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医疗史书写

                   ——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

余新忠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京)2007年第6期 第92-104页

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说起医疗社会文化史，若在10年前，恐怕绝大多数大陆学人都会感到一头雾水。而今，这一以往甚少为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似乎正趋向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不仅相关的论文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的史学期刊上，而且仅2006年就有4部论著问世。①同时，当年8月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最近面世的论著中，笔者以为，杨念群所著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以下简称《再造“病人”》，引文径括注页码)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和影响的著作。②

《再造“病人”》是一本有些怪的书，有不少的评论称其为“四不像”之作，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社会史，既不是文化史，也不是思想史。③这无疑与作者“打破学科本位”的学术理念与追求密切相关。但从全书的研究主题、问题意识、书写方式等方面来看，将其归入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范畴，应该是合适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导言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也是作者自己的定位。只不过，其风格不仅与正统的医学史有明显的不同，而且与一般的历史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的疾病医疗史论著也不尽一致，可谓是另类的医疗史书写。

即使是放在整个历史研究领域中，该书大概也算得上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著述，而对新兴的医疗社会文化史来说，就更是一部极具探索性的“新”著。其“新”或探索性不仅表现在学术理念上，也反映在有关书写历史的方法方面。不管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普遍性的问题，比如，如何消化和吸收新的学术理念，历史究竟该怎样呈现，等等，并进而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契机与借镜。

一、全书梗概

    对于读者来说，该著的“怪”可能首先就表现在其题目上，病人就是病人，何来再造？而且病人还要加上引号。显然，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自有其独特的考虑，根据作者的自述，这样做是意欲表达，“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近代‘病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内涵。”(导言，第7页)也就是说，“生病”并非纯粹的自然生理现象，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现代“病人”的产生是近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政治行为再造的结果。不过，读罢全书，我们会发现，这似乎并非全书的主旨，书中虽然也有些地方涉及于此，但作者主要做的却是，从医疗和身体入手，借助“空间”、“地方”与疾病隐喻等概念，来梳理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医疗卫生机制(或者说“空间”)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

    中国医疗卫生机制的近代转型与现代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关涉面极广的大题目，大凡医学教育、医政管理、医疗和求诊行为、医患关系、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西医学交流与冲突、医疗与健康观念、清洁卫生观念与行为、检疫与防疫和国家卫生监管等等，均可归入，而且，其中任何一项似乎都值得深入地探究。在一本书中，要处理如此多的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也不是作者想做的。他希望的似乎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一些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个案来做细致的探索，并通过共通的学术理念的实践，以现代医疗卫生空间植入中国社会的情形与这一过程中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这一共同的主题来将这些个案贯穿起来，形成一种由点及面、松散与连贯结合的书写格局。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九章。《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思路与全书的布局。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体的问题，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思路，指出，一般认识中，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象征着中国国家的衰败，“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土疆界被频繁侵害。”(导言，第3页)经由身体，将疾病同国家和政治联系了起来。通过这一联系，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将从文化和后现代的视角出发，以疾病与医疗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近代的空间政治，而将其与传统疾病医疗史研究过于强调科学主义理念和线性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区别开来。

    第一章《救不了灵魂的医生》叙述了1832年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从为了拯救灵魂的纯粹传教到更加注重世俗的作为科学的医学的转变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基督教内部“预言精神”和“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的核心是在摧毁异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时寻求一种超越性的终极体验和希望，而后者则倡导更有耐心地在世俗范围内进行工作，并能相对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务的存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国“社会福音派”影响的增强，西医传教士开始比较现实地面对“灵魂难以拯救”的状况，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医学本身，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也强烈抵御灵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现代科学话语霸权地位的全面奠定，终使“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错位，宗教承担的神圣意义在世俗氛围的浸淫下似已变得无足轻重。”(第39页)

    第二章《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主要处理的是西方医疗空间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因应中国社会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调适。对西方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和医院治疗“委托制”的不理解，伴随着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教运动，在晚清社会形成了众多诸如“采生折割”之类的想象与谣言。面对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医疗空间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有限度地公开医疗空间，委托治疗中营造虚拟家庭氛围等，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从而，进入中国社会的西医也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西医，而打上了许多中国社会的烙印。作者希望借此摆脱以往西医传播史研究中预设非西方世界只具备被动接受西方影响能力，而不具备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明“西医的传播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导言，第8页)

    第三章《“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主要讨论了在医学“国家化”的构架下，西方医疗空间逐步渗透至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民国以降，在“强国”必先“强种”这一理念强烈驱动下，中国开始了由国家来全面操控医疗卫生事务的医疗“国家化”的改革进程，在此背景下，西方医学人士通过引入“社会服务”理念(在治疗的同时，为病人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和依托地方自治网络，主张走出医院、走进胡同的“兰安生”模式，力图将西方的医疗空间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在这里，作者再次强调了中西之间的互动，认为西方医疗走出医院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而逐渐融入当地社区乃是纯粹的精英西医模式(“协和模式”)与中国社会状况开始发生互动契合的表现。

