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侃1,卜风贤2

(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文章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6月

作者简介：邵侃(1983-),女,山东汶上人,管理学博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灾害史、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卜风贤(1966-),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灾害史。

摘　要:中国古代救荒书的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救荒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措施、工程减灾技术措施、生物减灾技术措施、灾害预防、灾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所蕴涵的减灾技术资料比较全面,是我们研究古代减灾科学技术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有借鉴指导意义。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救荒书中减灾科学技术资料的分析整理,将其系统划分为救荒减灾制度建设资料、农业减灾技术资料、水利工程减灾技术资料、生物减灾技术资料、灾害预防技术资料、野菜谱录资料六大方面,并对其分布情况及其利用价值简要分析。

关键词:救荒书;减灾技术;资料评估

中国古代救荒书涉及古农书、政书、集部文献、类书等各类典籍,涵盖面较广,内容直关防灾、赈灾、救灾、论灾等多个方面,其中所蕴涵的减灾科学技术资料也较为完整,是我们研究古代减灾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源,对今天的防灾救灾工作也有借鉴指导意义。本文就救荒减灾制度建设、农业减灾技术、水利工程减灾技术、生物减灾技术、灾害预防技术、野生救荒植物的栽培利用等方面的资料分布情况及其利用价值予以简要分析。

一　救荒减灾制度资料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减灾活动的国家之一,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历来注重减灾管理,形成了较系统的荒政制度。古代官方荒政措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防灾备荒措施,诸如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及重视仓储等;二是消极的临灾治标和灾后补救措施,包括赈济抚恤、平粜与借贷、移民就粟等。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对当前的减灾、救灾决策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减灾制度建设的资料记载主要体现在总论类、荒政类救荒书中,同时在治水类、野菜类、除虫类等救荒专书中也偶有提及。

(一)荒政制度概论资料

历代以来关于救荒减灾制度建设的资料多见于我国古代荒政类救荒书中,记载全面、具体。董煟《救荒全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认为救荒之法当因事因时制宜:“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赈糶,义仓以赈济,不足则劝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价有禁,能行五者,庶乎其可矣。……饥荒不同救亦异,临政者辨别而行之。”[1]书中还对常平仓、义仓、禁遏籴、简旱、减租等各项减灾制度分别进行阐述。清代俞森《荒政丛书》则是集荒政之大成之作,其中收录了《救荒全书》、《屠隆荒政考》、《魏禧救荒策》等书,采董煟、林希元、屠隆等数家之言,又自作三仓考,溯其源流。[2]

(二)古代仓储制度资料

以丰年之有余补歉年之不足,通过各种仓储形式展开的积储制度是实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的主要途径[3]。通过对我国古代荒政类救荒书,配合以正史、实录等其他文献中的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大致把握我国古代仓储制度的演替变化以及政策制定执行机构的办事效益,对我国古代粮价调控等社会经济问题的探讨也有借鉴作用。

我国古代仓储制度以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建设为主体。常平仓发轫于战国时魏国李悝的平籴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4]其中反映出的“平价”思想不仅是常平仓建立的主导思想,对古代农产品价格管理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大影响。常平仓的记载始于西汉,最初的功能是调节粮食价格;唐宋以后,常平仓性质逐渐向义仓靠近,常用于荒年赈粜或赈贷。义仓源于北齐、创于隋朝、完善发展于唐朝,历宋元明清而不衰,初创时性质与后来朱熹所创社仓无异,但是隋朝义仓设立不久便移置城市,功能发生变化。“仓储之善,莫如社仓。以本里之蓄,济本里之饥;权丰岁之赢,救歉秋之乏。”[5]社仓多设在村镇,完全由百姓自己经营,自借自还,程序简便。因此社仓一经创立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积极的功效。

二　农业减灾技术资料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性地把农业生产和减灾结合起来,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入手,采取了抗旱保墒、调整作物种植结构、病虫害防治、中耕除草等农业技术措施减灾防灾,收到良好的减灾效益。关于农业减灾技术的记载多见于我国古代救荒书中,特别是一些农艺类救荒书、总论类救荒书以及除虫类救荒书中。

