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国

(池州师专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247000)

[摘要]历史时期,尤其是近代,安徽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无论当时,还是之后,学术界都十分重视安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除了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讨外,主要是散见于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之中。本文对20世纪以来安徽自然灾害的研究状况进行考察与梳理。

[关键词]20世纪;安徽省;自然灾害;学术总结

[文章来源]池州师专学报2006年2月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研究》,项目批号:2006SK309)。

[作者简介]汪志国(1963-),男,安徽枞阳人,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历史与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读博士生,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生态环境史、法律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区域广、极易受灾害袭击且受灾最重的国家之一,而安徽省又是我国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素有“多灾省”之称。

步入近代,安徽各种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断,根据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对安徽省历代灾荒状况的考察,发现“越是近代,人为与自然的灾荒越发严重”。[i]就水灾而言,“近代以降,安徽水灾发生十分频繁”。[ii]对历史时期安徽自然灾害的研究,除了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讨外,主要是散见于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之中。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安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状况进行考察与梳理。

一、与安徽相关的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研究

(一)对自然灾害史资料的整编

资料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20世纪百年时间里,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致力于自然灾害史料的系统挖掘与整理工作,它发端于30、40年代,兴盛于50-70年代,80年代以后学者们再次掀起了新一轮自然灾害史料整编的高潮。历史时期安徽自然灾害资料就蕴含在这些成果里,或一些章节,或部分篇幅,记载了安徽自然灾害的历史状况,再现了历史上安徽自然灾害的原貌。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爬梳整编出自然灾害史料,如,李清初的《汉代以来中国灾荒年表(一)》(载《新建设》1931年4月30日第14期);陈高傭编著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9年印行)等。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共和国经济建设曲折前进的旅程中,自然灾害也频频地袭击华夏大地,促使科学工作者重视对历史时期自然灾害资料的整编工作。

地震历史资料的整编成果较多。1954年,在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倡议下,由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黻先生主持,经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2年的努力,在查阅2300余种正史、别史、笔记、杂录、诗文集、档案和5600余种方志的基础上,编写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下册,科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该书收集了公元前1177年至公元1955年近万次地震资料。之后,又以此为基础,于1960年和1971年分别编写出版了《中国地震目录》。1976年唐山地震后,引起了全社会对地震预报和历史时期地震研究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的历史工作者和地震工作者查阅历代档案、地方志、特藏文献、石刻和题记等,编写了5卷本的《中国地震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3—1987年相继出版)。以此为基础上,1983年又对《中国地震目录》进行了修订。此外,历史时期地震资料的整理成果,还有楼宝常主编的《中国古今地震灾情总汇》(地震出版社1996年版);北京大学王嘉荫教授的《中国地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写的《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在这些地震史料中,均有历史时期安徽地区的地震资料,如《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的“安徽省地震年表”,记载了自公元前179年至1951年的2130年间的地震,共310次,其中破坏性地震22次,从明朝到1951年的584年间破坏性地震就有19次。

气象灾害历史资料的整编,成绩同样显著。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徐近之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致力于整理我国历史气候资料,通过对黄淮平原及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北京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近2000年以来气候历史记载的整理,编写了《气候历史记载初步整理》(江苏省地理研究所1976年印)。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提议下,中央气象局研究所联合华北、东北十省、市、自治区气象局着手整理历史时期的气候资料,共整编出自1470年至1979年间全国近500年的旱涝史料约200万字,其史料主要来源于明清实录、明史、清史稿、古今图书集成、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故宫档案、府县志、调查口述资料、近代仪器观测降水量记录等。此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张丕远教授对自1470年至1950年的气候资料再次进行整理,所依据的史料除了各地方志外,还补充了包括散藏台湾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近1000种方志,整编内容除了旱涝外,还包括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灾、海啸和瘟疫等项目的灾情实况。

80年代,特别是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以来,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肩负起对自然灾害史料挖掘与整理的重任,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写了《中国历史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有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大事记,系汉至清代重大自然灾害的原始记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波教授主编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版)时自远古,终于清末,收集农业自然灾害十多种计80余万字。陆人骥编纂的《中国历史灾害性海潮史料》(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是我国第一本潮灾历史资料。

在此方面,清朝与民国时期的资料整理较多。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自1981年起整编了“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包括《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黄河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珠江韩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等。该丛书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史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1736年至1911年(乾隆元年至光绪三年)的清代档案,作者将百余万件奏折中有关雨情、旱涝灾情、河道变迁及治理、工程技术等资料整编成书,为研究清代洪涝灾害提供了第一手珍贵档案资料,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上有着重要地位。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牵头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员不避寒暑,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官方文书、调查报告、新闻报导、地方史志以及文集、笔记、书信、日记、碑文等各种私人著述和建国后编辑的部分灾害年表,并在此基础上详加考订甄选,条析缕分,编写成《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和《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993版)。这2部书按编年形式,对1840至1949年间历年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分别省区,加以说明,尽可能地将各地自然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受灾的范围和程度进行详细介绍,而且对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灾荒的成因,各级政府的救荒措施及其弊端加以说明,“这样一份内容详实的史料集,在我国灾害史研究上确为少见”。[iii]200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中国荒政全书》(第一、二辑),该书系统收集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宋元明清写作和流传下来的有关灾荒和抗灾救灾的论著,其中,第二辑4卷,收入清代灾荒论著45种。该书对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深入了解历史时期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iv]

