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强  邓宏琴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

    [提要]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新颖的视角使史学研究趋向丰富和深入，但这并未引起蝗灾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以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在梳理蝗灾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目前的研究不足提出几点看法，并就蝗灾史研究中应该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新的历史资料等方面做出展望。

    [关键词]社会史  蝗灾史研究  社会应对

相对而言，水、旱灾害是灾荒史研究中的“宠儿”，诸多相关的学术成果也证明了它们的魅力所在，而蝗灾——被称为除水、旱灾以外的第三大灾害却甚少进入灾荒史研究者的视野。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兴起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新颖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使史学研究趋向丰富和深入。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渐开阔，学者将以往忽视掉的资料——尤其是反映地方和民间层面的日常生活、行为及秩序的资料纳入研究之中，那些被使用过的资料也重新得到了解读。但是，这种新趋向并未引起蝗灾史研究者的重视。近些年来的论文或论著，多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所做出的努力，虽然也有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存在着许多不足，尤其对于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论述较少，相关的专著尚付阙如。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灾害史中，蝗灾贯穿始终，尽管不是主角，但对于人类的危害却不可小觑。围绕着“蝗灾——应对”这一主线的社会历史活动几乎始终与人类文明史相伴，其丰富内涵被揭示出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且，蝗灾的发生机理、应对机制与水、旱等各类灾害大不相同，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也不同，有着自身的特征和意义，但这一特点多为学者所忽略。本文拟以此角度为论述的中心和突破口，以期通过这样一种反思，将对蝗灾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作为一个粗浅的尝试，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祈方家指正。

一  研究历程：艰难演进

    农业是中国国家之根基，人民生存之本。蝗虫乃农作物虫害中“酿灾绝巨者”，是农业的“克星”。在科学和技术落后的年代里，大规模的蝗灾发生，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

    有史以来，关于蝗灾和治蝗的记述就不曾间断。早在《诗经》的《小雅·大田》中就已经提到用火灭蝗的办法。二十五史中对于蝗灾和历代王朝的治蝗办法多有述及。明清时期的实录、奏折、治蝗书及文人笔记等诸多文献中的记载更加丰富。在本文中，笔者倾向于将这些历史文献中的相关内容归类为今日研究的资料来源①。

    “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有力杠杆”②，学术的发展也以为社会服务为终极目标。灾荒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民国年间，自1913年始，全国范围内几乎每年都有蝗灾发生，并以1920、1927、1928、1929、1930和1933年为大发生之年③。蝗害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灾难记忆，一些有识之士在忧国忧民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蝗灾和治蝗法的认识与探讨④。这一时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历代蝗灾状况、蝗灾与旱灾的关系、治蝗办法、飞蝗生物学的研究等。关于蝗灾治理的社会层面，也有一些讨论，但多是对其时政策的建议。

    1914年，国民政府设立农业试验场农业病虫害防治科，这是我国农业病虫害防治事业近代化的开始⑤。以后，学者开始发表有关蝗虫、蝗灾研究的论文。目前所见，较早对蝗灾治理予以关注的研究当属1929年张景欧《中国蝗害问题及根本解决办法》⑥。该文从蝗虫的种类、分布、世代、食料等九大方面做了详尽入微的阐述，可谓是对当时蝗虫生物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性论述。在“治蝗根本办法”一节中，作者分别就训练昆虫人才、添设昆虫局、注意宣传工作、颁布害虫法规等管理层面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现在看来是想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却非常难得，因为这也许是中国蝗灾治理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

    其后的研究成果是1930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所编《灭蝗手册》⑦。册子的扉页，是救灾总会总干事章元善的文章——《灭蝗与合作》。作者在开篇中提到：“合作的灵魂是互助，灭蝗运动最易表现互助的功效。……吾们常说自主互助是口头禅，因为缺少实践的机会，现在这灭蝗运动，可说是机会到了，自助互助的精神于此就可实现合作的意义。”通过合作社来组织灭蝗、防灾救灾，并进而推动农村的合作运动，是华洋义赈会发起灭蝗运动的目的所在。就其具体内容而言，除了介绍蝗虫的生物学特征和治蝗办法外，文章还纠正了时人对蝗虫的错误认识和迷信说法，详细介绍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国内外灭蝗药品、捕蝗器械及其制作方法。关于中央、地方、民众各自的灭蝗职责及灭蝗组织的建立，华洋义赈会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但关于实践的内容，除了《海州的灭蝗运动》中有简略介绍外，没有更为详细的情况。由于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具有民间组织的性质，尽管其治蝗成绩远不及在救灾中那样突出，但其主张在灭蝗运动中互助合作的思想在治蝗史上也可谓是鲜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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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里的资料可以理解为“原生态资料，即距离历史发生的最近的原始记载和某一学说的初始形态两方面的内容”。参阅罗炳良：《原生态与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第140页。

    ②李文海：《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6期(2005年11月)，第2页。

    ③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印书馆，1951年，第3—7页。

    ④依笔者所见，难免有所疏漏，建国以前有关蝗灾的研究文章有：张嘉桦等《蝗虫之驱除及利用法》(《东方杂志》，13卷3号，1916年3月10日)；胡学愚《绿气除蝗法》(《东方杂志》，13卷5号，1916年5月10日)；罗罗《蝗之利用》(《东方杂志》，15卷7号，1918年7月15日)；张景欧《飞蝗之研究》(《农学杂志》，1925年第2期)、《中国蝗害问题及根本解决办法》(《农矿公报》，1929年第9期)；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1卷)；蔡斌成《中国国蝗灾的严重性和防治的根本策》(《东方杂志》，32卷1号，1935年1月1日)；马俊超《江苏省清代旱蝗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杨鉴清、李贯三《我国飞蝗参考文献之一斑》(《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期)；陈家祥《中国历代蝗灾之记录》(《浙江昆虫局年刊》，1935年)等。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灭蝗手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乙种四十三号，1930年9月)由刊登在当时的《合作讯》、《科学》等杂志上的相关文章(1927—1930年)汇集而成，也可归入此列。

