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

唐纳德·沃斯特著　侯深译

《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内容提要　现代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我们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将其视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交互作用、彼此挑战、彼此改变的历史。环境史己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它对于那些试图应对危机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现代社会中两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环境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深邃的了解。

关键词　历史　资源保护　科学　经济　地方

切莫太过关注学术界中既定的教条。这是很久以前在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个教训,迄今我一直仍努力记在心里。要独立思考,注意学院外的世界。去询问这个世界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不足,而非仅仅去追求学界中的时尚。它们往往不是一回事。

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问题在40年以前就已清晰地表露出来了:不只是日经月久的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冲突、权力财富的扩张以及社会的不公正;除此之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处于生死关头。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们同这个支撑着我们的生存系统开始彼此碰撞。我们在狂飙突进中破坏着自然。赫然呈于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是一场在过去的6000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在我们大学中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这迫在眉睫的风暴。在历史学科或者人文学科中间几乎无人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所有的政治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此也是茫然或漠不关心的[1]。

数年之前,我开始询问自己,面对这种漠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能够做些什么。我的老师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虽然他们睿智且富人文气息,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没有看到当代世界中人们对自然进行的巨大屠杀。问题不在他们。正如谚语所言,他们本身就是问题,而非问题的解答者。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中,自然被完全弃置一旁,正如很长一段时间中历史学家的研究遗忘了有色人种、穷苦大众、妇女和被殖民者。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

当然,历史学家并非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但是由于他们在研究过去的时候忽视了自然世界,他们鼓励了旁人在当前和未来对自然的淡漠。对于那些试图理解为何这种破坏会发生并且不断加剧的人来说,历史学家毫无帮助。现在是他们走下象牙塔,脚踏实地的时候了。

在西方,历史的概念是一项最近的发明。直至19世纪,了解历史方成为一个教养良好的人的必备素质。一个人有真才实学意味着他必须具有历史的意识。当然所谓历史的意识自始都是与对进步的信仰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种进步也仅仅是针对欧洲或北美的白种男性所言。就像一个从贫寒奋斗到百万富翁的传奇一样,它所指的是那种将要富有的男人,他们凭借个人的高尚品德和聪明才智才取得成功。

20世纪则使研究历史的这种理由难以成立了。大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人们开始质疑这一普遍的进步,史学家亦开始寻求另一种更发人深思的观念来取代前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史学变更了其道德诉求,并且开始讲述那些一度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群的故事。女性、少数民族、非西方社会都在要求一种针对他们而言的历史。当我们将19世纪所宣称的史学同20世纪中演变了的史学相比较时,其间差异令我们咋舌。而现在那种变革已近乎完成。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大多已然复苏。即使不是在史学著作的每个角落,至少在其主流中,人们逃离边缘化、书写他们对成功的理解以及高扬他们的种种成就的抗争赢得了胜利。下一步将是什么?如果史学要保持它的读者,它就必须不断创新。

21世纪必须有一种新史学。它应当以承认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的环境危机当中为起点。这一危机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现今有60亿,最终会超过100亿———如果不甚发达的国家的出生率不能在短时期内下降,则会比这个数字高得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远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这两种速度结合的后果将给土壤、水、大气以及生物圈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悲观论者说,我们无法期望地球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乐天派则回应道,如果我们开动足够的智力和进行足够的创新,地球可以继续支撑我们。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人口同消耗所结合起来的影响将迫使数以万计的物种濒临灭绝,这是自中生代结束以来的最大灾难。

当我们谈论世界环境危机时,我们所说的并非是战争或者饥荒这类几个铁腕人物就可以很快扭转全局的短期灾难。相反,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广为扩散的、系统的趋势,它不大可能由紧急关头的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所扭转。

在21世纪,这一全球性的危机有可能是世界上占主导性地位的问题。如果不开始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的重视,我担心,历史学家将要落伍。他们大约将继续炮制供他们彼此传阅的四平八稳的著作和文章,但是那些必须同全球环境挑战抗争的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背离史学。

