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

张剑光 邹国慰

【原文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04期，第13～19页。

【作者简介】张剑光，男，副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邹国慰，上海师范大学地域研究所，上海，200234.

【内容提要】 两汉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疫病有38次，平均每11.18年就出现一次，其特点为：王朝后期较前期增多；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发生频繁；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与其他灾害相伴而行。对此，两汉统治者采取了帝王自责，给医药，施钱财，开仓赈济，安葬死者，隔离病人等措施，以缓和矛盾、减轻危害。

【关 键 词】两汉 疫病  救灾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汉代人口数量增加迅速，如西汉初年人口约1500万至1800万，西汉末已增加到6000万。人口密度也大幅度增高，西汉人均每平方公里超过50人的30个郡国。[1]（P.83,96—99）由于商业流通的兴盛，军事行动的频繁，人口迁徙的加快，自然灾害的增多，自然环境的变化，为疫病的流传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因此西汉疫病的流行不但次数多了起来，而且流传速度比以前更快，感染人数更多，传播的范围更广。

    一、两汉疫病的特点

    从西汉到东汉，前后历经425年，史书明确记载的疫病流行次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西汉（含新朝）有11次，东汉有27次，平均每11.18年就有一年出现疫情。在当时医学技术还不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这样的高频率显然对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附表　两汉疫病流行情况表

年份　                疫情　　　　材料出处

西　高后七年(前181年)　征南越士卒大疫　《汉书》卷113《南越列

　　　　　　　　　　　　　　　　　　　　传》

　　文帝前元末年(前164 疾疫　　　　　　《汉书》卷4《文帝本纪

　　年?)　　　　　　　　　　　　　　　 》

　　景帝后元二年(前142 民疫　　　　　　《史记》卷11《景帝本

　　年)　　　　　　　　　　　　　　　　 纪》

　　武帝末年(前87年?)　匈奴大疫　　　　《汉书》卷94《匈奴传

　　　　　　　　　　　　　　　　　　　　上》

　　宣帝元康二年(前64

　　年)　　　　　　　　疾疫　　　　　　《汉书》卷8《宣帝本纪

　　　　　　　　　　　　　　　　　　　　纪》

　　元帝初元元年(前48

汉　年)　　　　　　　　疾疫　　　　　　《汉书》卷9《元帝本纪

　　　　　　　　　　　　　　　　　　　　》

西　初元五年(前44年)　 疾疫　　　　　　《汉书》卷9《元帝本纪

　　　　　　　　　　　　　　　　　　　　》

　　成帝年间(前33～7　 疾疫,死者以　　 《汉书》卷83 《薛宣传

汉　年)　　　　　　　　万数　　　　　　 》

　　　　　　　　　　　　　　　　　　　　《汉书》卷84《翟方进

新　　　　　　　　　　　　　　　　　　　传》

　　平帝元始二年(公　　青州郡疾疫　　　《汉书》卷12 《平帝本

　　元2年)　　　　　　　　　　　　　　　 纪》

王莽天凤三年(16年)　征西南夷疾疫　　《汉书》卷99《王奔传

　　　　　　　　　　　　　　　　　　　　》

　　　　　　　　　　　　　　　　　　　　《后汉书》卷88《西南

　　　　　　　　　　　　　　　　　　　　夷传》

朝　地皇三年(22年)　　 绿林山义军大　　《后汉书》卷11《刘玄

　　　　　　　　　　　　疫　　　　　　　 传》

东　光武建武十三年　　　扬、徐部大疫　　《后汉书》卷17《五行

　　(37年)　　　　　　　会稽江左甚　　　志注》

　　建武十四年(38　　　会稽大疫　　　　《后汉书》卷1《光武帝

　　年)　　　　　　　　　　　　　　　　 本纪》

　　建武二十年(44年)　　征交趾回师大　　《后汉书》卷24《马援

　　　　　　　　　　　　疫　　　　　　　传》

　　建武二十二至二十七　　　　　　　　　《后汉书》卷18《臧宫

　　年(46～51年)　　　　南匈奴大疫　　　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　征五溪蛮大疫　　《后汉书》卷24《马援