    ⑤郭文韬、曹隆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北京)中国农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3页。

    ⑥张景欧：《中国蝗灾问题及根本解决办法》，《农矿公报》，1929年第9期。

⑦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于1921年，在民国史上堪称规模最大的民间专业救灾组织，到1930年已经进入它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时期。当时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灭蝗手册》正是在提倡农村合作思想的影响下编定的。参见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3页。

1935年，中央召集受到蝗虫侵害的苏、皖、鲁、冀、豫、湘、浙等七省，召开第一次全国治蝗会议。基于此背景，蔡斌咸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蝗灾的严重性和防治的根本策——兼评七省治蝗会议》①。作者主要探讨的是引发蝗灾的社会因素，并就防治的根本对策提出许多独到见解，这也是笔者所见的最早深入探讨蝗灾治理的文章。作者将中国严重的蝗患归因于农民自身的迷信、地方官吏的敷衍塞责和中央治蝗律令的缺失，认为防治蝗患的根本办法在于除卵。各地有奖收蝗卵、蝗蝻的办法，但弊端较多，如何厘定规则以防流弊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同时，作者将扫除农民的迷信和使农民建立“除恶务尽”的思想作为治理蝗灾的中心，这样农民就可以随时随地消灭蝗虫，防止蝗虫迁飞和蝗灾蔓延。

    在此之后，被誉为“灾荒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救荒史》②于1937年出版。该书对于我国历史上治蝗的思想、办法及治蝗的法令和成效也做出了粗线条勾勒。大概由于这是一部灾荒史的综合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每一个层面，作者对于治蝗的组织运转和实践活动并未有多少笔墨，仅有的少许论述也被置于“消极之救济论”的“除害议”下以及“历代消极之救荒政策”的“除害”下。在作者看来，对于蝗灾的防治，只能是消极地在蝗灾发生之后采取应对措施。日本侵华期间，蝗灾史的研究进展受到战争的影响，相关的著述较少，仅见日本人道家信道著于1943年的《华北的飞蝗》③。

1950年代，蝗灾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发生。1952年，有河北、平原④、山东、安徽、河南、广西、湖北等7个省区飞蝗大发生，共计1426万余亩⑤。蝗虫的猖獗，使研究与治理蝗害问题更加迫切。新中国的成立同时给蝗灾史研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使具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建设成为可能⑥。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蝗灾状况、灭蝗的办法和治蝗书等方面⑦。与建国以前相比，成果虽有增多，但文章总量不超过20篇。作者的学术背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史学工作者的成果寥寥无几，关于蝗灾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深层次内容较少探讨。在这些成果中，首先要提到建国后第一部研究著作——吴福祯《中国的飞蝗》。此专著着重从飞蝗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民国时期的蝗害有较为详细的统计，这些数据至今仍然为学者所引用。作者对治蝗管理也做出一定的探讨，认为：蝗灾是全国性的问题，而非地方问题，所以治蝗的费用应由国家来负担。国家应该打破人们对飞蝗的迷信，将蝗患调查作为治理蝗灾的中心，并将蝗患的预测、治蝗运动的准备和开展、治蝗报告等作为国家的经常性工作。另外，还有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值得注意，即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⑧。文章就传统时代的人们对于蝗虫生活习性的观察、治蝗办法、蝗虫的天敌及利用做出总结和梳理，显示出古人对蝗虫已经有了非常科学和系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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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蔡斌咸：《中国蝗灾的严重性和防治的根本策策略——兼评七省治蝗会议》，《东方杂志》，32卷1号，1935年1月1日。

    ②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

    ③[日]道家信道：《华北的飞蝗》，(北京)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1943年。转引自张继莹：《飞蝗蔽天——清代的蝗灾、捕蝗及其论述(1662—1975)》，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

    ④1948年8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正式发文建立平原省，共辖新乡、安阳、濮阳、聊城、菏泽、湖西6个专区，56个县和新乡、安阳两个省辖市，省会设在新乡市。1952年11月，中央撤消平原省建制，将新乡、安阳、濮阳3专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专区划归山东省。

    ⑤农业部：《一九五二年全国治蝗座谈会总结》，《新华月报》，1953年第3号。

    ⑥可参见赵艳萍《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此文对蝗灾研究的状况已经做出非常详细的梳理，兹不赘述。

    ⑦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蝗虫和蝗灾研究的学术分野渐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除了探讨蝗虫的危害与防治外，逐渐注重从蝗虫生物学、生态学、蝗虫的监测和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飞蝗生物学研究。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有许多灾害学(史)、农史、生物学研究的专著问世，也涉及到了对于蝗虫和蝗灾的研究。就本文的旨趣而言，尽管大可不必去对这些成果做透彻的了解，但关于历史蝗害、蝗虫的生活史和生活习性、蝗虫生发的成因、规律等研究成果及生态学、气候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蝗灾史研究却很值得借鉴。如马世骏等《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65年)；周尧编著《中国昆虫学史》(昆虫分类学出版社，1980年)；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主编《中国农业昆虫》(农业出版社，1986年)；郭郛、陈永林、卢宝廉《中国飞蝗生物学》(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张长荣《河北的蝗虫》(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植保植检站主编《河南东亚飞蝗及其综合治理》(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陈永林编著《中国的蝗灾及其生态学治理》(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

