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革

    草原地区主要的灾害是雪灾和旱灾，又称白灾与黑灾。与农业区相比，雪灾是草原地区的特色。冬天是牲畜的脆弱时期，对雪灾高度敏感。历史时期蒙古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雪灾所决定的。

    传统时代，草原与外界几无交通往来，牧民只能采取他们自己的方法应付雪灾。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了解草原抗灾的真相。民国时期，草原的情况已见有资料记载，只是此类记载不够丰富。1949年以后，资料渐多。1980年以后，改革开放使得草原的交通能力提高，物质供给能力增加，一般牧民的打草和贮草能力也大有提高。也就是说，草原抗防雪灾的能力到1980年以后才有了本质的提高。因此，通过1980年以前草原防灾资料的分析，可以揭示传统的技术手段。以锡林郭勒盟为例，1949年以前，人们基本上用传统的方法抗灾，大雪灾时牲畜的死亡一般是一半左右，1977年的雪灾死亡仍接近一半。但到1992年就不一样了，这一年的雪灾接近1977年的水平，但牲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i]由此可见，草原地区的抗灾能力的确在1980年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1980年以前，尽管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但牧民的生产水平和抗灾能力基本上仍以传统的方式展开。从资料的记载来看，1980年以前的抗灾手段尽管是由政府实施的，但大多数是牧民传统的套套——从“群众”哪里学来的。所以，从1930年到1980年这半个世纪的抗灾史，仍是传统技术下的抗灾史。所以，要了解传统的雪灾防御技术，可以通过1980年以前的史料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于1930-1980年内蒙古草原上雪灾防御技术和社会防御体系的了解，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理解传统的蒙古游牧经济以及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

一、风雪中的畜群与保护

1、雪灾

    历史资料中关于雪灾的最多记载是关于雪深的记载。绝对的积雪深度是成灾的一项重要指标。积雪覆盖草原，牲畜无草可吃；积雪越深，救灾越难。积雪与牧草的相对高度是成灾的指标之一。夏季天旱草短，冬天下雪雪深，最易成灾。另一项有关雪灾的记载是牲畜死亡数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雪，东蒙地区平地积雪4尺，大量牲畜饿死；1914年，积雪3尺，寸草不见，牲畜死亡二分之一以上，幼畜大部冻死。1940年一场暴风雪，呼伦贝尔一夜死亡牲畜40万头。[ii]1943年，呼伦贝尔盟的东西新巴虎尔旗遭受风雪之害，死亡马匹34620匹；牛61879只；山羊和绵羊达451771头。[iii]按1936年的数字进行分析，损失的马占30.7%；牛占56.9%；羊的损失率达45.7%。[iv]苏尼特右旗在1935年遭受大雪灾，平地积雪2尺多厚，冰雪覆盖草场达5个月之久，牲畜死亡75%。当时的政府只能救人。王府在各苏木设救济点，发放救灾物资。[v]

    锡林郭勒盟每10年出现1次较大的白灾，1947年到1979年的统计表明，共出现不同程度的白灾10次，重灾3次。[vi]内蒙古东部的雪灾频率大于西部，西部的旱灾大于东部。中西部更脆弱一些，因西部草原过牧化严重，牧草较短。同样程度的降雪在东部也许不算什么，西部便可以成灾。雪灾有一个规律，旱灾发生后，接下来冬春季节易形成危害性比较大的雪灾。在呼伦贝尔，雪灾的发生往往发生在连续旱灾后。1987年冬到1988年春的雪灾就是在连继两年的旱灾基础上形成的。[vii]

    雪灾叫“白灾”，有时会发展成“铁灾”。初春或初冬，雪夹着雨，温度下降，下面是冰，上面是雪，这时的雪灾叫“铁灾”。铁灾发生时，牲畜基本上无草可吃，像马这样用蹄刨雪的牲畜也不行。1953年的秋冬之际，“雨雪齐降，立即地被冻结，草被压住了，特别是东联旗若干佐很严重，草场变成冻场”。当时的牧民马上认出这是“特木尔额布勒”（铁灾）。由于上一年有旱灾，草短，牲畜也没吃上好草。牲畜本来没有吃饱，加上冬天的寒冷，受灾严重。当时牧民的营盘被冻结，春天化冻之际，草地白天成泥，晚上成冻，牲畜在营盘内受害更甚。在锡盟的东部联合旗，许多地区的成畜大批死亡，牲畜有许多感染了痢疾，母畜也大批流产。[viii]。比较而言，这次铁灾程度较小。1977年的铁灾严重，堪称典型。当时被灾区域遍及整个东部内蒙古地区，以锡林郭勒盟为例，从1977年10月下旬到第二年4月，积雪长达6个月之久。刚下雪时非常急，且是雪下有冰，因为当时是先下雨，中段降雨夹雪，后期变成雪，结果形成地面一层冰，冰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牲畜无法刨雪吃草。大雪把整个锡盟东部和中部的草场都埋于雪下。草场上所露出的只有一些芨芨草、锦鸡儿等高杆植物，其它牧草根本看不见。由于无草可食，大量牲畜急速掉膘，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抗灾。雪灾后乱大风称为“白毛风”，这种风不但使气温下降，加强了冷冻危害，也会填埋各地的草场。1956-1957年锡盟的白灾白毛风刮40天以上，灾区的牧草全被埋没。[ix]