(一)具有传承性的技术资料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多是经创设后在某一地区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故一些长期发挥防灾减灾功效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历代救荒书中反复呈现,既有对前书的资料保存,也有对该技术发展完善后的重新认识。确保了资料记载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提供了更为完整、可靠的研究依据,对于系统认识该项技术在农业减灾中的作用也大有帮助。救荒书中关于区田法的记述即为有代表性的一例。

关于区田法的记载最初见于《氾胜之书》:“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6]38在历代主要农书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中都有相关记载,其中多是转述前人的记述,氾书的佚文主要就是靠《齐民要术》保存下来的。自王祯《农书》中对氾氏区田法有所改动后,明清两代试验者又多依王祯之法。[7]此外,推行试验和讨论区田法的专类资料也是相当多的, 19世纪赵梦龄曾编有《区种五种》,王毓瑚教授还曾加以整理扩充为《区种十种》,以及一些散见的史料,这些专类资料中关于区田法的记述更为全面。如清代赵梦龄辑《区种五种五卷附录一卷》,包括氾胜之遗书、教稼书、区田编、加庶编、丰豫荘本书,其中均是关于区田的记述,认为其是“避旱济时之良法,分地少而用功多,其获利不啻倍蓰”,“当荒歉之余,苟能躬耕数畝,即可为一家数口之养。”[8]

(二)专类技术资料

有些农业减灾技术仅适用于特定地区或特定时期,不具备历史沿革性,故相关记载仅限于几部甚至一部救荒书。这部分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多是由当地有志于农业发展的人士总结实际生产经验,或者亲身参与了某项技术的研究引入、推广传播的人所撰,其可靠性也毋庸置疑。鉴于其资料覆盖面较小,把握这类减灾技术时,可结合当时的一些方志资料、正史资料以及考古资料参考分析。

如清代祁寯藻所撰的《马首农言》[9],记述的是19世纪上半叶山西寿阳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是作者通过调查访问并加以验证写成,为我们研究高寒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减灾提供了宝贵资料。书中所提到特定气候条件下的“晚种早收”、把握灾象特征做出灾害预防以及蓄积之法等防灾、减灾技术措施,时至今日仍具参考价值。

再如优良减灾作物的引进与推广。明清时期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新作物的引进上,相应的也出现了一些救荒专书,以关于甘薯的著作为最多。陆燿的《甘薯录》、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徐光启《甘薯疏》、李遵义《种薯经证》等著作接连出现,显示了甘薯种植在备荒救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研究该减灾作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如《甘薯疏》中认为甘薯有广泛的适应性:“其中宜高地,遇旱灾可导河汲井灌溉之,在低下水乡亦有宅地园圃高仰之处,平时作场种蔬者,悉将种薯,亦可救水灾也。”除此之外,甘薯还有种植时间适宜,产量大,抗虫害等特点,所以称为利于抗灾减灾的优良品种。[10]

三　水利工程减灾技术资料

除五害之说,水为始。[11]兴修水利工程,防治水害是减灾防灾工作的重中之重。水利工程减灾技术自古有之,但对此进行专门记载的多见于宋元以后一些治水类救荒书中。河防书是对我国历史上治河工程技术系统的记载,主要论述了古人在黄河治理中的治河理论、河防制度和水工技术,完整地反映了历史时期的黄河治理技术水平,并且对现代黄河的治理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治水类救荒书是通过对某一具体减灾工程形式设计的记载及当地灾害案例的分析,研究古代水利工程建设在减灾防灾中的重要作用。

(一)地区性水利资料

古代一些治水类救荒书是针对特定地区水患治理而著。如北宋时期,太湖地区水患空前,单锷据其三十余年于苏州、常州、湖州的调查研究写成《吴中水利书》。在“观地之势,明水之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太湖水患的成因在于“纳而不吐”,在找出症结所在的同时提出治理方法,“欲修五堰开夹苧干渎,以截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12]。通过对此类地区性水利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水利情况、工程效果,对于今日的防洪抗旱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二)河防资料

