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特殊时期。明王朝的中前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空前强化，国家统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派遣以郑和为首的宠大船队多次下西洋，最远的到达非洲的东海岸。其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先进，海图及航海罗盘之准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航海技术是多种科学技术的综合，这足以说当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并不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正是在长期的积累和发展的基础上，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在中国1 000多年封建经济发展条件下，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内，孕育出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希望这一新生事物以其微弱的力量，冲破延续1 000多年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谈何容易。事实上，它一出世，就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摧残。 

首先，明中叶以降，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农、牧文化的冲突引发了北方民族矛盾，九边烽火绵延，蒙元残余势力，新兴的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不断地扩大势力，不断地吞食明王朝统治的周边地区。特别是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遗甲13副起兵，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只用10年时间就统一了建州各部，又经过30多年的兼并战争，女真各部基本上都统一在努尔哈赤的部下。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逐渐成为明王朝的一大隐患。女真族的兴起，既有历史的机遇，又有自身的必然。明王朝的软弱，边关的松弛，使女真人不断丰满自己的羽翼，从最初边关寻衅，发展到横行边关，不断壮大。一旦定居辽东山区，立即成为明迁辽东的隐患，女真不断内移，以至占领辽沈，统治整个辽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全国范围内拓展。应该说先是女真、后来的满族，确实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充满锐气的民族，他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能成气候。其自身的奋发图强是决定条件，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不愧是满族的两代英豪，没有他们满族不可能发展如此迅速。此外满族的八旗制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是当时其他军政机制不可比拟的。有优秀领袖，又有严密的军政机制，加之善于骑射的习俗，剽悍的特性使满族人得以在不长时间内就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从辽阳而沈阳，大清大旗一旦打出，就势不可当而成为明王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 

满族的兴起，使明王朝为了维持其大明王朝的一统天下，不得不从全国征粮调兵，弄得民不聊生。各种负担都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从而进一步激化本来已经存在的阶级矛盾。由阶级矛盾引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当时天下大乱的又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先是群雄并起，最后聚结成李自成、张献忠两大支力量，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大西政权首先消灭了明王朝的主力，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大顺政权则利用明清之争无力顾及以及张献忠削弱明王朝主要力量的机会北上明都，逼迫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如果说明王朝亡于李自成大顺政权之手，莫如说明王朝亡于张献忠大西政权和大清王朝之手更为合适。由于李自成、张献忠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尽管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旧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王朝。农民起义的悲剧就在于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农民，没有明确的目的，即使胜利了，最好的出路就是重走朱元璋的道路，再建一个新王朝，而李自成、张献忠之自身的素质不如当年同样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朱元璋，所以最后只好以失败而告终。大明和大顺及大西最后都败亡于大清之手。 

问题在于当时的满族是奴隶制特性尚未完全褪尽的落后的少数民族，由它来统治一个已有1 000多年历史的封建制的中华帝国，这对于一个本来只占据东北一隅之地满族来说也实在勉为其难了。但历史就是这样，把这个历史重担硬是放在满族统治者的肩上了。尽管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尽管明王朝腐朽，不堪一击；尽管农民起义有许多局限性。在一筐有疤有烂的苹果中，满族统治者算是一个有新鲜气的苹果。可是这个历史重任确实是满族统治者不堪重负的。 

从满族人关到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统一台湾这几十年中，满族统治者一直忙于对付南明小朝廷，对付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对付各路农民起义军的余部。尽管拼尽锐气，总算是统一了全国。但这几十年中国历史发展都消耗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引发的混乱之中了。战事不断，社会不得安定，经济谈不上发展，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 

如果从明代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兴起算，(明万历十一年即1583年)到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前后一个世纪。在这个动乱的世纪里，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一直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国家，却因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引发的战乱，使自己丧失一个世纪的发展机会。如果我们睁眼看当时的外部世界，就会发现，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风云突变之际。欧洲中世纪宗教的黑暗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行将灭亡。以英国为例，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农民开展激烈地反圈地斗争，其目的就是要求取消封建地租和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城市军民也开展了反封建斗争。而体现新旧势力斗争，在上层表现为议会和国王之间的斗争，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城市风起云涌的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向代表旧势力的国王展开斗争。1638 年苏格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反英战争更引发了一系列的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在革命形势业已成熟的情况下，1640年年初，新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旧势力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发生了第一次内战和第二次内战，直到1644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废除君主制，英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共和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取得政权。   