    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考察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内传统掌管人们生与死的产婆和阴阳生的生存空间日渐被压缩直至最终被现代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所替代的历史。产婆和阴阳生在传统社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技艺，而且也是一种彰显秩序与伦理的仪式，他们主要处理的“生、死者的亲属与传统社区人群的协调关系问题”，这与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控制有着明显的区别，现代的生命控制“则企图通过生命的数字化和严格的量化分析，把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问题转变成与国家现代化目标相联系的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问题”。(第139页)随着“兰安生模式”的推行，医疗社区的逐步建立，他们也逐渐被视为文明与科学的对立面而受到控制并最终被取缔。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伦理化的自然社区也开始被行政化的卫生社区所代替。其改变的不只是生死控制本身，还有城市空间的管理控制机制。在此，作者并未高举科学的大旗对非科学的产婆与阴阳生给予贬斥，而是努力对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的声音做了一定的考古和“复原”。

    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社区实验》则将视线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介绍了1930年代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陈志潜在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和乡村中的“巫”、“医”之争。陈志潜是兰安生的学生，他秉承预防医学的理念在定县开展的三级医疗保健实验(县、乡、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兰安生医疗社区计划在乡村的延伸。在实验中，陈志潜特别注意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以便让村民能够承受得起，同时还注重三级医疗保健人员的“在地化”训练，以避免出现外来专家送医模式中的“雨过地皮湿”效应，这一点与兰安生模式有所不同，但两者同样都排斥中医，而这妨碍了保健员“在地化”程度的深化。因为在当时的乡村，不必说西医，就是中医，有时也未必有更为草根的“巫医”更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陈志潜提出了“社区医学”的概念，“强调医学应基于所有人的需要和条件，而非基于那些单独的个人；基于治疗和预防方法相结合，而非单独依赖治疗技术。”(第196页)以求与巫医在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它不像兰安生的卫生试验区那样试图取代原有的自然社区，而是希望借助原有的网络，力图与地方资源包括民众的“地方感觉”相协调，以求逐渐将西医导入乡村本土化的运作轨道。

    第六章《追缴“巫医”》关注的是京郊及京城的巫医。首先介绍了京郊农村的“四大门”(胡门、黄门、白门和柳门)信仰和作为巫医的“香头”在“四大门”授意下为人顶香看病的情形。乡民对神灵的信仰几乎完全以是否灵验作为取舍的标准，“四大门”作为“分散性宗教”虽然不曾像“制度性宗教”那样取得官方的认可，但其往往利用制度性宗教作为自己的门面而喧宾夺主，在塑造地方意识和感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顶香看病的盛行具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和在一个社区中乡民把精神疾病自觉归属于非医疗的神的治疗范畴有关，“香头”在社区道德伦理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香头’网络并非一种严密主动支配乡间生活的权力系统，而是通过自己是否灵验的能力支配着乡民处理日常事务时的选择意向，随机性、即时性的色彩较强”。(第226页)巫医作为制度外的存在，一直不为官方与正统医学所认可，不过在传统社区中，“巫医”和中医并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有一种相互倚重和包容的关系。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西医“科学”地位的确立和国家卫生行政的展开，巫医才作为官方着力取缔的对象，生存空间受到行政力量的强力挤压，在北京等城市中逐渐失势。

    第七章《中医自救面面观》探讨了民国至1950年代，面对强势的西医，以个体为单位从事医疗活动的中医为了自救，经过痛苦的抉择，而最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纳入现代防疫卫生体系的过程。中西医论争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不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从医学体系的知识差异上进行比较，而没有考虑到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的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导言，第9页)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力进行集体的保健和防疫。面对西医的日渐强势和“政治正确性”的确立，中医不得不奋起自救，一方面循着西医的知识体系来论证中医的独特学理和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则尽力改变自身传统个体、分散的诊疗形态，努力向组织化、行政化的诊疗体系靠拢，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医疗和防疫组织之中去，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提倡，中医暂时摆脱了在制度上被废除的危险，从而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第八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讨论的是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对发生在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的“细菌战事件”的应对。1952年2月以后，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美国战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青岛等地区投掷细菌，开展“细菌战”的报道，尽管对于这些报道在细节和真实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和证实，但作者显然没有着力于此，而是巧妙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应对方面。他指出，一开始，中国政府和军方基本上采取一种单纯的战时防疫策略，但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策略所面临的困境：或者导致社会的恐慌，或者不被重视。故而，国家很快改变了策略，开始将此视为一种激发爱国主义、开展社会动员的契机。通过构建一种“颠倒的想象”(即本来人们认为，中国人身体的贫弱与不卫生乃是因为西方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的缺失造成，而现在则将这种想象颠倒过来，认为我们现在的疾病乃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罪恶的细菌造成的)，使爱国主义和卫生运动联系了起来。这样国家不仅有效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也通过社会动员，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了现代卫生机制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确立。“因此，‘群众’自发行动实际上是空间政治规训与调控下的一种结果。”(第354页)

