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学术研究 200812

    [摘  要]自然灾害的成因有自然和社会多重因素。对自然因素，人类不能苛责于自然，只能通过经验来适应自然，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来了解其规律成因，找出预防和应对的措施。对社会因素，可以多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改变人类利用自然的态度。人类家园的安全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首先，人类要保证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安全；其次，人类既要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又要能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安全战略。人类家园的安全性，有多种层次，首先是单个建筑的安全性。其次是城市和乡村的安全性，第三和第四则是国家的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安全。

[关键词]自然灾害成因；多重性因素；人类家园；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

在当前全球变化及自然灾害背景下，食物生产与人类生命支持体系、自然灾难与人类生命防卫体系等议题，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更凸显其现实意义。以前，笔者曾注意到中国历史上首都的粮食供应、气候变化、灾荒、水利等问题，这次就自然灾害的多重性与人类家园的安全性问题，谈谈想法。

一、自然灾害成因的多重性

    自然要素，如大气、海洋和地壳，在其不断运动中发生变异，如暴雨、地震、台风等。当其对社会造成危害时，即为自然灾害。人类生存于地球表面，影响人类社会或可导致灾害的变异，主要发生于地表附近的空间内，向上包括一定高度的大气圈，向下可达到一定深度的岩石圈，每个圈层内的自然变异与相应的自然灾害，都有各自的特征。按照自然变异的成因，可以把它们分为大气圈灾害、海洋圈灾害、岩石圈灾害与生物圈灾害等。[1](p2-3)自然灾害的成因，既有自然性因素，也有社会性因素。

    自然灾害成因的自然性因素，有多重含义。第一，自然界的基本要素光、热、水、土、气、动植物等处于变动不居时，它对人类和环境有影响。第二，自然界一种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如地震引发火灾、水灾、疾病等，火山喷发引起气候寒冷、森林火灾、城市毁灭等，海洋地震引起海啸、海潮等，干旱引起病虫害、土地沙化、盐碱化、草场退化、地面沉降、地裂等。而这些变化，同样对人类及其他环境要素造成危害。第三，宇宙中任何天体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其他天体，而且有时会影响地球上人类和其他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并造成危害。第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取决于自然要素变化的强烈程度、时间尺度、发生地区、交通通讯状况、政府反应速度和方式等多种因素。

    自然变化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有时也有益处。如人类可以利用潮汐变化规律来决定航海路线、捕捞地点和时间。对沿海地区来说，风力级别越小，海滩养殖和海上作业越安全。洪水在天然条件下，具有塑造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洪水是冲积平原的造就者，洪水能补给江河两岸和湖泊、湿地的水源及两岸地下水，维持两岸和湖泊、湿地的生态系统。洪水不仅对自然生态系统有益，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有益。对于自然灾害成因的自然因素，人类不能苛责于自然。历史早期，人类可以通过经验和知识，适应自然变化。各民族中都蕴涵着规避灾害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科学家可以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来研究其成因、规律，提出预防和应对的方案。

    自然灾害成因，也有社会性因素，如农业社会中人类的生产经济生活，就有可能成为自然灾害的社会性因素。陈志强教授提出，当代史学，不仅要对工业文明及其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持批判态度，对农业文明，亦应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2]笔者很同意这样的观点。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黄河的冲决和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黄河河患，都是河流改道、迁徙造成的吗?这当然有自然因素，更有社会性因素。汉朝贾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战国时，沿河两岸的齐、赵、魏三国，在黄河两岸修筑堤坝，各国大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河水有潴留区和行水通道，暴雨季节，河水盛涨，不会对人类社会有任何影响。当大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雨后河水干涸，留下淤泥，人民在干涸的河道上，耕田、建设住宅，于是有了小聚落，小聚落发展成大城郭。“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所亲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3]当大水再次来临时，就会冲毁民田庐舍。人民为了保护耕田庐舍，再次在河道附近数百步至数十里的地方，筑坝自救。于是民田和住宅侵占了河水的潴留区和行水通道。战国如此，汉朝尤其如此。