除了上述专题性资料外,在经济史、农业史的资料辑中也存有大量自然灾害史料。如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共3辑,三联书店出版)、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共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编写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93年)、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等。

(二)对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专题研究

在系统挖掘与整理资料的同时,学者们还对自然灾害史及其规律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批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十分频繁,促使许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自然灾害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与邓云特。竺氏在1925-1927年间连续发表了4篇灾害史论文,即《中国历史上之旱灾》、《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论祈雨禁屠与旱灾》、《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v]其中《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列出中国历代各省水灾分布表、中国历代各省旱灾分布表、中国各世纪各省水灾次数表、中国历代各省旱灾次数表,并对各地灾害的差异性及致灾因素的不同条件进行了分析。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应是自然灾害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代表了当时灾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在占有大量自然灾害史料的基础上,对包括清代、民国(1912—1937年)在内的历史时期的灾荒概况、灾害发生的成因与影响、以及救荒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阐释,书中的许多观点和主张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减灾活动的开展,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于1972年正式发表了积30余年思考和心血而成的长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现代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石。中央气象局在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证、分级和制图,于1981年编成《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第一次勾勒出15世纪以来近500年间中国旱涝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历年旱涝基本轮廓,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经济价值。[vi]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大洪水后,水利电力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洪水历史资料的调查与整理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编成《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中国书店1990年版),该书记载了自1482年以来全国有代表性的91场历史大洪水,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我国灾害性洪水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对洪水的认识水平,促进防洪减灾事业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开展国际减灾10年活动以来,为了普及宣传自然灾害与减灾知识,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各类灾害专家开展了中国灾害史的调研与编写。高文学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就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是一部综合地反映自然灾害变异及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性专著,它以大量的实际资料,系统而具体地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林等自然灾害的概况、历史发展、典型灾例及自然灾害的研究、防御和救助等史料;还对我国自然灾害研究史、自然灾害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和减灾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综合研究与总结,具有论著与史志双重性质。

关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灾害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如,赵艳萍的硕士论文《清代蝗灾与治蝗研究》、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李文海教授等的《灾荒与饥馑:1840———194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康竹沛的《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夏明方、康竹沛主编的《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蔡勤禹的《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余新忠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映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等。

值得推崇的有4本专著,其一,李文海教授的《灾荒与饥馑:1840———1949年》,该书是第一本中国近代灾荒简史,正如李侃在序中所说的:“对‘天灾’的研究,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应有的注意,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关于近代灾荒史的专门著作出版,本书填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空白”。[vii]其二,夏明方博士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此书通过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和乡村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研究,在自然灾害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摆脱了历史学研究者通常易犯的单纯的资料积累、状态描述的研究方法,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自然灾害对农村社会深层次制度上的影响及其反映机制”。[viii]其三,蔡勤禹的《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专著。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是联系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学术对其研究还较为薄弱,该书的出版,不仅拓宽了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代中国非营利部门的成长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又具有借鉴意义。[ix]其四,余新忠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映研究》的问世,则生动的诠释了史学工作者关注社会和民生的时代责任感这一话题。2003年春天席卷全国的“SARS”引起了学界对现实社会机制等问题的诸多反思,作者通过对自明末以来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瘟疫的论述,揭示瘟疫与社会的诸多侧面,检讨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步建立近代卫生医疗体系的成败得失,以期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面向未来。[x]

长期以来,历史书籍常常是身在“深宫”人难识的工具。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自然灾害的历史,李文海、夏明方等进行了宝贵的探索。李文海等采用生动活泼的笔法,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进行了描写,从而使《中国近代十大灾荒》成为“一部对专业研究工作者有用、又足以引起专业范围以外的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书”。[xi]《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以近800幅历史图片的直观形象与理性的文字相互印证,向人们系统地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历史画卷,有极强的可读性。

关于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罗列的专著外,还有大量专题学术论文。国外学者对该问题也有研究,如,[美]马罗立的《饥荒的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中译本)、[美]彭尼·凯恩的《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法]魏丕信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灾荒与官僚政治》、[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中译本)等。在以上所罗列的研究成果中,也都直接间接地涉及到近代安徽的水、旱、蝗、疫等灾害,致灾原因,社会影响及其防治等问题。

