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中的艰难“向左转”

———再论丁玲的《水》

文章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5月

作者简介：杨慧，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摘    要：《水》是丁玲“向左转”的标志性作品，它的成就与局限都为当时的左翼批评界所热议。丁玲为何写作《水》?《水》的所谓局限又是缘何而生?通过追问这两个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丁玲之“向左转”的深层思想构造逐渐得以展现。事实上，在这次看似激进的文学与革命选择背后，蕴藏着作家公共意识与革命愿景的激烈冲突，而其内心深处的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则在根本上决定了此一转向的姿态。

关 键 词：丁玲;《水》;灾荒;向左转

作为丁玲“向左转”程途上的突破性作品，《水》的重要作用及意义已为众多研究者所论及。然而，具体到这一突破的张力结构问题，则始终未见学界之深入研讨。此一研究空白的出现，源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文中一个重要细节的忽视，那就是作为《水》之题材跻身于“中国近代十大灾荒”［1］的1931年大水灾。研究者要么将这一水灾题材作为创作背景一笔带过，要么将其看做不证自明的研究前提，以此论证丁玲积极的革命热忱抑或革命热忱之下的文化矛盾潜流。事实上，倘若我们挣脱一般社会历史研究的视野，给予这一水灾题材以文化社会学观照，并对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文本化过程进行知识考古，也许会发现《水》和丁玲的“向左转”之间有着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纠结。

一、“大众”的诞生:灾荒中的“革命”突破

1931年9至11月，丁玲的短篇小说《水》在《北斗》第1—3期连载。“这是以一九三一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作为背景的，遭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里的主人公。”［2］这部“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的最优秀的成果”［3］标志着“新的小说”的诞生，并因此成为由“半新”进步知识分子作家转向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新的作家”(即党的革命作家)的生动案例。［4］

作为“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水》不仅被视为丁玲“向左转”的文学界碑，也被认定为整个左翼文学的分水岭。其实，这一在冯雪峰看来不无夸张的激赏笔调主要是出于对《水》克服普罗文学积弊的惊喜。事实上，在写《水》以前，左翼作家丁玲一直苦闷于创作的瓶颈，并将其归咎为限制自己思想的“作风”。［6］在这种限制性的“作风”之下，丁玲已创作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的上海》、《田家冲》等小说。具言之，《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的上海》明显带着“革命加恋爱”色彩，而在《田家冲》的“土地革命”主题之下，仍不脱智识阶级的启蒙叙事。而此时共产党文学战线的文学理念正在于颠覆大众的被启蒙者姿态，把革命改写为大众的自我解放，将党领导下的大众换位为革命的主体。如此看来，丁玲正面临着智识阶级“向左转”过程中所遭遇的普遍难题，急需检视自己的革命观与历史观，探寻书写革命的新方法。

在《水》问世之初，冯雪峰就指出其具有三大优点，即重大题材，正确的阶级分析，描写集体群像以及表现集体发展。［4］这些优点正体现出《水》在书写革命议题时的突破。检视文本，《水》描写了灾民们的自救、受难、觉醒和反抗。在小说结尾，这群“饥饿的人群”在识破了政府赈济的虚伪后，“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决心以反抗斗争去拿回“自己的东西”。民国期间，灾荒连年。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虽多有灾荒中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叙述，但是灾民为温饱而行的抗争仅在人道的意义上具有合法性，他们从未如《水》中灾民那样，安心地去地主那里拿回“自己的东西”。所谓揭竿而起，也往往是天灾人祸给灾民留下的“恶”的伤害，是一条不归的盗匪之路。①然而在《水》中，灾民的抗争不仅具有充分的革命合法性，而且褪去了奄奄一息的可怜虫、抱头鼠窜的流民和为祸乡里的匪盗等“刻板印象”，翻身成了革命主体。这正是左翼文学所期待的革命叙事，其最高价值正在于“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以及“相信大众是会转变”。［4］