河防书多是集多代治河成就之大成编撰而成,如《河防通议》就经过宋金元三代修订。河防书著者及修订者多亲自参加过黄河治理工作,其资料可信度、科学性较高。通过对河防书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历史上特定时期黄河水患的成因及其危害性,其中具体记载的河防管理制度以及工程技术的记载,对于当今的黄河治理也有一定指导作用。在河防书中除了记载一些河防、治水工程外,还涵盖了水利工程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修筑工程材料的性价、选择、运输、工程算法等。例如元代沙克什《河防通议》[13],“制度第二”中介绍了开河、闭河、定平、修砌石岸、捲埽、筑城等应遵守的一些常规方法制度。如:“输运第五”中介绍了材料运输的价位以及运输材料的重量、尺寸;“算法第六”中介绍了一些有关工程的计算方法。

(三)其他科学资料

水利工程的科学性和技术水准是建立在定量的基础上,离不开数学的发展。故治水类救荒书中还记载一些有科学价值的数学资料。如《河防通议·算法》一章全面总结了古代土方工程中的各种体积算法,共分十类问题,此外还涉及役夫劳动量的规定和计算,水陆运输重量和路程的规定和计算等数学问题,为数学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此外还有一些水利工具的设计使用方面的内容。明代熊三拔《泰西水法》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其记载了多种“挈水之器”的用法、构造等。如关于龙尾车的记载:“龙尾车者,河滨挈水之器也。……东汉以来盛资龙骨,龙骨之制曰灌水二十畝,以四三人之力,旱岁倍焉,高地倍焉,用牛马则功倍,费亦倍。”[14]

四　生物减灾技术资料

根据灾害载体或承灾体的生活习性、运动规律等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防治病虫害,或者利用生物间的抑制关系,以各种有害生物的生物天敌对付它们都属于生物减灾的范畴。中国古代救荒书中关于生物减灾技术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一些农艺类和除虫类救荒书中,这部分资料数量不多但可用性较强,很多技术方法在今天的农业生产中仍在使用,有些对当代的生物减灾技术研究有启迪性作用,是中国减灾史上的宝贵财富。

(一)农艺类救荒书中的生物减灾技术资料

根据作物习性安排农业生产活动以防减灾害是我国古代生物减灾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未在救荒书中成体系提出,而是零散记载于一些大型综合性农书和农艺类救荒书中。《四民月令》中记载了通过调整竹木砍伐时间防治害虫的方法,“自是月(正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必生蠹虫”[15]。

《齐民要术》中也提到了利用昆虫的生活规律和环境因素防虫,如种芜菁必须七月初种,六月种则多虫;枣树行间必须除尽杂草,杂草是害虫窝,所谓“荒穢则虫生,所以须净”[16]263,防患于未然。农作物播种时人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防治害虫,适时播种的麻和水稻可以免受虫灾,适时播种的小麦可以免遭蚼蛆的危害。汉代《氾胜之书》中指出小麦“早种则虫而有节”[6]19。播种时对农作物种子进行适当处理也能达到减轻虫害的目的。汉代人们采用溲种法防治害虫,《氾胜之书》:“以原蚕矢杂禾种种之,则禾不虫”[6]16,溲种法所用原料还有马骨、附子等,提高了害虫防治水平。

(二)蝗害治理中的生物减灾技术资料

生物技术方法是蝗灾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首先在一些农艺类救荒书有所体现。如《吕氏春秋》中就指出适时播种的麻可以免遭蝗灾的侵害;《氾胜之书》中也说用溲种法处理种子“令稼不蝗虫”[6]11。同时人们早就认识到蝗虫对不同作物的喜食程度不同,因而可以通过种植蝗虫不食的作物来防灾。如《晋书·石勒传》载:“百草尽,惟不食三豆及麻。”[17]《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中列举的蝗虫不食作物有芋、桑、菱、绿豆、豌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蓣等。

根据蝗灾的成灾机理,最有效的减灾措施还是捕杀。因此在除虫书中记载最多的是人工捕蝗的技术,关于生物技术的记载仅是零星可见。早期的蝗虫生物防治还仅限于认识和保护蝗虫的天敌。在唐代《酉阳杂俎》中就记载有许多益鸟捕食蝗虫的事例;五代时后汉政权于乾祐元年曾下诏“令民间禁捕‘鸜鹆’”[18],利用它食蝗;宋代曾因为青蛙能食蝗而禁捕之;元代也因“鹙”能食蝗而“禁捕鹙”[19];至清代时人们已经提倡用鸭子来治飞蝗,如《治蝗全法》中记载:“又蝻未能飞时,鸭能食之,如置鸭数百于田中,顷刻可尽,亦江南捕蝻之一法也。”并举出实例来证明它的功效:“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山、章山山上之蝻,亦以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20]保护利用天敌防治害虫是一种防治目标害虫的永久性措施,具有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在当今农业生产的虫害防治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　灾害预防技术资料