二、安徽自然灾害史的专题性研究

安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无论当时,还是之后,学者们都十分关注自然灾害的灾情与影响,注重研究灾害的发生原因及治理对策。民国时期,就有不少学者对当时频发的自然灾害进行探讨,《申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综合性的报刊;《农业周报》、《农报》、《中农月刊》、《中国农村》、《地学杂志》等专业性杂志;以及《安徽农讯》、《安徽农业》、《安徽农学会会刊》、《安徽实业杂志》、《安徽建设月刊》、《安徽民政月刊》等地方性期刊发表了不少有学术份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对当时安徽自然灾害,从灾况、致灾因素以及防灾技术和措施等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这些研究成果对当时的防灾与减灾工作起到了一定参考咨询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共和国成立以后,来自农林、水利以及社科领域的学者们不仅体现了关注现实灾害问题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注重从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发挥灾害史学的咨政借鉴功能,无论是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在对灾害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安徽省文史馆自然灾害史搜集组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组灾害史论文,即《安徽地区历代旱灾情况》、《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安徽地区水灾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xii]此外,安徽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从全省各县志中查阅摘录了数十万字的灾害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安徽省近五百年旱涝分析》。这些论文对历史上安徽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资料和学术基础。

在资料的挖掘与系统整理方面贡献与成就最大的,应推安徽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赵德宏、王栋堂、杨苏扬等人。他们从江南通志、安徽通志、全省各府县志、部分县的家谱,以及省文史馆、省农业生产办公室、省水利厅和治淮汇刊等所收集的有关清末以来地方志上没有的资料中,普查摘抄了有关水旱灾害的记述,编写了《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公元前190-1949年》(1981年印)。作者把全省划分为11个统计区,并规定了统一的灾害等级标准,分析探讨了安徽2000多年来水旱灾害的发生规律,并附列了全省11个府县(州)区历史上水旱灾发生次数统计表、水旱灾等级统计表、水旱灾情记载统计表,以及安徽省历史黄河决溢灾害记载统计表。该书关于2000余年水旱灾发生规律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的防灾减灾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此书整理的水旱灾害资料也为后来研究工作免除了不少查问资料的奔波之苦。

在安徽灾害史研究领域,另一个值得一书的是,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及生态环境的研究。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的危害,淮河流域水旱灾害极其频繁,促使学者们重视对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研究。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7年7月编辑出版的《淮河水利史论文集》刊登了10篇与淮河流域灾害相关的论文,即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徐福龄和杨国顺的《黄河现行河道决口夺淮的流道考略》、王质彬的《一九三八年黄河决口城淮略考》;国家气象科学院陈玉琼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高建国的《淮河流域近两千年城市洪水灾害的地域分布和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安徽省气象研究所吴永健的《安徽省淮河流域近五百年旱涝和大雪严寒》;中国农科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已故张芳教授的《略论清代的导淮议》;安徽省水利厅赵德宏的《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旱史料整理分析》;河海大学查一民的《清代黄淮分流说之提出》;水电部治淮委员会曹厚增的《试论黄淮平原形成和淮河水系演变》、康复圣的《黄河夺淮问题的探讨》、唐元海的《张謇治淮初探》等。此外,唐元海先生主持编写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和8卷本《淮河志》,以及张义丰等主编的《淮河环境与治理》(测绘出版社1996年版),均用很大篇幅对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治理予以考察与叙述。

安徽大学的专家们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成果。王鑫义教授主编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年版)主要论述了淮河流域自原始时期至鸦片战争以前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对自然灾害特点以及抵御灾害的措施进行了简要梳理。李修松教授主编的《淮河流域历史与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1年版)用部分篇幅对历史时期淮河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自然灾害与救荒等进行考量。陈文忠教授的《淮河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集科学性与可读性、知识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雅俗共赏的著作,其中也对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灾况及治灾措施进行描述。除了这3本专著外,还有一系列有关自然灾害的专题论文,如卞利教授的《明代中期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矛盾》和《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以其治理对策》、徐国利教授的《清代中叶安徽省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危害》、吴春梅教授的《张謇治淮方略评析》等。[xiii]

对横贯安徽的另一条河流域———长江,其流域的自然灾害史研究成果则不多,据笔者检索,仅见安徽省水文局李家年、魏荣萍的《安徽省长江流域近500年水旱灾害浅析》(《人民长江》2000年第7期)。其余则散见于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等相关著述之中。[xiv]

对历史上安徽全境自然灾害史的专题探讨较少,主要成果除了张秉伦、方兆本主编的《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外,还有10篇左右的论文,主要有施和金的《安徽历史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张润霞等的《安徽省主要自然灾害及综合减灾战略构思》、叶成林的《安徽水旱灾害及减灾对策》、陆芹英和汪志国的《近代安徽水灾之探析》、孙语圣的《民国时期安徽灾荒成因浅析》和《民国时期安徽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王方中的《1931年江淮大水及其后果》、徐淑英和许孟英的《大所活动中心和夏季江淮流域持久性的水旱》[xv]等。这些论文力求探讨安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灾害的影响以及防灾减灾对策。

