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比较历朝历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档案、各种史料，得知清代乾隆朝的贪污案件是为最多，贪污手段是为最花，贪污官僚是为最繁，贪污款额是为最丰……如此一系列之最，揭示了乾隆朝曾经面临的超越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严峻的贪污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中，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为了澄清吏治，清高宗弘历在告诫预防、制定制度、实施打击时，都表明和体现了对贪污行为的极度厌恶、鄙视与惩治。

    清高宗乾隆皇帝，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为清世宗第四子，母亲是孝圣宪皇后钮钴禄氏。他六岁就学，先是受书于庶吉士福敏，之后于康熙六十年，在圆明园拜见其祖父，康熙“见而钟爱”，将其养育宫中，因此他又得“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1][1][1]雍正十一年（1733年）授封为和硕宝亲王。十三年八月即位于故宫太和殿，御极六十年后正式禅位于其子嘉庆帝。观其在六十年之中，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团结多所建树，使大清朝在此时达到“康乾盛世”的鼎峰，他则被誉为“盛世之主”，其政绩正如清赵翼所书：“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1][1][2]。再观其一生，在位六十载，寿达八十九岁，其本人又自誉为“十全老人”，善始善终，如康熙所预言之：“是命贵重，福将过予。”[1][1][3]

    学术界对于乾隆朝贪污问题的研究是很深入很到位的了，既有对贪污状况的研究，又有对贪污风形成原因的剖析；既有对贪污形态的研究，又有对当政者惩治贪污的研究；此外还有综合性的对贪污的研究。从以上成果来分析，其中很多作者认为贪污是由清高宗弘历个人原因所造成，是清高宗弘历“导之使贪”，作者对此不敢完全苟同，并认为贪污不仅不是由高宗一手造成，反而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贪污面前，清高宗勇于揭露、暴露大案，对这些贪污案件采取了相应的严厉打击措施。

一、乾隆朝贪污状况

    贪污，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是封建社会的派生物，据有历史的“传承性”，是历朝历代治政一个必然要触及的痛处，也是历代吏治好坏的一个评价标准。到了清代依然如此，为了清明的吏治，历朝形成了严惩贪污的传统。顺治入关，即严饬诸司要“重惩贪酷”。[1][1][4]康熙草创，即提出“治国莫要于惩贪”，[1][1][5]雍正严猛，于“惩戒贪墨，执法不少宽贷”，[1][1][6]嘉庆守成，也“劾除贪墨，去莠安良”。[1][1][7]然清高宗较之以上诸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乾隆朝的贪污最为严重，世人皆称是杀不尽的贪官、斩不绝的贪污，甚至是“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也]不过十之二三。”[1][1][8]那么乾隆朝的贪污概念是如何定性的呢？

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则是贪，二则是侵，即“渔利于民者，贪也；蠹蚀于官者，侵也”[1][1][9]。贪包括贪婪和贿赂；侵包括亏空和侵盗，凡是触犯这几方面的都被定义为贪污，而且贪和侵有着一定的关联，如清高宗所分析之，各官“以无畏之心，而济之以无穷之欲，”因而是“派累以肥橐者有之，因事而勒索者有之，甚至枉法而受赃者有之。”更重要的是对于“朝廷之府库且所不顾，更何民瘼之可矜，何民膏之足惜，”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此侵则必贪。”[1][1][10]虽然有人认为“侵盗之与贪婪似乎有间，”[1][1][11]实则是“天下庸有贪而不侵者，必无侵而不贪者，严侵盗正以惩贪婪。”[1][1][12]可见，侵亏者是对于国家仓库钱粮之盗蚀；而贪污者是对于人民财务之婪取，犯有侵亏的一定会犯有贪污罪行，所以侵盗帑项与勒索所部财物，会“并列刑章”[1][1][13]。