    第九章《在政治的表象背后》探讨的是1960年代以后的赤脚医生制度。作者认为赤脚医生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陈志潜在定县的“在地化”试验，只不过，后者只波及定县的数个村庄，而前者却成为乡村医疗变革的一场全国性的“制度化”实践。另外，赤脚医生实践对中医的包容也与陈志潜的试验明显不同，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与降低医疗成本。作者认为，赤脚医生的实践虽然兴盛于“文革”期间，但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产物或表现形式，而有着许多非政治性的因素，其一开始就被置入了人情和利益的网络之中。赤脚医生在当时良好的医疗表现，显然与他们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相对丰厚的报酬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图景”。(第404页)这一非常政治化的运动，其实包含着对传统的融合。到1980年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合作医疗体制的解体，赤脚医生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是对全书的总结和对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炼。作者从“医务传教士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国家意识’”和“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四个方面对全书的内容做了总结。指出，“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所有变化，与其说是中西医冲突和融合的历史结果，毋宁被看做‘现代中国’完成基本构造和建设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第409页)“本书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三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第432页)从而表明作者的医疗史研究主要是希望从医疗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与社会运作。他认为，以往的研究尚未能综合地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互动，而该著则力图贯通这三个要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二、贡献与启示

    近10年前，杨念群出版了那本颇具影响的有关儒学地域化的著作④，被评论者称之为“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⑤。在那部著作中，他力图在地域的范围中，来更好地把握思想界的“知识形构序列”，并追寻更贴近真相的“历史真实序列”。不过此后，作者似乎并没有在区域研究上继续探索下去，《再造“病人”》虽然频频使用“空间”与“地方”等概念，但显然与地域无关。然而，比照两著，可以看到，不管主题和研究理路是如何不同，但作者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从传统到现代承接的思考则从未停止，只是将关注点从思想和地域上移开，而转向“地方”社会中的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医学意义上的身体，希图从“地方”中的“身体”而不是“地域”来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转变。在中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作为有生命的人，一直不被关注⑥，该著以身体作为聚焦点，以此出发来理解社会文化与政治，在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乃至中国历史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与地域相比，身体显然是一个更为细微而生动的存在，作者显然没有将身体视为一个无差别的自然身体，而放在“地方”中力图展现身体的“地方感”，以及这种地方感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医疗空间的建立的。在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放弃区域取向的追求，而采取“超地域”的路径，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无论东南西北，还是城市乡村，都有着各自却未见“差别”的“地方感”。作者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地方”是相对于西方的“地方”。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自然有众多相当一致的“地方感”，但在具体的处理中，是否也应该顾及作者原本倡行的地域史路径，对“地域”的差异有所考量呢？这或许值得作者进一步思考。

    显然，这部极具探索性著作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掩卷而思，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书写方法上，该著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一个个故事引出来的，在观感上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在这里，传统史学著作中的条分缕析、现象罗列与细致的考订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以及穿插在故事间的联想与分析。显然，这样的书写与正统的历史著作相比，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并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情境感”。要在史料中找出一个个具有情节而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如此书写显然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叙述这些故事，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增加趣味，而是希望借助这些典型事例来呈现当时的历史情景，并引出问题。比如以“余先生的故事”来表明在接受西医传教士的治疗过程中，灵魂的难以救赎(第22—24页)；通过大树底下动手术这一故事，来说明为了打消中国民众对西医封闭医疗空间的恐惧与顾虑，西医不得不顾及“地方感”，有限地开放医疗空间(第69—75页)。当然，讲故事并不意味着通俗而有吸引力，事实上，平心而论，该著虽然嵌入了很多的故事，但却绝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著作，甚至可以说还有点费解。因为它们都是独立而不连贯的小故事，作者还赋予其很多意味，并有意通过这些故事来证明西方的某些理论。所以，故事之后不仅有很多的引申，还往往夹杂着不少福柯、吉登斯等人的理论。读者要跟上作者的思路，从那些小故事中读出大意味，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这样的串联本身也并非一定是顺畅的。故而，这样的书写对于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加深读者的历史情境感显然是有益的，但似乎不利于我们比较清晰地把握近代以来医疗卫生机制的变动脉络，往往给人一种阻断之感。