　　　　　　　　　　　　　　　　　　　　传》

　　建武二十六年(50年)　郡国七大疫　　　《后汉书》卷17《五行

　　　　　　　　　　　　　　　　　　　　志》注

　　和帝永元四年(92年)　疾疫　　　　　　《后汉书》卷35《曹褒

　　　　　　　　　　　　　　　　　　　　传》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会稽大疫　　　　《后汉书》卷5《安帝

　　　　　　　　　　　　　　　　　　　　本纪》

　　延光四年(125年)　　 京师大疫　　　　《后汉书》卷17《五行

　　　　　　　　　　　　　　　　　　　　志》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 大疫　　　　　　《后汉书》卷6《顺帝本

　　　　　　　　　　　　　　　　　　　　纪》

　　永建四年(129年)　　 疫气流行　　　　《后汉书》卷30《杨厚

　　　　　　　　　　　　　　　　　　　　传》

　　桓帝建和三年(149年) 京师大疫　　　　《后汉书》卷7《桓帝本

　　　　　　　　　　　　　　　　　　　　纪》

　　元嘉元年(151年)　　 京师疾疫,九　　《后汉书》卷7《桓帝本

　　　　　　　　　　　　江、庐江大疫　　纪》

　　延熹四年(161年)　　 大疫　　　　　　《后汉书》卷7《桓帝本

　　　　　　　　　　　　　　　　　　　　纪》

　　延熹五年(162年)　　 讨陇右军中大　　《后汉书》卷65《皇甫

　　　　　　　　　　　　疫　　　　　　　规传》

　　延熹九年(166年)　　 疾疫　　　　　　《后汉书》卷7《桓帝本

　　　　　　　　　　　　　　　　　　　　纪》

　　灵帝建宁四年(171　　大疫　　　　　　《后汉书》卷8《灵帝本

　　年)　　　　　　　　　　　　　　　　　纪》

　　熹平二年(173年)　　 大疫　　　　　　《后汉书》卷8《灵帝本

纪》

　　光和二年(179年)　　 大疫　　　　　　《后汉书》卷8《灵帝本

纪》

　　光和五年(182年)　　 大疫　　　　　　《后汉书》卷8《灵帝本

纪》

　　中平二年(185年)　　 大疫　　　　　　《后汉书》卷8《灵帝本

纪》

　　建安十三年(208年)　 曹军赤壁大　　　《三国志》卷1《武帝纪

　　　　　　　　　　　　疫　　　　　　　》

　　建安十六年(211年)　 疫疾流行　　　　《三国志》卷11 《胡昭

传》注

汉　建安二十年(215年)　 大疫　　　　　　《三国志》卷55 《甘宁

传》

东　建安二十二年(217　　大疫　　　　　　《太平御览》卷742引曹

　　年)　　　　　　　　　　　　　　　　　植《说疫气》

　　建安十四年(219　　　大疫　　　　　　《三国志》卷47《吴主

　　年)　　　　　　　　　　　　　　　　　传》

　　建安二十五年(220　　军中疾疫流　　　《三国志》卷15 《贾逵

　　年)　　　　　　　　 行　　　　　　　传》注

    根据上表，我们发现两汉疫疾的流传有着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1.疫病流行次数后期较前期增多

    总体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病的发生频率呈越来越高的趋势。西汉的疫病从数量上看要少于东汉，疫病的规模也比东汉小；然与先秦时期相比，西汉的疫病突然性地增多起来。西汉从吕后、文帝、武帝直至中后期的宣帝、元帝、成帝，几乎每个皇帝时期都有大疫病的流行。至于王莽摄政及新朝时期，疫病的流行更为普遍。就疫病流行的总体情况而言，前期影响最大的疫病发生在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过程中，而不是出现在中原地区。宣、元、成帝时期，对社会破坏较重的疫病在黄河流域出现的次数开始增多。

