇。当时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是东南沿海闽广地区，那里山多田少，过剩人口或漂流海外，或就食江西湖广川陕，显然这都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只有利用濒临大海、地多矿藏的有利条件发展海外贸易和工矿业，才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前景光明之路。康熙晚年，从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考虑下令禁止东南沿海商民前往南洋贸易，迨雍正中，旗员闽浙总督高其倬以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生齿日繁，多无田可耕，流为盗贼，势所不免”为由(51)，奏请开放洋禁，以广其谋生之路。雍正准高其倬所请，重新开放对南洋贸易，从而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再来看广东的矿禁。自康熙、雍正以来，广东矿禁时弛时禁，朝廷政策摇摆不定，乾隆初争议再起，广东提督张天骏以开矿每致聚众滋事，“为海疆安靖之计”，力主继续禁止开矿。两广总督旗员鄂弥达具折批驳，略言现在粤东召商开采铜矿，铜斤充裕，制钱流布，方便百姓，有利国用，无过于此。况且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如果就近召募开矿冶炼，滨海无数失去土地的流民都可以借此找到生计，可见开采粤东铜矿不仅有裨鼓铸，而且利益民生。提臣张天骏奏请禁矿，不过是借“安靖海疆”之名，达到推卸责任、保全自己官位的目的。鄂弥达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海疆固宜安靖，然所谓安靖者，必地方整理，人民乐业，始可云安靖，非图便偷安，闒茸废弛，侥幸无事，竟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也。”乾隆支持鄂弥达，特降旨说：“这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于是命将张天骏交部议处。(52)鄂弥达这个满洲大吏很聪敏，他实际上阐明了所谓“稳定”，其实有因循保守的消极稳定和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积极稳定两种不同的涵义。这样一讲，就把稳定和发展这一对本来不好调和的矛盾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世界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传统社会迈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艰难的第一步，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强烈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的工业文明的第一抹熹微的曙光。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对闽广地区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决策的话，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所任用的能员高其倬、鄂弥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话，我们不能不高度评价康雍乾三位皇帝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中蕴含的先进的思想精华和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有一个十分值得珍贵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牧民者应时时怀有一颗重民天而厚民生的诚敬之心。由此出发，宋儒司马光发挥了仁义治国、不兴革、忌扰民、用人重德不重才的稳定第一、因循保守色彩浓厚的一面，而王安石、张居正以至康雍乾三位皇帝则强调了以改革求发展、以发展改善民生、用人重能而轻贤的务实高效的另一面。前者适应发展比较缓慢的农业社会时代，且拉起孔孟之道为大旗，所以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后者应社会变动之运而生，乘时代进步之势而发展，在理论上也不难从三代圣帝明王那里找到依据，自然给人一种生气勃勃、耳目一新之感。但毕竟古代的中国始终未脱农业社会基本框架，传统因循的势力又郁积深厚，阵容严整，所以，诚如乾隆皇帝所言，后者最终不过是“权宜办理”(53)之计。但千万可别小看了这因时制宜的权变之计，中国在18世纪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康乾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有时采取了对儒家教条另类解释的方式)因循保守的传统儒家理念的大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实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雍乾三帝从满族务实的文化传统出发，奋力振刷传统居官立身之道的流弊，大胆起用为主效忠且有干才识见之能吏，因而政治上富有朝气，建树颇多。但物极必反，其重能轻贤、重才轻守倾向慢慢走向极端，就难免滋生新的流弊。

平心而论，御史曹一士所针贬的时弊“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实在是雍正、乾隆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如果深究起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舆论导向出了某种偏差，这种偏差从康熙皇帝之鄙薄清官时已初见端倪，到了雍正、乾隆手里，则为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曹一士在批评重能轻贤的流弊时曾说：“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顿异，故转移之机，不可不慎。”(54)这个方正的御史所讲的话未必都对，未必没有偏颇之处，但这一点他毕竟抓住了要害。

作为清官的个人，绝少十全十美的完人，他可能有种种毛病，诸如短于理事，因循保守、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言行相违等等，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某一个号称清官者的批评，就“这个”清官来说可能并不错，但这种批评多了，且出自皇上之口，问题就严重起来，似乎只要是操守廉洁的清官就难免此类通病，这样一来，作为整体的清官，或者说被抽象化了的清官的身上就被泼上了污水。更加严重的是，清官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底里，早就矗立起了操守廉洁、秉公执正、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完美形象，在清官身上寄托了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期望，特别是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向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出仕做一个清官也是他们终生追求的理想，“修齐治平”首举“修身”，宋明以来，士人笃守程、朱者，注重讲学，析理精微，而学本陆、王者，则以慎独为宗，治身务自刻厉，二者虽有门户之别，而为官皆重志操洁清，多能无负其所学，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正气，这就是弥足珍贵的儒家理想主义的精神，而不学无术的所谓能员既少学问根底，监控稍疏，即难免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和他们是不可同提并论的。公平地讲，康熙皇帝对此并非无所鉴察，但出于对效率、发展的偏求和下面就要提到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所以讲了一些如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之类有意无意厌薄贬损清官的话，从这里已埋下了日后思想上是非标准趋于混乱的根子。