在此概念之上，那么乾隆朝的贪污状况又到底如何呢？侵、贪案件到底又知多少呢？

现有几份关于乾隆朝臣僚亏空、侵盗、贪污、贿赂的数字统计，由此可见乾隆朝的大体贪污状况。从贪污数额看，发现每次“清查之数一案多于一案”，[1][1][14]是“初以千百计者，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或以百万计，”[1][1][15]逐案增加。从贪污数额来看，封疆大吏在侵贪案发，治罪时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近30名，[1][1][16]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被正法。从各类侵、贪所占比率来看，据唐瑞裕根据台湾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清代宫中档奏折》、《清高宗实录》、《清史稿》、《清代国使馆传包传稿》及其它相关资料统计，总计乾隆一朝六十年间，官吏侵亏者156宗，贪污者433宗，[1][1][17]贪污之案多于侵亏之案，所以相比之下“律载贪罪重于侵。”[1][1][18]   

从不同职务的官员的贪污情况看，据曹松林以《清实录》和《清史稿》为据，统计所得：官员本人犯贪赃罪者有尚书和侍郎5人，皆降职或革职；将军4人都处斩；总督5人被处死，6人降职或革职；巡抚10人被处决，7人革职或降职；布政使8人被处死，另1人革职；按察使2人被处决；学政2人判死刑；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被处决。道府、州县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1][1][19]从有关贪污案的弹劾比率来看，海外学者曾统计，整个乾隆朝较重大的弹劾案共计四千六百余件，其中涉贪案就有五百八十九件，占全部弹劾案的百分之十二强。[1][1][20]

    最后，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贪污档案和其所编辑的《乾隆朝惩治贪污档案选编》来判断，贪污档案在众多的档案之中得以专门立项，供今人查阅，说明其份量之重，意义之大。由上可见，乾隆朝贪污形势的猛烈与严峻，贪污案件可谓多之又多，涵盖乾隆一朝。

二、清高宗对贪污的告诫、行政预 防与刑事治罪

面对国内汹汹的贪污之风，清高宗有着一套独特的惩治方式，其特点就是将对贪污的告诫警示、行政预防与刑事治罪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先礼后兵，层层深入，即先予以告诫，继之以行政预防，最后是不得已的刑事治罪，这其中既有因对官员的爱护而予以的告诫预防，又有因对政局稳定的关注而慎重的惩治，既有口头的谆谆告谕，又有制度的严密规定。这一切同时表明了清高宗弘历在治政与惩贪、用人与整人关系之间的思索与徘徊，透视出了每一桩惩贪案件背后清高宗的复杂思想斗争和心理历程。

第一，告诫预防

贪污之由来一则皆因人心“渐不可长，欲不可纵”。二则皆因各官“心无顾忌，不复知有法网，”[1][1][21]以致由小而大，由寡而多，日甚一日遂成积习，且官官效尤成风，导致贪黩者多，廉洁者少，尤其是侵贪者常多的情况。且其危害数不胜数，一方面是造成“人心坏而吏治黩，于国是大有关系。”[1][1][22]另一方面是蠹国病民为害甚巨，尤其是导致“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1][1][23]

正因此，清高宗对此类官员此类贪污是深恶痛绝且痛心的，他怒斥到：“今民间丝粟固不容妄取，乃于帑项正供恣其婪食……其情理深为可恶。”[1][1][24]但清高宗又不忍骤施刑罚，认为“与其犯而后惩，莫若先为明切申诫，”[1][1][25]是以一再告诫，“人臣奉公洁己，首重廉隅，贪婪、侵盗之员，上侵国帑，下朘民脂，实属法所难宥。是以国家定制拟以斩、绞重辟，使共知儆惕，此纪纲所在不可不持。”[1][1][26]且敦促督抚等“为之长者”，不可“一切置之不问”[1][1][27]，要就所辖属员内通行查察，“于年终将属员有无亏空之处，汇奏一次以重责成。”[1][1][28]科道官员对于九卿及督抚、提镇内“居官贪婪，行止不端者，”[1][1][29]应当从公参劾，勿使“贪员得计于目前，国帑虚悬于事后。”[1][1][30]