2、流动牲畜的保护

    雪灾会造成牲畜冻死、饿死、挤压而死和低温流产等。当然，大风雪时，最重要的是风雪本身的危害。野外放牧的牲畜遇风雪会被吹跑。为了保住牲畜，牧民必须千方百计跟上畜群。风雪中首要的保畜任务是不让牲畜被风吹走。风雪中被刮走的牲畜如果不及时找回，就会被拖入绝境。草原上有许多沟谷和湖泊，雪灾时被积雪填平，成为牲畜的陷阱。牲畜迷失后不会在平地跑很久，常落入深沟或湖里。沟壑在填满了雪后，成为无形陷阱。这样，风雪中人跟随牧群显得十分必要。跟群的牧人也会遭遇危险，各种英雄称号往往也因此送给那些风雪中的牧人。著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龙梅和玉荣早上出去放牧，下午风雪来袭，牧群被吹走，两个小姐妹拼命地跟着羊群跑，目的是保住牲畜。队里的人骑马找了她们一夜，找到她们时她们仍跟着羊群，但人和羊群都到了很远的南边。人也受了冻伤。妹妹玉荣的脚冻掉了好几个脚趾头。

    对于一般的风雪保畜的情景，北京知青孟晓青这样描述：“那天早上我跟着羊群离开浩特时并没有任何风雪要来的临的迹象……中午时分，突然阳光暗淡了下来，我抬头看看天，天上什么时候堆起了一堆一堆的乌云？我走到羊群前方将羊群往回拢。这时天上飘下几片雪花，不一会更多的雪花在雪片落了下来。我赶着羊群往浩特的方向走，羊群看着灰暗的天也老老实实往回走。北风刮了起来，呼啸着夹着雪片迎面扑来。羊转过屁股对着风头开始顺风走。我冲过去迫使左边的羊掉转头顶风往回走，然后又奔到右边迫使左边的羊掉转头顶风往回走，然后又奔到右边迫使羊群掉头。我刚压住了右边，转头一看左边羊群的屁股又转过来对着风”。因为“羊群顶风不肯走，可顺风走得贼快。”在经过一番搏斗以后，孟只好任羊顺风而行，只是控制着不让羊群走得太快。最后，当地的牧民来了，才用长鞭子将羊群赶到一块往回走。[x]由此可知，蒙古人让小孩放牧，实在是太危险。

    风雪中迷失的散畜，政府往往都动员人力去寻找。1980年春天西乌旗遭受风雪灾害，罕乌拉公社第三中学80多名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在一定的地方摆开队伍，拦截和抢救被风雪刮来和陷进泥潭的牲畜。由于暴风雪使山沟里满了七八尺厚的雪，许多牛掉进沟里。领导带领群众到各条沟里挖牲畜，2天时间挖出被理的牛65头，救活30头。[xi]1982年5月15日到16日，呼盟牧业四旗的风力达到8级以上，蒙古包和勒勒车都被风刮走，大畜整群跑散。辉河中淹死牛马近万头，查干诺尔泡子淹死马近2000匹。另外，还有7人因追赶迷失的牲畜而死亡。在这次大风雪中，还有大量牲畜被风雪压死、冻死，许多牛和骆驼也被风雪埋掉。[xii]

3、圈内牲畜的保护

    不但放牧中的牲畜要保护，在棚圈内的牲畜也要保护。这种保护意味与风雪进行直接对抗。传统时代的棚圈设施很差。圈内的牲畜，也不保险。内蒙古的冬天一夜之间可以下3尺厚的雪。蒙古包会被雪顶住推不开。如果夹着大风，棚圈里的羊也会被吹跑，牧人还要用各样的物件挡雪以防羊圈破开。静雪时，羊被雪埋住后不轻易乱跑，它们会在原地不动，任雪将其盖住，在雪下照样吃草和休息。牧民们甚至认为雪底下更暖和一些。当然，这只在短期内有效，时间长，冷冻就会发生。牧民必须在雪夜后挖羊。有羊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些小雪包，每个雪包里都有一只羊。牧民们把羊从雪包中挖出来，将雪从羊身上除掉。1个人可以在雪后挖出一百来只山羊和绵羊。[xiii]大风雪时情况更危险，圈里的羊会挤在一起。羊挤在一起是为了取暖。羊扎堆，形成羊垛子。羊垛子的形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垛底下的羊会被压死。加上积雪、冻饿，接着会出现大量的羊死亡。如果牧工懒惰，疏于看护，灾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冯苓植的小说描述了内蒙古中西部牧区的羊垛子的情形：敖女支书抢先跳进了棚圈深处，分散着挤在一起的羊群。由于草料喂了自留畜（公社时期个人有自耕畜，但牧工将自留畜与公家的牲畜一起放牧，往往将公家的不多的饲草喂了自己的牲畜。）艾力克放牧的这群集体的山羊，大都变成了“红灯笼”（只生长毛，御寒的绒毛极少，透出红色的皮肤）。膘成极坏，皮毛又沙，在寒流面前毫无抵抗能力。一遇风雪冲进圈棚，它们就挤着拥着，争先恐后地往圈棚深处拥。前面遇着圈墙走不动了，后面的还拼命往上挤。挤不动了，便跳在了前面的羊背上，一层一层往上摞。敖登冲在了羊群最拥挤的地方，用尽全身力气把头羊拼命向后拉，以便把羊群引到棚圈中心，使它们再不拥挤践踏。[xiv]冯国仁的小说描述了呼伦贝尔一个国营牧场在一次中拆羊垛子的状态：“没等托德布动身，陶高已经找来几个牧工。他们跳进羊圈，和冰屑雪雾搏斗了一个多小时，这才把羊垛拆开。但是几个圈的底层都死了一些羊，而且多数是即将分娩的母羊”。[xv]