⑧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2期。

    文革时期蝗灾史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骥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治蝗问题上与“天命论”的斗争》①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我国治蝗史上的路线斗争》②两文，在“批林批孔”的背景之下，认为历史上人们对于蝗虫的认识相互矛盾，这种矛盾是法家的“制天命”与儒家的“畏天命”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种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

1980年代后，蝗灾史的研究渐趋丰富。除了对蝗灾状况、治蝗史的较长时段探讨和对治蝗书的研究之外，学者还将目光投向了断代蝗灾史以及(驱)蝗神信仰的研究，但对治理蝗灾的社会层面的研究仍然不多。关于蝗灾的时空分布特征，论述较少但比较深入，代表作有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八蜡庙之例》③和满志敏《明崇祯后期大蝗灾分布的时空特征探讨》④。前文中，作者利用方志中的蝗神庙信息，将分布于全国的蝗神庙(包括八蜡庙、刘猛将军庙及其它祭祀供养蝗虫的虫王庙)描绘于地图之上，制出著名的“蝗神庙之分布图”，清晰地呈现出我国蝗灾的分布状况。这一结论虽然由于资料统计的不足而招致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对后人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作者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蝗灾史的研究中，开拓了蝗灾史研究的视野；后文作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引入现代自然地理空间技术的方法，在严谨取舍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明崇祯后期蝗灾“填空——扇形”与“耗变——侵变”的时空分布特征。由于作者论述的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上具备了蝗灾发生的严整周期，所以这一特征具有昆虫生态学的典型意义。论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东亚飞蝗迁飞的生态机制不仅是逃避不利环境，而且是主动地开发暂时生境”，这无疑深化了学术界关于飞蝗迁飞的认识。此种分析和研究方法将对蝗灾发生机理的研究提升到了理论高度，对于探讨蝗灾状况和发生规律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其他成果中，彭世奖《治蝗类古农书评介》⑤是对历代治蝗书的简要总结。文章梳理了宋至清代的治蝗书，并对其内容做出介绍和评价。潘承湘《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⑥，将我国从古代经民国直至1980年代的飞蝗研究状况作了清晰的概括介绍。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⑦，总结了历史上人们对蝗虫生活史和生活习性的认识，并对飞蝗的迁飞规律(包括路线和影响因子)和蝗虫猖獗的原因等内容有所论述。这些文章对于把握人们对蝗虫、蝗灾的认识状况以及蝗灾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具有一定价值。台湾张秀蓉《清乾隆年间的蝗灾研究，1736—1795》⑧，论述了当时的治蝗过程、政府政策及民间对于(驱)蝗神的信仰，虽不够细致和深入，但却揭示出蝗灾史研究的发展方向。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蝗患仍然十分严重。1985～1996年，东亚飞蝗在局部连年大发生；1998～2000年，飞蝗跨省迁飞，危害巨大⑨。严酷的现实催促着学者将蝗灾史研究推向深入，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进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提高，而且研究的角度和内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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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骥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治蝗问题上与“天命论”的斗争》，《科学通报》，1974年第10期。

    ②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我国治蝗史上的路线斗争》，《昆虫学报》，1975年第1期。

③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八蜡庙之例》，《中国文化地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第53页。

④满志敏：《明崇祯后期大蝗灾分布的时空特征探讨》，《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⑤彭世奖：《治蝗类古农书评介》，《图书馆论坛》，1982年第3期。

    ⑥潘承湘：《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⑦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

    ⑧张秀蓉：《清乾隆年间的蝗灾研究，1736—1795》，《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⑨陈永林：《蝗虫再猖獗的控制与生态学治理》，《中国科学院院刊》，2000年第5期，第341页。

更加丰富全面①。不过，与自然科学的成果相比，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仍显不足，如果不计许多荒政及其他著作中的相关研究②，专文论述的总数不超过60篇。这一时期，蝗灾灾情、特点、时空分布特征，蝗灾发生的规律、原因、影响，蝗灾与水旱灾的关系，各种治蝗办法、治蝗书等仍然是主要的论题。除此之外，学者对(驱)蝗神信仰文化的研究比以往增多，甚至对治蝗过程中的政治运作状况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关于蝗灾状况的研究，主要的代表作有满志敏《黄淮海平原的蝗虫灾害》③、陈业新《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④、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极国家减灾措施》⑤、《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⑥和闽宗殿《清代苏浙皖蝗灾研究》⑦。满志敏的文章较详细地探讨了黄淮海平原区域内部的蝗灾地理分布差异、时间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陈业新的文章通过考察1368～1949年间淮河中游地区蝗灾的时空分布状况，认为这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的蝗灾无论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分布上，并无周期性可言。某一地区只有旱涝交替发生才会形成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环境；王培华的文章借鉴现代天文物理、飞蝗生物学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探讨了元代华北蝗灾的状况、特点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闽宗殿利用苏浙皖三省198种方志，梳理了该地区的蝗灾状况，论证扎实，弥补了《清史稿》和《清实录》中记载的不足。