二、政策与选择:多重合力中的《水》的写作

1931年初，丁玲的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悲愤中的她把不满周岁的儿子送回常德老家，毅然投身革命，并向党组织提出到苏区工作。但后来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丁玲受命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水》正是丁玲为完成主编《北斗》任务而赶工完成的急就章。［6］此时的丁玲已不再是“左联”阵营外的“同路人”，而是“阵营内战斗的一员”。［2］对于左翼文学的写作规范，丁玲也更为自觉遵从。在1930年代初的左翼文坛，文学应当跟进描写当下重大事件的观念不仅流行而且已有系统的理论总结。②1931年的这场国土被灾四分之三，“江淮两流域，则大地陆沉达数月之久”，受灾人口“2 520万人，相当于美国全国农民之数”［7］的特大洪水，显然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此对它的急切书写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此前一年，丁玲已经紧跟革命斗争节奏写作了《一九三〇年春的上海》(一、二)。不过，《水》的“生活事实”显示，这篇小说的写作写得似乎过于急切。作为小说题材的这场水灾最早起始于湖南的7月18日，最迟为江苏北部的8月3日，平均日期为7月20日，［7］灾象全面显现于8月末，大水最终退去在9月末，而一系列救灾措施的落实和灾况的缓解则在年末。《水》首发于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如此算来，丁玲构思和写作《水》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既然在水灾走向尚不明朗之际就急切成篇，《水》的写作意旨可能就不在于对这场水灾做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确分析。据文本而言，《水》并未展开对这场水灾的整体描写，没有引用任何资料数据，文中的人名、地名、灾况也多非实写。应该说，这部小说的1931年水灾背景较为含混，读者可以将其指认为民国时期的任何一次南方水灾。相比之下，《水》之主调则是揭批国民党当局贪腐，鼓动灾民奋起抗争。

作为“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最重要的单位，“左联”接受着党的有力领导。作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丁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策执行者，她要在党的领导下掌控编辑方针，完成“左联”交代的任务。在灾况最为严重的1931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周报》刊发通讯《可怕的水灾》，细致介绍了水灾的严重情况，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国民党当局以发动民间赈济为主的一系列救灾行动，并且号召广大灾民向“安徽抢米的举动”学习，以武装反抗政府。［8］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代表中央在随后一期的《红旗周报》上撰文指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灾荒制造者，其赈灾活动亦不过是对灾民的欺骗，认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灾荒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张闻天具体提出了“不纳租”、“不纳税”、“吃大户去”等十六条领导灾民斗争的口号，并明确指出了斗争策略:“组织各地灾民自救团，抗租抗税团，分粮或抢粮团，吃大户团等，使这些组织，变成农民委员会，或游击队的组织，一直引导他们到革命。对于已经有的各种自发的灾民的与农民的组织，党必须加入，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要有步骤的，要依据灾民等斗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斗争”。［9］最后，中共中央以张闻天的意见为核心形成了《关于全国灾荒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10］《水》的情节不仅与中共《决议》精神基本符合，而且还有国民党当局枪杀灾民等细节，再加上前述的其特有的对灾民反抗的正面描写，这些与《决议》高度神似之处恐难以巧合释之。事实上，1931年这场大水，被左翼批评界视为“最值得作家们抓住的主要的题材”［3］。当年秋冬，“左联”常务委员田汉也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话剧《洪水》。来年1月，第2卷第1期的《北斗》杂志又推出了匡庐表现这场洪水的短篇小说《水灾》。

除了党的政策，家乡的灾情也牵动着丁玲的心。1931年的大水扫荡十六省，湖南也是重灾之区。是年6月，丁玲的家乡常德暴雨成灾，随后全境沦于巨浸，“受灾人口157．876 9万人，死亡11．065万人”。“全县溃垸120个，死亡2 936人”［11］。灾情激烈之际，丁玲的母亲和幼子尚在常德，无论从何渠道，丁玲都理应保持着对故乡灾情的最高关注。水灾是常德的常客，丁玲“对水灾后的惨象，从小印象极深”［12］。面对举国的大水，念及身在灾区的母子，丁玲把故乡和童年记忆写进《水》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细读文本，我们也不难发现《水》浓郁的“常德特色”。首先，文中的地名多有据故乡常德村镇实录或改写者。③其次，文中人物以“老板”和“堂客”分别作为夫妻之背称，这也可能为常德方言所独有。④

因而，准确地讲，《水》是以作为1931年大水灾之一部的常德水灾为背景，写作虽经由党的灾荒决议和左联的文学规范所激发，但更多的确是丁玲对自己故乡记忆的书写。水灾题材所提供的重大事件、人物群像以及党对这一事件的具体策略，无疑给潜心于实现写作转型的丁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契机。丁玲在回忆中也曾承认“《水》是个突破……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13］，但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自觉追随也给其写作带来了全新的难题和意外的困惑。