    加固棚圈是风雪抗灾的一项重要内容。建圈搭棚一般在灾前进行，但灾害之后才搭棚的也比比皆是。蒙古人游牧时一般带着随拆随用哈那围羊，但其牢固程度毕竟太差，难以抵御大风雪。一般羊圈只用围子围一下，或用勒勒车围在一起挡一下，雪灾时难有功效。[xvi]所以，暴风雪来临时，有围子的要加固，没有的要现垒围子。搭围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的用土垒，但挖土毕竟不易，所以，许多牧民用雪垒挡风墙。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用作挡风雪的材料不多。1947年，锡盟大雪灾，白毛风多，牲畜大批死亡，许多人直接用死畜搭圈。大风雪夜，牧民不能轻易入睡，总要提防围墙是否被风吹掉。1954年的锡盟东部的大雪灾，70万头牲畜被灾，柳笆风障仅有3365丈，土石墙有887丈，合计每千头牲畜的固定围子长度只有6丈左右。许多牲畜没有办法，只好转移到山沟等避风处。所以，每当灾情告急，围墙建围往往成为主要任务。[xvii]在鄂托克旗，1954-1955年冬春雪灾，许多牲畜因无棚而死亡，许多地区下雪后才搭棚。但灾前搭棚的人牲畜死亡较少，灾后搭棚的死亡多。许多牲畜下雪时卧在野地雪滩，牧民甚至也不去打扫积雪。[xviii]

    在四子王旗，1952年冬牧民们为防风雪的袭击，许多人日夜轮流盖挡风雪的雪墙，这雪墙是在棚圈的外面，挡住了风雪对棚圈的袭击，文独尔花和那索圈二人打了五层1丈高，12丈长的雪墙以防止风雪侵袭。三努图克夏立玛互助组也同样打雪墙。除了打雪墙外，棚圈的雪要扫，铺干粪。总之，灾害时不打扫棚圈危险的很，既使冻不死牲畜，许多母畜也会因之流产。[xix]

二、移牧

1、移动与政治

    为了避免牲畜的损失，牧民尽可能地将牲畜转移到安全有草的地区。这种移动不是一般的放牧移动，而是从下雪地区转到不下雪或少下雪地区。民国时期，牧民不打草，往往只靠这种长距离移动来摆脱雪灾。但是，这种移动往往要付出代价。这种移动不像平日的放牧移动，边走边吃草，速度有限。为了脱离灾区的危险，牧群必须快速行走。伪满时期的调查表明，呼伦贝尔冬季马的迁移速度每天顶多只有60-70公里。在营养不良的条件下，连续迁移4-5天就会有10%-20%的死亡率。大雪天的紧急移动，死亡率更高。牛群的迁移速度慢，连行4-5天，死亡率也会高达10%以上，大雪之时，紧急移动死亡会更多。羊群在冬季长距离移动4-5天后，死亡率可达20-30%。所以，在大雪之时，牧民无论迁移还不迁移，往往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943年的大雪时，东新巴尔虎旗内的半数牲畜都在大移动，其中马的死亡率在15%左右，羊的死亡率为25%-50%。在清代，王公各占一方草场，各有自己的利益，旗内部本来自由放牧，旗间移牧便涉及到利益冲突，协调就难了。清政府将各王公分割在旗内，牧民放牧范围不准越过旗界。雪灾发生时，游牧民的外旗移牧还需要得到理藩部的批准。清政府有时也捐助一点金钱帮助灾区，其它则无所作为。1949年以后，牧民在控拆旧社会时，往往会提及王公对草原的霸占和不让移牧。伪满时期，管理机构准备干预牧场调整。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日伪机构只对雪灾状况和放牧状况做了点调查，具体的防灾措施没有提到。日本专家认为，蒙古王公的社会动员能力很差，政府机构无能为力。为了保住畜群，不但需要蒙古人的积极的理解，有必要时要进行半强制的武力干预。[xx]

    1949年以后，旗内草场开始划界。按常理讲，这种做法不利于灾时移动。所以，1949年以后，尽管政府总是组织防灾移牧，但由于牧民的放牧自由已受到限制，移牧的程度很难说是提高了，还是受限了。有一点可以知道，随着旗内草场的划界，政府的角色加强了。民国时，旗内是随意移牧的；草场划界后，旗内移牧要得到旗政府的同意。20世纪50年代初，内蒙古各地都在划分草场界线，也多有纠纷。锡盟西部联合旗与东部联合旗有边界纠纷，也有旗内纠纷，“旗内部的佐、行政小组之间开始把草场划分的很严格”。“有的地区牲畜虽然多，草场少；或有的牲畜少，占用草场面积大，并相互不能调剂”。1949年以后旗内草场的细分，实际上是确立了各级政府分级管理草场的体制。[xxi]旗内放牧不自由，但旗以上的移牧却有了更好的权力保证。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后的权力向上集中了。

    国与国之间也有移牧。20世纪50年代初，中蒙、中苏之间关系友好，呼盟牧区通过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交涉后移牧到外蒙。1956年11—12月，呼盟的牧业四旗积雪厚度达10~20厘米，无法放牧。1957年1月上旬，雪深达22-25厘米。经中蒙两国交涉，将受灾最为严重的新左、新右两旗的35万头牲畜迁入外蒙古的乔巴山省，外蒙划出全长335公里，宽5-35公里的4段牧场供内蒙游牧民放牧，一直到5月中旬才结束。[xxii]一般的灾害往往只在旗内或盟内移牧，因为牲畜实在是走不了多远。

