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摘要：近代华北灾荒频发，改革开放以来对其研究已有一定成果涌现，主要表现在对华北整体和各行政省份的灾荒史研究方面。但其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表现为研究状况严重不平衡、研究方法与理论把握以及史料收集与整理方面均存在很多问题。

中图分类号：X43(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7869（2005）02-0014-05

灾害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减轻各种灾害及其危害性后果，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我国是灾害频发的国度之一，尤其是进入90 年代以来，各种灾害问题又趋严重，控制并减轻灾害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近代华北地区是灾荒的频发地之一，晚清时期，直隶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其水旱灾害发生次数均居全国第一，山东则位列其次[1]。民国时期，“河南灾情种类之多，地域之广，时间

之长，均为全国冠”，成了一个全国罕见的“集灾害之大成”的省份[2],其灾荒发生次数位居各省之首，河北省紧随其后。[3]加强近代华北地区灾荒及赈灾减灾研究，不仅对近代灾荒史研究具有一定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推动近代华北灾荒史的研究，本文即拟对近代华北灾荒史研究作一全面回顾与总结。

对华北灾荒史的研究起步于民国初年，但早期成果多集中于水利和地理学界，史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开始关注灾荒史研究，本文即主要以此一时期作为论述对象。

早在 70 年代，中国气象部门即对华北地区的旱涝史料有所总结[4]。进入 90 年代后，对大量方志的利用以及李文海等所编的《中国灾荒纪年》和《中国灾荒纪年续编》等近代灾荒史料的出版，为华北区域灾荒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便利，近代华北灾荒研究在抗灾、具体灾种及影响方面都有一定成果出现。王加华对清季至民国时期华北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环境下，民间采取选择种植相应的作物来提高自身抗灾能力的民间调控机制作了论述，认为此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中师大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种调控机制虽有其局限性，但总的来讲，还是“积极的、有意义的”。[5]张素欣等通过对 1815—2002年 167 年中太阳活动 11 年周期与 22 年周期与华北地区 6 级以上地震对应关系的统计分析，认为强震活动多发生于 11 年周期的峰年段和谷年段，并认为目前该区内强震发生的概率极低。[6]刘东旺等人也对华北地区1800年以来5.5以上的地震活动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地震活动作出了预测。[7]王建革考察了清政府对华北蝗灾的控制运作及其演变趋势后指出，中央集权愈到晚期，对农业的管理渗透越多，因为社会动乱往往与大灾出现有一定关联。[8]刘海岩以天津为个案，认为华北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大量灾民是中国城市贫民阶层的主要来源。[9]范立君则从移民史的角度对灾荒下华北向东北的移民状况给予了关注。[10]吴海涛从地理、气候和生态方面分析了淮北地区的涝灾原因[11]。

对重大灾荒的研究最突出的当数对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的研究，已有十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其作了论述，其中赵矢元较早概述了此次大旱的灾况。[12]王金香也从总体上论述了这次大旱的状况[13]，并在另文中分析了此次大旱的社会和自然原因。[14]而满志敏则认为全球性的特强 ENSO 影响亚洲季风减弱，致使季风雨带的推进和降水过程发生变异，是这次大旱灾形成的气候背景。[15]夏明方对此次大旱的灾况和社会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日益衰落的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是这次大荒发生的根本原因。[16]他还探讨了这次大灾中西方传教士的赈济和国内赈济。[17]杨剑利也以此次大旱中的官赈和义赈为例，说明这一时期官赈日趋衰退，义赈日益兴起。[18]但相对海外来讲，国内对丁戊奇荒的研究仍显薄弱，因为在 1980 年，香港学者何汉威对其研究已相当深入。[19]这一方面是因为内外缺乏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受阶级理论分析模式的束缚，很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此外，对 1939 年华北大水灾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魏宏运对 1939 的华北大水灾状况和各方赈济考察后指出，自然灾害加剧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困难，给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20]李金铮也对 1939 年大水灾中晋察冀边区中中共的救荒工作进行了论述。[21]此外，陈玉琼、彭淑英则通过对 1920 年大旱影响的分析，提出了自然灾害对社会影响的基本模式。[22]

