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轲风

(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昆明, 650091)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4卷第2辑　

[作者简介]张轲风(1978—),男,山西长子人,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历史文献。

[提　要]瘴气研究是目前环境史、疾病史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南方的环境疾病被一致书写为“瘴”,而不是别的某种表述?“瘴”原作“障”,“障”字在东汉中后叶(127-200年)已具备描述环境疾病的功能。“瘴”字则可能出现在西晋至南朝刘宋初年的一段时期,或许是从“障”的俗字———“ ”演变而来。从字源、字义与文字的表达意象来看,“障气”之“障”凝结了空间阻隔意象与边疆意象,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广泛使用,则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强烈的地域意识。

[关键词]障　瘴　空间阻隔　边疆意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瘴气研究成为热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学史、社会疾病史及环境史研究当中。研究的主要视点在“瘴”是什么;瘴区分布及其与南方开发、汉文化传播的关系;解构瘴气的文化内涵等几个方面[1]。从研究现状来看,以往的瘴气研究没有解决的是,为什么南方的环境疾病被一致书写为“瘴”,而不是别的某种表述?古人如何完成了对“瘴”之名称的构建?“瘴”名的构建及其意象能够表达什么样的地理、文化观念?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从字义考释入手,分析“障气”说的生成、从“障”到“瘴”的语言重构及其对地理体验的表达,希冀进一步深化人们对瘴气本身、人文地理空间以及地域政治关系的认识。这不仅“有益于充实对‘瘴气’早期认识的理解”[2],而且也对丰富时下多重视角的瘴气研究颇有助益。

一　汉代对疾病———环境的认识与表述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大规模流行病现象。六朝以后的历史记录渐渐形成了对这种环境疾病的一种固定表述,这就是“瘴”,并派生出“瘴疠”、“瘴气”、“烟瘴”、“瘴毒”等众多复合词。但是,在《史记》、《汉书》等早期史书记载中,并没有出现“瘴”字,《尔雅》、《说文》、《释名》、《方言》等字书也未见录该字。不过,这并不表示“瘴”的缺席,仅仅是“瘴”的表述缺席而已。

据历史记载观察,两汉时期对南方疾病-环境主要呈现出“湿”与“毒”两种表述特征。两汉时期,南方“卑湿”的表述出现频率极高,“卑湿”意指南方“土薄水浅”,其与北方“土厚水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北方“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充满了清淑之气;反观南方,则是“土薄水浅,其恶易覯”[3],“江南卑湿,丈夫早夭”[4]。由此,南方暑湿致病乃至短寿成为中原汉人的一种定式思维。西汉人贾谊在政治上遭遇挫折,赴“卑湿”的长沙就任,便有了“寿不得长”之叹[5]。《史记·南越列传》记载,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征讨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同传太史公曰:“隆虑离湿疫, (赵)佗得以益骄。”《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记:身处西南地区的汉军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这里对南方疾疫的表达,统一使用了“湿”的概念。《汉书》中则增加了“毒”的概念认识。《汉书·王莽传》提到对南方用兵时说:“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汉书·贾捐之传》载:“(骆越)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6]相比《史记》而言,《汉书》的描述详细而全面,这说明人们对南方疾病-环境认识的进一步加深。

上述史料出现了“卑湿”、“暑湿”、“湿”、“毒气”、“雾露气湿”、“毒草虫蛇水土之害”等多种表达形式,而“湿”与“毒”则是两种基本的疾病-环境表述,并将这种“湿毒”环境导致的传染病概括为“大疫”、“湿疫”、“疾疫”。正如《汉书·严助传》描述南越国的恶劣环境:“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7]言下之意,潮湿、炎热、虫毒弥漫的南方环境正是酝酿疾疫的温床。总之,这里没有“瘴”的影子。两汉时人对南方疾病-环境的认识体现为暑湿、虫毒与疾病之间的一般病因联系,并没有超脱出当时医学的认识程度与表述范畴。