三、“局限”的剖面:生命欲求与革命困境

不过，就灾荒的革命叙事而言，《水》只是贴近而非契合了党的革命话语。冯雪峰曾深入指出其三大缺点:1)篇幅短小，未能全面展现此一重大事件;2)没能写出土地革命的影响，也未能成功刻画出灾民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3)写出了已有觉悟的灾民，但却缺乏更具革命意义的发展。［4］冯论虽自文学问题切入，但其主旨却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灾荒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的重述。丁玲本人也对《水》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潦草的完结”。［6］

细读文本，《水》延续了丁玲一贯的细腻笔法。通过老外婆这一历尽灾荒的人物对悲剧命运的讲述，儿童视角下黑色幽默式的灾情呈现，逃难的外地灾民的铺垫以及一波三折的水患，小说出色地设置“等待水灾爆发”的悬念，并营造了一种忐忑压抑的情绪。尽管静态的心理分析大幅减少，但通过事件的发展，小说对人们在大灾面前衡量他人与个人利益时的微妙心理刻画得非常细致。更为可贵的是，小说对灾难来临时乡亲、家人之间的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的人性光芒和勇于抗争、坚韧不屈的生命意识有着深刻描画。正如左翼批评家钱杏邨所论，《水》出色地表现了灾民们“都要活，都要逃去死”的强烈生命欲求，及其所带动的自我力量的发现和革命要求的迸发。［3］然而，因为以灾民的“生命欲求”作为革命的叙述动力，《水》却成了一个缺乏外来者的封闭叙事。这种封闭虽成功拒绝了“三小姐”(《田家冲》)式启蒙者的进入，突出了大众觉醒的主体性，却也阻隔了党的革命思想。这使得《水》成了缺乏党的组织领导的大众自发革命叙事。党的领导的缺位使得灾民的革命觉悟缺乏深入发展，自然也难以展开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小说结尾写灾民们向镇上扑去，但却并未言及扑去以后的战斗过程及战斗成果，缺乏对灾民有组织革命斗争过程的表现。

束手于党和底层大众相隔绝的叙述难题，这其实是知识分子作家游离于党的革命话语的表现。这种痼疾般的疏离，一直是包括丁玲在内的左翼作家努力克服的对象。努力克服但却难以克服，丁玲这次到底遇到了怎样的难关?丁玲自述其“写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比较顺手，但写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就比较抽象，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12］的确，丁玲之所以没有能力表现灾民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范本可循。党的关于灾民斗争的决议中有一系列具体指令，但却缺乏对这一事件的整体描绘。深入到现实层面，丁玲也难见灾民革命斗争的成功范例。事实上，中共中央决议中所鼓励的灾民“抢米”行动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根据夏明方的研究，仅在民国建立前的十年间，平均每年抢米风潮即发生1．5次。这些抢米活动首先攻击地主豪绅，其次就是城镇米店粮行和米船米车，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破坏。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冲突虽采取群体形式出现，甚至不乏严密组织，但不改农民斗争的分散性，而且不堪一击，持续的时间多在一周以内，看不出任何历史进步性。［14］如果说上述灾民斗争的落后是因为缺乏党的有效领导的话，那么在一份湘鄂西省委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却发现了苏区所遭遇的灾民“斗争”难题:

灾民群众在各地发生不分阶级的乱闹，损及基本群众利益，阻碍革命的发展，打骂捆送政府负责人，包围政府，与红军游击队冲突，到白区与当地群众对立仇视互相撕杀。［15］

如此说来，对党领导灾民斗争的文学表现是个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的艰巨任务。显而易见，所谓《水》之“局限”就是指其没能写出党领导灾民斗争的宏伟画卷，而这一“画卷”就如同一道无解之谜题，让丁玲无从下笔。

四、革命与灾荒的双重伦理:“水”的文本化

如果我们细读《水》的文本，还是能够隐约发现一些1931年大水的蛛丝马迹。《水》中那曾经让无数灾民们翘首以待的募捐(救济)搞得不同凡响。募捐本是平常事，但此次的募捐却有着1931年大水灾赈济的特有印记。在《水》的语境中，此次向外国好人“化缘”是和向县长、京官募捐并行的国家行为。这种广泛深入、规模宏大的官民结合的赈济活动正是始于1931年大水灾。