必须承认,除了探讨当代每一个初露端倪的问题之外,史学家还有更多的责任。在他们谨小慎微地整合过去的图像时,他们必须表现得客观且具批判性。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历史学者都应当同每日的新闻报刊对话。但是在我们事业中的某些地方,我们必须开始强调环境危机,与此同时,在根本上重新思考历史的意蕴。

我们需要面对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厚重的传统。历史学家从未将思考自然或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视为己任。甚至那些书写被压迫族群的史学家也倾向于仅仅关注人类,进而将人类中心变为刻板的思维定式。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叶(Lewis Namier)写道:“历史的主题是人类事务,是运动中的人。”远比他更早,被视为当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学者兰克在19世纪30年代宣称,史学是一种“获取关于人类事务知识”[2]的工作。二者均认为“人类事务”是同自然分割开的。他们认为,其他的动植物或者土地海洋以至这个星球都没有历史可言。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从纳米叶、兰克及其他杰出学者所确立的种种严格的学术标准中获益匪浅。但是我发现我同样应当倾听非历史学者的所思所想。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自然科学家,正是这些人让我看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这一不容回避的事实。我要特别郑重地指出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正是他论证了整个地球拥有一部单独的、综合的历史。一旦你真正读懂了达尔文,你就不可能再将人类事务同森林、昆虫、土壤线虫或者细菌的事务割裂开来。

我还受到了美国森林学家、野生动物学家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深刻影响。他死于1947年,但是他已朦胧地觉察到这将至的环境挑战。当利奥波德调查土地的情况时,他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地思考着:他问道,这片土地曾经拥有过什么,又是什么令它改变的。利奥波德所遭遇的环境变迁总是由人类造成的,所以他求助于历史来理解这种种变迁。但是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思想家。他的时间观念同样是从进化生物学中所感知的,因此他远比大多数历史学家试图涉及的更为深邃广阔。

1935年利奥波德负笈德国学习林业管理,这次旅行展现给他的人性的黑暗暴力的一面远远地超过了他的预想。一日傍晚,纳粹的冲锋队员横行于市,在柏林一家旅馆的房间中,利奥波德给自己写了一篇札记,正是这一札记帮助我重新定义了我所表述的“人类事务”。

“上个世纪的两大文化进步是达尔文理论和地质学的发展。较之于这两种思想,机械和化学的全部发明都黯然失色,只不过是通用的方法和工具范围内的事物。与植物、动物和土壤的起源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如何作为一个共同体而运作的。达尔文就此仅仅初窥门径,并没来得及做任何更多的阐明。这个任务落到了生态科学的肩上,它每日都在进一步揭示这张相互依存的网络,其复杂之处,即使达尔文尚在人世,也会惊诧不已。现代生态学的怪异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两个群体的共同创造,但是这两个群体几乎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一个群体将人类共同体几乎当成一个单列的实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其发现称作社会学、经济学和史学。另一个群体研究的是动植物共同体,而且轻松地将政治中的大杂烩划归了“文科”(liberalarts)。这两种思想边界的不可回避的融合大约会构成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进步。”[3]

上述文字写于60多年前。利奥波德对生态学同历史学的融合的到来可能太乐观了———这一融合时至今日也没有大范围地出现。然而,他的文字在颇具讽刺性的憧憬的同时,其内容又有预言性。在我所论及的世界危机的推动下,有些历史学家终于开始接受生态学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时开始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我们所构想的人类事务。我们将这种重新定义称为“环境史”,或者可以简称为21世纪的“新史学”。

现在让我转换话题,不再议论为何历史学家需要开始强调全球环境困境,而是探讨为何那些非历史学者,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环境史。这一新史学尚在襁褓之中,但是已有许多可以奉献的东西。