    对(驱)蝗神信仰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八蜡庙与刘猛将庙的分布地域、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方面。吴涛、周中建《刘猛将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⑧是其中的代表。作者考察了吴中地区民间祭祀刘猛将神的仪式，认为刘猛将庙的设立及赛会、抬神像巡境游行活动等是联络不同社区间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模式，人们围绕刘猛将信仰而形成的社会交往规则、社会经济模式、人对社会生活的解释等构成了吴中稻作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者将驱蝗神信仰与地域文化相联系，较深入地揭示出区域文化的内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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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除赵艳萍前揭文中提到的文章外，尚有闵宗殿《清代苏浙皖蝗灾研究》(《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高冬梅《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河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胡惠芳《民国时期蝗灾初探》(《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章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陈业新《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2期)；彭展《20世纪唐代蝗灾研究综述》(《防灾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倪根金《清民国时期西藏蝗灾及其应对研究——以西藏地方历史档案资料研究为中心》(《农业考古》，2005年3期)；丁建军《宋代依法治蝗述论》(《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幺振华《唐代灭蝗思想与对策》(《东南文化》，2005年第6期)；邓宏琴、马维强《浅析1943—1945年太行根据地剿蝗运动》(《沧桑》，2006年第1期)；苏全有《1943—1944年间的河南治蝗述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鲁克亮《广西的蝗神庙与蝗灾》(《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勾利军、彭展《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分布研究》(《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②在这些专著中，有关蝗灾和治蝗的研究只占全书的较小部分，且服务于全书的脉络，因此论述有限，但不乏精彩之笔。因篇幅有限，只在此简要提及。有李向军《中国救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年)中“除害”；赵世瑜《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中“八蜡庙与刘猛将庙之例”一节；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自然灾害和神学迷信：蝗灾防治”；[台]庄德仁《显灵：清代灵异文化之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中“水旱、蝗灾、疾疫：灾难相因，全赖神助”；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虫灾概况”；苏新留《民国时期地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中“除害”；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开展全国性捕蝗运动”等。

    ③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3章第2节，(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④陈业新：《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

    ⑤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极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⑥王培华：《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⑦闽宗殿：《清代苏浙皖蝗灾研究》，《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⑧吴涛、周中建：《刘猛将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这一阶段，学者对治蝗的思想政策与法令的执行、治蝗的组织机制等的政治运作内容有较多的研究，主要的代表作有李文海等《飞蝗七载——咸丰年间的严重蝗灾》①、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②、台湾张继莹《蝗蝻一事，人力可以胜之——论清代前期蝗灾处理与行政运作》③。三篇文章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不再只是简单地描述蝗灾状况、呆板地概括蝗灾发生的特点和原因、机械地罗列各种治蝗的办法、浅层次地分析蝗灾造成的影响等，而是着重描述动态的治蝗过程，在蝗灾——社会互动关系这一角度上做文章，令人耳目一新。李文海等人的文章回顾了时人对于蝗虫的认识和蝗灾的信仰以及咸丰年间的蝗灾状况，论述了治蝗过程中的政治运作情形；王建革的文章从督报系统、下乡、迁飞动态与地方责任、处罚等方面论述了清代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和灭蝗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动员，认为清代蝗灾治理的失败与当时政府系统的失控密切相关；张继莹的文章生动地论证了灭蝗过程中的行政观点和行政实践以及清初帝王对蝗灾的诠释，作者认为：“人力扑捕”是清代前期治蝗政策的主流，而“捕蝗一事不只展现皇帝权力伸张与对官吏的控制，更有官员的为官之道。”

    另外，近年来一些硕士毕业论文对蝗灾和治蝗有专题讨论，为蝗灾史研究注入一股新的活力④。这些论文分别以唐代、宋元、明代、清代和抗战时期及当代为研究时段，从时人对蝗虫的认识，蝗灾的概况、成因、影响，治蝗的技术，政府的治蝗政策和救灾措施以及当代蝗灾治理中存在的体制、措施和技术问题等方面进行论述，细致地呈现出当时的治蝗面貌，其中有些论证比较充分，推进了蝗灾史的研究。不过，从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看，这些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综合这些成果，首先，建国以前的研究侧重从实际的治理对策入手，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则更倾向于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次，在研究时段和内容上不断扩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涵盖了各个时段和各个方面的内容，这有助于厘清中国历史上的蝗害状况、时人对于蝗虫、蝗灾的认识、历朝历代治蝗的政策、措施和各种治蝗办法。再次，近些年学者开展了对蝗灾的区域性研究，他们或以行政单位、或以地理区域划定研究范围，反映了蝗灾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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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文海等：《近代中国十大灾荒》第3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王建革：《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③张继莹：《蝗蝻一事，人力可以胜之——论清代前期蝗灾处理与行政运作》，《暨南史学》，第8号，2005年7月。

④有台湾大学张继莹《飞蝗蔽天——清代的蝗灾、捕蝗及其论述(1662—1795)》(2004年5月)；华南农业大学赵艳萍《清代蝗灾与治蝗研究》(2004年6月)；胡卫《宋元时期蝗灾与治蝗研究》(2005年5月)；孟红梅《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2005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朱恩林《中国蝗灾的社会经济隐患及其中长期治理对策研究》(2004年5月)；徐建祥《我国蝗灾防治的社会经济科技影响因素对策探讨》(2005年6月)；暨南大学彭展《唐代蝗灾研究》(2006年5月)；山西大学邓宏琴《抗战时期华北的蝗灾与社会应对》(2007年6月)。