    自汉代至明清，随着人口的增长，大一统国家征收赋税欲望增强，黄河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都发生了人争水地的社会经济行为。《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河渠志》，很大部分都是阐述运河和黄河的水患及其治理。黄河、运河利大，害也大。对两河的自然灾害，对北方河流的灾害，顾炎武指出，早先江、河、淮、济四渎，是四条独立人海的河流。黄河水有潴留区如巨野泽和梁山泊等，有支流如屯氏河、赤河，分流人海。早先河决，为害沿河州郡。宋以后，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同归于淮．灾害更大。因为，第一，古时潴水区都被垦种。明清时，古时巨浸山东巨野泽、梁山泊，周遍“无尺寸不耕”，梁山泊方圆“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疑人耳”。第二，行水通道成为乡村和城市。“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故宜其有冲决之患也。”人民为什么占据河水通道?顾炎武认为，“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淤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淤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黄河东流人海，遇到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为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①“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两句话，揭示了河患的社会性成因。

    对长江下游的自然灾害，南宋的卫泾，宋元之际的马端临，都指出水患的实质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侵占了行水通道。卫泾认为，南宋初，东南豪强围湖造田，“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围田之害深矣。……围田一修，修筑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顿时隔绝，稍觉旱乾，则占据上游，独擅灌溉之利，民田无从取水。水溢，则顺流疏决，复以民田为壑。”[4](p233)马端临指出：“大概今之田，昔之湖也。徒知湖之水可以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5]王毓瑚则指出，永嘉之后，北人南迁，对耕地的需求增加，湖田、围田、圩田、坝田、垸田，都很普遍，这种充分利用低洼地和沼泽地的田法，主要推行于古云梦泽及其以东沿江沼泽地区，圩田成了长江中下游广大低洼地区的重要水田类型，围田和圩田，都是与水争地。[6](p316-322)其实唐宋以后出现的多种土地利用形式，虽然为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是，实质上却都是人与水争地、人与林争地、人与山争地。

    对海河流域的自然灾害，清人也看到了其成因的社会性因素。雍正三年举行畿辅水利，其时，允祥和朱轼的副手陈仪(河北文安人)，就指出河北淀泊附近农民贪占淤地的现象和危害，主张放弃淀泊周边的耕种利益，作为河北诸水的潴水区和行水通道。陈仪和高斌曾设法打击或改变侵占河湖淤地的行为。乾隆十年左右的东安县知县李光昭，及其聘请的学者周琰指出，永定河的水灾，是人民占垦河道，官府又按亩起科所导致：“北方之淀，即南方之湖，容水之区也。”“借淀泊所淤地，为民间报垦之田，非计之得也者。盖一村之民，止顾一村之利害，一邑之官，止顾一邑之德怨。”②应当由国家统一规划、施工、管理和使用河流，避免出于一村一县利益的水利或其他经济行为。乾隆年间，中国人口达到3亿，有非常强烈的土地需求，出现了严重的侵占水道现象。乾隆三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批评了全国各地贪占淤地的现象：“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则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蓄。……乃濒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匪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③因此，他严禁直隶及其他省滨临河湖地面，不许占耕，违者治罪。一旦发生，惟督抚是问。但是，由于清朝人口激增，这种情况是禁止不了的。

    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所冲毁的湖北垸田，实质就是垸田侵占了行水通道。这与长江流域环境变迁有很大关系，一百年间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掉了80％，武汉在几十年前还拥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如今这些湖泊只剩下了几十个，其余的全被填掉了。人不仅侵占了洪水的通道，而且还占据了湖泊，砍伐了森林，使森林拦蓄水流的作用减少。2008年春天南方发生冰雪灾害，一般归因于气候突变。如果仅仅是气候变化，科学和技术可以预测、预报、预防。但是这次冰雪灾害中倒塌的电线杆，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安装的。2008年5月四川汶川地震是自然灾害，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新建学校教学楼倒塌现象比较严重，而传统的羌寨民居、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楼房，损坏较小。可以说，最近10年的这三次灾害，社会性因素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程度。有些城市灾害，就是人祸造成的。

