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王宏英

                        （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01期

摘要：自民国迄今，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及学者分别从自然科学角度和社会历史角度对民国初年灾荒史予以诠释，依时间而言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依内容而言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其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诸如积累了一些资料、研究内容多样化等，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关键词：民国初年；灾荒史；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X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869（2005）01-0025-07

引言

记载民国初年（1912-1916）灾荒史的资料主要集中于各地的方志、资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孙中山全集》、《张謇全集》等文集之中，其它的相关信息则散见于报刊杂志里。依据这些资料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及学者分别从自然科学角度和社会历史角度对其展开研究，依时间而言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依内容而言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下面笔者拟以内容分类，以时间为序分别予以系统梳理。

1 自然科学角度的灾荒史审视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始，以竺可桢和李仪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首先尝试从自然科学角度对灾荒史进行研究。此后，其研究迅速勃兴。建国初期（50-70 年代），由于时局所限，自然科学工作者曾经独当一面。其间，历史方法成为灾害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致使大量灾荒史资料整理问世。时至今日，正朝着纵深化方向全面发展。

竺可桢，作为自然科学角度审视灾荒的奠基人，主要从地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科学揭示了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祈雨禁屠之类迷信行为的荒谬性。其这方面的论文多集中于《竺可桢全集》[1]中。后来，在其带动下，气象科学院又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2]，“第一次勾勒出了 15 世纪以来近五百年旱涝分布的主要特征和历史旱涝基本轮廓，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经济价值”[3]。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建国初期曾提倡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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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05-10-17

国地震的历史资料以供采矿参考。于是，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组织下，由范文澜等老一代学者主持，整理出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4]。此后，大批作品相继问世。如：《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5]和《中国地震目录》[6]等。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灾害学作为一门学科异军突起，则尤其显示了自然科学角度灾荒史研究的不可扼挡之势。

杜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编有论文集《灾害与灾害经济》[7]；孔繁文从森林对灾害的经济影响方面着手撰写了《森林灾害经济》[8]一书。此外，郭增建、秦保燕著有《灾害物理学》[9]，从物理学角度对灾害予以诠释。王子平等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写成《地震社会学初探》[10]。马宗晋等主编的《灾害与社会》[11]，则从理论上探讨了灾害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另外，90 年代后在钱学森的指导下，马宗晋和郑功成主编了《中国灾害研究丛书》12 种，被视为建国五十年来自然科学界对灾害研究的理论结晶。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天地生”综合研究联络组编的《天地生综合研究进展》[12]、张先恭之《本世纪我国降水振动及其与太阳活动关系的初步分析》[13]以及耿庆国的《中国旱震关系研究》[14] ，均对相关自然现象间的规律性关联予以探析。此外，也有一些工作者对区域化的灾害演变规律展开研究，主要成果有《我国华北及东北地区近五百年旱涝演变的研究》、《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保定地区近五百年旱涝相对集中期》[15]、《山东水旱灾害研究》、《河南省旱涝灾害减灾对策》[16]、《太湖流域历代水旱灾害研究》[17]、《江浙海塘建筑史》[18]等。灾害规律性著作的前后问世，反映了研究之深入。

《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19]一书则在对全国各类自然灾害进行综合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综观全局，以系统科学为主线对我国减灾活动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蓝图。紧接其后，王国治的《中国防震减灾工作》[20]则从微观入手，探讨了数年来中国防震减灾的若干措施。

总之，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灾荒史解读，不仅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和有效的研究方法，也为当今灾害应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2 社会历史角度的灾荒史审视

作为一种传统视角下的研究，由民国初年发展至今，其经历了由传统荒政模式向现代研究转化的过程。

2.1 灾荒史的叙事化研究

笔者这里所指的“叙事化”研究，是指将全国范围或区域范围的灾况、救荒措施、灾荒特点以及灾荒影响等娓娓道来之意。

2.1.1 就全国范围而言

《灾荒与饥谨：1840-1919》作为建国后第一本中国近代灾荒简史，“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冷静、科学的态度，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和近代社会”[21]。李文海等撰写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22] 和《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23]两书按编年形式对1840-1949 年间历年全国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的灾况、成因、各级政府的救荒措施分别省区加以详细具体的说明。而其另一力作《中国近代十大灾荒》[24]则对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自然灾害进行了论述。孟昭华在《中国灾荒史记》一书[25]中将中国数千年来的灾荒娓娓道来，让人越发感觉中国无年不荒、民生之艰难。刘仰东、夏明方合作之《灾荒史话》提纲挈领式地分析了 1840-1949 年间的自然灾害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史事。[26]《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27]中则收集了 800 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并配以近 30 万字的文字说明，生动再现了 20 世纪之自然灾害全貌。

另外，部分学者就全国范围内选取数次重大灾难作为个案、以时间为线对 20 世纪予以俯瞰，如《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28] 、《二十世纪大灾难》[29]、《20 世纪灾祸志》[30]、《百年大灾大难》[31]以及《古今大灾难实录》[32]等。