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指出,“瘴”不仅是历史时期人们对南方疾病环境的表达话语,也常常把高原反应表述为“瘴气”(通常称作“冷瘴”)[8]。《南齐书·芮芮虏传》提到四川以西高原地区的环境时说:“瘦地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9]《通典·边防六》则记:吐蕃地区“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10]实际上,《汉书·西域传》谈到罽宾国交通时,对高原反应已有较详细、直观的描述:“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11]大、小头痛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属于葱岭山脉,史料提及的症状无疑就是高原反应[12]。人们对这些基本症状的认识(头痛、身热等)甚至与这些地区紧密结合在一起,演变成为富有特色的地理名称。不过,这仅仅是对症状的平实描述,并没有借用任何一个外在的“表述”进行指称。因此我们看到,针对高原反应,汉代也没有形成“瘴”的话语表述。

从汉代留存下来的历史表述来看,当中原势力刚刚向更为广阔的地域扩散的时候,其遭遇的不是“瘴”,而是“湿疫”、“毒气”、“头痛”等因南方“卑湿”而致病,即谓“暑湿”或“湿疫”;因高寒而致病,则云“头痛”、“身热”,可谓名符其实。而“瘴”这一蕴涵特殊意象的称谓尚没有成型。在我看来,“瘴”的缺位实际上就是某种空间、文化观念的缺位。如果“瘴”仅仅指的是一种疾病,或者多种疾病的总称,那么这个字眼也不会大量充斥在历史文献的记载当中, 它也很难引起众多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探讨的兴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瘴”不仅是一个疾病概念,而且是蕴涵着丰富讯息的文化地理概念。那么,它又来自哪里呢?又如何实现了“南方凡病,皆谓之瘴”[13]的概念固化与泛化？

二　“障气”说的出现与“瘴”名的形成

三国至南朝刘宋时期,文献中频频出现了“障(鄣[14])气”的说法。《太平御览》引三国《永昌郡记》云:“(永昌)郡东北八十里泸仓津,此津有鄣气。”[15]西晋人左思《魏都赋》云:“宅土熇暑,封疆障疠。”刘宋人鲍明远《乐府八首·苦热行》:“鄣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李善注引三国人曹植《七哀诗》云:“南方有鄣气,晨鸟不得飞。”且注引宋永初年间《山川记》云:“宁州障气菵露,四时不绝。”[16]《六书故》云:“瘴,之亮切,山海之厉气,中者辄疾,曰瘴,本亦作‘障’。”[17]可以断定,这里的“障(鄣)气”就是后来的“瘴气”。

那么,“障气”说始于何时呢?今本《淮南子·地形训》已出现“障气”一词:“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18]清人王念孙认为,这是后人妄改的结果:“‘障气’本作‘水气’,后人以‘水’与‘泽’相复,故妄改为‘障’耳(《礼书》引此已误)。不知凡水皆谓之水,而水钟乃谓之泽(见《周礼·大司徒》注),且‘泽气’与‘山气’相对,后人以‘水’与‘风’气相对,义各有取。改‘水’为‘障’,则义不可通矣。《太平御览·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内两引)引此并作‘水气’,《酉阳杂俎·广知篇》同。”[19]清人于鬯则提出反对意见:“若王氏以‘障’字为后人妄改,是直谓凭空改出一‘障’字。后人虽妄,未至此也。”[20]王子今根据于鬯、梁履绳等人的意见,基本上认可《淮南子》里出现的“障气”就是“瘴气”[21]。但在笔者看来,后人妄改“水气”为“障气”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有三:第一,唐宋文献《酉阳杂俎》与《太平御览》五次征引该条,皆作“水气”。甚至,清人编纂的类书《渊鉴类函》引该条内容,亦作“水气”[22]。这几乎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岂能视而不见?第二,从文义上看,“喑”具“哑”义,唐代以前,对“障(鄣)气”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不大可能将其与“哑”联系在一起。唐以后,“瘴”不仅成为一个固定的疾病表达词汇,而且人们认识到了“哑瘴”的存在。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云:瘴病“最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痖瘴”[23]。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可能据“喑”之义,妄改“水”为“障”。第三,在两汉文献中,“障气”仅《淮南子》一见,《史记》、《汉书》中均未出现“障(鄣)气”。在“障气”概念尚未成型之前出现“障气多喑”的表述,的确令人怀疑。因此,如果《淮南子》原文确为“水气多喑”的话,结合《淮南子》的成书时间,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西汉汉武帝时期已形成“障气”这一表述。