    清高宗不仅告诫而且还在经济上增加官员俸禄以抑制贪污，“在京职官，俱已加添双俸，外省大小官员又皆给与养廉，伊等养赡之资，较从前已觉宽裕”[1][1][31]，如果“俸禄既增，而仍有贪污受贿不守官箴者，朕必按律治罪不稍宽假，此正澄清吏治之一端。”[1][1][32]如果“能奉公守法，将来国用充足，朕何难再为加恩？”[1][1][33]可见清高宗之良苦用心。

第二，行政预防

    为了惩治贪官，清高宗在大加告诫的基础上，还进行实质性的制度立法建设。先后修订了《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则例》，其引用原则是有例则置其律，例有新者，则置其故者。纵观乾隆朝对贪污的预防及立法，应该说乾隆年间堪称有清一代立法惩贪最为严厉、也最为全面的一段时期，真正做到了对于“干犯法纪之人”[1][1][34]的严惩、不纵。如在行政预防上对一些失察侵贪的官员，或参与侵贪而涉足不深的官员，采用革职、停升等予以预防。在刑事治罪中，又对严重侵贪、婪赃、枉法、贿赂、营私、监守自盗等不法行为判以斩立诀、死缓、流放等。

    其行政立法预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在官员考核方面，乾隆四年（1739年），将八法考绩制度改为六法，宣布今后“贪、酷二者，不应待三年参劾”，[1][1][35]从而使贪、酷官的被参劾、严惩成为经常之事。并且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再次重申，各省犯贪、酷官员，督抚、科道随时题参，“不入计典”，[1][1][36]如事情属实，革职提问，永不叙用，可见对贪、酷官的痛恨。

    其二是从馈送嘱託、勒索科取、供应迎送、徇庇容隐四个方面防微杜渐，予以提前预防。清高宗认真接受康熙、雍正行政预防的政策，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清高宗从上行下效的思维定势出发，明白惩贪预防的关键也重在由上而下的预防，所以督抚成为了首防之点。

    馈送嘱託方面，即位伊始，针对督抚收受属员土宜的不良风气，先是明白告谕：“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1][1][37]因此传谕，督抚如有暗中收受者，必严加议处。四十五年（1780年），又对各省督抚、藩臬等衙门购买物品予以限制。需用物件，如果有託付首县中军购买的，此封疆大吏要被革职，首县中军受累也被革职，而购买中出现短发价格的更要被革职治罪。[1][1][38]紧接着四十六年（1781年），面对督抚等家人索取门包的流弊，清高宗以吏治民生为重，通谕各省督抚到道府“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1][1][39]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作用。

    勒索科取方面，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于州县在审办大小案件时勒索财物的，本人要革职拿问、司道、府等官知道而不行举报的要革职，督抚等知道而不行揭发的也要降三级调用。二是规定督抚的酬酢燕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1][1][40]扰乱民间。

    供应迎送方面，清高宗尤为重视，即位第二年即命令到：钦差、上司办事经过地方，各官有意巴结“违例迎送，或因事营求，或乘便贿赂，”[1][1][41]以谄媚求誉例革职。如果仅是违例迎送，没有营求贿赂等情，照擅离职役律罚俸九月。而钦差及各上司等有勒索情弊，要被革职提问，从而对上司及属员都予以了限制。同时革除了地方官安置公馆，呈送下程酒席，预备夫马、车船等一切供应。此外，对于钦差及各上司随役家人的私自索取，主人不知情的照失察衙役犯赃例分别议处；知情而故纵的，则将本官革职治罪。随后六年（1741年），又声明“各省会城遇有应办事件，如实系公务，应于公项开销，若系各衙门私事应自行捐资办理，不得概取之首县，首县亦不得差家人工房在各衙门承直”[1][1][42]，使属员既得免赔累之苦，也杜绝了奔竞之习。