    其次，该著从医疗入手，相当部分关注的是现代政治运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自然亦可看作是政治史的探索，不过与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政治史研究明显不同，它对政治的关照是从身体切入，在社会文化的双重视野下开展的，可以说是政治史的重新出发。政治史一直是传统史学主要关注的对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研究者的视野日渐从社会上层转向民间，以及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兴盛，政治史大有渐受冷落之势。然而，无论是什么时代，缺少政治的历史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如何从新的视角更全面地来关注和理解政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共同面对的课题。在这方面，该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政治的角度，即从医疗和身体出发，来探讨现代西方医疗卫生制度是如何植入中国社会的。该著没有从国家层面着力于探讨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订立，而是致力于梳理这些制度是如何在“地方”社会文化网络中被接受和运行的，以及国家通过怎样的运作机制来加以推行的。比如，作者多处谈到，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在向民间推广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根据“地方感”而做出适当的调适，如倡导“社区医学”以求与巫医在社区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第五章)。又如，在第八章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国家是如何以“细菌战事件”为契机，通过构建“颠倒的想象”来开展社会动员，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开展。

    再次，作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影响采取了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能以一种历史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显然是全面而深刻的，如何认识和把握西方的影响向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西方往往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存在，或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或指针，或为侵害中国的罪恶渊薮。然而，西方乃是具体而历史的西方，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而西方本身也同样处在变动之中，其自身的变动，自然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该著则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第一章和结语的第二部分，作者比较细致地梳理了19—20世纪西方传教士传教理念的变革，即从较早的以灵魂的拯救作为主要乃至全部的目标，到后来更为重视世俗事务和科学的传播，而这一变动显然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作者虽然认识到了西方的历史性，指出了传教理念的变动，但作为一部医疗史著作，却对19—20世纪西方医疗卫生机制的变动，这种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西方的差异性等问题，似乎关注不够。比如在第三、四等章节中，作者以美国传教士兰安生的“卫生社区”试验作为西方医疗空间的代表，并完全以时间序列梳理了“警”和“医”的分分合合，似乎没有意识到西方近代医疗卫生模式，其实存在着强调预防的英国模式、引入警察制度的德国模式等的区别⑦，而且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还包括主要借鉴德国模式的日本模式，这些，特别是近邻日本的实践显然都对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⑧。能审慎而历史地看待西方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若能将这一认识贯彻始终，显然就更值得称道了。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没有把西方的影响视为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在具体的论述中，特别注重中国社会的“地方性”对西方影响的反作用，注意到西方的医疗空间在植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往往会与“地方感”相妥协，认为这些地方性同样是型塑现代中国传统的重要的因素。比如，他通过对赤脚医生的研究指出，“即使在最为激进的政治口号的规范下，或者在貌似最政治化的行为表达中，仍潜藏着传统行为逻辑的影子。这些影子不但不是和‘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相对的，而且很可能成为塑造‘现代传统’的一种重要元素。”(第429页)对传统和“地方性”的能动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呈现。

    最后，该著十分注意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尽管历史的演进纷繁复杂，但研究者和读者总是希望删繁就简，从纷乱的资讯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然而这样的清晰，往往会以牺牲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为代价，甚至导致历史的图景越清晰，离历史的“真相”越遥远。该著在全书的最后称：“本书则试图在医疗史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三大因素(即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在互动运作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性，以避免原有解释各执一端的偏见。”(第432页)这一认识似乎体现在全书的许多方面，比如对西方医疗空间植入过程非单向传播的处理，充分考虑到赤脚医生这样表面上激进的政治运作其实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资源等等，而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没有对传统和“地方”做简单化的处理，将其视为现代、文明、科学的对立面，而能以“理解之同情”来全面地认识它们的某些合理性，比如在第四章中，专门辟出较多的篇幅来“复原”和呈现“产婆”和“阴阳生”的声音。(第150—168页)毫无疑问，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有相应的学术理念，而且还有赖于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特别是涉及中西比照的问题，若不能对中国和西方的相关情况有较深的了解，稍不留神，就会陷入处理问题“简单化”的窠臼。这类的问题，差不多是所有研究都难以完全避免的，该著也未能例外。比如，第二章“恐惧感的消散”一目中，作者指出，西医的医院为了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不得不有意识地在医院中创造家庭氛围，认为，“西方医院对家庭和社区人际伦理关系的有限认同与移植，毕竟缩小了西方医学与中国百姓之间的距离，至少在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谈判的场域’。”(第75页)在这里，作者显然预设了以家庭医护为特征的中国和以“委托制”式的封闭医护空间为特征的西方之间的对立，然而，以家庭作为医护空间真的只是中国的专利吗？实际上，西方不仅在近代以前同样如此，而且就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全美仍有一半的医疗就诊活动发生在家庭而不是诊所或医院。⑨故而，希望在医院封闭的医护空间中营造家庭的氛围，恐怕也不会只是中国“地方性”的独特要求。于此，作者显然为了凸显中西之间的差异而对中西历史的复杂性做了简单化的处理。