从传世文献来看,最早将“障”与环境疾病联系起来的是东汉郑玄。郑玄解释《周礼·地官》中的“地慝”云:“地慝,若障、蛊然也。”又云:“地慝,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属。”由此可见,郑玄理解的“地慝”类似于“障”、“蛊”那样的“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这里出现的“障”表达的是一种与地域有密切联系且具神秘色彩的恶疾意象。唐人贾公彦疏则明确认为“障即障气,出于地也”[24]。郑玄所处时代为东汉中后叶(127-200年),这至少说明:“障”字在这一时期已具备描述环境疾病的功能。

与“障(鄣)气”一词相比,“瘴”字出现甚晚。左鹏认为,“瘴”字的出现“不晚于东汉”[25],依据是《后汉书》的五次记载。《后汉书》的成书时间在南朝刘宋初年,而“瘴”仅是一种表述形式,不能据后写之书而认定东汉已出现“瘴”字。三国、西晋前后的文献虽已零星出现“瘴”字,但不能排除“障(鄣)”被妄改为“瘴”的可能。一直到刘宋时期,仍主要写作“障气”,而不是“瘴气”。“瘴”字很可能出现在西晋至南朝刘宋初年内的一段时期。

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内,“瘴”字两见。《三国志·公孙瓒传》:“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三国志·陆胤传》:“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26]。但经学者考证,这两处出现的“瘴”都是前人将“障(鄣)”擅改为“瘴”的结果。王子今据《文选》李善注引资料指出:“岁有旧风障气之害”起初有可能写作“岁有疠风障气之害”[27]。“舊”与“癘(厲)”形似,王子今的论断很有道理。张文则指出:监本《公孙瓒传》内出现的“障(鄣)气”,被库本擅改为“瘴气”[28]。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就郑玄注“若障、蛊然也”所下的案语是:“《玉篇·疒部》云:‘瘴,瘴疠也。’古止作‘障’。《三国志》公孙瓒、全琮传,日南、苍梧、南海并有障气是也。”[29]这说明孙诒让看到的《三国志》版本仍为“障”而非“瘴”。但是,张文接着提到“包括《后汉书》在内的瘴字系后人窜易”,这种说法则缺乏事实依据。《后汉书》内“瘴”字五见[30],数量之多,不可能皆为后人统一窜易。再者,《后汉书》为南朝宋人范晔(398—446年)所撰,南朝梁人顾野王(519—581年)《玉篇》内已收录“瘴”字,释为“瘴,之亮切,厉(疠)也”[31]。梁距宋不足百年,范晔生活的刘宋初年极有可能已出现“瘴”字。