曹竣的《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33]和吴德华所著《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34] 以及张喜顺、羊守森之《民国时期灾荒探析》[35]三文均就 1912-1949年民国时期灾荒的特点、原因与影响展开论述。此外，还有以民国时段做背景就某一灾种专门论述者，如孙语圣之《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36]，主要论述了民国时期疫灾的成因、特点及防治，认为当时政府和民间在疫灾防治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施和金、胡惠芳均以蝗灾为考察对象，分别写有《论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及其社会影响》[37]和《民国时期蝗灾初探》[38]，对民国 38 年间蝗灾的特点、成因及危害加以审视。

2.1.2 就区域范围而言

李德民之《论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及其成因》[39]一文对陕西近代以来旱荒的影响及成因加以了阐释。王金香所著《近代北中国旱灾的特点》[40]一文则主要探讨了 1840-1949 年中国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各省的旱灾时间长、范围广，蝗疫等多灾并发，危害特别严重等特点。潘涛的《民国时期苏北水灾灾况简述》[41]稍微涉及民初，而将主要笔墨放到国民政府时期。《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42]一文则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北灾荒的灾情、防治及成效。李琪在《1915 年广东乙卯水灾灾况及灾后赈济初探》一文中主要讨论了 1915 年广东水灾的灾况以及灾后社会各方的赈济情况，且认为此次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赈济主体的多元化也反映出了民初以来中央政权的衰落，反映了地方绅商阶层势力的进一步壮大” [43]。王林主编之《山东近代灾荒史》[44]一书以山东为个案，清晰描述了自 19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灾荒情况。

2.2 救荒措施的研究

国家层面救荒措施的研究相对薄弱。民初，孙中山从建立现代国家的角度论述了如何防灾、抗灾、减灾。[45] 孟晋之《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46]一文中也只是点到了 1914 年北洋政府鼓励垦荒的积极救荒政策。地方层面救荒措施的研究虽稍为乐观，但仍缺乏系统性专著。张侃的《论北洋时期地方政府外债》[47]一文主要是对救灾经费问题的探析。李三谋、李震在《民国前中期山西的林业活动》中认为“辛亥革命后，三晋地方兴起了一种实业建设的风气，‘绿化山西’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阎锡山 1917 年以督军身份兼任山西省长后，植树造林成效尤其显著。[48]唐荣、李子诚之《民国初年怒江殖边述评》[49]一文主要论述了怒江地区殖边这一积极防灾措施。苏新留所著《民国时期河南灾民祈雨述略》[50]则提到了河南这一中原重地灾民面对旱灾的应对措施——祈雨。《民国前期湖南减灾防灾研究》一文主要从仓储、森林、水利三方面考察了民国初年湖南社会的减灾防灾问题。[51]董龙凯在《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临灾措施及评价》中记述并评价了 1855-1938 年间黄河泛区的多种临灾措施，并认旱灾害的灾况、社会应对机制、乡村民生以及乡村经济，但缺乏对民初河南自然与社会间互动之深入分析[53]为“生存自救中的人口迁移是一种消极但又十分必要相对彻底的避灾方式” [52]。苏新留所著《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综合考察了河南水。

鉴于水利在整个灾荒系统中的重大意义，不少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张謇即提倡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水利建设和水灾治理，并强烈呼吁尝试用公司制引进外资治理淮河。[54]郑肇经之《中国水利史》[55]主要探讨了自大禹——民国 30 年代间中国黄河、扬子江、淮河、永定河、运河、海塘的历史变迁和治理情况及水利职官的演变，是近代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水利的专著。张含英之《历代治河方略述要》[56]以人物为线对自大禹到民国初年治河方略的演变进行总结性的阐述。胡英杰的《民国初期信阳地区淮河干支流堤防的管理》[57]则对河南信阳地区淮河干支流堤防的管理进行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58]书中民国水利发展史中亦涉及到民初的水利建设，但主要以国民政府时期为主。

另外，李勤考察了民初救灾体制中滞后的一面。在《民国时期的灾害与巫术救荒》[59]一文中，他探讨了巫术救荒存在的原因，认为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教育程度较低，传统社会形成的对神灵的信仰及政府的默认均是当时巫术救荒存在的重要原因。

2.3 救荒主体的研究

部分学者对民初之要人给予颇多关注。如周秋光探析了熊希龄这一民国慈善大家对救灾的贡献[60]；庄安正在《张謇与民初苏北沿海的移民大潮》文中则肯定了张謇对民初苏北移民的重大贡献，认为这次移民“起到了大大提高该地区劳动者生产技能与素质，促进移风易俗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61]；廖良梅之《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的慈善事业论述》[62]一文则涉及到民初慈善家群体。另外，也有学者对中国红十字会这一国际性组织表现出极大兴趣。池子华的《中国红十字会的1912 年》[63]和周秋光之《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64]均探讨了 1912 年在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周秋光之另文《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与经费筹措》[65]主要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运做问题予以关注。张建俅所著《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66]一文则讨论了红十字会主要之经费来源——捐款、会费、政府补助及经费支出问题，认为对投资理财的重视是其区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重要特点。