    畜群移牧需要干部下乡进行组织。1958年乌兰察布盟遭遇雪灾害时，有一部分牲畜未能移场，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就此提出批评：“没有移场的牲畜都遭到了重大损失。更严重的是，当灾情已经发展很严重，损失很大时领导还不知道，下层组织还熟视无睹。总之，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自4月16日后，乌盟盟委在内蒙古党委的督促下，动员了大批盟、旗、苏木干部，深入合作社、互助组和牧户去具体指导和帮助救灾，发动群众，开现场会议等等，才停住了牲畜的大批死亡”。[xxiii]

    雪灾时的即时移动非常重要。这几乎是传统时代防御雪灾的最基本办法。在1952-1953年的冬春时节，锡盟雪灾。东、西苏尼特旗等地定居的牧民，在开始降雪时就“走敖特尔”。移牧的牧民保住了牲畜的膘，不游牧的牲畜不但降膘，而且降得很历害。在东部，为了防止雪灾危害加重，刚开始划界的政府又恢复了旗内长距离游牧的传统。东部联合旗的一般群众不但恢复了习惯的长距离游牧，一些人走得还特别长，达到300公里左右。“二、三佐的部分群众亦走出三百里以外游牧。到了克什恩达赖，灰腾西勒等地”。这个距离和范围与过去时代差不多。有的地区划分草原界限还没有开始，领导们开始庆幸当时未划分草场界线是适当的，但矛盾还存在，“有些地方干部和中及少数人有了保守思想，对草场有了本位主义，对此问题抽调干部进行适当地解决了”。由此可见，不但资源的动员需要干部下乡解决，草原纠纷也需要更高一级的干部下乡给予保证。旗内有协调，盟内各旗也有协调，西苏旗的部分草场供东苏旗的五千多头牲畜过冬。西部联合旗的部分草场给东苏旗移牧，西联旗另一部分草场还让给东联旗移牧。[xxiv]

    雪灾时的临时移场一般总是往较高的地方迁移，因为高处的雪覆盖少。但高处临风，气温低，要忍受严寒。既使是平坦的地方，也会因寒冷而受不了。锡盟西联旗的白音根西利草场，因缺水只适作冬营地。1952年左右几乎年年有雪灾，当地的佐政府往往未经研究就将牧民迁到这块草场进行移场放牧，但由于冷得不能居住，牧民到了那又下来了，当时的气温达到零下40度。[xxv]

    20世纪60年代，定居游牧推广程度加强，但雪灾时的移牧仍不可缺。1961-1963年，二连浩特遭受旱灾，1963年冬突然遭到大的雪灾。因为草少，破雪放牧也难有成效，不得不长途移场，移动距离有的长达300公里。1964年4月，仍有40%的牲畜留在阿巴嘎旗。[xxvi]与传统的四季游牧相比，定居游牧时代的移牧更困难一些，因为负载增多。1977年的大雪灾中，锡盟的干部下乡抗灾，目的是“向牧民群众学习，走场放牧”。但当时的定居形势使许多地区的移场放牧变得困难重重。在阿巴哈纳尔旗中心地区，干部们发现如果将牲畜移到很远的雪薄地方，将会使“战线拉长，搬运耗费太大，生活供应困难”。还不如集中力量在近距离地区破雪放牧。最后，他们“通过周密观察，发现分场南沙窝子里有锦鸡儿及树枝可以利用，迎风的山坡、山梁顶上的鱼脊背雪薄破开雪道上山可以利用”。阿巴哈纳旗地形复杂，有沙丘分布。牧民在降雪后往往总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走场放牧，到有沙窝子的地方，因为沙窝子那里草高雪软，用不着费力破雪。一种在近处破雪放牧。[xxvii]愈到晚期，远距离的移场救灾的难度增大，人们更愿意选择近距离的草场破雪放牧。另外，由于后期的储草能力加强，牧民对移牧的依赖性也减少。东乌旗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要多依靠固定设施，通过建棚、搭圈、打草和饲料供应，遇到雪灾，“要改变单纯依靠走‘敖特尔’的习惯”。[xxviii]

    各种牲畜的走场范围也是不一样的。锡盟1952-1953年的雪灾中，一般的大牲畜走“远敖特尔”，小牲畜则尽可能地“走近敖特尔”。[xxix]当遇到特大雪灾时，上级也会指示下级不要随便移牧，因为轻易出走意味着遭受危险。也有一些社队会冒险行动。他们认为等不到救灾物资来到，就是等着牲畜死亡，如其等死，不如拼死一搏。在1977年大灾中，锡盟阿巴哈纳旗的朝克乌拉公社乌尤特大队的领导们认为不走场就会坐以待毙，最后，“党支部带领群众，踏冰破雪，走场移牧，从特大的自然灾害中救出九千五百八十三头只牲畜”。[xxx]