三、呈现历史还是践行理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再造“病人”》在历史研究理念与方法上取得的成绩与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当然，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可能不问及其在呈现历史的经验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该著近43万言，作为一部论述100余年医疗卫生史的著作，无疑向我们呈现了相当多幅关乎医疗卫生的历史图景，有些呈现得还相当细腻。比如，西医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建立西方医疗空间的？在医学国家化的背景下以兰安生为代表的西医是怎样在城市中确立卫生社区并取代原来的自然社区的？传统掌控生死的“产婆”和“阴阳生”的行为、功能以及是如何逐渐被取缔的？定县试验中，西医是如何在乡村中渗透的？依托“四大门”“顶香看病”的巫医在民间社会的行为方式与生存状况如何？面对西医的强势挤压，中医为了自救是怎样改造自己，将自己纳入现代医疗卫生机制之中去的？“细菌战事件”是怎么回事？它和爱国卫生运动又有怎样的关系？赤脚医生的缘起与实践情况如何？等等，特别是对“产婆”、“阴阳生”以及依托“四大门”的香头等一些以往被视为从事封建迷信事务的人群做了相当全面而细腻的描述，往往给人以进入情境的“现场感”。不仅如此，作者还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展示了民国以来中国各界是如何以各种形式推进现代医疗卫生(主要是西方的)机制渗透到基层社会的，即从“兰安生模式”到陈志潜的“定县实验”再到共和国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最后为赤脚医生实践。其间虽有所区别与发展，但内在的演进理路则是十分清晰的。又如，作者将爱国卫生运动与“细菌战事件”联系起来，将后者视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契机，颇促人省思。还有，传统与现代在诊疗行为方式方面，显然有极大的不同，作者从传教士西医东传的角度，提出了医护空间变化这一对医疗机制、行为与医患关系均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即从传统的家庭到医院封闭空间的转化，这在以往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中，可以说是基本被忽视却颇具价值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甚具意义。

    不过，读者如果希望能更进一步从中看到一幅较为完整的近代以来医疗卫生机制演进图景，那恐怕会感到有些失望。实际上，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全书九章所讲述的问题，虽然都不无联系，但基本可以说是各自独立的，如果完全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来说，要串起来似乎也有点勉强。当然，按专题来写，也是史学著作常见的形式，然而，一般各个专题都会照顾到所研究时段的完整性。但该著有所不同，各章之间虽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大体却是按时间序列来编排的。也就是说，该著基本是按一个专题代表一个时代的医疗卫生的方式来处理的。比如，清末民初，主要谈的是以西医传教士为承担主体的西医东传；1920、1930年代，谈的则是西方医学空间和实践在城市与乡村社会的植入与渗透；而讨论巫医的逐渐被取缔以及中医的自救，涉及的时段主要在1930、1940年代(部分延及1950年代)；1950年代论述的是“细菌战事件”；最后，讨论了主要发生在1960、1970年代的赤脚医生制度。各个专题固然都是非常重要而有趣的，但它们是否就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医疗卫生，显然是个问题，而且，有不少的问题，也并不仅仅出现在作者所讨论的时代中，但作者却对此前的渊源和此后的延续甚少给予关照。这些都使得读者只能得到一些片断而非全景式的历史图景。

    对作者来说，这样的评论，或许显得评论者并未真正读懂他的用心，实际上，作者确实一再说过，他不过是借医疗卫生说事，他所关心的并非医疗卫生本身，而是从“医疗史”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现代政治。⑩然而，我们是不是能在读完该著后，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现代政治运作的演进图景呢，似乎也不能。这大概也不是作者真正着意之处，真正萦绕于作者心头的，可能既不是医疗卫生机制的近代转型，也非现代政治运作的历史演进，而是希图通过引入和实践时兴的史学理念与方法，来表明或修正某些理论以及提出某种研究范式。这一点，从该著的结语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作者指出：“本书对‘医疗史’的研究有必要建立在对以下因素进行总体关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单独涉及三大因素中的一项，而没有考虑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通过现代‘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力图贯通这三个要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第410页)可以说，该著最后的落脚点，主要就是在实践或修正这些理论或理念，而那些专题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践行理论的需要。比如，有关西医传教士的讨论，特别是第一章，主要阐明的就是现代殖民品格的变动以及西医传入对中国的影响，从而借此打破以往研究中将西方视为一个抽象的“近代”代名词的刻板认识。我们从中并不太能看得清当时西医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貌和实际的影响，但西医传教士在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20世纪以后传教策略的变化却给人印象至深。在后面几章，特别是第二至七章中，作者一再论及的是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普遍性的“空间”和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地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部分，基本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福柯权力与空间理论和布迪厄等人“地方感”理论的实践与修正，所要强调的是，西方的知识与空间在进入非西方社会的过程中，并非是一个单向的纯净化的传播过程，而是一个须与“地方感”达成默契与妥协的双向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关注“地方感”的重要性。而在“细菌战事件”的论述中，作者则希望践行疾病隐喻的理念，表明疾病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即国家借助细菌是“帝国主义象征”的隐喻，实施社会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细菌战”实际的情况，以及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源流与实际影响，却基本不在作者的视野之中。在最后一章中，作者通过谈论赤脚医生制度，来打破以往研究中所秉持的“现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传统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认识，认为发生在文革期间的这一运动其实相当多地包容了草根的“传统”因素，并进一步申论“地方性”问题，即地方的重构不仅包括中西互动，同时也包括上下互动。