李夏和魏文享分别论述了当时的商业群体山西 “北三渠”水利公司[67]和近代工商同业工会 [68]对救灾的重大功效。

从以上不难看出，学界多着眼于对上层人物或显势群体组织的审视，而对下层之救灾群体则相形漫忽。

2.4 灾荒影响的研究

就灾荒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这一课题而言，徐正学之《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研究》[69]一文认为灾荒是导致当时中国农村崩溃的重要原因。

王印焕的《1911—1937 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70]和《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离村的逃荒性及其社会后果》[71]以及郝正春、岳谦厚之《民国时期山西农村人口迁徙之分析》[72]则分别就灾荒对区域人口流动之影响予以阐释。

夏明方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中，“鉴于农村与自然灾害关系的密切程度及其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主要以乡村为中轴”，从灾害与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侧面展开，深刻揭示了民国时期灾荒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73]。汪汉忠之《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74]一书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入手，以苏北为个案研究了灾害发生的地理人文因素、灾害概况、赈济治理与对社会的影响，认为灾荒直接导致了苏北现代化的滞后。《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75]一文则从宏观上探讨了近代灾荒对社会生活方面的重大影响。

总之，学者多对灾荒的负面影响予以解析。

2.5 救灾制度的研究

郎擎宵和闻亦博从救灾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粮食制度入手，分别著有《中国民食史》[76]和《中国粮政史》[77]，而于佑虞在《中国仓储制度考》[78]一书中则论述了中国传统的仓储制度对救荒的重要意义。

当然，对救灾制度的综合考察也不乏见。《中国荒政史 》[79]即为民国当代人的一部专著。近来，孙绍聘著有《中国救灾制度》[80]一书。该书从公共政策学的视角出发，在比较中分别介绍了中国 1949年前后的救灾制度。吴鹏森之《现代社会保障概论》[81]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中亦提到民国初年的救灾制度。宋士云之《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绩效浅析》一文则认为：民国初年“尽管明确了救灾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初步建立了中央一级专职救灾体制，但所起作用有限”[82]。

2.6 其它研究

除以上研究之外，思想及综合视角方面的灾荒史审视则寥若晨星。

《张謇的海涂开发的规划思想与实践》[83]和《试论张謇的慈善思想和实践》[84] 两文皆从张謇的救灾思想入手对民初灾荒予以探析。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85]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救荒史专著”，[86]具有集大成和划时代的意义。书中，邓拓对历代灾荒史实、救荒思想、救荒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汇总和论述。

3 余论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灾荒史的研究中还包括一些资料汇编，其为民国初年灾荒史的深入研究夯实了基础。例如，《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87]、《 中国红十字会资料选编》[8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89]、《天祸》[90]等综合性资料以及《 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91]、《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92]、《 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93]、《 南阳县历代气象自然灾害录》[94]、《内江市洪灾志》[95]等地方性资料。此外，孟昭华、彭传荣还编有《中国灾荒辞典》[96]。

归纳以上，不难看出民国初年灾荒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诸如积累了大量资料，研究内容多样化等，但成绩的背后，掩映的是明显的不足。

表现之一：缺乏民初这一短时段、有相当研究深度之专著。大多著作均是以民国时期这一长时段为着眼点展开论述，而短时段的论述又多关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或 20 年代以后的情况。正如张宪文所言：“1949 年以来，北洋军阀史一直被冷落”，“学者们对北洋政府及其统治者多数采取比较简单的贬抑态度”。80 年代以后虽然稍微改变，“但总体上来说，研究是不够的”[97]。

表现之二：资料整理型的著作或论文偏多，而研究性成果相形不足。《中国灾荒史记》、《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等，均不失为再现百年灾荒的优秀著作。但随着灾荒史研究的深入，仅有一些资料的累积是绝对不够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有效充分利用现有的大量资料来说明问题，以资借鉴。

表现之三：研究内容需要拓展。学界对救灾思想、主体、措施及影响问题只给予了粗线条的勾勒，而对其中一些细节问题则轻而视之。政府对灾荒的具体应对机制怎样？资金问题在民初救灾中的影响怎样？地方与政府在救灾机制中的互动关系如何？一些重要的民间救济组织，如华洋义赈会、救火联合会等在整个救灾机制中的功效如何？对现今有何借鉴意义？等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表现之四：理论运用及视角上的单调。综观民初灾荒史研究，要么是叙事化范式，要么是现代化范式，之外的运用就乏见了。像灾荒史这样的课题，如从政策学、制度学、灾害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视角予以审视，可能更易于得出科学的结论。表现之五：自然科学角度的研究与社会历史角度的研究缺乏对话的平台与合作之氛围。就目前而言，自然科学角度的灾荒史研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并对区域或全国范围内一定时间内的灾荒规律予以探讨，同时还作出了多学科交叉综合考察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历史工作者若能站在巨人肩膀上，从自然地理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展机制等的密切关系中孜孜以求，那将非常令人欣慰。反之，亦然。

以上各点严重制约了民国初年灾荒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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