2．冬前移动计划

    1949年以后的雪灾移牧往往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这种计划与冬营地安排相一致。传统时代迁移冬营地是旗王公确定的，按习惯办事。1949年以后，政府开始干涉冬营地时期的畜牧业生产和生活。加强政治控制的目的，也是为做好雪灾防御。这样，具体的冬营地安排也成了工作往往是口号先行。以1956年为例，呼盟过冬口号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各界人民行动起来，选择草场，有计划地准备羊草，豆饼，战胜天灾，保证安全过冬。为争取不损失牲畜而奋斗”。1953年，全呼伦贝尔盟召开畜群过冬大会，盟政府统一安排各旗的牲畜迁移。东旗的草场和过冬环境不利，全旗共有牲畜60万头，本旗只容纳38万头，其它牲畜必须外迁。西旗容纳东旗牲畜14万头，陈旗接受东旗牲畜2万头，索伦旗接受东旗牲畜6万头牲畜。进冬营地的路线和物资安排也在政府下组织下完成。[xxxi]为了防灾需要，旗与旗之间需要调整时，往往以佐为单位。1951年锡盟雪灾，东部联合旗与西部联合旗相互调整了一个佐。[xxxii]人民公社时期，尽管各公社有自己的草场界限，但旗政府制定的移牧计划，各公社都认真执行。一个公社为其它公社的牲畜腾地方，是“共产主义风格”。1963年雪灾，东乌旗干部的态度是“宁愿牲畜密集形成蹄患，也不让牲畜受灾死亡”。道母德戈壁公社的草场这一年雪小，不但负载着本公社的9万头牲畜，还妥善安排了“旗属机关一万九千多头牲畜，乌尼特牧场五万多头牲畜和东苏旗敖特尔的四千多头大畜”，尽管保住了各单位的牲畜，但却发生了口蹄疫。[xxxiii]

    在决定移场的可能地点时，政府要派人调查冬营地，同时向有经验的老牧民咨询，分析可能出现的灾害环境。陈巴尔虎旗的胡格乐泰是一位出了名的劳动模范。他的移营意见受到政府重视，政府请他到各处视察，帮助分析形势。在一次会议上，他有如下发言：

    在二十三年前（1933年）的那年，曾产生过和今年一样的情况，春夏天旱，牧场草（没）长好，秋季雨多水涨，冬季雪大牲畜无草吃，结果冻饿死的很多。如阿尔山一家的六千只羊，全部死亡，一无所剩。据今年的牧场情况来看，比那时还严重，目前最严重的东新巴尔虎旗，牧场草仅有1-6寸，普遍为3-5寸草。3-4寸以内的雪，可以在旗内过冬，如果降3-4寸以上的雪，尤其去年那样大的雪时，即不能在旗内过冬。最近秋雨降得虽多，但它迟时，不能长草，长也不过是半寸。据最近的情况了解，西旗的大小库热（库仑，指草场），往年能容三十来万牲口过冬，今年就没有长草，而且现在还有春天的枯草。每年过冬，最有利的莫恩格拉，（今年）虽有点草但不高，而且稀薄，大量牲口过不了冬。索伦旗和陈巴尔虎旗，因牲畜少牧场广，基本上能在本旗过冬，但草场还是稀薄，尤其是羊草长得不好，过冬也很困难。[xxxiv]

    进冬营地之前，如果夏秋天旱，草本来不高，旗政府肯定为冬营时期的移场做准备，因为这时既使雪下得和平常年一样，也可能造成灾害。[xxxv]

    在20世纪50年代的几次大雪灾中，呼盟领导“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按气节看查牧场，选择牧场，调剂牧场，并以畜质分别牧场”。1955西新巴虎尔旗通过旗、苏木和巴嘎的过冬委员会协调，“把宝古乌拉东、西两苏木和克鲁伦南苏木的三千多匹马移到达赉诺尔和克鲁伦北苏木一带过冬”，在划分畜群的同时，也实行了分类放牧。马群原来和牛羊群一块放牧，由于马群祸害牧场，牛羊群吃草困难。马群另分之后，方便了牛羊的吃草。[xxxvi]马群一般是往高处走。1977年雪灾中的阿巴哈纳尔旗部分牧场采取的措施是“马上山，牛进点、等级羊出场到割草场补饲，大羯羊走场入沙窝，而内蒙古细毛羊的母羊则优饲起来，一般的一岁羯羊和当年羯羊则处理掉”。[xxxvii]随着定居游牧的推广，过冬计划也与定居游牧相结合。定居游牧将瘦弱畜统一管理，“索（伦）旗锡尼河苏木的牧民到冬天就把瘦、弱、老、幼牲畜留在定居点的地方，喂豆饼和羊草，把好牲口以‘敖特尔’游牧放牧”。[xxxviii]在牲畜分类管理的同时，人员也分类了。一般是老人冬天在家、年轻人走移。档案中有许多记载，牧民对政府安排有意见，老人则对定居生活满意。他们认为过去的封建王公各霸一方草场，牧民不能自由放牧，现在政府派人勘察草场，放牧有了保障，实行了分工，年轻人去走“敖特尔”，老年人在蒙古包里过安闲的日子。一位七十多岁老年人认为当时是最幸福的时代。[xxxix]

    定居游牧时代的移牧过冬，既有人员的划分、牲畜的划分，也有冬营地的准备。在锡盟的东部联合旗，牲畜多的可以采取“走敖特尔”的方式，牲畜少的牧户可以定居，但必须有大量的储草以防雪灾。同时，政府往往多建几个冬营盘地点，以备灾时应急之用。[xl]移场计划中有冬营地内过冬设施的预备。西部定居程度高，草资源不丰富。一旦雪灾发生，仅有的一点草会很快覆盖，所以，西部的计划倒场与冬营地预备都很早地实施了。1955年，乌兰察布盟的干部认为“乌盟的草场不好，但是地方大，我们更应从倒场方面来利用自然条件来弥补草场不足的缺点”。灾时倒场之地，一般要有储备草和取暖抵寒的条件，倒场地点一般也建了棚圈。“从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棚圈是不行的，而且草场不好，打草方面不能打很多”。[xli]