以上事实说明，有些社会因素本身就是自然灾害的成因，有些社会因素则加剧了自然灾害的致灾程度。事实上，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人类过度侵犯自然造成的。以洪灾为例，洪水变成洪灾，往往是人类无节制地与水争地，限制水合理的活动空间，违反自然之水运行通道所造成的恶果。对社会性因素，可以多从人类自身找原因，建立新的人类生产生活模式，改变人类利用自然的态度。

二、人类家园的安全性

人类家园的安全性，并非指传统性意义上的安全。首先，人类要保证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安全。其次，人类既要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又要能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安全战略，如粮食安全战略、水资源安全战略、能源安全战略、国防外交安全战略等。

笔者认为，人类家园有四个层次：第一，单个的民用建筑；第二，乡村和城市；第三，国家；第四，自然环境。民用建筑、乡村和城市，是小家园；国家是大家园，自然环境则更是大家园的前水后山、院墙周边的绿树红花。相应地，人类家园的安全性，也有四个层次。首先是单个建筑的安全性。民用建筑有舒适、实用、美观等要求，但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上的安全。过去有一些民间智慧，如堪舆家观察风水等周边环境，其中虽不乏迷信成分，但也有科学因素。地方性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家园安全的经验和知识，值得现代人认真总结。现在，则不仅应由建筑技术、生态环境、减灾防灾等专业机构来规划、执行，而且还要由社会科学家来规划建筑与建筑之间社会生态系统的安全。

    其次是乡村和城市的安全，指社会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目前，学者多从社会史、历史地理、城市史和现代化等方面来研究城市和乡村。笔者认为，还应从生态和环境角度，来重新评估乡村和城市的安全性。如：如何保证学校、公共场所社会生态系统的安全?保障安全的制度如何执行?谁来执行?如何消除城市灾难的人为因素?如何救助援助补助受害者和幸存者?乡村和城市是否远离地震断裂带或地震易发地带?是否既有水源保证又能免受洪水灾害?在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时，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和乡村是否有被海水江水倒灌之虞?目前，中国有多少乡村和城市处于危险的境地?黄河每年出三门峡的泥沙就有16亿吨，其中4吨泥沙沉积在下游河道，使河床每年淤高10厘米。现在下游许多地段河床高出地面3—10米不等，成为千余年来著名的“悬河”或“地上河”。济南、开封的民居，就在黄河堤坝下。黄河中下游的堤坝，难道不是悬在济南和开封城市居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吗?湖北、湖南垸田地区的民居，其安全如何?1998年的大洪水过去了，2008年的暴雨也过去了，谁能保证以后没有洪水暴雨?这些，都是生态和环境上不设防的地区，都存在着生态和环境上的隐患。

人类家园安全性的第三和第四层次，是国家的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国家的安全，是指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安全战略，如粮食安全战略、水资源安全战略、国防外交安全战略等。

(一)粮食安全。④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粮农组织的报告和会议，都提出世界粮食危机和解决设想。2008年5月，联合国召开了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会议，旨在根据全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提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的方案。自秦始皇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中国普通民众的粮食，一直未得到解决。外国学者称传统中国为“中国——饥荒的国度”。⑤1996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和学者们的讨论，中国政府表示中国能够养活自己。⑥但是，布朗所担心的问题，现在已经日益突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人口增加，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中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008年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要通过保护耕地、农田水利建设等重大措施使我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5％。但能否实现，还要看实际状况。