综上所述,“瘴”原作“障”,“障”字在东汉时期已具备描述疾病的功能,而“瘴”字的产生很可能不在东汉时期,而是西晋至南朝刘宋初年内的一段时期。南朝刘宋以后,“瘴”与“障”、“鄣”多并行使用。《魏书·高宗文成帝纪》:“遇瘴气,多有疫疾,”《司马叡传》则云“障气毒雾”[32];《南齐书·州郡志上》两次出现“瘴”字,而《芮芮虏传》则云:“瘦地辄有鄣气。”[33]到唐代,“瘴”的表述已经成熟。“鄣气”仅于《隋书·樊子盖传》[34]一见,且《北史·樊子盖传》已改作“瘴气”[35]。而唐修正史中共出现“瘴”字19次,其中以“瘴疠”出现的频率最高,达到14次。唐修正史下及《清史稿》,“瘴”字共出现285次,其中“瘴疠”一词出现70次,占三分之一,成为表达南方环境疾病最为常用的一个复合词。而在《旧唐书》以下的正史当中,已丝毫不见以“障(鄣)”代“瘴”的情况[36]。这充分证明:唐代的“瘴”已从“障”的意义范畴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与“障”的古今字关系,而“瘴”的观念与意象也逐渐成熟,成为描述南方环境疾病的一个特有名称。

三　“障”的空间意象:地理阻隔与边疆色彩

既然“瘴”原作“障”,分析“障”所具有的意象,就成为揭开“障气”表述之谜的关键。根据《说文》的解释,“障,隔也,从阜章声”[37]。过去,人们仅仅把“障”字看作形声字,从阜章声,似乎“章”止表音。实际上,义存于声,声近则义通。对此,古人曾提出“右文说”,即汉字字义与其声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循着这一思路,“障”也可以得到解释。“章”字具有“山顶平正”之义,《尔雅·释山》记:“上正,章。”郭璞注:“山上平”。郝懿行《尔雅义疏》云:“《文选》诗注两引,一作‘山正,鄣’;一作‘山正曰障’,‘障’与‘鄣’同皆假借字;‘山’与‘上’,字形之误也。”[38]原本《玉篇》引《尔雅》亦作“障”[39]。此外,《文选》李善注引尚有“上正,嶂也”的说法[40]。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载,湖北安陆市东之“章山”,也有“漳山”、“障山”等同音异名之称谓[41]。在地域指称上,章、漳、障、嶂、鄣等同音字的使用往往复杂而混乱,相互借用的情况很突出。这正好说明它们是语言学中所指的“同源字”。

其中,“障”的地位比较特殊,该字产生甚早,也最为常用。“障”字从阜,最早或许仅指“障防”,属水利用语。《国语·周语》云:“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且韦昭注云:“陂,障也。古不窦泽,故障之也。”[42]《史记·郑世家》云:“障大泽,以处太原。”《史记集解》引服虔语曰:“陂障其水也。”[43]“阜”象土山、丘陵之形,阜部文字皆具有因土山、丘陵而形成的“阻隔”意象。因此,《说文》的“障”之“隔”义,可能是该字最早的一个引申义。由于“障”字产生甚早,“障”字的“阻隔”含义成为最常用的引申义,而兼具本义的功能。《广雅·释诂》即将“障”与“壅”、“隔”、“蔽”、“翳”等词汇列为同义词[44]。

汉字总是伴随着大量俗字的产生而发展。“障”字的用途太广,一字兼数义,使用起来容易混淆。因此,汉代以后出现了很多从“障”字中分化出来的俗字,使其义有专属,形符于实,如“墇”、“嶂”等字。原本《玉篇·阜部》记:“壅防以泽为‘墇’字,在土部也。”《玉篇·土部》又记:“墇,正让、止杨二切,隔塞也,壅也,防也。《国语》曰陂墇洪水,亦作‘障’。”[45]可见,“墇”字分化出来,以代表“障防”、“陂障”之“障”。“嶂”字也是“障”的俗字。《一切经音义》云:障,“或从山作嶂”[46]。在表达“山形阻隔”意象方面,“障”、“嶂”相通。文献中频繁出现了“重岩叠障”[47]、“连岭叠鄣”、“岩嶂千重”[48]等表述。《南齐书·张融传》云:“广越嶂崄”[49],“障险”二字本在阜部,如今为形符于实,被置换到了山部。同样,“瘴”原作“障”,也是汉魏以来从“障”字中分化出来的俗字。由此可见,“墇”、“嶂”、“瘴”等俗字的出现都是通过置换义符,使其更加形符于实的结果。这些俗字与“障”字音同、义近、形似,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可以相互借用。既然“障”一字兼数义,在最初的“障气”表达里,就会凝聚“障”所具有的多重意象。