环境史把人类与自然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相互影响———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当作它的研究对象。它求问地貌如何变化,因天力还是人为,如此变换对于人类生活有何影响。它检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与技术的力量,并且探求这种力量如何影响着自然界。它还在探求人类如何领悟自然,如何思考他们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一言以蔽之,这些便是这一新史学的课题[4]。

环境史在很多方面都可能同自然科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发生联系。我将只讨论其中的四条第一,它能使我们了解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这对当前我们思维的导向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它可以帮助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它有助于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第四,它可以令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而我们必须在这些地方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

首先让我们思考对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不断发展的认知。人类在数万年中一直在思考他们在自然中的角色,不论古今,每个社会都有我们或许可以称为资源保护思想的有趣统。宗教长期以来丰富或者影响着这一传统,比如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新教,都为人类对自然界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思索构建了方式。正如当一个人试图谋求国际上对濒危物种或者洋的看法的认同时,他从自己的艰难经历中知晓,世人持有种种不同的道德观念。追根求源,这些观念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最古老的人类宗教和世界观的一系列混淆上。

请允许我以我自己的国家为例。美国的历史只有两个世纪左右,比很多国家要短。至于环境思想中显著的美式传统,则应以托马斯·杰弗逊的《弗吉尼亚纪事》,或者早期旅行家对新英格兰森林或西南沙漠的描绘为开端。为时虽短,环境思想的美式传统却极其复杂并具世界性影响。它充盈着在自然中的敬畏与欢欣、实际的知识和道德的激情。它包括着利奥波德———我适才引用过的,以及诸如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PerkinsMarsh)、约翰·缪尔(John Muir)、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艾丽斯·汉密尔顿(AliceHamilton)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著作。统而贯之,这些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重要的思想。今天,这些北美环境学者的著作正在被远至中国、非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等地的人们所阅读。他们在人类对环境的关怀的觉醒中贡献甚多。当我们的国家在环境领导中看似落后于其他国家时,我们美国人最好还是牢记这些作家。

然而同任何思想一样,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也值得带着批判的眼光进行仔细严格的分析。当绝大多数美国人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是“环保主义者”,他们在意味着什么?他们可明白环境保护主义从何而来以及它所具有的繁复性?他们可清楚诸如“自然”或者“荒野”等词的复杂含义?他们可理解为何自1872年始,我们创建了一系列国家公园?他们可知晓他们的先辈如何思考土壤、河流和野生动植物?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充分了解,在我们的脑海中,人类的健康如何和土地联系在一起,或那是在何时发生的?我们可明悉种族、性别、阶级等观念是如何同环境的观念相联系?我们可真正探究过我们环保的种种感情,询问如果它们被付诸行动,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如果我们对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不是就会更坚决、更敏锐和更清楚地懂得,我们应当如何去行动,如何去投票了吗?

环境保护主义实在太重要了,以致它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巷尾、政治竞选或广告宣传上。它需要教室中、杂志上和书本里的批评分析。它需要一种历史,也需要历史学家。两年前,我出版了关于19世纪美国探险者、科学家约翰·威斯利·鲍威尔的传记,以期了解他在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中所起的作用[5]。自此以后,我开始认识到全国数以千计的地方组织是如何努力创造一种新的自然分界意识(watershed consciousness)———正如鲍威尔在l00年前所呼吁的那样。通过阅读鲍威尔的著作并且深思其自然分界民主[6]的观念,那些力图营造一种新自然分界意识的人们将会得益良多。他们将会发现,了解那一思想在鲍威尔的时代中为何被抵制以及国家在此之后如何发生改变,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环保主义者或者非环保主义者,都需要更好地了解从前的那些环境思想家。