    不仅如此，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者进而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从传统政治史路径和社会史路径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的新研究范式，即从医疗卫生切入，立足“身体”来对现代政治进行重新解读，因为，“现代政治不仅是行政体制运作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临被塑造的问题；包括政治对身体进行的规训与惩戒。”(11)从身体出发来探讨中国历史，显然是一个前沿而极具开掘深度的研究视角，目前国内史学界虽已有关注，但显然尚未真正开展研究。(12)因此，尽管这一视角并未能贯穿全书，但作者有意识地提出这一视角和范式，对进一步促进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可以看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该著虽然探讨的是历史问题，但主要意欲呈现给读者的却大多是一些超越历史的抽象的理念或理论。不用说，一部著作，能在研究理念和理论上取得突破，无疑就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如果同时能更多地呈现一些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演变图景，那无疑就锦上添花了。不过实际上，在一定问题意识的指引下，通过对某些历史个案的研究，来讨论一些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目前史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因此，该著围绕着问题来选择个案的研究，亦无不可。该著之所以没有在呈现历史与践行理论的结合上做得更好，我想除了作者在研究理念上偏重于阐发理论外，也与作者在利用文献资料上的偏失有关。虽然，总体上来说，作者所引用的文献相当宏富，而且还难能可贵地运用了不少传教士留下的英文史料以及较多的英文论著，但偏失也多有存在。首先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利用方面，尽管医史学界的研究，在理念和方法上，多有令人遗憾之处，但毫无疑问，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医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成就(13)，特别是在有关具体问题和制度演变方面，可资利用的成果显然不在少数，而且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没有在该著中得到反映。作者做如此的处理，也许是有感于已有的相关研究不尽如人意。不过以笔者的感受，从这些未必令人满意的成果中，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医史研究中，还是可以发掘出不少可资利用的线索和信息，对此不够重视多少影响了作者将一些具体医疗史问题表述得更为清晰。比如有关西医传教士的医学传教，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已有不少相关研究(14)，对传教士的近代医学的源流进行了论述，但这些并未引起作者的关注。虽然作者对传教士医学传教过程中在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为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如何与“地方感”达成默契、妥协等方面有非常细致的描述，但我们始终未能从作者的论述中对近代传教士的医学传教的概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实际上，作者若能对此多一些关注，不仅有利于读者获得基本的概貌，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误会。例如，作者将该著的开端定为1832年，理由是近代第一个西医传教士伯驾在这一年登陆中国，然而实际上，在此之前，1807年来到中国的马礼逊已经开始这一事业，而且在伯驾之前，至少还有李文斯顿、郭雷枢和郭士力等人在澳门和广州等地开设过诊所或开展过医学传教。(15)

    又如，《“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一章所谈论的乃是在“医学国家化”的背景下，西方医疗空间是如何借助自治组织渗透到城市的社区的。作者在这一章以及下一章中，要表明“兰安生模式”的实践，不仅促使北京以行政的社区取代了传统的自然的社区，而且还使得卫生行政空间分割了原来的警察空间。这里所谓的“医学国家化”实际上就是“卫生行政化”，国家对医学管理的介入，乃是卫生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这一章开头，就讨论了这一背景，但却未能很好借鉴已有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16)，而似乎只是依据手头的一些资料做了说不上全面清晰的梳理。或许正是因为作者未能很好地对卫生行政用心，因此好像没有意识到，在卫生行政管理中引入警察制度，设立卫生警察乃是现代卫生行政的重要模式之一，“警”与“医”(实际应是卫生)的分分合合，主要是采用何种现代卫生行政模式的问题，而同传统与现代几乎没有关系。故而作者以下的议论多少让人觉得，该著有着较为明显的“外史”倾向：“民国初年卫生独立机构之创设旋起旋灭的现象在全国城市中是相当普遍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卫生行政’的现代理念尚无法从刑律管辖和控制的前现代意识中分离出来。”(第101页)