从意义联系来看,“障”、“嶂”所具有的山形阻隔意象与“瘴”的使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前文献中“障”与“海”常常对举,如“陵海越障”[50]、“悠悠越障,决决闽海”[51]、“隔绝障海,水土气毒”[52]等。这里的“障”或为山名[53],或指称山地,而不是“障气”。有趣的是,隋唐以后,“障海”表述逐渐被置换为“瘴海”。如《旧唐书》记:“北越阴山,南逾瘴海”;“沦身瘴海,可为伤心”;“逐徐、薛于瘴海,置綮、朴于岩廓”[54]。

“障气”之“障”不仅具有“障”的山形阻隔意象,也蕴涵着边疆、边界意象。《尔雅·释言》云:“障,畛也。”郭璞注:“谓壅障。”郝懿行《尔雅义疏》云:“畛者,《说文》云:‘井田间陌也。’《文选·东京赋》注引宋衷《太玄经》注:‘畛,界也。’……障者,《说文》云‘隔也’,释文又‘界也’,然则障、畛皆有界限之义,界限所以隔别也。《文选·北征赋》注引《苍颉篇》云‘障,小城也’。按:城垣为限,与田陌为界其义亦近。障、畛,又一声之转。”[55]由此可见,“障”具有因“隔别”而生成的“界限”之义。《淮南子·要略》:“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56]这里的“障”为意动用法,是指北面以河为障界。《淮南子·览冥训》亦云:“界障险阴。”[57]很明显,这两处“障”都具有“界”的意思。

从“障”到“界”的内涵表达,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山川造成了地理绝隔、交通阻断,使其成为阻碍人类交往的自然界限。在此基础上,依山川形便的“障”形成了如“障(鄣)塞”、“边障(鄣)”、“亭障(鄣)”等一系列与边界、边疆有关的表述。《战国策》记张仪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缴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58]这里涉及的“缴亭鄣(障)塞”均是边疆军事设置。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障谓塞上要险之处别筑城,置吏士守之,以捍寇盗也。”[59]《汉书·武帝纪》云:“行坏光禄诸亭障。”颜师古注:“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因此,《苍颉篇》有“障,小城也”的解释。

“障”不仅是边疆军事设置,而且是内地与边疆进行区划的地理特征。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云:“旷哉绝域,往往亭障。”[60]《汉书·王莽传中》云:“有鄣徼者曰边郡。”《汉书·宣帝纪》韦昭注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61]因“障塞”而标定的地理划分,实际上就是常说的“塞内”与“塞外”。正所谓“亭障之下,蕃华参处”[62],在“障内”与“障外”之间,就是现代学术界所说的“中间地带”或者“过渡地带”,它构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空间的一条分水岭。明清时期的“烟瘴”一词作为官方用语,特指的就是遥远的边疆地区。《明史·刑法志》云:“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又记崇祯十一年(1639年)谕兵部文:“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63]由此可见,“障”的表达一向与中央王朝视野下的边疆地区紧密联系,其本身蕴涵着浓郁的边疆色彩与“绝域”意象。

四　“障气”说的生成与从“障”到“瘴”的话语重构

目前,学术界对瘴气的文化意义已有深刻认识。龚胜生等人发表多篇探讨瘴病分布的文章[64],着重指出:两千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和瘴域变迁存在明显因果关系。左鹏的《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则从瘴疾“同样也是某种观念形态的反映”的文化视角入手,阐述了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之间的关系,认为宋元时期瘴疾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势力的进退盛衰,各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中原文化影响程度的深浅[65]。王子今敏锐地注意到:“‘瘴’写作‘障’,应与这种自然现象阻断交通的作用有关。而‘障’和‘嶂’之相通,则与瘴气往往发生在原始山林的情形也是一致的。”[66]张文则指出:“障气一说之产生,源于中原王朝在岭南一带进兵受阻后的历史记忆”。所谓的瘴气与瘴病,始终与汉文化的推进以及少数民族的聚迁相伴随[67]。笔者认为“障”字本身即具有空间阻隔与边疆意象,这正是对上述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申说。