由于自身救灾能力的严重不足和民间“义赈”传统的相对发达，国民政府把政府主导、积极吸收民间力量参与的国家赈济作为国家救灾的主要方式。1931年8月，因灾情危急，且为克服资金物资由各省募集、发放所带来的贪腐问题，国民党当局在原有国家赈务机关“赈灾委员会”之外，特设中央直辖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统筹救济工作。［16］充分吸取了民间义赈资源和经验的“国水委”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赈济工作，争取国际捐助就是其主要工作之一。此前的灾荒赈济中，不乏赈灾机关“迭向国内外呼吁”［16］，争取外国捐助的情况，但此次“国水委”的国际募捐却是国民政府的首次国家行为。委员长宋子文亲自通过英文广播向国际社会介绍灾情，争取援助⑤，而且还电商国联聘请了富于办赈经验的英人辛普生爵士来华充任顾问。［16］这就是《水》中向外国好人“化缘”事件的历史背景。

国民党当局以“国水委”为核心的赈济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水灾伊始，同为“民国四大报”的《大公报》和《申报》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国民政府的赈务情况、并刊登各地灾民“呼救之电”、发起赈灾募捐活动。随着灾情日益严峻，《申报》和《大公报》都牺牲作为经济命脉的广告收入，连日拿出一或两版的整版篇幅刊登政府赈灾公告和报社的赈灾广告及鸣谢文章。两报的赈济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全国出现了很多诸如“人力车夫慷捐血汗，商铺学徒倾囊助赈”［17］之类的感人之举。正是在这种举国动员，人人踊跃的捐助浪潮下，才出现了《水》所描绘的那些深入灾区的募捐组织活动。

按照《水》的描写，在重兵戒备之下，仅极少数先到的灾民有幸在粥厂领“一碗薄粥”，只有1%的灾民得到异地安置。这些细节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都可对号入座。⑥但总体来看，作为国民政府的赈济措施绝非“虚伪”所能定义。据灾后统计，“国水委”募集中外人士捐款750余万元，经用款项及赈品总计7 000万元，［18］仅急赈一项即达1 700余万元，受赈区域即达269县，受赈人口500万［16］。

不可否认，“国水委”这一优异的募捐成绩得益于吸收了民间义赈传统的新型工作方式，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这场空前惨烈的水灾给国人带来的巨大震动。1931年，命运多舛的中国再次被灾难笼罩，先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蔓延至中国东南乃至东北，经济衰颓;刚刚统一国家的国民党内部亦发生孙科等人导演的桂粤派系分裂，内争不断;然后是军阀石友三叛乱，兵祸再起;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了“万宝山惨案”以及朝鲜排华案，步步紧逼。1931年大水肆虐之际，国家元气本已消耗殆尽。此次水患，不仅灾况惨烈，且被灾各地，多为东南产米之区，赋税主源。经此巨浸扫荡，颗粒无收，国家民食财政均陷于危机。因此，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社会精英，均将此一浩劫视为“国家之巨变，民族之奇灾”，惊呼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一生之绝地”。［19］

面对数以千万灾民的生命面临威胁的空前巨灾，民国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之中所强调的“人溺己溺、救人救己”的人道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共意识［20］成为舆论主调。1931年8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警示国人此次灾害“事属创见，责异寻常”，不可过分寄望于政府与友邦，自轻其责，“自应激发天良，各尽微责”。［21］

在《水》中，镇上来的安抚者把水灾原因解释为几百年不遇、非人力可抗的天灾。据时中央气象站研究所报告，长江下游旋风带来暴雨，仅7月间即达7次之多，其中降水超过2尺者四处，超过20寸者两处，降水总量相当于全年雨量之半数。因此，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作的灾情调查报告认为“此种反常之雨量，实为此广大区域所以成灾之主因”［7］。不过此报告亦承认，水利防御措施的缺乏是灾况被放大的重要原因。［7］历史地看，对于水利建设水平之低下，奉行“不计其他”之内战方针的国民党当局难辞其咎。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将湖北1 000多万积存金挪作攻打冯玉祥、阎锡山的军费。这笔水利经费的挪用，是酿成武汉大水灾的重要原因”［22］。《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谈及日后水利建设时认为:“只要凡农人所纳之水利捐税能涓滴归公用于水利事业，而不似今日之移作他用，斯可矣。”［7］这和《水》中的灾民在抢险时对县里修堤的抱怨———“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们鸟那儿去了”恰成同调。