    其次，该著在史料的运用上，也显得资料的来源有些单一，即各部分的探讨过多地依靠同质性的资料。任何史料，只要运用得当，都自有其价值，但同时，任何资料也都有其限度，运用史料时，必须对其局限和偏失保持警惕，特别是对经过多次加工处理的二三手资料，更需谨慎。因此，要想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呈现历史图景，不仅需要尽力挖掘使用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单一性质的资料。如果我们只是从该著的参考文献看，可以说资料是相当多样而丰富的，毫无疑问，该著在资料的发掘上，有着很多重要的贡献，很多资料可以说都是在国内第一次利用，比如对传教士留下的英文资料、民国社会调查和档案等的挖掘和细致运用。但若具体到各个章节的话，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在资料的多元化方面，似乎还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比如，第一、二章，利用的主干资料大多为西方传教士的记录，第三、四章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和档案资料，第五章则以社会调查报告为主，第六章较多利用的是194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相关的学位论文，第七章和第九章以现代编纂的地方卫生志为主，第八章则主要是当时的报刊资料和电讯稿。主要依靠来源比较单一的史料，自然会妨碍作者相对全面地呈现历史图景。通读全书，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作者较为关注史料是否足以表达自己的理论诉求，而不是特别在意通过充分挖掘各种资料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呈现历史，或弄清问题。比如，作者极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赤脚医生实践，在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运动的背后所潜藏的传统草根因子，但却始终未能对这一实践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考订与交代。对“细菌战事件”的论述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另外，在个别地方，作者利用资料的过程，似乎也未能很好地注意到资料特殊的背景，多少显得有点随意。

四、“空间”与“地方”

    “空间”和“地方”是两个贯穿全书的非常重要的分析概念。若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它们都属于地理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前非常流行的“区域史”研究。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该著是一种专题史的探索，而基本没有顾及地域的差异。毫无疑问，这是作者从当代西方理论体系中借用来的一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它们的具体含义，作者似乎并没有给出特别确定的界定，而且在全书不同的语境中，也有所不同，不过，大体内涵是清楚的。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在一些启蒙思想家的眼中，‘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有根本性的区别。‘地方’往往是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是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而‘空间’则被赋予了现代普遍主义的特征，并暗含了其具有人类普遍特质的表述意义。”(第419页)这里虽然说的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意思，但实际上作者自己也基本上是如此来理解这组概念的。“空间”无疑是西方理论界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不过引起作者对此产生强烈关注的，我想可能主要是福柯的相关论述。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17)、《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8)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等著作中，充分论述了萦绕于人之身体的知识、时间与空间等等对身体的规训与控制。空间也就不再只是普通的地理空间，而是编织各种权力网络的空间，对身体具有重要规训和控制功能的空间，这样，自然的空间也就变成了权力的空间。尽管具有权力网络的空间自古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但高度行政化或制度化的控制空间，则无疑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而近代以来，这似乎被视为具有普世性的意义。通读全书，不难体会到，书中的“空间”在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西方产生的这一空间，很多时候，“空间”几乎还可以等同于“近代”或“西方”。同时，在作者看来，“地方”概念并不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概念，而是在作为他者的“空间”引入后，才被感知的，“中国人实际上并无‘地方’意识，中国人‘地方’意识的产生其实是西方‘空间’概念挤压塑造的结果。或者说是‘逼’出来的结果。”(20)那么何为“地方”呢？无疑，这里的“地方”也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与“空间”相对的“地方性知识的载体”，以及产生“地方感”的场所。这些概念显然也源自西方的理论著述，作者曾综合布迪厄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的说法，认为“地方感”是相似的习性、位置和利益所产生的相似的感觉，包含着生活经验中积累产生的情感因素，而与精英设定的“思想”或理性脉络不尽相同。(第420页)也就是说，与“空间”相比，“地方”不仅是非普世的，也是草根的，在书中往往能够与“中国”、“传统”等相对应。在此，作者通过引入布满权力网络的“空间”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分析工具，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学经常面对的“空间”，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由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以及环境等共同编织而成的“权力”或“秩序”的空间。作者颇有见地地指出，近代西方高度制度化的“空间”的引入，不但促发了中国“地方意识”的生成，而且也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以及身体的自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随着西方卫生行政空间的植入，中国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自由地选择处理生死的方式，而医疗空间的引入，则改变了传统以家庭为医护空间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作者没有单向度地处理这一“空间”被制度化的过程，而是对草根的“地方”予以充分的关注，立足民间而非精英，尽可能让那些“失语”的弱势群体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并尽力挖掘“地方意识”的能动作用，力求完整地呈现“空间”与“地方”复杂的互动过程。

    不过，作者虽然颇具创意地引入新的“空间”概念，但却似乎并未能始终在其设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贯穿全书，但在很多时候，“空间”似乎不过是“西方”或“近代”的代名词而已。纵观全书，不难看到，其实能够比较好地体现作为权力网络和制度化“空间”概念的，只有第三、四两章，即关于“兰安生”模式和有关北京生死控制的探讨。另外，第二章关于西方医疗空间的探讨，虽然与此有关，不过，医院封闭的医疗“空间”显然与制度化的卫生行政“空间”并不是一回事，为实施外科手术而设置的封闭的“空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技术上的需要，而未必首先跟制度相关。而书中其他方面的内容，则似乎与作者所说的“空间”关系甚微。实际上，如欲进一步使用这一分析工具，在近代医疗卫生史上，尚有很好的专题可供利用，比如卫生检疫制度的演变、清洁卫生机制的展开等等，都可以很好地就身体和“空间”展开讨论。

