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  南开大学

                         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 04期

 【摘要】编者按：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两条主线的交织延伸，一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条是人与人的关系。然而，史学家长期忽视前一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历史一度成为史学惟一的主题。虽然这种状况近二十多年来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意识到史学研究应有生态环境视野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寥寥可数。实际上，人类只有同时处理好上述两类关系，才可能有一个“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SARS尚给人类生活造成如此冲击和影响，各类疫情在此前社会中的肆虐状况及其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重视和总结以往人类自然灾难史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刊编发五位作者的笔谈文章，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同仁关注这一有待进一步开拓和研究的史学新领域。

    说起中国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当历史修养的人，也会感到茫然。在传统的史学视野中，瘟疫这样似乎无关历史发展规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不过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至多也只是历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故而长期以来，阅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让人不知“瘟疫”为何物。

    如今，生活在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享受着现代医学种种嘉惠的人们，对那种危害重大的瘟疫的记忆自然更是渐行渐远。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2年年底以来，一种全新的疫病SARS突然降临于神州大地。面对这一不期而至的现代瘟疫，社会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这令人不得不感喟，原来，那种能够危及全民的瘟疫并非只存在于尘封的历史中，而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现在，这场令人心悸的灾难至少暂时已经过去，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渐渐恢复正常，那些曾经由SARS带来的生活限制、紧张、焦虑以及混乱也自然会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无论如何，人们显然不可能轻易地让这场铭心的灾难如此迅速地消散，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失去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毫无疑问，非典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卫生问题，由这场现代瘟疫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面都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很好地省思。“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乃是中华民族早已烂熟于心的道理，事实上，所谓“后 SARS时代”的种种反思目前已在学界广泛的开展起来。这些反思是多层面的，既有对现实社会机制的批判和建构，也有对当今社会发展总体理念以及中国文化建设的重新思考，还有有关当下学术发展理路的反省，等等。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反思无疑都自有其价值，不过，无论如何，这些省思不可能仅仅立足于SARS本身而展开，而必然需要了解甚至深入认识人类以往的相关经验，否则，反思也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厚度。由此可见，对人类瘟疫历史的回顾与认知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面对非典，社会和民众一时表现出惊慌无措、应对失宜，也多少与今人对瘟疫史的失忆不无关系。

    显而易见，瘟疫绝不仅仅是自然生理现象，而是关涉医疗乃至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问题，故而，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其欲探讨的确切地讲，也就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以及医疗问题人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当然，开展这一研究，并非只是出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是源于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人之一生，与自身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似乎无关社会发展规律之宏旨的细微小事，其实正是人类历史最真实、最具体的内容。现代国际学术发展趋向，已经逐渐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关注以及对呈现人类经验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对历史上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精神信仰等与人本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则往往视而不见，瘟疫这一虽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显然并不直接关乎历史发展规律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自然就更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中了。在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衣食住行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注目，但直接关乎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仍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然而，实际上，只要稍作考量，便不难发现，疫病与医疗无论对历史还是当今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曾在《瘟疫与人》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①由于疫病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恐惧，因此，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形塑着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而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借助呈现和透视历史上的疾病医疗，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历史的变迁。由此可见，疫病社会史研究乃是一个十分重要并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从笔者自身的研究体会来说，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了解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环境与社会的变动、民众的心态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将可以使我们看到一幅“真实存在”却长期以来未被发掘的重要历史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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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9,262页。

历史学对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医疗的疏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乃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不过，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倾向在西方史学界就已出现改观，至今，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以及藉此透视社会和文化的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研究，乃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业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这一潮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海外乃至国内的中国史研究，1975年美国的邓海伦(Helen Dunstan)发表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疫病社会史论文——《明末时疫初探》①。随后，大约分别从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和大陆史学界也逐渐兴起了疫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海峡两岸的这一研究的兴起，并非仅是世界史学潮流影响而致，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80年代以来其内部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并予以积极反省的结果。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条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经济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了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②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社会救济、社会环境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在台湾，在梁其姿、杜正胜等人的努力实践和积极倡导下，其研究目前已渐成风气，成为台湾史学的热点之一。而大陆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甚至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同时，还不断有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始介入其中，显现出这一研究未来良好的发展势头。③由此，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刚刚起步但具有方向性和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人类瘟疫历史长期被历史学界所忽视，应该不是偶然的，个中的缘由，除了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相对较少、瘟疫本身不具有规律性等自身因素以外，恐怕更主要还与我们的学术理念乃至思想文化取向有关。那就是，在我们学术理念中，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及鉴往知来，往往热衷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或者历史规律的探寻，而惟独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虽然生命的可贵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不言自明，但在我们整体的社会理念中，个体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过是实现某种整体社会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其实，对生命的缺乏关怀又岂止只存在于学术理念之中，在我们的社会意识、统治思想中又何尝不是如此?稳定和发展对人的生存自然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一切不能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基础上，稳定和发展恐怕也就很难长久地保持，而且更为根本的是，若稳定和发展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福祉，那意义又在哪里呢?认识到了这一点，其实就不难发现，我们学术上以及现实中的很多积习其实都与我们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怀和珍视有关。比如，学术上，过于追求宏大叙述而轻忽历史细节，忽视人的生存境况等；现实中，施政办事不立足民生的改善而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匿灾不报，等等。如果从这一角度而言，瘟疫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与人类生存环境和境况息息相关的瘟疫的钩沉，将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上的生命，从而培养我们对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的意识。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前的境遇下，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有可能同时具备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由此可见，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的瘟疫与医疗的疫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在当前的情形下，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来说，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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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海伦：《明末时疫初探》，载《清史文集》(Helen Dunstan：“The Late Mirt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l．3．3，1975，pp．1—59)。

②  参阅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  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从社会到生命——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转载自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