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浒;

中华读书报, 2003-06-04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性质，目前学界还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可以与传统政治史、经济史相鼎足的一个研究领域，另一种则主要将其视为冲击传统历史认知方式的一种研究视角和路径。虽然两者在学理方面的分歧暂时还没有出现可以弥缝的迹象，但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其间的距离似乎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正如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一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将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机结合，能够给整个社会史研究带来某些新的气象。而如此一来，又使得此书在这两种研究序列中都具有了独特的位置。 

　　就研究领域而言，此书将瘟疫作为一个可以用历史学方法进行考察的对象，这在国内史学界当中虽非首次，亦属甚为少见的做法。而且，与史学界同类成果相比，此书在论述的系统性和细腻性方面又多有过之。另外，该书作者虽无医学背景，但他对清代江南地区瘟疫的内部分析，尤其是对其病原、病因和传染方式的考察，都有相当精当的见解，所以他在此基础上对清代江南瘟疫的特点所做的诸多归纳，应当说放在医史学界也是经得起检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历史学者拓宽研究视野的意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方面也能作出相当主动的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尽管深入借鉴了现代医学关于瘟疫的知识，却没有简单套用相关概念来处理历史上的瘟疫现象，而是在将现代概念作为参照系的同时，尽量紧贴考察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从而使清代江南瘟疫的实在面相得以清晰地再现。按照梁其姿先生的说法，这就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拼图中“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该书序二）。 

不过，对瘟疫本身的关注并不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尽管此书的研究表明江南在清代的瘟疫发生率要高于国内其他地区，但作者本人就指出，“瘟疫显然没有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330页），对当地生态体系的调节作用也不是十分重要，不过是一个作用力不能完全确定的因素（336页）。据此，作者进而认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338页）。如此说来，不仅清代国家对瘟疫不够重视可以理解，就是史学界对之长期忽视似乎也是有足够理由的。因为按照传统史学的评判标准，无论此书中对江南瘟疫本身的情形描摹得多么淋漓尽致，既然不能证明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结构性影响，则其意义自然不大，充其量就是发掘了一段相对冷僻的历史而已，也就根本不可能达到麦克尼尔那种将瘟疫提升到文明史体系中进行宏观认知的程度。显然，这并非作者用意之所在，作者指出：“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338－339页） 

　　事实上，关于把瘟疫引入社会机制的特殊意义，福柯业已作过深入分析。他在考察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时专门论述了由17、18世纪的瘟疫引出的规训方案，并且将瘟疫视为“这样一种考验：人们可以在其过程中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的运作”（《Discipline and Punish》（Random House，New York，1995，198页）。这就是说，瘟疫的传播以及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应对行为，其实根本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及其运行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此书更具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其着眼点是一个相当微观的层次，即如何将瘟疫作为地方史当中的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来把握。基于这种意义，此书对清代江南瘟疫进行社会史分析的主要效果就不仅仅在于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而是以瘟疫所具有的生态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为基准，重新勾勒出了一幅江南地方史的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该书并没有完全按照地方史研究的通常做法，只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勘别瘟疫引起的能动反应，而是尽量依据实际存在于历史场景中的不同反应层面，揭示出了其中包含的不同关系层次。而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这种能动反应中区分出了四个层次，即朝廷、地方官府、以乡贤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和以病家为泛指的底层民众。尽管该书并没有摒弃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而是把朝廷和官府视为国家的代表，将后两者归入社会的范畴，但在同时又确切地指出四者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行动策略：就朝廷而言，其消极态度并非完全是一种无所作为，反而有可能是出于技术限制等考虑的变通手法；地方官府在有适当资源可供调配的情况下，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则会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显现官府的职能；地方精英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常常还能较为全面地开展医疗活动，发挥官方难以发挥的作用；底层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颇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在祈禳之风与求医问药并行不悖的同时，也会随着主流文化的变化而改变此两者在治疗行为中的实际地位。可以说，这种考察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清代江南的社会权力格局及其复杂关系，从而为进一步认识江南社会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帮助。 

　　根据上述考察，该书对近世市民社会研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按照该书的看法，“国家、官府和社会在整个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与对抗，即使其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出现某种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所以，“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加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351页）。这样一种见解就进一步明确了作者切入研究主题时怀有的问题意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此书对自身“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定位才真正达到了知识积累的效果。 

　　总之，此书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研究视角和强烈问题意识，业已表明其是一部真正具有知识增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作为一部开拓新领域的著作，其起步点就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的确是值得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