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芳;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05期  

地方志是各级地方行政单位刊行的一种地方杂志,内容是概述本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好人好事以及兴废灾祥等事。自南宋开创以来,逐渐得到推广,至明清已十分盛行。自地方志书通行之后,特别是全国两千余县绝大多数都有了县志之后,灾害的记载便大大地丰富起来。另外,地方志所记载的,却常不见于官方之记载,凡发生在辖境以内的灾害,志书都有详细记述,这对于了解灾害的活动性以及确定历史上破坏性灾害的基本参数是十分重要的。就历史上的四川而言,情况亦如此,除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灾害资料不以方志为主外,其它地区的灾害资料出处则几乎全部来自方志,故本文以历史上的四川方志作为主要史料并参看相关的蝗灾记载,以冀对历史上四川蝗灾严重与否、蝗神庙的大量分布及蝗灾与蝗神庙两者间相悖的关系作一考述。特需说明的是,本文考述的四川是历史意义上的四川,因它包含重庆现在的一些辖区。

一、四川蝗神庙之分布状况

农业社会中,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灾害。远从传说时代始,中国境内就有自然灾害的记载。虽然在众多的自然灾害中,就蝗灾发生的次数而言,它并不能算是一种频发的灾害,然而蝗虫为害程度非常严重。当灾情肆虐,人们在无能为力之时,不得不企求于神灵。

从原始社会时期起,早已有万物皆有神的思想和信仰,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正是这种传统信仰的理论依据,人们对一些自然界无法解释的现象,常常归诸于神力所致。正如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所言,蝗虫来去无定,而且“所过田亩,有食有不食,虽田界毗连,而截然差有界限,是盖有神焉主之”[1]。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人们对这些现象无法解释,自然就会理解为神的安排,由此形成求神驱蝗的风俗。

与蝗灾有关的神的祭祀,主要是八蜡昆虫与刘猛将军之祭(礼),八蜡祭祀的对象都与农作物收成有关,所以八蜡庙在中国境内很普遍。蝗虫是昆虫之一,当蝗灾发生时,人们就往八蜡庙祭祀。通常一个地方有八蜡庙却不一定有刘猛将军庙,但很少有刘猛将军庙而无八蜡庙的。刘猛将军是宋元以后才在民间被奉为驱蝗的神。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帝就是由于“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祷于刘猛将军庙则蝗不为灾”,而发布上谕“饬各直省建刘猛将军庙”[2],“刘猛将军,各省府州县均立坛庙致祭……祭以春秋诹吉”[3]。由是,祭祀刘猛将军成为载入《大清会典》的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祭祀活动。为了对历史时期四川地区蝗神庙分布有一具体的了解,笔者根据187种四川地方方志资料记载进行统计,制成四川蝗神庙县份分布表(见表1)。

表1　四川蝗神庙县份分布表

从表1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四川省共有49县设立蝗神庙或有附祀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约占全省州县总数(119县)的41%,几乎全省有一半的地方都有蝗神庙或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蝗神庙与蝗灾之间的必然联系,正如陈正祥先生所言,中国广大农村普遍极端穷困,若非逼不得已,决不会劳民伤财去建立祭祀蝗神的庙祠。陈正祥先生并因此推论,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存在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建此等神庙[4]51。如依次推理,表明四川省不仅曾经发生过蝗灾,而且灾情还相当严重。而四川蝗灾的实际如何呢?

二、四川蝗灾之情况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仅有清一代,从1644年至1908年264年间,四川省就有40县发生蝗灾,占当时全国18省遭蝗灾县份(528)的7.57%[5],似乎同时也表明了四川蝗灾的严重性。

蝗灾的爆发在地方上往往被作为大事件对待,方志必然会逐一加以记录,不敢马虎,因此是比较可信的。但笔者查阅187种四川地方方志,发现实际情况却与上述推论和已有研究结论大相径庭,只寥寥数条而已。兹摘录如次: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6年)诏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者什四以上(民国26年《双流县志》卷二蠲贷第9页);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渠州蝗(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卷八十一杂類志祥异第5页);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夔州蝗(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卷八十一杂類志祥异第5页);

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七月劔南东川蝗(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卷八十一杂類志祥异第5页;道光16年《安岳县志》卷十五祥异第21页);

宋时有蝗害稼县令程堂引泉吞之蝗遂踰境(民国二十六年《双流县志》卷四杂识祥异第76页);

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邑有蝗灾(同治四年《荣昌县志》卷十九祥异第2页);

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夏蝗(民国四年潼南县志》卷六杂记志第69页);

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夏蝗(光绪五年《遂宁县志》卷六杂记);

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辛丑大蝗(民国二下年《光绪屏山县续志》卷八杂志第97页);

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夏蝗灾高田尤甚(民国二十八年《巴县志》卷二十一事纪上第45页);

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秋飞蝗入境(民国二十一年《万源县志》卷十史事门祥异第21页);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蝗虫为灾岁歉无收(光绪十九年《巫山县志》卷十祥异第6页);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夏旱有蝗为灾(民国二十三年《乐山县志》卷十二艺文志祥异第

