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

最近一百年,中国曾两度出现所谓“新史学”。前一次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最近的一次,有先后出现的名为《新史学》的杂志和同仁辑刊可以作证。前后两次“新史学”出现的历史情境以及它们的学术内涵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我看来,它们分别标志了百年中国历史学的两次重大革命:前者发轫于上世纪初叶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相继被引入中国之后,包罗万象而浑然一体的“史”被按照自西洋舶来的社会科学门类进行编组,形成了许多分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于焉兴起,并逐渐追求“社会科学化”;后者由于才刚刚开始,发展趋向尚不十分明朗,不过似乎已经呈现出了两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相反倾向:一是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二是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突出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和环境史(生态史)学中。据称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语言的虚构和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危言耸听,异帜高标,大有颠覆科学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之势;与之相反,环境史学继续探求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因果律(至少迄今为止仍是这样),由于它将众多自然生态现象和因素纳入观察的视野,不仅不反对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而且还力图将相关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应用于研究实践。如此看来,虽然同属“新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之“新”,主要表现为对科学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反叛;环境史学之“新”则主要表现在史学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及其科学性质的进一步强化。

与以往的史学分支相比,环境史具有哪些新的学术特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来研究和如何界定环境史。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的环境历史考察似乎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术阵营和学科范畴:一是自然科学家对环境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视为地球科学中地球史或者自然史的一部分;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史,乃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虽然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的课题,存在着相互资借、合作和对话的空间,但学术分野却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所研究的问题,时间尺度远大于后者,往往只关注大自然的自行演变,并不重视甚或不考虑人类因素;后者则以人类诞生为起点,以认识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双向作用为鹄的,即使具体课题是关于自然生态(如土地、河流、森林、动物等)的历史变迁,也特别强调人类活动的作用以及这些变迁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2006年11月在台北召开的“环境史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所提交的论文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关于什么是环境史,历史学者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出现了很多不同表述,经常被引用的是美国环境史学会所下的定义:“环境史是关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研究,它试图理解自然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可能和设置限制,人们怎样改变其所栖居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各种信仰、价值观、经济、政治和文化。”

该定义特别指出环境史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我理解:“跨学科”首先是指环境史兼跨社会和自然两大领域,不仅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这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所决定的;“跨学科”还应包括另外一重含义:由于环境史关涉自然领域众多方面(如气象、水文、土壤、生物等等)的专门问题,单个历史学者几乎不可能拥有如此博杂的科学知识储备,因此重大环境史课题研究的展开,往往需要通过不同学科(专业)学者之间的密切对话、交流与合作。也就是说,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路线,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研究,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学术特征。

把环境史定义为“关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研究”,标明了它具有独特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学术目标。根据这个定义,与以往的历史学相比,环境史还具有另外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在环境史中,自然因素不再只是人类历史戏剧里静默而僵死的“布景道具”,而是扮演了活跃而能动的“角色”,环境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弄清大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二,人类既改造自然,又依赖于自然,并不能脱离大自然而存在,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包括信仰、价值观、经济、政治和文化,只有结合特定的自然环境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因此,环境史的另一个学术目标,就是要考察历史上人类是如何思考、利用和改变周围环境,并且不断发展自己。对于环境史的这两个学术特点(或研究旨趣),中国学者李根蟠先生非常简练而明确地概括为:“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看似简单的话语,却预示着历史的观念、知识和解释体系将可能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

“自然进入历史”,意味着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只关心人类过去的学问,新的史学著述不只谈论人的故事,还要谈论地球生物圈内其他事物的故事。凡对人类活动产生过某种影响、人类曾经与之打过交道的事物,不论是生物还是无生命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历史论著中的“主题词”。毫无疑问,由于“自然进入历史”,环境史将继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之后再次大大拓展历史学者的思维空间,极大地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并真正实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人类回归自然”,则意味着采用不同于以往的立场来讲述人类的故事。环境史学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人类首先是一种栖居和从属于地球生态大系统的生物,生生不息的人类及其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流转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个立场,环境史将不断强调并且证明:尽管人类拥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文化能力,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大自然的许多束缚,但并不能脱除其生物属性,仍需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同其他生物一样,人类需要充足的食物、氧气、水和各种营养元素以维持生命,人类生命受到各种不利环境因素(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限制和威胁,围绕生命的维持和种群的延续,人们不断同周围环境打交道,开展各种活动,尽管能力不断在提高,但始终都无法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生态规律的支配“人类回归自然”需要对人类重新进行历史定位,以人的生物属性、生存条件和生活需要为逻辑起点重新讲述人类的故事。