而与同一时期的中国相比，明朝中叶一些地区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因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发的战争所摧残。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仍然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英国那样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作为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代表，不可能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因此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覆辙。同样是处于一个矛盾激烈的动乱时代，中国与西方却完全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最终却由一个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大清国者，仍然在封建制的旧轨道上爬行。而西方却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成为统治阶级，新的生产关系日渐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历史在这里拉开了差距。 

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很快就露出了殖民主义的狰狞面目，开始了扩张主义行径。从一开始他们就把目标瞄准东方，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进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市场，掠夺原料，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殖民地的中国，后来的鸦片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只有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当时的大明王朝，应该说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一个泱泱大国，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可是当世之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风暴骤起，旧的生产关系和战乱束缚和摧残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一度倒退，把一度已经孕育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扼杀在襁褓之中。再者中国当时新生产力代表者力量极其微弱，那些由地主转而成为的作坊主，每天都在回味他们熟悉的土地主的生活，广置土地，一夫多妻，根本没有扩大再生产意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原始积累阶段就这样被有意和无意地扼杀了。至于明王朝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封建统治已经处于行将灭亡的衰落时期，走人了一条死胡同。   1 000多年旧体制矛盾百出，官吏腐败，互相倾轧，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如果不亡于农民起义军，也必亡于清，应是情理之中，似是历史的偶然，实为历史的必然。 

满族统治者统一全国，使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于是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与它之前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比，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巅峰。 

康乾盛世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从而使我国辽阔的领土疆域也最后稳定下来。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企图以枪炮和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而开辟市场、掠夺原料；北方的沙俄侵略势力也不断南下，蚕食我国北方领土；而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三藩之乱以及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也是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清朝统治者，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打击了北方的沙俄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完成了国家统一这一宏伟大业。从而奠定了我国领土疆域的基础，并对近现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建树了巨大的历史功勋。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较前代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争，曾一度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但是，一旦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社会经济便迅速从清初的调整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人口迅速增加，从而出现了康乾盛世。前后持续了100多年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峰巅。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亦有一定程度恢复和发展。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王朝的民族政策也自有其成功之处。特别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朝代的成就。清朝统治者一直注意调整与人口众多的汉族及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关系，极力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同时对西南地区实施了有效的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举动及时镇压，巩固了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力开发，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总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版图更加辽阔，经济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出现了自明代中叶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局面。因此，对于三朝在清朝历史以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该低估的。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盛世是在百年动乱之后出现的。百年衰败之后出现国家统一局面，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文化也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当然值得称颂，也应该肯定，毕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机，也是由衰败转向兴旺发展的标志。 

但是，如果我们把康乾盛世放在世界历史环境去考察，这个盛世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当时正是世界局势剧变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原始积累时期以后，先后在一些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摆脱了封建制的桎梏，以前所未有的锐气飞速发展。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却仍旧在封建制的旧轨道上蹒跚。一个原来局促东北一隅之地的北方少数民族——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尽管这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充满锐气的民族，但毕竟刚从奴隶制脱胎而来，要使一个濒临灭亡的封建制的僵尸恢复生气，已经不可能，而想要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古老帝国推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更是满族统治者力所不及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过了2 000年的历程。历史的积累，既造就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使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又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迈不开前进的步伐。面对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不是睁眼看世界，采取明智的开放政策，反而抱残守缺，采取狭隘的、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尽管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拉开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使中国没有能赶上正在汹涌前进的世界历史的先进潮流。而极端强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一方面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使新的社会力量难于出头；另一方面又压抑了广大人民的聪明才智，使得人们的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这种闭锁麻木的思想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新观念、新思想不断突起的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因此，康乾盛世的背后，仍是中国落伍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继续。 

此外，就康乾盛世本身而言，康熙就是入关之后清王朝第二次创业的有为之君，平三藩，收复台湾，抵抗沙俄侵略，立下不朽功勋。但康熙留给雍正的并不是太平之世，而是把一大堆矛盾一推了之。雍正在位十三年，在矛盾中煎敖了13年，不得已动用强权手腕，打击诸王势力，最终落得个暴君的骂名。乾隆作为守成之君，享受父祖两代打下的基础，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可是承平日久，一样会有新的矛盾出现，乾隆面对川楚陕农民起义就手足无措。 

如果我们将康乾盛世对后世的影响再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康乾盛世留给后世的遗产同样只是土地高度集中、民生困难；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吏治败坏，军备废弛。留下的是一大堆难以解决的难题，难以克服的矛盾。 