三、保畜

1、喂料与饲料供给

    喂料也就是喂粮食。这是1949年以后常用的一种方法。粮食的热卡含量远比干草高，少量粮食就可以使牲畜维持生命。以前的牧区的牧民很少吃粮食，更不主动积累粮食。旅蒙商人在雪灾时也不轻易到牧区售粮。在锡盟，1954年左右，广大牧民已经基本掌握这种“新的办法”，并用“这个办法救活的极弱牲畜，在西联旗有四千多头。在各地有很多的无奶母畜吃几天料以后，马上有了奶。有很多的爬（趴）倒了的并已被说定为必死的牲畜，吃料后，不久就能睁开眼睛，渐渐地恢复了气力”。牧民对这种方法给予了肯定。“东联旗第一佐牧民道布登家里繁殖的十五头牛中十头没有奶，但喂料后不久，它们的奶不但使牛犊吃饱，而且人还吃到些奶了。这类实例在各地很多，牧民们说今后好好备料”。[xlii]

    呼伦贝尔盟防灾的主要手段是豆饼。政府不断地从农区调拨豆饼到游牧区，从1949年到1952年，调拨豆饼的数量从15158块增加到39360块。瘦弱死亡家畜占全体家畜的比例从0.5%下降到0.09%。[xliii]西新巴虎尔旗的好日老（女），“从今年一月开始，把三十多只羊使用豆饼喂，在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的大风雪中，她毫无损失。相反该旗的玛吉格苏荣老乡，去年虽然买了七十多片豆饼，但始终没有喂牲口，所以在二月二十七日的大风雪中冻死了三十多只羊”。另外，还有许多即时办法，如用畜油和骨头在风头上点火放烟，能使牲畜振作起来，以增强抗冻能力。[xliv]许多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杂粮，包括小米粥，莜麦，都可以救急。牲畜是反刍动物，吃不惯粮食，牧民有时加上点盐碱，或加上点牧草，促进牲畜的食欲。[xlv]

    人民公社时期，喂粮抗灾已经制度化了。在东乌珠穆沁旗，因为牲畜多，劳动力又少，雪灾时不能全走场放牧。故“使用粮饲料饲喂瘦弱畜安全过冬过春是最为合适的。因为粮饲料的运输、贮藏都比青草方便，同时用量也少饲喂时不需要棚圈”。一些地区还有特定的定量管理：“从‘冬至’开始到‘清明’的一百多天中，用粮饲料喂百分之二的弱畜，按每头大畜每日0.5——1斤、小畜0.1斤计算，正（整）冬春也用不了多少精料。如果每年调进几十万斤饲料，在牲畜掉膘之前开始饲养起来，就能使更多的瘦弱畜安全过冬过春”。[xlvi]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国家供应粮食的能力越来越强，这种办法也越来越普及。

    喂粮对于弱畜特别有效。当然，雪灾中对不同的牲畜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同的。强壮的牲畜可以饲喂干草，也可以移牧，抢救弱畜就必需饲喂粮食。以四子王旗为例，1952年左右的抗灾举措一般有三种，有倒场、喂料和圈养。以绵羊论，三个奴图克有绵羊16120只是单独喂料的，圈养的有11331只，倒场的只有4429只。大牲畜偏重于倒场。以牛为例，单独喂料的牲畜有1578头，有圈饲养的有1370头，而倒场放牧的就达2265头。牲畜不倒场的主要原因在于草原资源的缺乏，无草场可倒，只好喂干草和饲料。在既无粮食，又无干草的情况下，牧人们也想了许多其它办法，四子王旗有许多人甚至用冬夏天的马粪羊粪喂牛喂羊[xlvii]。浑善达克沙地有大量的榆树，1977年的大雪灾中，一些林区的人用榆树枝做饲料，将榆树用粉碎机压扁，青贮机粉碎，将榆树加工成松软的木质纤维，用于救灾。[xlviii]

    精料喂饲的制度化加强了牧区对外界粮食运输的依赖。在不能移场、没有干草的条件下，保畜往往只寄希望于外部的运输。1949年以前，政府对灾区很少有物资供应，旅蒙商人却往往趁机取利。1949年以后，政府的资源动员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交通条件和运输工具的限制，保畜能力仍显不足。以1955年为例，这一年内蒙雪灾区的汽车严重不足，许多地方都在争汽车。“乌盟牧区计划供应饲料三百五十万斤，迄今仅运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边远地带更是运不到。车辆通行实为困难，各旗要求给予汽车输进粮食和饲料”。察盟1955年“靠供应合作社作，力量很不足，经过再三的更改，计划供应上总产生困难。商厢旗计划饲料十八万斤，后来又追加三十七万斤，现在看来恐为不足，由于运输不及时粮食有脱销现象。如第一佐第十阿拉巴、金福田两口人入冬以来买不到粮食，杀吃了六只大绵羊”。[xlix]