如此看来，如中共中央《决议》所示，《水》把国民党当局指认为灾祸的实际制造者，并不缺乏事实的依据。不过正如舆论所评，作为现代政治之普遍原则，中国政府理当负起“濬河治水之责”，然而，“浩劫已至，空言责任，亦复奚益?”当时的舆论重心不在于考诘政府的责任，而在于督促“政府对于救灾工作奋勉尽责，务求减少灾民之死亡”，呼吁全国各界“各自本其能力所及，慷慨解囊”，全力拯救全国待毙之灾民。［23］客观地讲，面对饿殍遍野的惨况，募集衣食的“急赈”正与死神赛跑。在国家多难，无力积极预防灾荒之际，“有灾即赈，乃为积极”［24］。

“夫立国于20世纪，而犹年年闹水灾，此在世界各国，本属罕见，吾国犹以文明国自居者，不可不有以雪此耻也。”［25］在急赈的同时，知识精英也开始了对灾难的深入反思。他们敏锐意识到，面对巨灾，人们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灾难更是人心。今日弥天浩劫，“实属人人之责任，各各应忏悔”［26］。痛定思痛，灾荒的最终挽救之道，首先在于“大家心理革命”［27］，国人应有卧薪尝胆之志，洗尽陋习，将此捐款赈灾视为学做现代公民之契机。所谓救人自救，助人自助，身为社会之一员，人人应该有义务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反之，“抑凡无同情心义务心之人，根本上将不堪在现代生存者也!”［28］

“目前惨祸，为收近世以来种种恶政恶俗之总结果”［29］，当此国家危亡之际，知识精英不仅以人溺己溺之心，同舟共济之志共赴国难，而且以灾难为契机，全面反思检讨中国积弊，并把赈济活动作为检验和培养国人公共人格的过程，也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真正公民社会的形成。而随着“九·一八”事件突发，内忧外患重压之下的国人绝境奋发，整个社会呈现出空前凝聚力。打打谈谈、渐成痼疾的桂粤分裂，也正是在此社会氛围中不治而愈。天助自助，多难兴邦，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声音正成为舆论主调。

作为“阵营内战斗的一员”，丁玲在革命语境中创作了《水》，党的决议和“左联”的规范提供了叙述的伦理保证。但与此同时，作家丁玲正被包裹于上述舆论中。此时的水灾，不仅是一个党领导灾民斗争的革命事件，更是一个国家面临危亡的公共事件。所谓“社会兴亡，公民有责”。［30］若在公民的层面叙述这场水灾，显然需要别样的灾荒伦理。进言之，作为当时唯一具有全国执行力的合法政府，国民政府的救灾主体地位不能不被承认。神州陆沉，拯救为第一要务，此时鼓吹灾民有组织的暴动不啻于落井下石，显然是对社会主流伦理的挑战。在《水》中，丁玲有限度地写出了灾民们的反抗，并且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论证这种反抗的人道依据，努力使其叙述见容于主流舆论。作为具有强烈公共意识的作家，丁玲不能在深度检测自己的理性和人格的写作行为中蒙蔽自己，进而彻底抛开灾荒伦理，完成灾民暴动的革命叙事。

翻腾在公共意识与革命愿景激荡起的伦理旋涡中，《水》的唯一结果只能是仓促收笔。这既是作为“阵营内战斗的一员”的丁玲的“局限”，也是作为具有公共意识的作家丁玲的“界限”。在此崭新的灾荒书写中，丁玲对“局限”的积极克服和对“界限”的深沉坚守，乃至两者所塑型的张力结构，都生动体现了其“向左转”过程的深刻与复杂。事实上，对于丁玲这样的受过新文化洗礼的成熟作家而言，革命绝非简单的盲从，而是一个积极而痛苦的理性抉择。回到这一抉择本身，也许会给我们展现一个更有学术意义的问题域。

注释：

①对比“乡土文学”代表人物台静农的《蚯蚓们》(1926)及“革命文学”代表人物华汉(阳翰生)的《奴隶》(1929)，可见《水》不仅首次深入展现了灾荒全程，而且赋予灾民的反抗以充分的主体精神与革命意识。这在灾荒题材文学史上实属突破。