农业气象灾害预防是古代灾害预防体系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之一,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天象测天、物象测天经验,拥有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尤其擅长把握一些灾象特征并由此做出灾害预防。在历象杂占类救荒书中有大量的关于依靠天象、物象、节气等预测自然灾害及丰歉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限于古代科技水平,在灾荒预防知识方面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因而我们以往忽视了这部分救荒书的科学价值。实际上,通过对中国古代一些时令占候类救荒书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农业气象知识,并应用于灾害预防和备荒减灾。

(一)客观评价历相杂占类资料

历相杂占类救荒书丰富的内容反映了我国古代气象科学的辉煌成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对今天的农业气象预报工作也颇有贡献。例如《〈田家五行〉选释》中提到:书中运用天象、物象和关键日来预测天气、展望气候的方法,上世纪70年代我国许多气象台站都在研究和试用,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21]。此类救荒书中许多根据经验所作的天气预报,以现在科学的眼光审视,不仅方法巧妙,理论上也是十分正确的。如《田家五行》中提到的“上风虽开,下风不散,主雨”,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没有高空探测设备的情况下,用云的移动来说明高空气流的辐合情况,预测晴雨,非常合理;又如“月晕主风,何方有阙,即此方风来”,是指出现在卷层云上的月晕,某个方向有缺口,即表示这个方向卷层云为不能产生晕的高层云所代替,预示锋面将从此方移过本地,伴有大风发生。这些结论都和近代气象学锋面云系的演变、风场转变的规律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本书虽然撰写于六百多年前,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社会的影响,我国古代历相杂占类救荒书中确实也掺杂了一些迷信落后的东西。如《田家五行》的涓吉类、祥瑞类中就有一些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内容记载。对于这一部分资料我们应以当代科学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审视和利用。

(二)生产生活中的灾害预防技术资料

历相杂占类救荒书中所蕴涵的农业气象预报方面的资料多是劳动人民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积累所得,与农业减灾息息相关。其中一些农谚除了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之外,还有鲜明地方特色,语言平实,贴近农民生活,更有助于指导日常生产安排以减灾防灾。如《探春历记》一书中据立春日的干支断定一年四季的雨水风雪以及年成的丰歉,详细记述了六十甲子中立春的六十种不同的气候,其中也包括用农谚形式表述的,如:立春日占,先天与后天,何须问神仙,但看立春日,甲乙是丰年,丙丁多主旱,戊己损田园,庚辛人马动,壬癸水连天[22]。《田家五行》中记载天象、物象预测天气的农谚有140多条,关于中长期天气预报的农谚一百多条,农业气象方面的农谚近四十条。这些农谚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天气、气候变化的一些规律,大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如“东风急,备蓑笠”、“行得春风有夏雨”等[21]。

这类由天气、物候预测未来灾情的记载并不鲜见。如清代梁章钜《农侯杂占》:“五月朔日当热而风雨者,米贵,人食草木。”[23]在唐代黄子发《相雨书》中,也有许多关于查看天象预测灾情的记载,包括候气、观云、察日月星宿等,如:“雨注著树,不下地。邑有灾也,或曰大水没郭。”[24]明代周履靖《天文占验》:“八月占:秋分天气白云多,处处欢歌好晚禾,只怕此时雷电闪,冬来米价道如何?”[25]除了预测灾情外,在许多《田家历》中还安排好了每月的农事活动,依此行事可以防灾。例如吴郡程羽文《田家历》中记载有:“四月:收蔓菁芥萝卜等子,收干椹子,锄葱,收干笋藏笋四月伐木不蛀,修防开水實,正屋漏以备暴雨。”[26]