二  蝗灾与社会：值得深入的视角

以上的成果表明反映出学者在蝗灾史研究上的不断努力与孜孜追求。但总体来看，其发展依然薄弱。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忽视了蝗灾自身的特征，不能深入把握蝗灾发生的社会意义。关于“蝗灾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深层次研究只是风采初现，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拓展。蝗灾史，在学科意义上属于灾荒史，所以许多研究内容相重叠，但学者似乎过多地注意了这些相似之处，却忽略了蝗灾不同于其他灾害的特点。水、旱灾与蝗灾在致灾源上有一致性，但蝗灾的致灾源还有自身的特点，即蝗虫是活的生命体，不仅要危害一地的农作物，而且还要“高飞远扬”危害他处，所以其特征与“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不同。蝗灾的发生随着蝗虫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而有季节性特征。从卵、蝻到最终羽化为成虫，蝗虫的破坏力递增，人们动手愈早效果愈明显。刨卵阶段是控制蝗灾发生的良好时机，但蝗卵的隐蔽性极强，所以挖卵是灭蝗中较困难的一环。三龄以前的蝗蝻，食量和跳跃能力都非常有限，对农作物尚不至于构成巨大威胁，人们多怀有麻痹的心理。当蝗蝻逐渐羽化为飞蝗时，食量大增，迁飞能力极强，这时人们往往“杀不胜杀、捕不胜捕”，即使实施成功的人海战术，也很难挽回农作物的损失，只能降低来年蝗害的威胁，因此蝗卵孵化后，打蝻就成为挽救损失的重要阶段。可以看出，随着蝗虫的成长，其危害的程度和方式不断变化，人类治蝗的态度和办法也随之改变，其间，官府对民众的动员成为治蝗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与各类灾害不同。

    在过去，人们常常将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神的旨意。就蝗灾而言，因为灾害的制造者——蝗虫是活的生命，更有可能也更顺理成章地承担着传达神的旨意的责任。蝗虫的许多生活习性更增加了蝗灾发生的神秘性。成群结队的蝗虫行动“整齐划一”，无论跳蝻跳跃还是成虫飞行，均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在前行过程中有沟过沟、有坡爬坡，一般不会落伍或分散，即使由于障碍物暂时脱离了队伍也会马上归队①；在迁飞过程中，蝗虫由于其习性所致有食有不食。关于蝗虫的迁飞方向，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往的人们就更无法清晰地判断了。基于此，人们“赋予”了蝗虫诸多的“灵性”，并由此产生了(驱)蝗神信仰。因此，蝗灾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不同于其他灾害，人们应对的方式和手段自然也不同。这也是蝗灾不同于其他灾害的特征。所以说，蝗灾史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意义，这是以往忽略了蝗灾的灾荒史研究所不能涵盖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造成了灾荒史研究的不完整。

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对蝗灾状况的研究相当细致、深入，但仅仅停留在对蝗患状况本身的探讨似乎还不够。其他关于治蝗办法、蝗灾的社会影响等的许多研究，模式相似，且描述较多、论述分析较少，主要的不同只体现在研究时段和区域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单调。事实上，历代的治蝗，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与本朝实际的结合。由于每个朝代都有各自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在官僚体制上更具特性，所以在描述历朝治蝗的图像时，似可着重挖掘治蝗政策和措施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土壤，忽视了这一点，将无法使研究走向深入。即使是同一朝代的治蝗，其前后的政策和实践活动也会有很大差异。张继莹的研究②表明，清代皇帝的“蝗灾可以人力胜之”的观念，在康熙时期萌芽，到雍正乾隆时期被实际执行并强化。这导致了“捕蝗实质”与“捕蝗行政”的逐渐背离。其间，作为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决定和影响了治蝗过程中君主与官僚之间的相互博弈。这样的研究体现出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变动”的历史的存在。只有将研究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而不是生硬地割裂，才能深入到表层现象的背后更加深刻地去解读“蝗灾——治蝗”的内涵与实质。如若无视时代的特殊性及其间的流动变化，最终呈现出的治蝗画面只能是呆板僵硬，背离历史的实际。

目前大部分学者关注的多是中央层面的治蝗活动，至于府、州、县级和民众的捕蝗活动，除极少数的研究成果外，很少有学者提及。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够全面，因为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措施只停留在“表达”的层面，地方官员对中央政令的执行和民众的捕蝗才是真正的“实践”活动。中央、地方官员和民众对蝗虫、蝗灾的认识不同，在灭蝗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不同，利益也不同。研究者不仅要关注中央的皇帝和官员的相关活动，也要关注地方上的府、州、县级官员对治蝗政策的上行下效，或官员由于政策与现实的背离而产生的内在紧张，还应关注官员们对民众捕蝗的动员和民众在捕蝗过程中的心态、行为。在中央层面，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不可避免，而最终形成的法令政策必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行政压力；在地方官员看来，如何在行政的“敏感地带”谨慎行事，可能要远远胜过他们对蝗灾引发饥荒的考量。地方官员个人的责任感和办事能力，也会影响到灭蝗的结局；就民众而言，他们是打蝗的主体，其思想和行为，直接决定和影响灭蝗的效果。因此，地方官员掌握蝗灾发生的特点，及时了解蝗情进展，转变民众的心态使其积极参与到灭蝗活动中，是灭蝗成败的关键。这些可以被看作是蝗灾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在目前的研究中为学者所忽略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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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印书馆，第30—42页。

②张继莹：《飞蝗蔽天——清代的蝗灾、捕蝗及其论述(1662—1795)》，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第95—98页。