    东汉建立以后，疫疾的流行更为多见。史称“光武中兴”的东汉最盛时期，就曾发生过建武十三、十四、二十、二十五、二十六年多次大灾疫。公元2世纪以后，直至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一直流行着一种比较凶猛的疾疫。尤其是东汉最后一段时期，由于天灾人祸，生产荒芜，疫势更加猖獗。桓帝在位20年，竟有5年出现了疫病，每5年就发生一次。灵帝时期出现了5次大疫。献帝建安后期共6次大疫流行，平均每2 年发生一次。

    2.疫病传播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

    战争对疫病的流行往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秦汉时期的疫病传播有很多与行军作战有关。由于出征作战时人员密集，卫生条件差，给养供应不时，身心消耗大，所有这些都为病菌侵入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在汉朝军队远征南越、交趾等南方地区时尤其如此。

    3.乱世疫病发生频繁

    一般而言，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力向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疫病的流行频率就较低。反之，当政治昏乱、腐败、黑暗时，政局动荡，疫病流行往往一次接一次，疫情就十分严重。

    西汉前期的高、惠、文、景时期，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西汉昭、宣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社会也很安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史称“昭宣中兴”。在这段约为37年的时间中，仅在宣帝元康年间有一次疫病流行。但西汉末年王莽擅权时期，“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结果造成“失商失业，食货俱废”，“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生存”，整个社会一片混乱，疫病的发生就一次接着一次。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沉湎酒色歌舞，宦官、外戚专权，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到献帝时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封建军阀纷纷割地自据，互相争夺地盘，使整个中国陷入长期混乱与痛苦之中。这一时期疫病流行之严重，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桓、灵、献三帝共70年之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疫病流行，疫情惨重，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4.疫病的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

    地理环境是疫病流行比较重要的因素。我国由于疆域辽阔、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地形影响、大气环流等原因，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方的水热条件有着明显的区别。南方地区湿润而温暖，使传染疫病原菌、中间宿主、媒介生物有着较好的生长环境。尤其是岭南地区及西南山区，经济上的开发起步较晚，很多地区处于原始、自然的状态，天气炎热、潮湿，因而疫病高发、疫情蔓延、传播迅猛。一般而言，北方人如果到南方去，往往摆脱不了疫病的困扰。前述，西汉吕后时征伐南越、王莽征伐西南夷、马援征伐交趾及后来的征伐五溪蛮，摆脱不了部队染上疫病战斗力大减的命运。

    从吕后征伐南越将士染上疫病开始，中原地区的有识之士就曾正视这一问题。汉武帝发兵攻打闽越，淮南王刘安在上书中认为发兵远征，必败无疑。除了发兵数千里北方士兵不熟悉南方的地势外，南方林中多蝮蛇猛兽，大热天“欧池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南方暑湿，近百瘅热，恭露水居，蝮蛇蠢生，疾厉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二三。”刘安认为当年的疫病在民间造成的影响极大，“长老至今以为记”。[2]（《汉书·严助传》）东汉顺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在外蛮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数千人的部队，攻克了象林县城，把地方官吏全部杀死。交趾刺史发交趾、九真二郡士兵万余人前往镇压，消息传到中央，顺帝召集百官商计，要派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兵4万人前去镇压，而大将军、 从事中郎李固上书其中第三条就说：“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3] （《后汉书·南蛮传》）反映中原人士在这时对南方的疫病已然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南方是疫病的高发区，往南方用兵应该谨慎三思。