这正是环境史的一部分目标。它力图在雷切尔·卡森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像她这样从大萧条走入原子弹年代中的人。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追溯她同战后女权运动、冷战以及大众消费之间的关系。阅读她的《寂静的春天》至今仍然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如果了解了这本书如何开始付诸文字,当时的环境如何,它又如何激起了围绕卡森的更大范围的争论,对这本书的阅读就更具意义了。我们首先会看到,在她的著作中间反映的是一种正在整体上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文化,它在与危险和利益的观念格斗着,同时询问生命是什么,其他生命形式何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这种审视或许使得那些从前的英雄不再那般英明神勇,但是就整体而言,将这些人的生命和思想置于历史之中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现实问题上的更好的视角。不论怎样,卡森对环境中杀虫剂和内分泌的破坏因素的基本忧虑已变得比从前更为迫切了。

为了开创更好的环境政治和思想,我们不但需要思想家,也需要活动家。我们需要思想、语言和想象———种种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在实践和抗争中经受考验的想法。口号和激情实为不足;技术的专长也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深邃地思考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我们需要在历史学和人文学科的协助下进行这样的思考。

第二,环境史可以对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在撰写环境史方面的最早成果是一部书,题为《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7],初版于1978年,1994年则有了增补版。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尚且无人著有关于生态科学的综合历史。自那时起,有些科学家开始担负此任,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像我或者其他环境思想史学者所尝试的那样,将他们的科学放入文化和思想史的背景当中。

假如生态学家更加熟悉他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他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教科书中所描绘的自然经常是不真实和虚构的。它总是缺乏同人类历史及其中所有的偶然、意外、循环、思想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直至不久以前,自然科学家仍然总是对这一事实———在很长时间中人类都同自然相互作用,以及我们所谓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和很多地方都是该历史的产物———不感兴趣。

比方说,即使现在,生态系统在教科书中一般也被描绘为自给自足的动物和植物的集合体,无疑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在无人存在的情况下变化的。教科书中的生态学总是忽视世界上很多的生态系统很久以来就是人类的家园这一事实。有些生态系统由于人的存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在另一些地方这种存在远为微妙甚难辨别。正如风形成了草原土壤的外貌,野牛影响着它的植被,草原犬鼠所掘之洞随处可见,人类同样也是活跃的力量。历史学家可以帮助科学家重视人类对自然其他部分的影响早已成为现实这一事实,同时也可以令他们看到这种影响怎样并且为何会在当代愈演愈具毁灭性,直至今日已同原子弹的影响一般强大。

数月前,在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上,我是评价威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8]一书的贡献的小组的成员。同一组的一个成员是来自马萨诸塞的哈佛林业学院的生态学者戴维·福斯特(David Foster)。福斯特提出了一个令人重视的观点:他承认国内他那个领域的科学家己经改变了他们对森林生态的看法,而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读了克罗农的环境史。现在他们远比20年前更可能看到自冰河时代起人类在森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看到森林是一个历史的进程,甚至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换言之,环境史学家帮助他们形成了关于他们学科的概念,使他们的研究有了中心,甚至对他们在森林恢复和保护的努力中起着指导作用。

同样,环境史学家也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明白,他们的自然模型,即便是最复杂的科学模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生存其中的文化的产物。自然的科学模型也有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同人类社会的历史息息相关。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我们关于自然的思想剥离出一个部分并名之曰“科学”,而另一个部分则是文学、艺术、宗教或哲学,它们本在一条思想和观念的脉络中共浮沉。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重视那些附于专业论文或科学杂志上的日期,但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日期。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些日期是真相的索引:日期越近,真实度越高。反之,历史学家希望这些日期本身就是可供分析的对象。例如,与一部1990年出版的生态学家的著作相比,一篇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如何反映出对待自然的不同的体验?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科学家要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他或她可能要投自由党一票,他或她住在法国南部而不是英格兰,他或她是通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而非求助于轨道人造卫星去观察地貌……这些是否都有影响?