徇庇容隐方面，乾隆五年（1740年）规定，各省督抚，在照例题升调补官员的时候，如发现官员“原任及新任内有贪婪等事，”自行查出究参，免其议处。如有不行参奏，而被发觉，“皆照不揭报劣员例分别察议。”[1][1][43]从而抑制了对贪官的徇庇容隐。这些行政预防措施，从官员的日常生活着手，从最基础的行政起步，寓大义于细微之处，起到了见微知著的效果。

第三，刑事治罪

    行政预防之外，清高宗则是因时与事根据具体情况修改、新定了一系列刑事法律条文。主要体现在以下六方面对官员贪污的治罪：有官吏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等。

    官吏受财方面：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为使侵亏官犯“果知法在所不赦”，乾隆又宣布“嗣后除因公那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着永行停止。” [1][1][44]终其一生，完赃减等旧例未能恢复。此外刑律关乎生死，所以在惩贪的同时，又需慎重对待，给以适当区别。因此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规定，官员审无入己坐赃致罪的，如果能于限内全完，仍照挪移亏空钱粮之犯“准其减免”。如果官吏因事受财贪婪入己，审明是不枉法及律载准枉法、不枉法论等赃，如果也能于一年限内全完，那么“死罪照原拟减一等改流，军流以下各减一等发落”。如果限内不完，“死罪仍照原拟监追，流罪以下即行发落，其应追赃物照例勒追完结”。[1][1][45]如此予以适当区别，同时将经济追赃与刑事治罪紧密结合起来，使惩贪手段多样化，对不同的贪官起到了不同的效果。

    有事以财请求：乾隆五年（1740年）规定：凡是以财行求及说事过钱的，“审实皆计所与之赃，与受财人同科，仍分有禄无禄，有禄人概不减等，无禄人各减一等。”而行求说事过钱之人，如果有首从之分，则“为首照例科断，为从有禄人听减一等，无禄人听减二等”，如是抑勒、诈索取财的，“与财人及说事过钱人俱不坐。”[1][1][46]至于别项馈送不关行求，仍依律拟罪。这样对受财人、与财人、有禄人、无禄人、首犯与从犯进行了不同的治罪，反映了立法时法与情理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对首恶的严惩。

    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方面，乾隆直接从安民角度出发，惩治科索。乾隆五年（1740年）告诫奉旨出差巡查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 [1][1][47]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命令各省府州县衙门，除菜蔬油酱食物，可以于本地方按照时价平买外。其余所需布疋、丝缎等一切货物，必须“由本籍携带，或在邻境买用，勿得于管辖地方滥行賖买”，[1][1][48]上司应随时稽查，以防开启勒索之端。

    家人求索方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明确规定，执事大臣如果不行约束家人，“致令私向所管人等往来交结借贷者，”[1][1][49]一旦发现，将执事大臣一并治罪。

风宪官吏犯赃：风宪官吏执掌监察，风闻言事，其所行更为重要。乾隆五年（1740年）对其也予以了规定：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受财以下各款罪二等，加罪不得加至于死。如枉法赃须至八十两坐绞，不枉法赃须至一百二十两之上方坐绞”。此外其家人如确是求索借贷，可减本官所加之罪二等，“若因事受财不准减等。”[1][1][50]

    因公科敛方面，乾隆五年（1740年）规定，凡是京城及外省衙门，“不许罚取纸札、笔墨、银朱、器皿、钱谷、银两等项。违者计赃论罪，若有指称修理，不分有无罪犯，用强科罚米谷至五十石、银至二十两以上绢帛贵细之物，值银二十两以上者，事发交部照例议处。”[1][1][51]对因公科敛，借权势欺压百姓、商人的行为予以了惩戒。

    从以上条文可见，因刑律关乎性命，轻则杖责，重则毙命。所以在制定条文时，对于不同程度的贪污予以一定区别，同时在惩治贪官本身，也对其家人的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予以了制裁。此外，对于借公科敛营私与因公挪移等也作了区别，反映了有惩处，却也不是一概而论，可见当时立法之难。