除岭南及西南山区以外，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也是疫病经常发生的地区。东汉末年，赤壁之战中，曹军染上疫病就是典型的一例。《三国志·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次年，曹操还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这场大疫流传的面十分广，就连前来增援的军队也被波及：“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疫病。”[4] （《三国志·蒋济传》）这场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大疫，直接导致了曹军的失败，对中国历史影响较大，因而学术界根据当时的自然条件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但认识各异，有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等多种说法。（注：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2期）认为曹军患有血吸虫病。季始荣不同意李友松的观点，在《对〈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的商榷》（载《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2期）中认为得的可能是疟疾。田树仁不同意上面二说， 在《也谈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之关系》（载《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2期）中认为可能是斑疹伤寒。）又如元嘉元年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建安二十年吴军在合肥，建安二十二年曹魏在征吴途中，建安二十四年吴军在荆州，几次疫病的流行都是在长江流域地区，这不能不使我们意识到疫病与长江地区湿润的自然环境是有相当大的关系。东部沿海地区也是疫病肆虐区，如西汉元帝时接连数年在关东地区发生疫情，平帝元始二年青州发生疫情。相对而言，沿海地区比内地更加潮湿，因而当冯立为东海太守，“下湿病痺”，似得的是一种地方性疫病[2] （《汉书·冯奉世德》）。东汉时期，仍有数次疫病在东部地区流传，如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疫，十四年会稽大疫等。据上，西汉时期，南方和北方疫病都在流行，但南方比较多见，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同样也是疫病发生频繁地区。

    5.疫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结伴而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连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的流行往往是伴随着其他自然灾害一起到来，这一特征在西汉时期已日渐明显起来。西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 “间者数年比不登，以有水旱疫病之灾”。前元末年间的自然灾害是一起涌来的，而疫病是其中之一。一般而言，水灾之后，最有可能发生伤寒、痢疾、霍乱等疫情。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关东十一郡国大水、饥荒。水灾之后，必有大疫，因为生活环境恶化，人民颠沛流漓，饥民中疫病特别容易传播。《汉书·翼奉传》说：“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翼奉在其奏中云：“今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初元二年六月，关东饥荒加剧，疫病也有加重趋势。至初元五年四月，元帝诏书中仍谈到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2]（《汉书·元帝本纪》）。

    水灾带来饥荒，生活条件恶化。几种自然灾害互相作用，使得破坏性更大。汉成帝曾说：“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疫病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2] （《汉书·翟方进传》）平帝元始二年（2年），青州的疫病是伴随着蝗灾而来的。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杨厚上书，说夏天气候寒冷， 肯定会有疾疫蝗虫之害，“是岁果六州大蝗，疫气流行”。[3] （《后汉书·杨厚传》）对自然灾害连发性和群发性的充分认识，可以使人类在思想上早作准备，积极地进行预防，尽可能地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为害。但在两汉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因此也就缺乏对疫病的积极预防准备。

    二、两汉王朝的积极抗疫救灾措施

    在疫病爆发和流传开来以后，两汉政府采取一些积极的救灾措施，以渡过难关。常见的有这样几方面的做法。

    1.帝王自责

    帝王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所欠缺而导致的。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以退为进，在灾疫面前，帝王敢于承认错误，以求得官吏们和普通百姓的谅解，从而树立坚定的抗灾自救的信心。汉代自责的第一个帝王当是汉文帝，此后如西汉元帝、成帝，东汉桓帝等都有因疫病而自责的诏书。应该这样说，政治清明时的帝王还能做到自责，倘是时局黑暗动荡，帝王是万不可能做得到这一点的。建安十四年（209年）七月，挟矢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如此下令说：“自顷以来， 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4] （《三国志·武帝本纪》）曹操狡辩说这些年疫病流行（主要指赤壁之战时）而使士卒大量死亡，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并不是自己所愿，而是形势逼迫所致，他并不承认自己在军政上有不妥当的地方。因此两汉前期，救灾措施相对实施得较多，东汉后期，军阀征战频繁，根本无法顾及人民的死活。

    此外，一些帝王和官员会主动减膳、罢游乐活动等，将其费用用于救助染疫的灾民。如汉元帝初元元年，令官员们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初元五年，元帝又命令官员每天减半吃荦腥，平时不要乘舆秣马，罢角抵及上林宫馆杀御幸者。

    2.免税等减轻百姓负担措施

    疫病常导致家破人亡村落荒芜。对活着的人来说，在天灾人祸之下，再也无力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而且疫病常常随着水灾、饥荒、蝗灾等一起到来，会造成农业歉收，农民收入下降，因此免税之类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虽然这样的做法对为疫所苦的老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医治作用。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7年）疫灾后下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3] （《后汉书·顺帝本纪》）染上疫疾之家，一年可以不交租税。元始二年平帝令受疫百姓财产不到10万钱的勿交租税。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2年）， 会稽大疫，除田租、口赋。顺帝永建元年（126 年）十月下诏说：“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4]（《三国志·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吴国攻克荆州后，荆州流传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