    同时，作者虽然充分关注到了“地方”的能动性，但似乎并未能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认识“地方”，将其置于中国社会自身变动的脉络中来加以理解，这显然妨碍了作者进一步观察“地方”本身是否存在“近代性”。因此，作者虽然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仍有意无意将西方视为“近代性”的唯一来源，“地方”的能动性，只不过导致了西方近代性在植入中国社会过程中具有复杂性与妥协性，从中不难感觉到作者似乎并未真正破除西方的近代是普世而唯一的这样的认识，而未能从全人类的视野出发来认识近代的演变。于此，若隐若现地，仍能看到“传统=中国——近代=西方”二元对立的影子。(21)

五、结语

    在目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脉络中，《再造“病人”》无疑是一部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深具创意的新作，特别是在国内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它称得上是第一部具有一定后现代理念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学术著作。无论在学术理念、研究视角和方法，还是历史书写方法等方面，该著对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冲击性，特别是从身体切入，藉由专题史的路径，通过超地域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做法，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可谓是解决目前地域史研究存在的某些困境的一种尝试，为我们在地域史研究之外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研究进路。而对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来说，该著的主要贡献，显然不在为我们呈现了多少相对完整的近代医疗卫生机制演变的图景，而是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比如，如何透过卫生行政实践来展示“空间”的权力关系，如何避免将西方看作是一个普世的、不具历史性的抽象存在，如何挖掘资料并透过文本来尽可能地“还原”弱势群体的声音，如何从体认“空间”与“地方”的复杂互动以及如何从医疗卫生事件来解读现代政治等等。不仅如此，该著还促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该如何找到更多的切入点来开展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引入新的史学理念与方法有怎样的优势与限度等问题。

总之，《再造“病人”》是一部带有高度尝试性的创新之作，其尝试有成功，也有不足，有启人心智的灵感，但似乎又缺乏贯穿一致的穿透力，在细腻和灵感中给人以启发，又在断裂与模糊中让人感到不尽满足。特点也好，问题也罢，不管怎样，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演进的进程中，它已经为促发我们深入思考提供了契机与动力，无疑，也已经为这一研究殿堂的构建添上了具有分量的基石。

注释：

      ①即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②该著凡465页，近43万字，甫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广泛的推介和好评，比如，吴飞：《“拯救灵魂”抑或“治理病人”》，《读书》2006年第3期；赵旭东：《现代“病人”是怎样产生的？》，2006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沈洁：《穿越历史的那些时刻》，2006年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

      ③阳敏：《解读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杨念群专访》，《南风窗》，2006年7月15日。

      ④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参阅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7—139页。

      ⑥参阅拙文《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4—98页。

      ⑦参阅Christopher Hamlin，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Chadwick：Britain1800—185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刘士永《“清洁”、“卫生”与“保健”——日治时期台湾社会公共卫生观念之转变》，《台湾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6月；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8月。

      ⑧参阅金宝善《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拙稿“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m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Public Health Concepts”,待刊。

      ⑨参阅罗伊•波特编著，张大庆等译《剑桥医学史》第4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是第235—244页。

      ⑩参阅该著导言，另外作者还在总结该著的基础上撰写了《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8月)一文。

      (11)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8月。

      (12)有关中国身体史的探讨，可以参阅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第3部分“身体有历史吗？”，《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期，第164—168页；侯杰、姜海龙《身体史研究刍议》，《文史哲》2005 年第2期，第5—10页；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的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2页。

      (13)这方面的综述可参阅：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大陆杂志》第95卷第6期，1997年11月，第26—35页；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29—136页；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62—169页；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52—161页；赖文、李永宸等《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第108—113页；拙稿《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另外香港地区的研究情况可参阅吴国栋《近四十年来香港医学发展史的研究概况》，《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1期，2001年，第73—91页。

      (14)参阅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第11—14页。

      (15)参阅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06页；何小莲《来华新教传教士早期的医学活动》，《档案与史料》2003年第1期，第60—65页。

      (16)比如方石珊《中国卫生行政沿革》，《中华医学杂志》第14卷第5期，1929年；金宝善《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中华医学杂志》第32卷第1期，1946年；俞松筠《卫生行政之史的回顾》，《社会卫生》第2卷第4期，1946年。

      (17)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8)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9)刘北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0)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8月。

      (21)关于医疗史研究中的中国“近(现)代性”问题，请参阅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