六　野菜谱录资料

我国历代综合性农书间有涉及救荒植物的内容,如《齐民要术》[16]689卷十中就用大量篇幅介绍了149种“五谷果蓏菜茹”,多为野生植物,有些在以后一些野菜专书中也有提及,如莪蒿、棫等。但对此加以系统记述并出现有关专书则是从明代开始,如朱橚《救荒本草》、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这类野菜谱中大都以图文并茂的表现手法保存了许多采食野生植物的知识和经验,生动形象、表述准确,不仅为当时灾民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为现代灾害史、社会史研究也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来源。书中所收植物展示了我国某些经济植物的分布概况,对后世农学、植物学以及医药学的发展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为灾民生活的历史考察提供资料

灾荒发生时由于粮食作物大量歉收导致物价高涨,百姓只得靠不易受灾害影响的一些自然植物维持生命,这时野菜谱录的价值便显现出来。如朱橚所著的《救荒本草》,“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27],可供荒年充饥。作者将采得的野生植物种于园圃,令画师描绘,配以简短解说,释文简述产地、形态,又介绍性味、有毒无毒的部位、食用的方法等;书中共介绍了救饥草木野菜414种,并且文图对照,以利于灾民的辨识利用。同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代救荒植物的变化,对不同时期灾民生活水平进行评价。野菜谱录为我国传统社会灾民生活的历史考察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来源、最鲜明的资料记载。

(二)野生救荒植物资料

此类救荒书中除了记载植物的名称、形态特征外,还包括其生长环境、食用方法。如《救荒本草》中关于苍耳的记载:“苍耳,本草名葈耳,俗名道人头,……救饥:採嫩苗叶煠熟,换水浸去苦味,淘净,油盐调食,其子炒微黄,捣去皮,磨为面,作烧饼,蒸食亦可,或用子熬油点灯。治病:文具本草草部葈耳条下”[27],文前还附有苍耳的图式。此后的野菜专书从内容和体例上讲都是对《救荒本草》的继承和发展。相比于之前的综合性农书而言,这些野菜专书中对救荒植物鲜明的记载更利于我们从减灾抗灾的技术角度去使用这些资料。

野菜谱录中一般根据可食部位的不同为其分类,书中所载的收获加工方法有直接生食法、干藏法、制粉食用法、传统烹饪加工法、腌制发酵法、除毒法等。于今日而言,可以从野生救荒植物的栽培、加工历史中得到启示,以增加蔬菜品种和提高蔬菜营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三)现代植物学研究的资料来源

《救荒本草》对植物特性的描述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对于所述414种植物都作了简单明了的介绍,而且这些内容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细致和准确的。书中植物学用语丰富,如对于植物生长习性所用术语有就地丛生(铁扫帚)、就地科叉生(荞麦)等;对于植物叶的描述不仅论述互生叶、而且有了“对生”叶(尖刀儿苗、苏子苗)和“轮生”叶的记述,如桔梗“四叶相对而生”。这些对于我们今日的植物学研究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参　考　文　献】

[1](宋)董　煟.救荒活民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六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33.

[2](清)俞　森.荒政丛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六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3.

[3]张建民,宋　俭.灾害历史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313-314.

[4](汉)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97: 1117.

[5](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1963.

[6]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7](元)王　祯.农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130 -131.

[8](清)赵梦龄辑.区种五种五卷附録一卷[M].清光绪四年(1878)莲花池木刻本.

[9](清)祁寯藻.马首农言[M].高恩广,胡辅华注释.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

[10](明)徐光启.甘薯疏一卷[M]∥顾延龙.徐光启著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1]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453.

[12](宋)单　锷.吴中水利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七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14.

[13](元)沙克什.河防通议[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七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3-69.

[14](明)熊三拔.泰西水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三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931.

[15]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7.

[16](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M].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17](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2707.

[18](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6:830.

[19](清)陈世元.治蝗传习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0](清)顾　彥.治蝗全法.清光绪十四年(1888)顧氏犹白雪斋刻本.

[21]江苏省建湖县《田家五行》选释小组.田家五行选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17-18.

[22](汉)东方朔.探春历记及乙已占[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11.

[23](清)梁章钜.农候杂占[M].北京:中华书局, 1976: 3,11.

[24](唐)黄子发.相雨书[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1, 9.

[25](明)周履靖.天文占验[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12.

[26](明)程羽文.田家历[M].收录于丛书《说郛续》:手抄本.

[27](明)朱　橚.救荒本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三零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