视角的狭窄造成了研究中“鲜活”的历史人物的缺场，历史中的“实体人”反而成为了“历史”这个抽象名词的附庸，许多本应生动活泼的研究变成了笼统性的静态描述。实际上，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是主角，是不可或缺的，有了人物的活动，历史才变得丰富多彩。因此不仅应该变历史人物的“缺场”为“在场”，而且要通过其历史活动来体现他的性格，并由此判断对历史的影响。以治蝗过程中的政治运作为例，研究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展现其动态的过程——治蝗的思想、法令政策是由历史人物来执行的，治蝗组织的运转也要靠人的活动，这些思想、法令政策和组织都要经过实践而出现变动。因此，要让历史人物出台露面，让他“说话”，展示他的历史活动和心理状态，甚至语言，这样才能刻画出动态的治蝗过程。诸多的朱批奏折、奏疏、上谕档、文人笔记以及现代人的回忆录等都留存着个人关于蝗灾和治蝗活动的回忆、想法及实践活动，为鲜活生动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目前的研究不足必须予以正视，资料运用上的局限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学者所依据的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但对已有资料的挖掘不够深入，而且还有许多资料游离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目前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有：一、官方档案史料，即明实录、清实录、宫中档各朝奏折等，还有正史(五行志、灾异志、食货志等卷)，会要(典)和《文献通考》，治蝗书及各类荒政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册府元龟》等类书，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农书，官员个人笔记、诗词文赋等以及各种地方志(祥异、祠寺、灾异志、大事记卷)，涉及范围较广。但是，或许是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史料中关于治蝗过程的各个环节，地方奏报、中央批复、地方执行、民众捕蝗及这些环节之间的互动内容，却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这些史料还存在着很大的利用空间。二、现在出版的各种资料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单独编纂和整理蝗灾资料的汇编，而多被收编于综合性的灾害或其他史料集中。涉及全国的有：建国前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39年影印版)中“其他(灾害)”；建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农业出版社，1988年)中有关蝗灾的统计，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中“蝗螟为害”，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农业生物灾害》(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中“蝗灾”。区域性的有华北、东北、华东、华南等地区及各省所编的灾害史料、气候史料、旱涝史料，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中有关蝗灾与灭蝗的内容等。相比较而言，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及《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按编年的方式对历朝各年的各类灾害详细统计。由于蝗灾的发生常常与水旱灾相连，所以这样的编类方式更有助于把握蝗灾发生的背景；宋正海、高建国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丛书按旱——蝗、水——蝗和旱蝗——疫做出分类统计，对我国古代蝗灾发生的频次、事件等级等详加分析，有助于整体把握古代蝗灾发生的规律；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辑录了从先秦至清末的各类荒政著作，其中有对治蝗内容的收集整理。总之，学者目前可利用的资料已经非常广泛，这些资料集的出版为推进蝗灾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还有很多能够体现蝗灾——社会互动关系的资料没有被挖掘，后文有详细讨论，兹不赘述。

三  他山之石：相关的几个问题

    蝗灾史研究的“先天性不足”并不能昭示它后天发展的微弱。恰恰相反，这反而促成了一个大可深挖的领域。“蝗灾——治蝗”这一看似简单的逻辑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印迹，只有在层层深入后，才能揭示出它的多面相与实质内核。深入的办法，就是对以往的研究不足加以纠正，并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挖掘新的历史资料。

    “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①。没有新的视角和方法，没有新的史料，就难以拓展新的研究内容，难以将蝗灾史的研究深入下去。

社会史在中国内地的复兴已有二十余年，“由于它强调的是一种全方位追求的目标和努力，因而它的影响就决不可能如同所有史学分支那样只是填补了史学研究的某一空白，而是带给史学研究以强有力的革命性影响”②。社会史能拥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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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8页。

②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此“千姿百态的魅力”，原因之一是它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自下而上”，就是要关注下层普通民众的历史，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不了解他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上层”，了解“社会”。这样的视角对于蝗灾史研究有很大启示。如前所述，大规模蝗灾发生，需要大量民众参与其间，因此只有民众才是实践层面的主要行动者。国家下达的捕蝗法令，更多的是对官员的约束管理。地方官员要想免于行政上的重压或处罚，就须切实有效地将民众动员起来消灭蝗虫，避免造成“飞蝗成灾”的局面。但是，民众对于蝗虫和蝗灾有着不同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认识，有着不同的利益和压力，面对蝗灾的心态和实际行动也与统治者的要求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他们的配合或抵抗决定了捕蝗的最终效果。因此，了解民众层面的捕蝗活动，有助于掌握整个治蝗过程的全貌，把握上下层之间的互动关联。在此有必要提到民间的(驱)蝗神信仰。现有的研究对于刘猛将(驱蝗神)信仰的探讨并不多，对八蜡(蝗神)信仰的研究更少①，但民间信仰背后的文化要义却需要了解。刘猛将和八蜡神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已经与民众的Et常生活和社会交往融为一体，并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这种信仰的象征意义及其在当地文化中的内在涵义，就无法知道这种信仰对民众的捕蝗意识和行为的影响。