42页);

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丙戌昇乡蚱蜢为害田禾被食殆尽(民国十三年《江津县志》卷十五

祥异第7页);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秀山县夏季蝗虫为灾,收获只二成(涪陵地区民政局《涪陵地区民政志》1985年第220页);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飞蝗损苗(民国二十年《三台县志》卷二十六杂志祥异第6页)。

从上述记录中,可以看出,虽然历史时期四川地区曾有蝗虫为灾,但从受灾的规模(16县次)和后果“秋稼为旱蝗所伤者什四以上”、“蝗虫为灾岁歉无收”来看,其蝗灾远远不及历史时期旱魃水潦之灾严重(仅清代的267年中,就共有旱灾594次,洪涝789次)[6]。并且,有关蝗虫的16条记载中,仅清朝就有6条记录,而且都集中在清末时段,其蝗虫的集中发生与清末同时期全国的蝗灾高发期是颇有关联的,如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万源县志》载:“秋飞蝗入境”,从而可知,正是由于咸丰二年至八年波及12省的大蝗灾[7],才导致了四川地区蝗虫为灾的发生,同时也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并非蝗虫的源发地。另外,蝗虫的分布地域受气候条件和湿度的限制。据已有的研究可知:中国蝗虫的分布范围,以黄河下游为最多;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时湿度等值线符合,且与年降雨量1200毫米的等雨线基本接近[4]52。而四川地区80%的相时湿度等值线和年降雨量1200毫米的等雨大致与达县—万县—涪陵一线相符,此线以东地区属于中国蝗灾分布的边缘地区,以西地区则完全属于无蝗区。也就是说,四川地区除了东部一小部分地域处于蝗灾的发生区外,大部分地区(约90%左右)都位处非蝗区,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四川作为非蝗虫源发地的判断。

从现有的四川地方方志记载资料中,我们可以认为,历史时期四川虽曾有蝗虫为灾,但并非常态,从其对于当地农业的影响来看,煌灾并非严重的灾害。当地人们对于蝗灾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知有其害,而未曾达到岁忧的地步。

三、蝗神庙与蝗灾相悖之因

从上文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陈正祥先生的结论在四川地区没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据事实验证,此观点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四川而言,必定具有其特殊之处,如此众多的蝗神庙或附祀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与灾情较轻的蝗灾之间的相悖,笔者认为大致有如下原委:

(1)政府指令修建。笔者根据地方方志,考察四川地区49县建蝗神庙和行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的时间,发现除重庆府(巴县)和宣汉两县外,其余县份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雍正时期,如綦江、什邡、茂州;二是乾隆时期,如屏山“查从前每岁十二月上辛日祭八腊神,乾隆十二年部议归并先农坛配祀不必特祭,今祭先农坛日遵照部议设立牌位附祭”(《乾隆屏山县志》卷二)。

(2)禳灾救患的预防心理。人们建立蝗神庙、刘猛将军庙等,无疑是自然灾害对民间信仰产生的影响。蝗灾降临时人们求蝗神接受供品,不再侵食庄稼,或请有求必应的刘猛将军施展威风。四川地区情况亦无例外,如宣汉《吴鼎立八蜡神祠记》:“咸丰丁已孟冬,有客自奉中来,携殭蝗四五枚,邑人骇且譁曰蝗至矣。隣邑太平婁晓舲,留心民瘼,刊捕蝗章程出示,并移知前来,余亟照刊徧示,苟能弭吾民之灾不必出自我之心载也。今冬雪封嶺,自定远厅以西尽无蝗鲜,不泄泄沓沓恃以无恐矣。戊午春,各大宪奉圣天子命转饬创建刘猛将军庙,余奉法承流,亦以为禳灾救患理宜预防,爰就先农坛新之颜曰八蜡祠……以五月端午日落成”。另外,由于四川地区位处中国蝗灾地区的边缘部分,蝗灾虽也偶有发生,但从当地人们对于蝗神庙的修建及其大量的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中,还是不难看出八蜡神等并非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大部分的蝗神庙和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只是被附设于其他的庙宇内,南部“八蜡神,部议附祭于先农,不另立坛祠”,什邡“刘猛将军,什邑旧无专庙,知县婁镇设神位于东关外吕祖阁”。

总之,对于历史时期四川的蝗神庙与蝗灾,虽然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似为相悖,但经过实际的考证之后,我们不难理解蝗神庙和八蜡、刘猛将军之祭(礼)的大量存在与蝗灾较轻两者之间存在的合理性。正是由于政府的指令与民间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以及祷神驱灾愿望的驱动,才出现了四川地区此种异态。

参考文献:

[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

[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十四卷445[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10973.

[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卷36[G].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0373.

[4]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3:51,52.

[5]　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J].社会学界,民国21年,第六卷:125.

[6]　四川省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上)

[G].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29.

[7]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