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族贵族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虽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依恃政治特权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8000余顷。汉族大官僚占有土地的数目也十分惊人。康熙时的大官僚徐乾学在江南苏常一带占有大量土地，仅无锡一地，占田即达10 000多顷。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广大农民破产、流离失所。土地的集中，势必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康、雍、乾三朝是清代人口急剧膨胀的时期，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人口突破一亿、二亿、三亿大关。人口的剧增，并不是太平盛世的标志。而是康熙51年开始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结果，大量隐匿不报的户口，逐渐随着免征丁口税而暴露出来。土地的高度集中，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人们生计陷于极度困难。大批失去了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一半。 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各种附加租。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政府的各种捐税。农民终岁勤耕劳作，所得粮食除交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而沦为流民的大批农民，有的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进入清政府封禁的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垦殖。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得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朝不保夕。更多的离开祖居之地的农民，进入深山老林地区，辛勤垦辟，以求生存。当时川、楚、陕边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在那千山万壑，深谷纵横的川、楚、陕交界区，乾隆末年聚集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私铸为生者，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结草为棚，或垦荒，或到木厂、炭厂、林厂做工，但仍摆脱不了地主官吏、地主豪绅、地痞恶霸的压榨、欺凌。那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山民受其摧残，无处可以评理，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备受凌虐的流民，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为乾隆末年爆发的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 

“府库充盈”曾是乾隆盛世的一个标志。但由于乾隆对边疆地区的不断用兵，在建立千秋万世功业的同时，也消耗掉大量历年国库的积存。仅两次用兵金川，即耗帑银7 000万两。乾隆中期后，因承平日久，统治阶级中奢靡之气日长。皇家寿典婚丧，铺张奢靡；乾隆六次南巡，挥霍无度，使府库积存像流水一样消耗殆尽。为乾隆皇帝博得宽大德政美名的五次普免全国钱漕粮的义举，使府库出多入少，以至入不敷出。乾隆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败坏，因钱粮亏空、积欠而严重影响了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各级官吏以各种名目侵吞钱粮，使国帑亏空日益严重。据嘉庆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结果，积欠即达2 000余万两。财政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如开捐例、增关税、加盐价等。这些措施无一不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各地官员以追缴积欠为名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则引发了各地农民的抗粮斗争。 

乾隆中叶以后，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各级官吏，有的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婪索营私，有的因循疲玩、尸禄保位，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对乾隆末年的吏治情况曾在上疏中给予了深刻揭露。他指出，当时官员的普遍情况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 

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武备废弛的问题已很严重。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统一中国。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承平日久，疏于训练管理，战斗力严重蜕化。对白莲教起义军进行3年的围追堵截。然而，起义军不仅没有被镇压，势力反而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究其原因，实与乾隆末年军备的废弛直接相关。 

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暴露出军中问题主要有：各省督、抚及带兵大臣和各路将领明目张胆的“营私肥橐”行为。白莲教起义发生后，在京城供职之人，即便是谙达、侍卫、章京等，也无不营求前往。这些人并非要为朝廷分忧，而是为在军营捞到好处，实现发家致富的美梦。由于军营中可为许多人提供财源，故而各路带兵大员，有意迁延，藉此肥己私囊。军中将领及督抚大员的冒功侵饷是军中又一严重问题。为了围剿起义军，清廷自嘉庆元年至四年，耗费军饷7 000余万两。然而，成千上万两的军饷，竟被诸将大量侵吞。有的用以寻欢作乐，有的被馈送转赠，军营竟成为带兵将领及地方官员发财的渊薮。有的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亏损。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的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是导致清军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军时，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们，或者虚张声势，将起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起义军的锋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河南巡抚景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景安率军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然而，景安只知远避尾随，故人皆呼之为“迎送伯”。 

总之，乾隆中叶开始的盛世转衰，到嘉庆亲政，盛世积累的本钱已经消耗殆尽。交接到嘉庆手中的只是一个烂摊子。    ’ 

嘉庆、道光二朝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方殖民主义已经看准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东来，在我国沿海各地制造事端，枪炮和毒品鸦片双管齐下，不敲开中国这个大门，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后来的鸦片战争正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殖民主义要灭亡中国，而中国要自强图存，矛盾都集中在嘉庆、道光两朝。是中兴，还是中衰，已不是嘉道所能主宰得了的。国际大环境，国内小气候，注定这场战争非打不可，而中国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人民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面前，表现了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致使外国侵略者不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然而，人民自发的分散的斗争，是不能取得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需要在先进阶级领导下组织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嘉、道这两个对资本主义世界茫然无知、又视国内人民为寇仇的封建帝王，是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 