在方法上，目前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借鉴各种自然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趋向，显示出一定的学术自觉性。但除了极个别的文章，大多数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要想取得突破，就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曾言：“很久以来，我们注视着这些相邻科学的经验和研究，因为我们认识到，与它们取得联系或走它们的道路能使历史学耳目一新。在我们这方面，也可能给它们提供一点东西。”②跨学科是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之一，也可为蝗灾史研究所运用。蝗灾史的研究对象是蝗虫灾害，蝗灾的发生是气候、水文、土质、地势、植被和耕作状况等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借鉴蝗虫生物学、生态学及气候学、灾害学等的研究方法必不可少。高建国、贾燕《中国清代灾民痛苦指数研究》③中有关于蝗虫带给农民的痛苦指数研究。作者将蝗灾分为“飞蝗蔽天”、“大蝗”、“蝗”三个类型并分别赋4分、2分、1分的权数，对清代历年的蝗灾数据做出加权处理，并将最终的数据以及经过同样处理的洪涝、地震等灾害的数据融合到灾害无量纲序列的计算公式中，对清代灾民的痛苦指数做出研究。这种统计和方法颇有新意，对于蝗灾史的研究富有启发。李钢等《旱蝗灾异年频数：一种揭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新指标》④，利用蝗灾来揭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因为“蝗灾与旱灾具有良好的同期(年)性”，所以作者将蝗灾作为揭示气候干旱化的潜在指示剂，从而弥补纯旱灾年记录反映气候偏干的不足。这不失为气候学研究借鉴蝗灾研究的一例。反过来也切实可行，蝗灾史的研究同样可以借鉴气候学的研究成果。前述王培华的两篇文章则是蝗灾史研究借鉴现代天文物理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很好范例，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就研究的主体来说，自然科学工作者已经远远走在研究的前列，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行动则相对迟缓。这实际上也是整个灾害史研究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灾害史研究纵深发展，隐约还存在着一种摆脱社会科学而昂然独进的意向”⑤，此种结论也适用于蝗灾史的研究状况。蝗灾的发生和治理，有自然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且此两者相互错综交合，共同发生作用。所以，在蝗灾史的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互相借鉴，共同努力。但是目前，许多蝗虫、蝗灾研究的自然科学成果并不能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利用，这种自然科学昂然独进的意向值得警惕，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对落后需要反思，两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亟待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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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值得一提的是，倪根金《清民国时期西藏蝗灾及其应对研究——以西藏地方历史档案资料研究为中心》(《农业考古》，2005年3期)一文中提到了西藏喇嘛的祈福禳(蝗)灾法事，应该与当地的佛教信仰有关，可能属于除八蜡神和刘猛将军信仰之外的又一类蝗灾信仰。

    ②[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③李文海、夏明方：《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⑤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页。

    以上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了解蝗灾的状况、发生规律等十分必要。关于蝗灾史研究借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前述陈正祥和满志敏的研究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另一方面，要深入探讨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类问题，就须在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有所创新。比如借鉴社会学中“社会控制”这一概念和分析视角。在笔者研究的抗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的打蝗运动中①，执政者对老百姓的社会控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在战争动乱和灾害频仍的背景下，要动员有牢固地方习俗和信仰的普通民众支援抗战，首先要求执政者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并能将这种能力转化为对民众的动员能力。共产党在根据地的灭蝗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其强大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密切相关。而国民政府和日伪政权的失败，也恰在于他们不能对民众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动员。再如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有学者发表了精彩的见解②。综合各种论述，田野调查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搜集文献、口述资料和“深入历史现场”、提升解读历史的能力。笔者在民间曾收集到一份宗教科仪书，其中有《祭虫王表文》③，表文中有关于当地蝗灾发生的讯息及八蜡神信仰文化。如果再结合访谈，完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蝗灾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和当地人的应对方式。现在到农村采访，年龄稍大一些的人都能对蝗灾、蝗神信仰的内容道出一二。结合这些口述资料，对比历史文献中和老百姓记忆中的相同与差异，并揭示原因，就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新视角、新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宽了蝗灾史的研究内容和资料范围。就资料而言，“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谱、档案、报刊、日记，甚至小说、戏曲、文物、遗迹等等无不透漏着社会史的信息”④。围绕着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还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挖掘。限于篇幅，仅示几例以说明问题。

    一、中央层面。“乾隆二十五年谕：凡五城地方遇有蝗蝻，该司坊官率领甲捕，立即扑灭，不得稽延时日，有害田禾。白家滩蝗蝻生发，州县各官，自应严惩示儆，但其地系北城连界管辖，该巡城御史等，即应早为查察，据实奏明，协同督捕，何竟视同隔膜，并不实力查办。岂该御史所司，谨以城坊词讼为执掌，而于此等关系民瘼之事，竞可置之不理耶。著交都察院堂官，将该巡城御史等查，交部严加议处”⑥。这一则材料反映出地方官在蝗灾发生后的推诿及中央在捕蝗一事上对于地方官失职的惩处。另外清代各朝《上谕档》及其他新近出版的档案史料中也有许多此类治蝗细节的生动内容。

    二、地方层面。“沁县驱蝗组织，已由各关系机关团体于九月一日遵令编成，即于次日遵照省颁三十三年秋季破除蝗虫遗卵计划，逐日督率所属，亲赴西北编村泊村及附近地带，积极扑灭并破除遗卵。惟查该地在前已由县扑灭殆尽，此次中心任务专在破除遗卵。经督励官民对遗卵耕及荒地用耙犁除耕，具往返耕破土质。截至十月二十八日止，经详细勘验确属扑灭尽净。兹查该地区农民异常贫苦，本年遭受蝗害，故特将蝗虫收买。一般农民对此项措施无不快慰。兹奉前因利和，将办理情形连同驱蝗组织编成系统表，具文呈报……”⑥。此材料反映了民国时期作为日军占领区的沁县的治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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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邓宏琴：《抗战时期华北的蝗灾与社会应对》，山西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