    为了恢复雪灾时的交通，人们往往想尽了办法。1977年的雪灾使内蒙的交通阻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锡盟的盟——旗——公社——生产队路线基本上断绝。运输车队要以坦克车开路，从锡林浩特到西乌旗150公里，坦克车走了4昼夜。从锡林浩特到阿巴嘎旗，坦克车开路，40部汽车紧随其后，3昼夜只走了45公里，最后，坦克车坏了之后全部返回。[l]克什克腾旗100万头牲畜有30万头不能出牧，牧民们想起他们在1940年也遭遇过这样一次雪灾，交通中断使他们与1940年没有什么两样。当时停电停工，交通阻塞，电讯线路也中断。[li]在大雪灾下，似乎只有飞机可用。1953年冬至1954年春，呼盟、锡盟、乌盟和河套行政区连降大雪，积雪1尺左右，中央政府派飞机15架次，空投粮食、饲料，仍损失牲畜115万头；1955年昭乌达盟、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大雪灾，损失牲畜251万头；1956年内蒙古东部雪灾，损失牲畜120万头。这一年乌珠穆沁旗的牲畜群基本上无法移动，数十万牲畜缺粮少草。靠着飞机空投粮食和外盟远途支援的一点饲料，才勉强保留了部分牲畜。1977年内蒙古中东部大雪灾，空投的飞机达35架，同时出动的还有坦克、推土机和装甲车，死亡牲畜仍达220万头，占过冬牲畜的30%。[lii]1980年以后，交通运输水平大大提高，但雪灾中的死畜仍然很多。呼伦贝尔1983年11月到1984年的4月的雪灾是建国后的最大雪灾。积雪深度为1.5~2尺，交通阻断，既不能移场，也不能出牧，牧区四旗死亡牲畜41万头。1987年到1988年，积雪深度为8寸到1尺，道路受阻，抗灾物资基本上运不到畜群点上。[liii]1985年2月，克什克腾旗受灾，部分地区不能通车，受困时期只有1个月多一点。然而，赤峰——天山线停运一天，牲畜的死亡就达4000头左右。[liv]1980年以前，运输能力很差。如果仅依靠外界输入，可能引起牲畜的全部死亡。所以，当时的政府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打草和储草，也就是集中于预防。单从饲料供给的能力上分析。1980年以前的抗灾保畜，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意义的保畜，而1980年以后的雪灾保畜，传统意义上的保畜仍占很大比重。主要还是靠蒙古社会内部的保畜技术。

    除了饲料以外，还有其它用于保畜的物资。传统时代人们常将部分的受灾牲畜放到蒙古包内，蒙古包毕竟少，而且人畜共住一处，不合卫生。人民公社时代，提倡专用蒙古包，给一些老弱病畜或幼畜用。这些蒙古包往往由上级配给，配到畜群点或生产组。20世纪60年代以来，汽车用的大帆布成为牧民事先准备的抗灾物资。雪灾移动时，“把帆布的四角用绳子固定在车上，把羊群赶进去，或者用长绳把羊拴连在一起，然后给羊披上帆布，因为帆布比毡子轻，羊不至于被压死，并且不易湿透。在解放前后各地没有条件采取这种保畜措施。”[lv]

2、破雪放牧

    破雪放牧较早在中部干旱草原流行，四子王旗1952年的冬季遇到了5次雪，雪深1-2尺。所剩干草仅能维持20天左右，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恐慌，救灾的基本措施就是挖雪，破雪放牧。[lvi]呼盟的破雪放牧似乎较中西部牧区为晚，1965年—1966年冬春发生了严重的暴风雪天气。政府文件介绍呼盟牧民“首创”的破雪放牧方法。[lvii]破雪放牧因灾害程度不同具有不同的效果，大雪灾时特别有效。在1977年的锡盟大雪灾中。强行走“敖特尔”的牲畜往往不如就地破雪放牧的牲畜。在阿巴哈纳尔旗的一个牧场有破雪放牧与移场的对比。当时各队的瘦弱羊400只集中起来破雪放牧，结果这些羊未死1只，但走场放牧的肥壮羊尽管当时未死羊，但到1978年1月份变瘦了，出现了大量的死亡。其它社队的走场羊更是大批死亡。[lviii]

    在锡林郭勒盟，1977年的大雪灾使人工破雪放牧成为群众抗灾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盟委的号召就是“雪下要草”。有关部门做了一些铁耙，干部牧工人手一把，破雪放牧。同时，破雪作业中也出现了机械化的内容。在阿巴哈纳尔中部，机械动力的破雪机主要在平地使用，当时用东方红拖拉机拉破雪器，在山顶的雪薄处，用马拉破雪器。由于破雪器的需要量很大，群众大造破雪器。从抗雪灾的历史来看，愈到后期越注重破雪放牧，因为大多数人已实现定居游牧，冬营地住处比较固定，人不愿意迁移，就越来越多地采用破雪放牧的救灾办法。[lix]有时，部分牲畜走场放牧，但留下的牲畜要破雪放牧。这时，妇女和老人往往就成为破雪放牧的主力军，因为留在居民点的人就是他们。乌珠穆沁草原好勒圈河一带女模范那布其的先进事迹就反映出这样的状况。锡盟1977年的大雪灾中，那其布所在的村一部分牲畜走敖特尔，“留下的三百多头牛和五百多头羊在定居点进行放牧，她带领留在定居点的妇女们起早贪黑地挖雪放牧，勤垫卧盘，日以继夜地艰苦奋战”。[lx]

    《阿力玛斯之歌》反映中部草原的情景，其中描述了破冰开草场的场面。众多个浩特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推雪板推雪。由于地形变化，推雪板不太起作用，因外面有冰层。最后，牧民们汇集了一大群马，排着冲过去，将雪踏破，然后破雪才开出一块草场。然后，这种方法又在被逐步推广，所开的草场渐渐扩大。[lxi] 1954-1955年的冬春之季，郡王旗降雪严重，一些地区不但牧场被封，“甚至连走道路也被雪埋，不少牲畜都进入饥饿状况，放牧感到非常困难”。旗、区党政干部领导群众扫雪、破雪。五区孟格生产互助组用隔一个地方铲一块雪的办法让牲畜吃草，另外，牧工也用羊鞭子打沙蒿上的积雪，露出沙蒿让羊吃。在二区，群众到处割沙蒿的头子喂羊，沙蒿是沙滩上的一种高大的草，质量较差，平时羊根本是不吃的，有时只吃其嫩梢部分。现在，这种沙蒿却是羊的救命草。[lxii]当然，破雪放牧也不见得总是集体活动，在人民公社时代，畜群点上的人往往只有1户或几户，许多家庭或个人在雪灾中为了保畜也不得不破雪放牧。巴塔是锡盟的一名劳动模范，在1977年的那场大雪灾中，“他带领全家挖雪、清盘，破雪放牧，在同暴风雪大博斗的七十多天中，他们就清除积雪三千八百多立方冒着零下三十九度的严寒，天天坚持破雪放牧，饲料喂完了拿出自己的口粮来喂羊”。[lxiii]