再来看康雍乾三位皇帝对假道学的批判。道学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讲道学上者注重身体力行，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即不够纯粹，也多能为循良之吏。但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因此讲学者又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康熙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的“嚼签子”、李光地的“负友”和“夺情”最是显例。康熙之尊道学有政治上的考虑，故对熊、李之辈都能优而容之，但心底里自有看法，他曾和大学士们私下讲：“讲道学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若不用此辈，又以不用士人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即如汤斌、耿介与赵申乔辈，朕皆用至大臣。”(55)到雍正、乾隆那里可没有这么客气这么讲究治术了。他们对道学似乎有一种仇恨心理，对付讲学者惯用的伎俩是专揭他的秃疮痂疤。云南巡抚杨名时以道学自励，号为士人领袖，雍正骂他：“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56)蓄意制造了一起迫害杨名时的冤狱，审讯时刑官按雍正授意问他：“你说历任多年一个钱不要，为什么收下属金杯缎匹?”又问他：“看你所行的事与你所说的话都不相符，看你举动都是你装出来的假样子，这样看来，你任内不肖的事体自然还有，你一一据实供来!”(57)乾隆比雍正还霸道，理学家尹会一之子、大理寺卿尹嘉铨的假道学在被尽情地嘲弄一番之后，竟“从宽”被处以绞刑。乾隆时期，不管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统统被世人鄙而讥之，纪晓岚就看准了政治风向，专门去揪假道学的小辫子，连晴雯也揶揄说：“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58)可见道学之不容于当时官场与社会。在泼出假道学脏水时把盆里道学这不错的婴儿也泼出去了，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堕落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康雍乾三位皇帝对清官和道学的苛责，既有思想方法绝对化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成见。他们都恶臣工结党，而尤恶沽名。为什么沽名比结党还可怕呢?江宁巡抚汤斌在苏州所出告示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大学士明珠告发他“谤讪”君上，康熙也责备说“彼为巡抚，果爱民心切，岂难据实上奏，何乃出‘救民无术’之语?”(59)一个省级官员讲几句“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类的话，究竟触犯了什么大忌讳?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在专制时代，如此一说，就隐含世道暗无天日、百姓水深火热之意，喜欢听好话的皇帝心里岂能舒服?况且，一切爱民救民之举都应恩出君上，你汤斌有什么资格讲“救民”?清官一个大优点也是一个容易触犯逆鳞的大毛病是总按捺不住要“为民请命”，这在政治上是和君主专制水火不容的。云南巡抚杨名时也是个不识时务的讲道学的清官，在下面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老百姓说他好，他却忘记推功于皇上，结果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60)人主之所以深恶痛疾清官的“为民请命”，恐怕再没有比雍正表述得如此穷形尽相了。认识上的偏见加上政治上的成见交织在一起，无疑更加大了舆论导向的偏差。

一代官吏的趋止，一代官场的风气，说到底，与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有很大关系。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松弛的原因固然很多，而追本溯源，自康熙开始的持续百年之久的误导，自应负一定的责任。在总结造成当年吏治迅速腐败的历史教训时，曹一士所言“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顿异，故转移之机，不可不慎”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贤与能，德与才，义与利，属于价值认知与价值评价体系的重要范畴。前者更倾向于追求社会公正的实现，而社会正义应视为人类永恒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如果得不到正义和公正，就有可能动摇整个制度体系的基础，破坏社会的稳定——儒家历来强调贤，强调德，强调义，其合理性正在与此；其流弊在于因循保守，可能阻滞社会的发展。后者因应时代变革、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倾向于追求效率的实现，而效率恰是发展的杠杆，在变革时代，只有发展才能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社会稳定——包括康雍乾三帝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改革家强调才，强调能，不讳言利，其合理性正在于此；而其流弊则可能导致人们精神道德的迷失，最终又会给改革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戕害。历史事实表明，古人在德与才、贤与能的认识上都有些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倾向，留下了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在德与才、贤与能价值选择时，应该尽量避免一元化、绝对化，力求实现多重价值目标对立统一，以建立体现“效率与公正，以效率优先”的兼有包容性的多元化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评价体系。这是改革时代本来存在的价值取向多元性决定的，也是社会内部固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许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有时很难找到，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放弃这种努力。

【注释】

①《孟子·公孙丑》。

②《论语·里仁》。

③《墨子·尚贤》。

④俱见《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⑤《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⑥《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

⑦《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八，雍正五年六月壬寅。

⑧《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51页。

⑨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条；《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51页。

⑩《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51页。

(11)雍正在阿克敦密折上曾有如下批谕：“舆论全不可信，勿得做好好先生”(《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796页)。