由于华北地区河流密集，季风气候特征明显，河流灾害异常突出，所以对于某一流域的灾害特征进行研究，也很必要。水利电力部主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河北气象部门出版的《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23]，为华北流域灾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由于黄河对人类所造成的灾害最大，所以，对黄河的关注较诸其他流域显得更多，重点表现在对其重大决口事件的关注。李文海通过对黄河决口的考察说明天灾加上人祸使清政府处境更加恶化。[24]夏明方从晚清社会演变的角度对其决口进行了探讨。[25]申学锋则对黄河决口堵筑工程进行了研究。[26]张徐乐从经济史的角度对黄河决口所借外债情况进行了考察。[27]而频发的黄河灾害对区域的生态和信仰文化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马雪芹和董龙凯分别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28]而王元林则对清代黄河小北干流变迁进行了系统论述。[29]总的来说，现有成果对黄河等探讨较多，而对其众多支流研究则相对贫乏。

河北省在近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所以对河北灾荒史研究相对较强。1994 年北京市成立了减灾协会，并由北京历史地理专家尹钧科主持完成了“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重点课题，并出版了研究专著。[30]论文成果首先集中于对此区水灾的研究，李辅斌认为道光以后，由于水利多年不修，加之清政府推行“确保漕运”的政策以及上游植被的破坏，直隶水患不可能获得根治。[31]李文海等认为永定河患是造成此区水灾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32]阳光宁、汪志国对周馥治河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其重视调查研究，兼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治水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33]直隶地区作为京畿重地，其减灾及善后措施也颇具特色，刘瑞芳、郭文明通过方志对清代直隶地区的慈善事业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乡绅在地方慈善事业中作用的增强，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34]韩光辉对清代京师的粜米局、粥厂、栖流所、育婴堂等赈恤机构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赈恤机构对清代人口增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35]池子华、李红英则对晚清直隶灾荒时空分布、影响及减灾措施进行了全面探讨。[36]在另文中，作者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灾荒、流民与义和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37]池子华、刘玉梅从救荒角度对民国时期河北灾荒进行了研究，因政府重视不够、战乱等原因使这一时期的荒政效果不佳。[38]

近代河南灾荒的严重性，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也有一些史料出版。[39]近年来，苏全有对近代河南灾荒中的特点、赈济、人口与灾荒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马雪芹对明清时期的河南灾荒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植被破坏和水利失修是其主要原因。[40]对丁戊奇荒的研究，张九洲认为造成河南人吃人悲剧的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清政府的救治不力，在此次大旱的打击下，河南经济更加落伍了。[41]崔铭对 1942-1943 年的河南省旱、风、蝗灾害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其灾情同光绪初年的大旱不相上下。[42]苏新留对 1929 年河南旱灾后河南赈务会对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作了深入论述，并认为这种灾民移垦对河南部分灾民生存和开发东北都有一定意义。[43]在另文中，作者还对民国时期河南灾民面对旱灾时的应对措施—祈雨状况作了描述，认为这不仅是民众迷信心理的反映，而且是官方欺骗民众的一种手段。[44]曹隆恭利用地方史料对商丘地区的水灾发生规律进行了分析。[45]

90 年代，山东一些自然灾害史料相继出版，[46]但专门的近代灾荒专著则相对乏见。论文方面，董龙凯从移民史的角度着力探讨了黄河河患对山东的影响，分别就 1855—1877 年以及光绪年间的黄河变迁下山东人口迁移的方式，特点和影响作了论述，[47]作者认为在对近代山东黄泛区的各种救济手段中，移民是“摆脱或减少灾害最彻底的形式之一”，[48]并通过对光绪中叶政府对黄河南岸黄泛区的后撤型迁村活动的考察，认为其迁而又返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农民，其实质则是不能有效控制土地。”[49]牛淑萍认为早期山东人民移民东北与当时频发的自然灾害一定关系。[50]杜屿通过对山东省 1260—1990 年的旱灾发生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其破坏性大，是山东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51]赵兰亮对清至民国时期山东地震进行了统计研究，为地区地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52]汪志国、丁晓雷对周馥对山东黄河的治理中的农本思想予以了肯定。[53]山西省在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一批灾害史料相继出版，[54]其灾荒史研究也有一定成果涌现，其中对山西丁戊奇荒的研究最为突出。王金香利用地方史料对山西受灾和赈济状况进行详细考察后，认为滥种婴粟、吏治、战乱和交通等人为因素是造成此次干旱的主要原因。[55]郭春梅也对此次旱灾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进行了分析，[56]李三谋也认为婴粟的种植是此次大旱的原因之一。[57]郝平利用大量方志考证了此次大旱在山西的时限和地域，认为山西丁戊奇荒发生时间早，受灾州县几乎遍及全省，进而说明了山西受灾之重。[58]在另文中，作者还对此次大灾中山西的人口损失状况进行了考证，认为人口损失大约在 800—1000 万之间，这严重影响了山西的经济发展。[59]韩晓莉则认为光绪初年大旱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对山西人地关系紧张状况重新作出了调整，但因自然、人口、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人民生活并未因此而得以改善。[60]王守恩、刘安荣认为山西近代频繁的灾荒是近代西教得以传入山西的原因之一。[61]