环境史研究如何实践“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的旨趣?这取决于对环境史的学术架构进行怎样的设计。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实际情形是,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学科和专业出发介入这一领域,论题五花八门,路径各不相同,令人眼花缭乱,呈现出“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学术景观。虽然这是环境史学蓬勃兴起的一种标志,却也不免令人担心:环境史是否可能变成比社会史、文化史更大而且更加没有边际的“大箩筐”?

就全球范围来说,环境史的兴起亦不过三十余年,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术架构。从总体上将环境史定义为“关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研究”尽管是恰当的,但毕竟过于概括和抽象;而关于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已有的设计大多是一些罗列式的课题清单,而非逻辑严密的学科架构,不能很好地体现“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的学术旨趣。

我曾经建议引进现代生态学家所提出的“人类生态系统”一词,将它作为环境史的核心概念。基于这个概念,环境史既不仅仅是非人类事物(自然)的历史,更不仅仅是人的历史,也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由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中的众多事物(因素)共同塑造的历史。基于这个概念而开展的环境史研究,将人类与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运用现代生态学的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的技术方法,着重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揭示人类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在这样的学术架构下,研究者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入手,讨论难以数计的问题,比如,既可从某个时代、地域入手,亦可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某个侧面入手,森林植被、野生动物、河流湖泊、气候、土地、污染、人口、饮食、疾病、灾害、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性别、观念乃至政治事件、战争动乱……凡是人类与环境彼此发生过历史关联的方面,都可以设题立项进行探讨,最终目标是认识“人类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变。

无论具体的研究工作侧重于哪个方面,都须牢记自然和人类是一个彼此依存的动态整体,最终的落脚点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想真正认识人类生态系统发展演变的历史,正确地把握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需要努力超越“自然”与“人类(社会、文化)”二元分立的传统思维模式,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建立一套“人类—环境互动论”的生态史观和研究范式。

如果上述意见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环境史将是有史以来涵盖最全面、视野最辽阔的一种历史研究,并且是一套全新的历史解释体系。尽管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习惯,人们不妨将环境史列入“专门史”一栏,但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学分支相比,无论就其将人类与环境视为统一整体的思想观念来说,还是就其兼跨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的研究对象而言,环境史都更加具有“整体史”的特征。

在过去的历史著述中,“自然的故事”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早期的环境史学者非常迫切地想要进行填补,所以他们的研究明显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土地、森林、动物、河流湖泊……竟无意之中给自己贴上了“另类”的标签,被怀疑是不是在研究历史,甚至有人提出环境史并不从属于历史学,而是另外一个领域。其实,这只是一时矫枉过正的结果,并不是环境史研究的根本旨趣。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尽管环境史将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且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是以此为主,但决不轻视对人的历史探讨,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和诠释“人类的故事”,只是讲述和诠释所采用的立场和方式与以往历史研究有着明显不同。如果将人类排除在外,环境史将失去灵魂。不过,别人狐疑的目光,提醒环境史学者在坚守自己的学术方向、强化自身特色的同时,亦须积极地切入主流史学中的相关论题,推进环境史与其他史学分支之间的沟通和联结,这是环境史学者今后必须努力开展的工作,也是这门新兴学术最终跻身于主流史学高庙大堂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环境史兼跨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固然比起其他史学分支更具“整体史”特征,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历史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它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它并不能替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方面的专门研究,因为环境史的立足之处始终是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彼此联系和交相作用的界面。

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列为第一个主题,专门讨论了“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自然灾害及其应对”和“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类图像”等重要问题,这表明生态环境史在国际上已经逐步进入了历史学的主流。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在适应生态环境和利用自然条件方面,中国“历史经验”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可为解决本国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应当成为全人类所共享的珍贵遗产。应当说,环境史学在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一是中国历史拥有数千年的系统文献记录,其中包含极其丰富的环境史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千差万别,不同地域人类生态系统发育和演变的历史,既具有密切的相互关联,又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样本”。尽管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目前略显落伍,但却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势。由于环境危机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外学者在环境史研究方面将拥有更多的共同话语和更加广阔的平等对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