不论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公允,他们都被训练去寻求每一种思想每一篇论文背后的个人经历,寻求文化在科学理论兴衰中的影响。即使在历史学家予以科学的真理应有的尊重的同时,他们也仍然发现,其他时代的科学思想在实质上是很有趣的,经常同我们今天的那些思想一样有趣。而且就我们大家所知,它们可能仍然保留着某种一直为时尚所不易发现的正确性。

一应名词,诸如生态系统、小生境、竞争排斥、生物量、能量流、板块构造、混沌等,都不过是“名词”,是必须当作名词进行分析的。我们可能希望它们指示“事实”,但是我们惟一能够绝对肯定的只是它们是名词,而作为名词,它们只是事实的代表。这一论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所有环境史学家探讨的科学都以语言的形式呈现于他们面前,而语言饱蕴比喻、修辞,暗藏结构,甚而世界观,总之,它们是由文化所充实的。不论那些科学语言有时是怎样难以破解,环境史学家仍然想要学习它们,并且用之推进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理解。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通常都是在针对人文学科的思想模式中教育出来的,在这种模式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中心对象,因此,他或她都必然坚信,科学家的名词是不得不经过检验的。它们自身就值得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予以重视,亦即是说,它们可能就是道德或者伦理信仰的表现方式。

我的第三个论点是,环境史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复杂的关于我们的经济文化和机构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的知识。我发现,最难以被理解的观点之一就是,环境问题可能有非常深刻复杂的“经济原因”。太多的人,即使是学界中人或者经济学家,并不真正愿意去讨论这些原因,或者深入到任何关于经济价值及制度的批判性的讨论中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愿意去讨论经济体系从何而来,它们依靠或者体现着何种价值,或者这些体系怎样导致新的行为。他们拒绝经济学思想是文化的观点,就像生态学家否认生态学的思想是文化一样。经济学经常被假定为完全超然于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适科学,处处皆可示范同样的动机和结果,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逻辑。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经济当真是如此的自然且前定,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带着批判精神讨论的。而且,当我们循此路径将经济学自然化的时候,我们也就混淆了一个事实,即人的经济学是文化的产物,同时经济体系也是与它们的环境一道随着时间而进化的。

同样,当我们将环境变化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口统计模式,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时,政策分析便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历史学家的一个鲜明形象就是,当他面对任何关于过去或者现在的分析时,他会说“情况要更复杂些”。人类人口的水平总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它是如何达到近代的水平的?当前的世界人口在怎样的程度上是人类从自然中摄取财富的结果?这些财富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人们思考自然的结果,或者思考人生目的的结果?

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4倍。经济增长了14倍,能源消耗增长了16倍,工业产量增长了40倍。每一种增长比率都甚为可观,但是究竟哪种增长比率恰恰应该对哪种环境变化负责是极难确定的。这些增长率又如何完全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清洁的水和广阔空间的损失?我们仍然不知。但是无疑任何一套环境政策都应当建立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的基础上,而这些答案只有在追溯那些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的模型中才能求得。

我们也需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的迫切性从何而来。在几百年前,它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时候没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或者技术人员来促进这一增长,也没有任何政治家将这种增长列入他们的政纲。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这样做,哪怕这种增长通常要带来不利的环境后果?

我认为,无休止的经济增长的梦想是一个现代的发明,是17、18世纪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革命在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名著《国富论》一书中登峰造极。然后增长传至资本主义的头号敌人———共产主义那里,这样一来,增长便成为风靡全球的理想。为了应对当前的增长及其后果,了解该发明和传播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最强大最成功的经济文化的环境史。我们需要了解它取代了什么,它是怎样改变了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它又是如何影响了自然资源、生物共同体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己经知道资本主义鼓动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自我或者个人的注重,并使自我利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它教导人们将美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言的“理性的贪婪”[9]奉为圭臬。这一信仰要求一场引发制度、法律和个体行为变化的道德革命。这一资本主义的道德革命如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刚刚开始受到关注。

一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任何一种经济体系的环境史得到更好的理解,一旦这些历史得到充分且公允的比较,我们就会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一个远胜于今天的更好的依据。

最后一点,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必须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有更深邃的了解。尽管事实是,我们已创造出了一个带有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经济体系,我们却仍然生活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和区域里。这些地方逐渐地被技、资本和资源的流动联结在一起,现在在美国,平均每粒粮食从产地到消费地都须远行1000英里。尽管有这些大规模的变化,我们却仍然必须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安家落户。我们对这些地方知道多少?是否那些我们今天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以及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关注,使得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忽视我们朝夕栖止的所在?