    3.发放医药

    这是一种积极的与疫病作斗争的措施。在疫病流行时期，两汉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尽管受当时医药水平的限制，并不能完全对症下药，有效控制疫情，但两汉时期的人们顽强地通过药物治疗与疫病抗争，进行了无数的医学实践和尝试，为后人留下了丰足的医学财富。

    东汉马援征交趾时，曾发现薏苡仁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付疫病，所以命令全军将士每天食用，士兵们的确都没有染疫。不过在归途中，“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这说明薏苡仁的作用有一定局限，对这种疟疾可能有用，而对付另一种恶性疟疾就可能不起作用，但马援的植物防疫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大疫，会稽太守钟离意亲自经给医药，救活部下10多人。井丹得了疫病，光武女舞边阴长公主的丈夫梁松亲自送上医药为井丹治病。可以说明两汉时期医药治疫已经普及开来。

    东汉和帝永元间，曹褒官为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3] （《后汉书·曹褒传》）城门校尉主管京师的市容市貌与警卫，城内出现疫病，曹褒以官方的名义给药施粥，救活了一批人。

    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到乡村为老百姓治病。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疫疾， 又使光禄大夫将医药分给得了疫病的百姓。即使到了灵帝时，以药物治疫的工作也未曾停止。如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派使者巡行百姓，分发医药。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又派常侍、中谒者巡行疫区，报告疫情， 分发医药。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魏发兵征吴， 半路上魏军疫病流行，兖州刺史司马朗躬亲巡视致药，反映出东汉末年，部队出征时已普遍预备了医药，对随时而来的疫病有戒惧之心。

    4.施钱财、开仓赈济、安葬百姓

    这些措施主要是帮助老百姓疫后糊口度日，保证他们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诏集转运粮食给流民，要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2]（《汉书·于定国传》）平帝元始二年下诏，凡是在疫病中一家死掉6人的赐给葬钱5000，一家死掉4人以上的赐给葬钱3000，2人以上的赐2000。[2]（《后汉书·平帝本纪》）疫病以后， 往往会出现白骨露野的悲惨景象，平帝赐葬钱，既可以给活着的人心灵上以安慰，又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重新生活。东汉安帝元初间，对疫病死者赐给棺木。建安十四年曹操也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再次下令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4] （《三国志·武帝本纪》）

    5.隔离病人

    两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中部发现的云梦秦简，主要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资料，在其中的《封诊式》，我们看到了一条乡村是如何对疫病患者采取措施的资料。这条竹简讲述了里典甲向上级报告，发现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疠（即麻风病），于是展开了调查。经询问，丙说自己3岁时病疟， 秃了顶，希望不要被认为是其他病。接着派医生前去检查，医生根据丙的鼻、肘、膝、足下等几个方面进行观察，最后诊断丙确是犯了麻风病。根据《封诊式》患病者常被送到疠迁所的记载，患疠病的人将被送到疠迁所隔离，再进行医治。从这可以看出，早在秦代，对麻风病的诊断已有较高的水平，并且有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还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医院。而两汉时期可能基本上继承了这一套制度。

    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夏天，青州大疫， 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2] （《汉书·平帝本纪》）疫情严重，患病人增多，政府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隔离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其做法是完全可取的。

    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先零羌叛， 朝廷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次年，皇甫规派遣骑兵向陇右进攻。由于道路阻绝不通，士兵中患病的有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范围。皇甫规还亲自巡检，给予医药，即使是患病的士兵心里也感到十分安定。[3] （《后汉书·皇甫规传》）虽说隔离治疗所设备简陋，但毕竟隔离治疗的方法在两汉时期已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说明了人类认识在实践中不断进步，科学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地被掌握。

【参考文献】

    [1]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