从研究内容看，已有成果多集中对水旱灾害或某一大灾的研究上，对华北区域全面的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则少之又少。从研究区域来看，对黄河、直隶等区域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其他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或是一片空白。从研究时段来看，相对于晚清灾荒史的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灾荒的研究成果则更为匮乏。华北灾荒史研究需要探讨和深化的地方非常多。具体而言，学界首先应对各种灾种和城市灾荒史进行具体、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次，既要探讨导致华北灾荒频发的钢性硬约束因素——自然生态的研究，同时又要加强对社会运作机制考察；此外，加强华北与其它地区灾荒的比较研究，分析和比较华北与其它地区在灾荒的成因、种类及其与所在地区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机制的互动关系上的异同，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求有利于当前的防灾和抗灾。

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固然应该为今天的人们所提倡，但灾荒史学的自身特点要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科际交叉，就自然科学而论，尽管他们在与历史关联研究中存在着把握、感觉欠确切，但就研究方法而言颇多可资借鉴之处。正如夏明方所说：将民国灾害问题“重新置放于曾经被人们剥离出去的多样化而又变动着的地理空间或者说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亦即试图从这些问题中尽可能多地捕捉到自然界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的影子。”[62]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应该首先进行微观研究和局部研究，然后再上升到宏观和整体研究，即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是学术突破的重中之重。综合运用气候地理学、社会学、灾害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研究方法，借助实证和数理统计，从个案考察到宏观分析，从史料举证到逻辑思考，力求开阔视野，将局部和微观研究角度做巧，取证做细，将整体和宏观研究的着眼点做远，涉及面做博，必将有助于推动研究的进展。

近代华北灾荒史研究由于牵涉到历史学、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因此，如何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初步建构区域灾荒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该领域突破的关键。目前研究往往是平面描述，理论色彩淡漠，深度不够，缺乏富有启迪性的剖析，历史的借鉴功能难以显现。

由于灾荒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考察灾荒与近代华北社会变动的民变、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等的广泛关联性，既有利于梳理出近代华北社会变迁的动力和规律；又可以从中总结出灾变转为灾荒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体察生产方式及社会运作机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华北地区的防灾抗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另外，由于灾荒首先与民生关怀相关联，故而更有利于我们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认识和评估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并且与其它历史现象相比较，灾荒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更加密切，灾荒史研究更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系统而准确的把握而免于偏废。

近代华北现存史料多为自然科学界整理出版，其内容相对于史学研究来讲过于简单。各区应加强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尤其是民国时期灾荒史料之丰富，实有出人意表者。如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以及各地方报刊资料，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数量惊人。再就是近代方志材料，民间保存有相当的灾荒史料，这对研究华北灾荒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华北灾荒史研究所需大量史料散见于方志、文牍、奏稿、近代报刊和其它官私调查统计文献，因此，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和资料梳理，初步编出华北灾荒史资料长编以资借用，是十分必要的。

就真理的颗粒——史料而言，创新则在于来源的多元化。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63]就近代华北灾荒史来说，口碑史料是学界应该关注和着力的所在。渠长根曾指出：“关于花园口事件的现有史料是丰富的，但是，所处地域、馆址、存在方式、获取手段、保存状况等具体情况颇为复杂，需要投入地发掘和整理。”因此，应该加强田园调查，纳渐渐远我们而去的史料于研究者的视野之中。[64]

总体看来，有关近代华北灾荒史的研究尚处于低层次，低水准，资料的征引范围需要扩大，僵固的认知、思维模式需要革新，研究内容需要拓展，等等。只有在这几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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