    ②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黄国兴、温春来、吴涛：《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③其内容为：“维中华民国山西潞安府平顺县五美里，居住下民社首人等，诚惶诚恐，稽手顿首，敢昭告于八蜡虫王尊神位前，曰：惟神并五方五帝，五毒飞蝗尊神，曰：田祖有神，深加抚恤，大显威灵。去其食心之螟，食叶之媵，食根之蟊，食节之贼，驱逐四虫。秉畀炎火之中化为灰烬，则苗无害除而禾稼可实，柿果可熟，小民可赖以生也。神敢灵应，伏惟尚飨。”(《神敕撰表文对联令》，1921年年4月14日关海甸立。)

    ④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⑤《捕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036卷，《都察院三九·五城六》。

⑥“据电请蝗虫收买金可香作为周济民困及破除蝗卵出力人员奖金等情准予照发由”，1945年，山西省档案馆藏，日伪档案848—5—58。

三、民众层面。除了前所提及的宗教科仪书和回忆录外，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可以反映民众层面的捕蝗，如碑刻。《王岱祭神灭蝗碑》：“窃闻田祖有神，虫皆秉畀炎火；邑令成化，蝗遂不飞境疆。……迨同治六七年间复起虫蚀，仗僧道设醮讽经，表狮子、龙灯、竹马逐疫，禁烧熬窑厂……大清十七年岁次辛卯仲春月谷旦水东三坝绅粮同敬立。”①地方文史资料中也有对民国时期蝗灾的口述资料。“……(1920年)蝗祸危害，灾情严重，人人焦急万分，群众提议，公推本地乡绅名流燕灿喜等出面，接二连三向莱芜县长紧急报告灾情，恳乞援救。县长开始对灾情怀疑犹豫不决，及至灾情呈文似雪片飞到县衙，才派司衙视察。司衙到现场见到灾情实况后，大惊失色，立即将情况回报县长，请令定夺。县长令下，一方面出钱收购步蝻(三个制钱一斤)鼓励附近各村大人小孩一起出动捕捉蝗蝻出售。另一方面，让群众锅煮步蝻。在水北窑湾支起了三口大锅烧水煮蝻……从古历七月七日开始，各村群众都手执工具从四面八方云集水北各灾区，均有专人指挥……”②。报纸中也有关民众打蝗的资料，如《新华日报(太行版)》：全村有妇女队、老年队、壮年队、青年队、儿童队，各队皆民主的选出了正副队长，下边组织八个小组，到大块地口即用全队包围，小块地由一个或几个小组包围打，更大的地块即用几个队联合起来打，同时各队都配备一组(十人)锹镢组，专门掘坑。另外还组织了后勤组，专管砍柴送开水，侦察组三四人，预先侦察那(哪)一块地最严重，即到那(哪)块地里打，正副村长为政府指挥③。

    除此而外，文学作品中莫言《红蝗》和石灵《捕蝗者》，其他报纸《解放日报》、《大公报》和《河南民国日报》、《人山报》等，以及地方志、古代文人笔记、诗歌词赋等均有相关资料。应该指出的是，“文献不是清白无辜的，它不仅来自历史学家的选择，而且本身部分地受当时环境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产物，既为了说明事实，也为了把某个形象强加于人”④。各种文本所产生的背景不同，在使用的时候应该细加辨别。官方的档案和报纸就受到更多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正说明了这一事实。他指出，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⑤。这些都是在运用资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最后提及的一点，是蝗灾史研究的长时段和现实意义。众所周知，“长时段”理论由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不过学者在运用时常常将其与中国本土化的实际联系起来。业师行龙先生认为：“长时段——打通近现代史的分期框架，将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延至集体化时代，注重现代社会史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就是要打破朝代划分时期的局囿，把研究对象发展的内在脉络置放在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把握……。”⑥可见，“长时段”并不是简单地拓展研究时限和地域，而更是把握问题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中国蝗灾史的研究也同样应该下延至现在。太行根据地的打蝗运动，在抗战时期被各根据地树为榜样，后在中共“七大”上被毛泽东列为解放区军民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范例。建国后不久，许多地区的治蝗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的人工捕打办法，随着后来国家工业的发展，才转为以药杀为主。1970年代后，蝗灾治理进入“改治并举、根除蝗害”的阶段，以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为特征。在“农业学大寨”的影响下，蝗区的面貌得以改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蝗灾治理开始逐渐注重生态保护。在以上蝗灾治理的历史脉络中，人们治蝗的思想、办法不断变更，其中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认识的不断变化，也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因此，“长时段”的眼光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把握蝗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近些年，蝗虫在各地有“肆虐”的趋向，蝗灾治理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今日仍未完全过时，有一些甚至值得进一步推广。目前我国的蝗灾治理已经进入现代化的机械防治阶段，但人工防除和成功的社会动员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偏远地区仍有借鉴意义。另外，今日治蝗注意保护环境，而深耕翻土、种植蝗虫不喜食的作物等的农业防治法和以蝗虫的天敌来灭蝗的生物防治法在传统时代就已有存在，这些对今日的蝗灾治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研究中国蝗灾史的同时，关注当今的蝗灾治理问题，可以真正发挥学术研究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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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钢主编，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②赵和旭等口述，王化亭整理：《记水北一带一次严重的蝗灾》，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文史资料》，1991年第7辑。

    ③《册井打蝗群众情绪怎样恢复起来的?》，1944年5月17日。

    ④[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⑤《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1942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4—455页。

⑥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