三、 实施中的力惩贪污官僚

清高宗在完善惩贪立法的过程中，加大了执法力度，对不同类型的贪污案件进行了处理，反映了他的惩贪决心。

第一，不惜犯众——处理甘肃冒赈侵粮案

    对于贪污案件不论其案大案小，不论其牵涉多许人，对涉事官员通同惩办，反映了清高宗为了惩治贪污，不惜触犯众怒的坚决态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发生了一起清代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件，即甘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大案。

    史载，甘肃地方产米较少，然而边地仓储却又必须充实，因此藩库例有收捐监谷的条目，借所收粮石“以资衰益”。[1][1][52]但是行之日久，各级官吏却将之视为有利可图的机会，遂始捏灾冒赈、侵蚀监粮。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办理回事，李侍尧再起为陕甘总督，清高宗令二人查办，事情属实，清高宗大怒：“甘省自王亶望为藩司，与蒋全迪等通同一气，侵帑婪赃种种不法，为从来未有之奇谈异事”，“朕思其事不得以人数稍众，竟置不问”，[1][1][53]因此严惩染指官员，包括从三十九年恢复捐监旧例至案发的历任司、道、府、县等，几乎甘肃通省官员。

    最后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原任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以及侵贪二万两以上之程栋，以及不足二万两之徐树楞均处斩，接任藩司王廷赞处绞，侵贪万两及万两以下者四十一人相继处死，总计处死及拟死者四十七人；现任、前任各官被革职拿问者计八十二人，十一名赃犯之子治罪，其直接后果是甘肃省道、府以上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当年甘肃省大计也被迫停止。可见，一省政事几陷瘫痪的危机也未能动摇清高宗对贪污的惩治。

第二，不坦国戚——处理高恒、高朴

    为了惩贪，清高宗不仅敢犯众怒，且不坦皇亲国戚，如对慧贤皇贵妃之弟、侄的惩处。慧贤皇贵妃，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女。雍正年间被选入宝亲王府为侧福晋。乾隆二年（1737年）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卒，追晋为皇贵妃，二十二年入葬裕陵地宫，其虽无子无女，却与其她四位生有皇子、皇女的皇后、皇贵妃同样入葬地宫，这其中那两位皇贵妃也属追晋，孝仪皇后则是嘉庆之母，慧贤实居孝贤皇后之下，可见清高宗对她的感情之深。而其父高斌于雍正时已为封疆大吏，且是皇室近臣，掌管苏州、江宁织造与两淮盐政。就是这样的一位娘娘，这样的显赫家庭，其子孙的贪赃也未逃脱清高宗的惩治，而且是在十年的时间，在这一家庭连续处死两位，及贵妃之弟高恒、侄高朴。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的一份奏折，举发了沉寂多年的两淮盐引问题，揭出两淮盐政预提盐引之案。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调查，查知两淮官员凭借皇帝的宠信，利用职务之便，盐差之肥，通同作弊，**结，任意侵欺。朝廷将之定性为两淮盐引案，将前前后后此地历任高官治罪，其中之一就是高恒，他于二十二年任两淮盐政，以筹措乾隆帝南巡费用为名，陈请每年预提纲引二十万至四十万两。又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却将应交官项任意营私侵用，总计“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 [1][1][54]激起清高宗震怒，声称其“簋履不饬，辜负圣恩，罪无可逭”，[1][1][55]处死。

    十年后，高恒之子高朴步其父后尘，又被处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疆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第向乌什办事大臣永贵，控告高朴在叶尔羌四百里以外的密尔岱山，私役三千回民开采玉石，再将玉石运至叶尔羌，转往内地串商私卖，藉回民之性命为自己谋利。清高宗命永贵查案，很快得知案件确实。高朴身为叶尔羌办事大臣，其三年之贪婪行为，令清高宗既痛恨、又费解、更心痛：“高朴等肆意苦累我朝用兵勘定地域之百姓，诚为可恶。”[1][1][56]其“如此肆意妄行，为人告发，理应审办，亦不可不办。然而，高朴乃高斌之孙，高斌在世时，不知造何孽，其子孙皆蹈重罪，实属费解。”[1][1][57]而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1][1][58]遂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第三，不惧骂名——处理伍拉纳、浦霖