    较度的雪灾可以利用大畜破雪。在克什克腾旗，一般牧民雪天放牧时先用耙子破雪，随后有序地跟上各种牧群，大畜在前面趟雪，小畜在后面寻草。[lxiv]跟群的牧人要破雪，与畜群一起活动。另外，雪灾时往往将畜群往往高处赶，因为高处雪薄。低平地的牧道往往被雪盖住，要现场开路才能通过。[lxv]

3、牲畜处理

    并不是所有的积极保畜的手段都管用，毕竟风雪无情。所以，消极的保畜手段也要应用，这就是屠宰牲畜。1949年以前，牧民一般在冬前将老弱病畜出售给旅蒙商人，或宰杀以备冬用。遇到雪灾时，也会随时宰杀牲畜，将有限的饲料集中用到其它的牲畜上，这样可以避免全部牲畜死光。早在1950年前后，政府对牧民的宰杀牲畜实施控制，每杀1头羊都要经过批准。政府官员为了数字上的成绩，故意不让牧民处理牲畜，也不让合作社冬前收购牲畜。1951-1952年锡盟抗灾总结中提到基层的一些干部不但限制牧民出售牲畜，也不许牧民雪灾中杀吃牲畜。“西苏旗三、四佐个别干部限制群众在打草、打井时杀吃羊，因而群众打兔子肉或宰畜说成病死畜”。“东苏旗有的佐干部，不许群众多吃牲畜，并严格禁止出售牲畜，因此牧民的老弱牲畜（合作社也不收购）无法进行处理，这样到春、冬受灾后死亡牲畜大部是老弱畜，如果把老弱畜已早得到很好处理，每年损失数就会减少的”。[lxvi]人民公社时期，牲畜头数涉及到政治，雪灾时宰畜有时甚至会被定为右倾而遭到批判。一般人干部和负责人不敢轻易宰畜。《阿力玛斯之歌》有一位有政治问题的统战部部长，他有落后思想，要宰畜度灾，包畜到户。他和大队女支书就发生了分歧，女支书最终在旗党委书记的支持下，顶住压力，破雪放牧，保畜度灾。而统战部长最终被发现被阶级敌人利用，而且他本人也因长期反对三面红旗被审查。[lxvii]

    既使这样，灾害严重时也不得不宰畜度灾，这些方法被官方称为被动抗灾。雪灾真正到来时，地方干部有时不得不采取及时措施，不然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1977-1978年锡林郭勒的大雪灾中，西乌珠穆沁7个公社20个队到该旗西北部松根山一带移场过冬，畜群被大雪围困，损失惨重，14万头牲畜仅剩1.6万头。当时牧民根据经验提出要处理1/3的牲畜以确保基本种畜、母畜和其它牲畜安全度过雪灾。地方领导被当时的计划经济和极左思想捆绑，同时对灾情存侥幸心理，犹豫不决，迟迟处理不了该处理的牲畜。最后指挥部下决心处理，但已到数九寒天，积雪加厚，灾情进一步发展，牧民已经缺吃少柴了，处理牲畜已无关大局，结果造成了大量损失。正确的牲畜处理往往需要专家进行预测分析，提出确保的数字，然后定出处理牲畜的数字，最后由旗领导拍板决策。以东乌旗1992年10月大雪为例，当时分管畜牧业的副旗长将确保的数字定为200万头，其余的处理。[lxviii]牲畜处理后，放牧时一般还要分类放牧。把老弱病畜、母畜和幼畜分别出来，各自单独集中照顾。蒙古人重母畜，灾期时非常注重喂料以增强其保胎能力。[lxix]

    许多时候由于对于灾情的悲观判断从而作出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往往不在于处理牲畜，而在于什么时候处理和处理什么样的牲畜。一般而言，牧民倾向于保住母畜和带胎的牲畜。对于公畜和种畜，往往处理掉。1956年，西苏尼特旗雪灾中种畜死亡很多，死亡率大概在10%左右，种畜的死亡数占种畜总数的20-25%。该旗敖干锡勒社牲畜死亡率占总头数的26.57%，但种畜死亡率竟占到种畜头数的59%。有一个村庄地方原有种牛13头，死了8头，原有45只种绵羊只剩下17只，15只种山羊只剩下5只。察盟因灾害死亡种畜过多，缺种畜800头（只），要求自治区给予调配”。又以1956年的雪灾为例。内蒙中部地区由于公畜被处理得过多，第二年的配种都成了问题。在农区或半农半牧区，农村中有重视耕、役畜，其它牲畜无论母畜还是种畜，都不予重视。“去年以来种畜损失较多，因此造成较多的空怀失配现象”。在察右后旗光明农业社，“10匹母马，去年全部失配，今年也无种畜，一区大青沟村有27匹母马，过去繁殖率很高，但今年连一个驹也没产，土牧尔台区全区只有三头种牛，和建农业社205头繁殖大牲畜，一头种畜也没有”。[l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