两汉时期,当汉文化刚刚向更为广阔的地域扩散的时候,其遭遇的不是“瘴”,而是“湿疫”、“毒气”。汉王朝对南方的多次用兵均以失利告终,其原因正是南方的湿毒环境导致“湿疫”,从而阻碍了汉王朝力量的南下与汉文化的渗透。其时,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被描述为边徼障塞之地,地形复杂,环境恶劣,中原王朝控制区与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理环境差异。汉代行政区划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临谷为塞,因山为障”[68],在自然地理的空间阻隔基础上建立了有形的“徼亭障塞”边防设施。“亭障之下,蕃华参处”。由徼、亭、障、塞连缀起来的,正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空间的一条自然分水岭。而“障内”与“障外”、“塞内”与“塞外”,就是汉族与非汉族划分(汉夷之别)的一种地理空间基础。然而,当汉文化试图突破“自障蔽以伺敌”的有形界限(边防要塞),向更远的空间地域进发时,他们却遭遇了一条无形的界限阻隔。这就是因不能适应环境而导致的疾病,通常说法是“水土不服”。正如萧璠先生说的那样:“北方人由于较缺乏或不具免疫力,下行南国就难免感染发病,甚至死亡。这不但造成北地居民不愿意并恐惧南行的心理,也给历代政权在统治南方的工作中带来了许多问题,导致困扰、不便、损失、挫败和大量的生命牺牲。”[69]尽管美国学者大卫·贝洛的研究将瘴疠等同于疟疾这一点还值得商榷,但他对瘴疠与国家边疆控制关系有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民族管理力量与中央王朝势力博弈的背后是“蚊子无情的嗡嗡声”。由于瘴疠的影响,西南边疆形成了长期限制行省管理空间的界线,而土司制度存在的地理环境基础也正是瘴疠[70]。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央与边缘之间,除了有形之“障”外,尚有无形之“障”存在。

此外,汉王朝多次南下而受挫,以及早期中原人口对南方环境的不适应,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对地理、环境、疾病的“受阻”体验。这种“受阻”体验进入观念世界,借助固有的医学常识,随即演变成为某种特定的、刻板的话语表述,如“毒气”、“湿疫”等等。但固定表述的构建与成型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人们在反复体验、反复表述的过程中,最终会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词汇。就区域性的疾病-环境而言,人们最终选择了“障”字。因为它具有“阻隔”之义,几乎可以表达实体与精神层面的一切阻隔意象[71];它还有“界限”之义,是对边界、边疆、边地的一种固定表述。而汉代的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原王朝视野中名副其实的边地;再者,它能够表达“因山为障”的阻隔意象,这与南方的地形环境无疑正好吻合。由此,这种特殊的受阻体验被合情合理地凝练成“障气”这一表述———尤其是面对南方雾霭重重的环境,人们更容易产生“气”的联想[72]。由此来看,“障气”说的生成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强烈的地域意识,在政治上,它表达了中央秩序向边疆空间推进时军事受阻的历史记忆;在文化层面,它则凝结了汉文化向边疆地区渗透的特殊地理体验。当然,这一看法是对两汉前后的汉语史料进行梳理以后得出来的,汉语文化对非汉族地区的描述,体现的是自身的感受与经验。由于我们已无法看到同时期的南方民族文献,很难了解当时的南方原住民如何来表述这种客观存在的疾病-环境。因此,我们仍旧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瘴气”概念本由南方民族所创造,而进入南方的汉族人口只是转述其义而已。