    乾隆朝最后一次惩贪、处斩大臣是在乾隆六十年，归政在即之时。当时已进乾隆六十年（1795年），对于清高宗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也是他合法执政的最后一年，他希望自己临御的六十年在此年划上一个圆圆满满的句号。因此开春伊始，便亲诣举行中祀之礼，祭传心殿、临御经筵、释奠文庙、临幸辟雍、阅视石经碑刻，连日举行典礼，心情愉悦。

    然入夏不久，福州将军魁伦密奏风闻福建各属仓储“亏空累累”而非实储，清高宗即命将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革职，交魁伦会同署闽浙总督长麟等审办。经查福建各州县仓储因交代牵混，亏项未随时买补，甚至侵挪掩盖，致亏帑项二百五十万余两。觉罗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闽浙总督，此间竟然收受盐务陋规十五万两，得厦门同知黄奠邦银九千余两，且家产逾四十多万两，如意多至一百余柄。而浦霖，浙江嘉善人，身为福建巡抚，也得黄奠邦银九千余两，其家产有窖藏金七百两，银二十八万两，田舍值银六万多两，其余朝珠衣服玉器不计其数。

    面对伍拉纳、浦霖，如此婪索、分肥饱囊，清高宗恨之又恨：“朕临御六十年励精图治，惟日孜孜，于大小事务及臣工功过，无不一秉大公权衡至当，不肯稍存颟顸。今丙辰年届归政，所有各省及诸部巨细政务，稍有因循懈弛，必倍加振作，以期中外整肃，付之嗣皇帝”。而今伍拉纳、浦霖不仅不是“稍存懈忽，轻为尝试”，[1][1][59]而是“藐法侵贪、废弛玩误，竟至害政殃民，较之王亶望尤重，”[1][1][60] “现距丙辰归政之期，祗余半年”，此二人“竟不能全朕用人颜面”，[1][1][61]因而予以加倍惩治，将伍拉纳、浦霖不仅按律抵法，而且押赴刑场，明正典刑，臬司钱受椿在福建即行正法，藩司伊辄布于解京途中病毙，幸免杀戮，亏空一万两以上州县官李堂等10员皆斩。伍拉纳、浦霖、伊辄布、钱受椿之子嗣，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总之，在乾隆一朝所揭发出来的大大小小贪污案件的惩治中，不仅对为首的贪污官吏及情节恶劣者动以酷刑，杀头治罪，还对失职或渎职官员追究责任，对为渎职官员或贪污官员提供某些方便之门的官员，也予以处分。此外不仅对身居要职的大员大加杀戮，且对皇亲国戚也一体对待。正是“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1][1][62]

结 语

第一：不应以所看到的贪污档案来判断一切。历代的贪污不独乾隆朝为盛，从乾隆朝所保存下来的大量的侵贪档案，本文觉得从一个面反映了当时清高宗对侵贪的重视。其他朝或者是原本没有如此多，或者是纵容隐讳、粉饰太平，未予揭露。正如萧一山所言，“当时官吏之贪黩，其已经发觉而治罪者，已复累牍皆是，其未经发觉，或经人指摘，而先事弥补者，更不知凡几矣”。[1][1][63]如果清高宗弘历予以掩饰不予揭露，那么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如此多的丰富的案例资料了。这正是没有资料的不见得没有发生，未见资料的未必是没发生过的，有资料的不见得是最多的，没揭露出来的不见得是不存在的。所以与历朝隐讳者相比，与粉饰者相较，清高宗还是敢于面对问题，敢于揭露贪污的。