国外学者对安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研究就更少了,目前所见的专题性成果仅有1篇论文,即韩国学者金胜一的《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作者把安徽放在近代中国整个大社会背景下,考察了近代安徽发生过的主要灾荒及受害程度和原因,还对当时政府的灾荒政策进行了分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目前“国内刊物上所见到的最好的一篇从区域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的近代中国灾荒史论文”。[xvi]

三、对现有研究的点滴思考

笔者对历史时期安徽自然灾害史研究状况,进行了“排雷”式的搜寻与罗列。从上述烦琐的文字描述中,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徽灾害史的研究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的不足:

从时间上看,研究古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近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偏少。依上述,《淮河水利史论文集》刊登的一组与淮河流域灾害相关的论文,除了王质彬的论文属近代部分外,其余论文基本上属古代部分;安徽大学专家、教授推出的关于淮河流域经济与灾害史方面的著述也基本上是古代部分内容,如王鑫义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和李修松的《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等叙述的内容均属古代部分。相比之下,近代安徽灾害史的研究及成果要单薄得多,只有几篇论文,这与近代安徽丰富的灾害史内容相比,显得有点不协调。这不能不是安徽灾害史研究上的一点缺憾。

从空间上看,研究淮河流域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研究长江流域灾害史成果较少,研究安徽省全境的灾害史更少。从我们检索获得的安徽灾害史的研究成果看,有关淮河流域的成果至少要占70%以上,且这些成果的学术影响力都很大,如上述《淮河水利史论文集》刊登的一组与淮河流域灾害相关的论文、安徽大学教授们推出的关于淮河流域经济与灾害史方面的专著与论文等在学术界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而以“长江流域灾害史”命名的研究成果只有1篇论文。至于安徽全境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只10余篇论文。这不能不说是安徽灾害史研究中美中之不足。

从研究内容上看,安徽灾害史研究主要侧重于灾害史一般性的描述,而灾害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却相当薄弱。不论是在全国性的灾害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成果中所涉及到的安徽部分内容,还是安徽灾害史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基本上是灾情的描述、灾因的分析和灾害影响的探讨,只有少数成果提到政府应对灾荒的机制和采取的措施,如卞利教授的《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以其治理对策》,用相当多的篇幅分析了清政府在治理淮河流域自然灾害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夏明方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虽有所涉及,但该书中所引用的史料中,安徽部分却相当少,且安徽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有着很大的特殊性。除此而外,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相当薄弱,可以说是空白。无论是从安徽自然灾害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安徽今天依然是个农业大省的现实来看,都是极不相称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安徽灾害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少,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安徽灾害史的成果就更少了。目前学术界对研究灾害史与生态环境史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笔者曾著文指出,在目前的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来研究,[xvii]这种倾向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反思。从安徽灾害史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上面提到的,《淮河水利史论文集》刊登的一组与淮河流域灾害相关的论文作者,以及《安徽省水旱灾害史料整理分析:公元前190-1949年》的作者,均来自于水利部门,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它研究成果,如王鑫义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和李修松的《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以及韩国学者金胜一的《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等,其研究方法也主要使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如果要在安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首先在研究方法要有所创新,即应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

针对以上4个方面的不足,再结合学术界关于区域自然灾害史研究的现状,笔者以为,今后至少应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进一步加强近代安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拓宽区域自然灾害史的研究领域。安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是区域自然灾害史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据我们了解,就全国而言,学术界已对黑龙江、内蒙古、江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山西、新疆、陕西、宁厦、甘肃、贵州、西藏、云南、青海等28个省(市、自治区)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史进行系统研究,并推出了一批区域性的以自然灾害及其防治为对象的综合性研究成果。[xviii]安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和重发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出现不同时间、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相当薄弱,目前所见的成果较少,特别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成果更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弥补区域自然灾害史研究的不足。

第二,进一步加强区域灾害与农村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拓展安徽农业历史的研究空间。关于历史时期安徽农业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自然灾害打击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更是一片有待深耕扩垦的荒地。对于历史时期,特别是晚清与民国安徽农业的研究较为单薄,除了《简明安徽通史》(张南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安徽近代经济探讨:1840—1949》(王鹤鸣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等专著的部分章节有所涉及外,还有10余篇论文。[xix]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业历史悠久,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全省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每当自然灾害侵袭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农业生产的凋敝、农村环境的恶化、农民生活的艰辛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安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加强该问题的研讨,可以填补安徽农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空间。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也须更新,应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会在这一领域获得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