“障”后来何以又演变为“瘴”了?这或许是一个话语重构的过程。从字形演变来看,“瘴”字的出现可能与“ ”字有直接关系。“ ”是“障”的俗字,《玉篇·阜部》记:“障,之尚、之羊二切,隔也,或作‘ ’”。《玉篇·广部》又记:“ ,之让切,蔽也,亦作‘障’。”[73]《玉篇》收录文字比《说文》多出六千余个,主要是汉魏以来出现的流行俗字[74]。而“瘴”与“ ”都应该是这一时期产生的“障”之俗字,二字音同、形似,且意义可相通用,在日后的发展中很容易混并为一字,即“瘴”字。一个间接的例证来自《续一切经音义》,该书对“障”有这样的解释:“障,遮也,隔也,字书‘掩也’。《玉篇》云亦作‘瘴’,《说文》云‘从阜章声’。”[75]实际上,《玉篇》并未提到“障”亦作“瘴”,而是说“障”亦作“ ”,这个错误反而证明“瘴”、“ ”二字的易混性。

为何日后通行的是“瘴”,而不是“ ”字呢?从《玉篇》对二字的解释来看,“ ”停留在作为“障”的俗字使用,而“瘴”则直解为“厉(疠)也”,其义已有专属,说明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笔者的推测是,“瘴”字在疒部,更能直观表达一种疾病或者致病因素。再者,东汉以来,南方迎来了移民高潮,人们对“障气”导致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刻,故使其形符于实以从疒。

随着地理视野的拓展,人们对边疆地区的地理体验日益加深,唐代以后的“瘴”常常与“疠”结合起来,在概念与意象上不断强化、固化乃至泛化,最终达到了“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的地步。

五　结　　论

目前关于瘴的病理特点、瘴区分布及其变化,学术界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本文则旨在回答以往瘴气研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南方的疾病环境被一致书写为“瘴”,而不是别的某种表述?在汉代留存下来的历史表述中,因南方“卑湿”而致病,即谓“暑湿”或“湿疫”;因高寒而致病,则云“头痛”、“身热”,可谓名符其实。而“瘴”这一蕴涵特殊意象的称谓尚没有成型。三国至南朝刘宋时期的文献中频繁出现了“障(鄣)气”这一表述,“瘴”正是由“障”而生的俗字。从传世文献来看,最早将“障”与环境疾病联系起来的是东汉郑玄,这说明“障”字在东汉中后叶(127-200年)已具备描述疾病-环境的功能。“瘴”字则可能出现在西晋至南朝刘宋初年的一段时期。由“障”到“瘴”的字形演化应该与“ ”字有直接关系。“ ”与“瘴”一样,也是汉魏以来出现的“障”的流行俗字。二字音同、形似、义通,在日后的发展中很可能混并起来。刘宋以后,“瘴”、“障(鄣)” 多并用。随着地理视野的拓展,人们对边疆地区的地理体验逐渐加深,唐代以后的“瘴”在概念与意象上不断强化、固化乃至泛化。从字源、字义与文字的表达意象来看,“障气”之“障”凝结了山体阻隔意象,典型的例子正是“障海”一词逐渐被置换为“瘴海”。更为重要的是,“障”字具有因“隔别”而生成的“界限”之意。“障”的表达一向与中央王朝视野下的边疆地区(障塞、边障等)紧密联系,其本身即蕴涵着一种浓郁的边疆色彩与“绝域”意象。加之,汉王朝多次南下而受挫,以及早期中原人口对南方的“水土不服”,很容易形成一种对地理、环境、疾病的“受阻”体验。而“障”字以其强大的涵盖力,最终被人们“推举”为描述这种多重阻隔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固定表述。由此可见,“障气”说的生成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强烈的地域政治意识,它凝结着汉文化向边疆地区渗透的特殊地理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