    (二)水资源安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水危机和地区水冲突的加剧，国际社会认识到水资源危机的严重性。1993年，47届联合国大会确定，自1993年起，将每年3月22日定为“World Water Day”(“世界水日”)，旨在推动水资源的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以解决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2003年，58届联合国大会宣布，从2005年至2015年为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主题是“Water For Life”(“生命之水”)。中国是农业大国，处于东亚季风气候区，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华北西北的水资源危机日益突出。青海湖近年来湖水水位持续下降。石羊河下游的民勤地区与黑河下游的额济纳地区，因流域水量减少以及上下游间分水用水不合理，导致了湖泊萎缩与土地严重荒漠化。华北地表水资源严重短缺，而不得不汲取地下水，致使浅层地下水普遍干涸，甚至抽取难以恢复和补充的深层地下水，地下水位下降到几十米至几百米。华北、西北许多大中城市居民用水紧缺，北京、天津自上世纪80年代进行小流域调水，但仍不能解决问题，目前不得不实行大流域调水，国家不得不斥资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按目前经济发展速度估算，2030年前，海河流域地下水将被全部抽干。而地下水在极度干旱年份，对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近百年来，华北平原还没有遭遇过类似明崇祯年间持续多年的干旱。一旦发生这类跨流域的持续多年大旱，黄淮海与长江中游旱情叠加，任何水利措施，都将难以保证社会对水资源最低限度的需求。

    (三)国防外交安全战略。就是在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时，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水资源危机、粮食危机以及贫民难民问题，对影响中国大陆安全、中国的经济贸易伙伴国家安全、中国邻国安全的因素，不仅在军事上设防，而且在气候变化上设防。

    目前，世界上许多地区发生气候异常变化。2007年非洲遭遇大旱，今年罕见的洪涝使100万人口受灾。欧洲则连续两年经历了异常的冬春寒冷。一向风调雨顺有美国谷仓之称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夏季也暴雨成灾，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河水暴涨使500万亩农田处于危险境地，玉米和大豆减产，而生物燃料的推广又使粮价上涨；加州连续两年冬季积雪太少，限制了农田播种面积和城市居民用水。2008年春，中国南方遭遇风雪冰冻，5月又暴雨成灾。5月初，缅甸遭遇热带风暴袭击，13万人死亡和失踪，印度东北部遭遇水灾，30万人死亡，30万人无家可归。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几百万人的生产和生活。今年气候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自然因素，有社会因素。就自然因素而言，2008年是强厄尔尼诺和强拉尼娜现象转换的年份。科学家预测未来50—100年，全球气候将趋于变暖。[7]

    气候变化引起淡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危机等问题，已经是不争之论。以往在研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时，一般只想到气候变化对各种产业、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的可能影响，很少想到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但是，现在，气候变化已超出科学和经济范畴，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有记者报道，近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芬格，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报告。报告称，未来20年，气候变化可间接引起战争，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制定军事及外交政策时，应该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准备必要时协助美国的盟友国家，以杜绝美国本土受到直接威胁。报告预测，2030年气候变化引起的天灾将导致人祸，加剧全球性的资源匮乏、饮水紧张、粮食短缺、贫困及难民等问题，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并导致区域性战争。如果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因自然资源引起的部落冲突，在未来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更为常见，那就会既牵扯美国的精力和资源，也会因自然灾害的影响，产生更多极度贫困的国家和难民问题，从而为恐怖组织或失败政府的滋生制造机遇。美国《200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审查“气候变化引起的后果”的反应能力。记者隗静曾指出，气候变化将会伤及到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关系的中东、非洲和南美等地区，不仅会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如出口减少、能源供应被中断，更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国家环境。[8]

    中国人口众多，粮食安全压力很大。中国的问题，一定是世界的问题。粮食安全，不仅关系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而且也关系着东亚地区的稳定。但是，中国周边的邻国，如蒙古、日本、朝鲜、韩国等其农业条件并不优越，气候变化会通过粮食、水源供给、灾荒来影响中国大陆、中国的邻国、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的安全。因此，在制定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以及难民问题，不仅在军事上设防，而且在气候变化上设防。