嘉道时期封建社会的衰落腐败有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嘉庆、道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然而，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嘉庆、道光，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些起色，使当时的中国，拥有一定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避免政局的动荡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嘉庆、道光没有做到。  

 综览嘉庆一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在处理清王朝当时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时，没有抓住问题症结之所在并倾全力加以解决。嘉庆在亲政时，虽然已经看到，百姓所以“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所致，然而他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手段打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即便惩治，也是初则电闪雷鸣，继则细雨和风。更多的时候，嘉庆采取的不过是警告和虚声恫吓。然而，一些威胁性言辞，对于那些已经陷于贪赃枉法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官员早已失去了任何警厉作用。严厉的惩治，对严重败坏的吏治来说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嘉庆对他们的姑息宽容，是与他整肃纲纪的口头宣言和愿望背道而驰的。而嘉庆在处理另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的屡扑屡起时，则心狠手毒，果断迅速，充分显示了组织、指挥的“才能”。嘉庆在处理两大社会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做法，是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农起义从根本上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吏治腐败等弊政，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它对清王朝的统治不会构成近期的威胁。两害相权，嘉庆自然要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先。因此，嘉庆不能重振朝纲带有必然性。 

嘉庆朝在整饬内政方面的失败，还要归咎于其革新尝试的半途而废。嘉庆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竟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改弦更张更是不可能的。 

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嘉庆并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禁锢着他的思想，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上显得比康、乾更为保守。矿山的开采，在清代时禁时弛。嘉庆是严厉禁止开矿的。嘉庆自开矿聚众滋事为由，不断下达封禁矿山的命令。 

此外，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嘉庆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予以严密的防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嘉庆对先进事物，采取盲目愚蠢的拒绝态度，这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道光从嘉庆手中继承了一个积弊更深、社会经济更形衰败的王朝。道光孜孜图治30载，也没有能使朝政旧貌有所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道光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交加的非常时代。非常之世，必须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镛当政于前，穆彰阿揽权于后。曹“小心谨慎，一守文法”，但知‘‘多磕头少说话”。此庸禄之辈来辅佐道光应付激变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穆彰阿更是擅权贪荣之辈，持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对主战派林则徐等构陷倾轧，对投降派琦善之流“同恶相济”。用人失误，铸成大错。道光朝要革新朝政，应付变局，没有非常之才的辅佐，焉能成功? 

其二，道光君临天下之后，曾力图革除弊政，为衰弱的清王朝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综览道光为政之道，他致力于革除的，枝节者居多，切中要害者甚少。当时的社会弊政，最要害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如前所述，吏治的腐败为封建制度的一大痼疾。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特别是在清代广泛实行的捐纳制度，使清代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乾隆的骄奢淫逸，和珅的搅权纳贿，使吏治的腐败更加严重。嘉庆企图通过诛和坤这样的大手术来根治吏治腐败、重振朝纲，由于各种原因，嘉庆的整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道光对吏治腐败问题，也曾力图整饬，但最后总是屈服于腐朽势力的压迫而退避三舍。致使历道光朝，官吏贪污婪索之风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愈刮愈盛。 

至于军备问题，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武备废弛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经嘉庆朝的有限整顿也未见成效。道光在振兴国家武备方面，虽然也采取了诸如清除冒滥、裁汰老，额设民壮充补训练等除旧布新的措施。然而国家武备废弛状况毫无改观。武备废弛严重影响了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是对道光朝武备不修的惩罚。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入关统一中国。清军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绿营遂成为国家武备的重要力量。然而承平日久，绿营亦渐趋腐化。原始的弓箭藤牌也早已落后于时代。清朝文恬武嬉、装备落后的状况，早为识者所忧。道光在整治武备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亦缺乏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导致国防力量的衰弱日甚一日。 

另外，就社会经济而言，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凋敝，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剥削的苛重紧紧联系在一起。道光对此却熟视无睹，听任其恶性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由此而更加疯狂。大量的土地愈来愈严重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2 561 200余亩。江苏吴江县的沈懋德占有良田万亩。湖北武陵县的丁炳鲲占有良田4 000余亩。直隶静海娄步瀛占有良田亦4 000余亩。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大片良田之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既没有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能力，也没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社会经济衰敝，国家财政困匮，道光一切革新朝政的尝试，全部成为无林之木，无源之水，国家的振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按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嘉道二帝他们都不属于贪暴、荒淫之君，这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勤政、节俭、不尚浮华，他们企图除旧布新，作个有为之君。然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激变的世界大势，使他们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角色，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力图除弊起衰而国势更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嘉、道二帝扮演着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时，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