②对此观念最细致的理论总结就是报告文学理论。参见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18期，1931年7月13日第3版。

③《水》中提到的牛毛滩、汤家阙、三富庄等地名均为杜撰，而长岭岗则为今日常德鼎城区下属市镇，乌鸦山在汉寿县。“牛毛滩”则可能改用自“牛鼻滩”，该镇现属常德市鼎城区。另承蒙丁玲研究专家涂绍钧先生指点，在常德境内，有很多围湖造田形成的“垸”，故多有“某家垸”之类地名，而在常德个别地方的方言中，多读“垸”为yue(曰)，丁玲并非生长在垸乡，所以可能误将“垸”写成“阙”。

④从《水》中一段自牛毛滩逃难而来的妯娌与当地人的对话中可见，“老板”是牛毛滩人口中对丈夫的背称。(参见《北斗》第1卷第1期，第33－34页)而在本地人抗洪抢险时的对话中可见，“堂客”是对妻子的背称。(参见《北斗》第1卷第2期，第33页及第36页)另据叙事人交代，牛毛滩是距故事发生的本地“五六十里远的地方”，两地同处一个大方言区。在吴方言区中，“老板”用来指称“户主”，(参见闵家骥、晁继周、刘介明编:《汉语方言常用语词典》第31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而在吴方言中旧时用“堂客”称呼长期被人包占的妓女，或在上海郊区等地在贬义上也称呼妇女，绝不能用来背称“妻子”。(参见闵家骥等编:《简明吴方言词典》第7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丁玲故乡的常德方言与鄂西方言接近，也称呼妻子为“堂客”。(参见满大启、罗祚韩编写:《常德地方志:民俗、方言志》第5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另承涂绍钧先生指点，在常德县城或集镇常有背称丈夫为“老板”之说。因此，“老板”和“堂客”分别作为夫妻的背称，可谓常德方言特色。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所属各组办事细则草案》，全宗号－579，案卷号－1。转引自(韩)朴敬石:《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5期。

⑥武汉是1931年水灾的重灾区，在武汉水灾赈济中，出现了与《水》之描述类似的细节。参见谢蒨茂编著:《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第142－155页，江汉印书馆1931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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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1932年2期。

［4］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1期。

［5］篷子:《编完之后》，《丁玲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

［6］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

［7］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2年。

［8］伯虎:《可怕的水灾》，《红旗周报》，1931年15期。

［9］洛甫(张闻天):《最近事变的总评》，《红旗周报》，1931年16期。

［10］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灾荒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红旗周报》，1931年17期。

［11］《常德史志》，常德史志网．www．zyk．cdcity．gov．cn/wzgg/cddsb/cddsb－2007－ni2006－2724．b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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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13］冬晓:《走访丁玲———答〈开卷〉杂志记者问》，《丁玲写作生涯》，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

［14］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5］湘鄂西省委:《湘鄂西省苏维埃的工作》，《红旗周报》，1932年40期。

［16］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南京:独立出版社，1942年。

［17］《扩大同情心拯救饥溺人》，《大公报》，1931年8月28日第4版。

［18］宋子文:《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序言》，《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出版地不详，1933年。

［19］《中宣部为赈济水灾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大公报》，1931年8月26日第3版。

［20］于右任:《以禹稷的伟大责任心救济全国水灾》，《大公报》，1931年8月13日第4版。

［21］《更进一步敬告读者》，《大公报》，1931年8月25日第2版。

［22］周庆、胡斌:《鲜明的对比———著名灾荒史专家李文海教授访谈录》，《人民日报》，1998年8月21日第5版。

［23］《从三种利害说到救灾问题》，《大公报》，1931年8月24日第2版。

［24］《总动员与普遍救济》，《申报》，1931年8月4日第8版。

［25］沈怡:《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申报》，1931年9月13日第13版。

［26］《救人自救救灾救心》，《大公报》，1931年8月21日第2版。

［27］《本社救灾日之辞》，《大公报》，1931年9月1日第4版。

［28］《平津各界与救灾》，《大公报》，1931年8月22日第4版。

［29］《为大水告全国学生》，《大公报》，1931年8月30日第2版。

［30］高语罕:《现代的公民》，出版地不详，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