第二：任何帝王都想名垂青史，成为一代明君，清高宗更不例外。然遍览丰富的贪污档案，清高宗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却是一个为多数人所不耻的角色，甚至是第一大贪官。但是纵观他的反贪言行措施，对朝内朝外案件的揭露，可见他并没有去包庇、回护、掩盖这些案件，反而是一一加以公开揭示，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本来是有机会掩盖这些案件的。如对于实权派人物和珅的“威福自已，贪黩日甚，”[1][1][64]终乾隆之世也没有被揭露处理。这从又一面说明了清高宗对贪污案件的态度，他是敢于揭露贪污案件，不折不扣的去处理。所以本文认为清高宗是一位敢于揭露本朝伤疤的君主，也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

第三：为何贪污还有？清高宗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帝王，从维护清帝国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从严惩贪颇有决心，执法也有力度，其持续时间之久在中国古代也不多见，但最终是杯水车薪失败了。这是因为贪污的消除受着诸多因素影响。这其中既有人性当中那贪欲的无限膨胀，在欲望的驱使下，变本加厉、无所顾忌、贪而又侵，侵而又贪，直至毁家送命。又有社会的相对安定和富庶，养成“惟知养尊处优，安享丰膴”。[1][1][65]更有官僚政治自身的“千锤百炼之功”，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康乾盛世”之际，腐败的官僚制度也步入“鼎盛时期”，官官相护，彼此勾结，互相遮掩，欺上瞒下，成为习以为常之事，致使皇权难以对付一个庞大的狡黠的官僚群体，因而出现了揭发难，承办更难的状况，更出现了侵贪不止的历史问题。

[1][1][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1][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1][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1][4] 清官修：《清朝通志·“选举略”3》卷7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3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1][6]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9册，第9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7] 清官修：《清仁宗实录》第5册，第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8]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9册，第8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9]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5册，第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10]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5册，第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11]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4册，第9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12]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4册，第9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13]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5册，第8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14] 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16，第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1][15] 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第32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16] 朱彭寿著：《旧典备征》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1][17] 参阅唐瑞裕：《清代乾隆朝吏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1][1][18]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5册，第8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19] 参阅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明清史. 2001，（4）.

[1][1][20] 参阅马起华：《清高宗朝之弹劾案》台北，华冈出版社，1974年.

[1][1][21]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2册，第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2]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6册，第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3]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8册，第3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4]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4册，第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5]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0册，第5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6]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4册，第911～9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7]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4册，第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8]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0册，第5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29]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8册，第4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30]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4册，第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31]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2册，第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32]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2册，第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33]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2册，第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34]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8册，第3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35] 清官修：《清朝通志·“选举略”3》卷74，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36]（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62，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1][1][37]（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6，吏部·处分例·馈送嘱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38]（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6，吏部·处分例·馈送嘱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39]（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6，吏部·处分例·馈送嘱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0]（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6，吏部·处分例·勒索科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1]（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7，吏部·处分例·供应迎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2]（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97，吏部·处分例·供应迎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3]（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吏部·处分例·徇庇容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4]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8册，第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45]（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0，刑部·刑律受赃·官吏受财，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6]（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1，刑部·刑律受赃·有事以财请求，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7]（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1，刑部·刑律受赃·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8]（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1，刑部·刑律受赃·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49]（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1，刑部·刑律受赃·家人求索，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50]（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1，刑部·刑律受赃·风宪官吏犯赃，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51]（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821，刑部·刑律受赃·因公科敛，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1][52] 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2，沈云龙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1][1][5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2册，第1836～18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1][1][54]《乾隆朝上谕档》第5册，第346～347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

[1][1][55] 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397～39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77～1980年.

[1][1][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1册，第3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1][1][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1册，第3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1][1][58]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28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1][59]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9册，第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60]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9册，第9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61]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9册，第9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6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39，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1][63]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第2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6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1][65] 清官修：《清高宗实录》第18册，第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