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一块能让他们产生兴趣或激情的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尽你所能地更深更远地了解它和它的潜在。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将它作为自然分界———在那里,所有生命必须共同演化供养自己———去认识。

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

在这一类美国地方环境史的书单上有我自己关于南部大平原———20世纪30年代的尘暴的发生地———的著作;有理查德·怀特对惠德比岛(Whidby Island)、华盛顿和哥伦比亚河的研究;有亚瑟·麦克伊沃关于加州渔业的论述;有布赖恩·多纳休即将出版的关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新书;有南茜·兰斯顿有关俄勒冈州蓝山的历史;有安德鲁·赫尔利关于印第安纳州加里的著述;还有杰克·柯尔比对弗吉尼亚沼泽地带(Dismal Swamp)的描绘———这一书单可以加长[10]。类似的关于意大利、瑞典和非洲等地方的历史正在出版。

所有这些历史都意识到,当代史中没有任何地方能完全孤立于国家和国际力量之外。但是它们也坚信,不论是在生态上还是在人文上,每一处地方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需要讲述。各地都可以抗拒外来的力量,或者即使它们屈服了,它们也永远不会完全屈从或完全被吸收到某种千篇一律的全球化的抽象理论中去。

很好地了解特定的地区乃是大学教授们常常难以面对的一个挑战。他们可能热衷于一般的抽象而非细微的特殊,热衷于远方而非本土,热衷于过程而非地方。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道,大学中间惟一的真正的专业是向上的流动性。我们教育学生离家远游,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求成功之路。一个从未离开那不勒斯、不能被鼓动到遥远的地方去找到一份好差事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是我们教育的耻辱。同样地,我们大学的大部分教师都来自其他地方,一些很遥远的研究院,最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又想离开现在的所在,更上一层楼。在这种永无停息的流动中接受教育,我们发现我们很难认真地看待一个地方。

环境史学者同其他学者一样也有向上流动的渴望,他们也时时在此地教书,却梦想他处。然而,迄今这一新史学对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仍然表现出非凡的兴趣。我们开始更加意识到那些地方的复杂性以及它们的特点,并将之表述在我们的文字中。复杂性并不单单是人类动机的特性。各个地方都复杂得难以置信,我们愈想我们要了解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愈意识到我们的知识是何等的浅薄。我相信,环境史的这一贡献对政策制定者们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最终所有的政策都要依地方和特殊性来设计,并且要适用于它们方能生效。

文章伊始,我讨论了为何史学研究必须与时而进,并且要将它的研究同全球环境危机联系起来。一旦历史得以成功地重新定义———不只是如现在这样处于边缘或游离于边缘,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将之定义为讲述人类与自然世界交相作用的历史,我们就可成功地令史学同21世纪更为契合。距离该点道路尚远。但是在我的评论的第二个部分我已经指出,一种新史学正在浮现,而且正在开始重立风纪。

随后我谈到一种更具环境意识的史学可将一些重要的看法带给那些在环境问题前沿工作的人,如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团活动者、立法者、公司经理和投票的公众。我也概括了环境史有利于非历史学者的几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很多方面是我没有提及甚至难以想象的。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说道:“总统需要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植根于过去。”可喜的是,杜鲁门与其继任者们大不相同,他为了工作读了很多历史著作。但是他没有读到任何一部环境史———在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读到。当时这个学科尚不存在。但是假如他今日在位,我们可以给他一张书单,并且说,总统先生,自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阅读新的历史,吸收它的观点,然后,在智慧与同情中为地球的利益而行动。

[本文作者唐纳德·沃斯特,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译者侯深,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