    生态环境的安全，包括消除环境污染等问题，使水质达到安全标准，使森林覆盖率增加，使空气更清洁，使水资源充足。人们可以给生态环境安全下许多定义，但笔者认为，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确立人类生产生活的边界和自然环境的边界，即确立人与自然环境各自的安全边界。其中划分人与水的边界，比较紧迫和重要。“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⑦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对五行之于人类积极作用的高度概括。水、土对人类很重要，对于农业国家尤其重要。在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中，由于水性柔弱，过去人类亲水、近水行为较多，侵犯水的行为亦较多。2000年来，中国人民已经过多地利用了自然界的各种要素，中国古代各种土地利用形式，其实质就是人与水争地、人与草原争地、人与山争地、人与海争地、人与林争地。中国人口增长之时，就是中国森林覆盖率减少之日。秦汉时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森林覆盖率是46—41％；清乾隆道光时(1840年前后)，中国人口4亿左右，森林覆盖率是21—17％。[9]颐炎武指出，水灾的发生，实质是“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从贾让，到顾炎武，有识之士对人水争地的实质，认识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们的主张却没有被采纳。今后是否可以达到“人不犯自然”、“人少犯自然”的境界?这既是政府决策部门考虑的事情，也应该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在空间上，要像确立自然保护区一样，给后代子孙留下几条能长久流动的江河之水、几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几处未经开垦的矿山；在时间上，要像目前实行的禁渔、禁猎期一样，给各种自然景观留下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

    人类家园的安全性，与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人类家园的安全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更凸显其现实意义。在人类家园安全性问题上，古今中外有怎样的认识?又有怎样的教训?中国古代国都的选址和营建，有许多原则，如国都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王者必居于天下之中。”关于古都的选址和营建，已有许多优秀成果，予以讨论。从人与水的关系上看，古人的认识，对今日亦有启示意义。第一，城市选址，必须既能预防水灾，又具有充足的水源。《管子·乘马篇》：“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元朝苏天爵说：“古者立国居民，则恃山川以为固。大江之南，其城郭往往依乎川泽，又为沟渠以达于市井，民欲引重致远，必赖舟楫之用。”

第二，城市、乡村的选址，国土的规划和利用，必须给水留下足够的空间。贾让指出：“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颜师古解释说：“川泽水所流聚之处，皆留而置之，不以为邑居而妄垦殖；必计水之所不及，然后居而田之。”就是说，在建立城市和居民点、土地开发利用时，要给水留下停留区和行水通道，这样才能使民田、庐舍有安全保障。他的意见，有比较广泛的借鉴意义。当然，今天，我们对人类家园的安全性，在人与水的关系上，应该比贾让有更多的要求。但是基本要求，应当是划定人与水的安全边界。国内外各民族，在如何适应、利用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上，都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历史经验和专门知识，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中国历史地理学和生态环境史，在东方人类家园安全性问题上，应该大有作为，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积极行动。

注释：

    ①参见《日知录》卷12《河渠》，黄汝成《日知录集释》(5)，第32页，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参见李光昭修、周琰纂《东安县志》卷15《河渠志》，乾隆十四年修，民国二十四年《安次旧志四种合刊》。

    ③参见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之《附录》，乾隆谕旨。道光三年刻本。

④粮食安全的概念和定义，始于1974年11月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粮食安全是“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该定义并不严格。国际粮农组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保障粮食安全的指标，就是粮食库存量至少应占当年粮食消费的17％—18％，低于这个水平就不能保障粮食安全。1983年国际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解释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解释影响较为广泛，其特点是强调粮食贸易。世界银行1986年认为：“粮食保障问题不一定是粮食供应力不足造成的，这些问题起源于国家和家庭缺乏购买力。”很显然，粮食的自由贸易比自给自足更重要。

⑤W．马洛里：《中国——饥荒的国度》[Mallory，W．(1926)China——Land of Famine．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61，转引自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所附参考书目，第1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⑥参见梁鹰编：《中国能养活自己吗?》，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及《布朗再沦谁来养活中国》，同书，第15—30页。

⑦参见《书大传》，引自《御定渊鉴类函》卷12《五行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参考文献：

    [1]刘波，姚清林，卢振恒，马宗晋．灾害管理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2]陈志强．在南开大学社会——生态史圆桌会议上的讲话[R]．

    [3]汉书(卷29)沟洫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4]授时通考(卷12)土宜·田制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5]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六·水利田[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6]王毓瑚论文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7]陶短房，田兆远，华莎．全球气候今年很反常[N]．环球时报，2008-07-11．

    [8]隗静．像防战争那样防气候突变[N]．环球时报，2008-07-11．

[9]姜春云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