(12)以上俱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

(13)雍正在广东学政杨尔德密折上有如下朱批：“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44页)按：惠士奇，汉学家惠栋之父，为广东学政。至于李卫，与他素未谋面的贵州巡抚石礼哈向雍正密奏说：“臣闻李卫之在云南，骄奢放纵，威福自恣，不顾公论，专任私情。凡文武官员有附其门者，即竭力庇护之；有与己不合者，辄多方谋去之。每言于人曰：‘永顺楚姚等镇总兵是我所折奏也。’又如云南按察司张谦，臣阅邸抄，经督臣高其倬奏其衰病，奉旨调回，而李卫又言于人曰：‘老高如何肯参他?是我具折启奏，折子已去三五日，告诉他，他才奏的。’诸如此类，竟似官员进退之柄，操于李卫之手。臣在威宁时，与近至贵阳，众口一词，所闻无异。”(《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第237—238页)对这件分量极重的密折，雍正未做任何批示。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密折中评论李卫这个下属时，说其“轻视同官”，“往往盛气凌人”，雍正则批谕说：“此人(李卫)心肠、本领是个好的，琢磨他，期于上进，莫负朕惜才之意。”(《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第24页)

(14)《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452—453页。

(15)《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五册，第590页。

(1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453页。

(1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四册，第858页。

(1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453页。

(19)《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丙辰。

(20)《清代碑传全集》卷十七，《诰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加二级赠太子太保谥清恪敬庵张先生行状》。

(21)《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134页。

(22)《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146-2147页。

(23)《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15-2216页。

(24)《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135页。

(25)《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138页。

(26)《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丙辰。

(27)《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15-2216页。

(2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796页。

(29)《鲒@⑤亭集外编》卷十一，《江阴杨文定公行述》。

(30)(54)《清经世文编》卷十九，《请分别贤能疏》。

(31)《清史稿》卷三二三，《李侍尧传》。

(32)《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一册，第1067页。

(33)《清史稿》卷三三八，《福崧传》。

(34)《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三册，第2404页；第四册，第2867页。

(35)[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63页。

(36)俱见《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三，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乙卯。

(37)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汉人一般推重操守，满人则多以能事见长。雍正以莫须有的罪名罢黜了声望夙著的清官云南巡抚扬名时，但又担心滇省士民会因此闹事，鄂尔泰密告皇上事态并不严重，因为“汉人流辈所以推重扬名时者，向不过操守一节”，现已认清扬名时欺世盗名之真面目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2页)这话出自满官领袖鄂尔泰之口，很可见操守与才能在满汉官员心目中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当然，不能绝对地说“康雍乾时代清官都是汉人，而能员全属满人”，但“能员”与“清官”大致以满汉民族族属之不同为分野，则比较接近那个时代的事实。清代声名最著的清官几乎集中在康熙朝，康熙朝的著名清官又几乎全是汉人。两江总督噶礼是干练的能吏，张伯行是世所公认的清官，二人同官一省，互不相能，都在暗地里用密折揭对方的短处和阴私，噶礼说张“昏庸”、“为土木塑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39页)；张伯行则说噶贿卖举子得赃银五十万两。噶礼、张伯行互参案结案时，康熙对满汉大臣坦言保全清官的道理，汉官听了很受用，满官则心里不快，康熙下面特开导满洲大臣说：“毋谓朕偏向汉人，朕至公无私之心，天下共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丙辰)。这表明，满汉臣工都十分关注皇帝用人标准倾向的。操守第一，还是才能第一?在他们看来，这直接关系到权力分配的份额。正是由于皇帝倡行的“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干部路线居于强势地位，因而乾隆初政出现了杭世骏所指责的“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这种不公平的政治现象。(《清高宗实录》卷一八四，乾隆八年二月癸巳)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就人才资源而论，与汉族是难于相比的，想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则更非汉族士人的对手，无论从满族世家以至一般人士争取权力资源的最大占有来看，还是最高统治者从控制权力中枢及要害部门的狭隘政治考虑着眼，他们都需要在用人之道上别有一番兴革，别有一番说法，以扬其能事之长，避其操守平常之短，随之而来的，自然会流于贬损贤德、鄙弃清官的歧途。

(38)(39)《曹操集·文集》卷二。

(40)《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

(41)《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42)《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43)《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44)《宋史·王安石传》。

(45)《张太岳集》卷十八，《杂著》。

(46)《张太岳集》卷二十三，《答总督方金湖》。

(47)《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

(4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944页。

(49)《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

(50)《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三，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乙卯。

(51)《清史列传》卷十四，《高其倬传》。

(52)《清代的矿业》上册，第39-40页。

(53)《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乾隆三年六月乙未。

(55)《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408页。

(5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0页。

(5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73-74页。

(58)《红楼梦》第六十四回。

(59)《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15页。

(6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