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障气·瘴气

《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写道：“永安元年，征为西陵督，封都亭侯，后转在虎林。中书丞华覈表荐胤曰：‘胤天姿聪朗，才通行絮，昔历选曹，遗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已有学者指出，两千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①。其实，“瘴气”的“绝息”，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开发有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历史文化的变迁，导致了生态条件的演化②，而与所谓“天威”或者行政长官“惠风横被，化感人神”的“恩信”原本无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中所谓“暴风瘴气之害”，原本作“旧风障气之害”。中华书局标点本作“岁有(旧)[暴]风瘴气之害”，《校记》：“暴风，何焯据《册府元龟》改。”③卢弼《三国志集解》卷61：“何焯曰：‘旧’字当从《册府》作‘暴’。卢明楷曰：‘旧风障气之害’疑有误。观下文‘折木飞砂转石’，则‘旧风’当作‘暴风’；‘雾郁飞鸟不经’，则‘障气’当为‘瘴气’也。”《文选》卷28鲍明远《乐府八首·苦热行》：“鄣气昼熏体，蔺露夜沾衣。”李善注：“《吴志》《华覈表》曰：‘苍梧、南海，岁有疠风鄣气。’”④有可能《陆胤传》“岁有旧风障气之害”，起初写作“岁有疠风鄣气之害”。

    其实，“瘴”写作“障”，在汉代文献中仍有它例。如《淮南子·地形》：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对于其中的“障气多喑，风气多聋”，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四》写道：“‘障气’本作‘水气’，后人以‘水’与‘泽’相复，故妄改为‘障’耳(《礼书》引此已误)。不知凡水皆谓之‘水’，而水钟乃谓之‘泽’(见《周礼·大司徒》注)。且‘泽气’与‘山气’相对，‘水气’与‘风气’相对，义各有取，改‘水’为‘障’，则义不可通矣。《太平御览·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内两引)引此并作‘水气’，《酉阳杂俎·广知》篇同。”⑤于鬯《香草续校书·淮南子》讨论《淮南子·地形》“木气多伛”句时说，“疑‘木’乃‘水’字之误。王《杂志》据《太平御览》诸引及《酉阳杂俎·广知》篇，以上文‘障气’为‘水气’之误。鬯窃谓此如作‘水气多伛’，则上文‘障气多喑’不误。若上文作‘水气多喑’，则此合作‘障气多伛’。要‘水’‘障’二字互误有之。若王氏以‘障’字为后人妄改，是直谓凭空改出一‘障’字。后人虽‘妄’，未至此也。”⑥梁履绳说，“‘障’即‘瘴’也”⑦。何宁也认为，“‘障气多瘖’，‘障’当是‘瘴’的叚字。”“医籍瘴当训淫邪，《广韵》谓热病，与风适对，王以为后人妄改‘水’为‘障’，虽多引类书为证，未可从也。于氏谓‘木气’当为‘水气’，或‘水、障两字互误有之’。然上文云‘土地各以类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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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

    ②《南齐书·河南传》：“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所谓“瘦地辄有郭气”，正体现了相近似的情形。“瘦地”，应是指贫瘠少人之地。“鄣气”就是“障气”。

    ③《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5册，第1509页。

④《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中册，第404页。诗句极言南行艰险：“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堕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El月有恒昏，雨露未尝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痛行晖。鄣气昼熏体，蔺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财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李善注引曹植《苦热行》：“行游到日南，经历交阯乡，苦热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⑤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04页。

    ⑥于鬯：《香草续校书》，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530页。

⑦转引自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453页。

木与伛类，似为近之，作‘水’或‘障’，则不可解矣。”①如果“‘障’即‘瘴’也”的说法成立，则有益于充实对“瘴气”早期认识的理解②。

    又《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杨终上疏，说到“南方暑湿，障毒互生”。“障毒”就是“瘴毒”③。

《文选》卷6左思《魏都赋》：“宅土煸暑，封疆障疠。”张载注：“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可知“瘴”“障”通用。卷28鲍明远《乐府八首·苦热行》：“鄣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李善注除前说《吴志》《华覈表》外，又引宋《永初山川记》曰：“宁州鄣气蔺露，四时不绝。”张双棣以为：“盖谓岚鄣之气也。皆不作瘴字。”④《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这样评价东晋的经济地理和生态形势：“有水田，少陆种，以罟网为业．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则“瘴气”依然写作“障气”。其实，在汉代人的意识中，“瘴气”一语已经有比较确定的涵义了。《说文·阜部》：“障，隔也。”“瘴”写作“障”，应与这种自然现象阻断交通的作用有关。而“障”和“嶂”之相通，则与瘴气往往发生在原始山林的情形也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了“临漳郡”地名和当地瘴气盛行的关系⑤，则这里的“漳”似是说水上之“瘴”。唐人“瘴江”称谓的由来⑥，也可以得到理解。

五  南方的“瘴”：东南和西南

    西晋时期已经有学者就“瘴气”的分布区域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即“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

    据说成书于西晋时期的《南方草木状》卷上写道：

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⑦

这是说的“交广”“瘴疫”。有人说，“地瘴无不生杨梅。”⑧以为杨梅的分布，和当时“地瘴”流行的区域大体一致。⑨《说文·雨部》：“霰，稷雪也。”有人以为即闽地俗说“米雪”，并以“瘴疠”为说⑩。这一现象，自可与闽地“瘴疠”联系起来理解。

汉晋西南地方的“瘴”，也为当时人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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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上册，第339页。

    ②左鹏说：“至晚在东汉初年，人们已对交5止(约今越南北部)之瘴气有了认识，比之更早的时代有无此说则不得而知。”《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淮南子·地形》所见“障气”，或许可以看作“比之更早的时代”对于“瘴气”“有了认识”的实例之一。

    ③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一文以为：“东汉人对瘴的认识似乎并不复杂，它只搭配成了两个词，即瘴气、瘴疫。”似乎忽略了“障毒”即“瘴毒”。而论者是注意到《后汉书·杨终传》中的这条资料的，并写道，包括这条资料，“则《后汉书》对‘瘴’的记载可有六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3、258页。

    ④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453页。今按：李善注引宋《永初山川记》：“鄣气菵露，四时不绝。”又说：“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触之，肉即溃烂。”

    ⑤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

    ⑥《旧唐书·地理志四》：“(廉州)州界有瘴江，名合浦江。”《唐才子传》卷8录韩愈诗：“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又如张说《南中送使二首》其二“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张燕公集》卷6)；柳宗元《岭南江行》诗“瘴江南去入云烟”(《柳河东集》卷42)；刘禹锡《伤秦姝行》诗“舜华零落瘴江风”(《刘宾客文集》卷30)；王建《送流人》诗“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王司马集》卷3)；元稹《酬东山李相公十六韵》“腊月巴地雨，瘴江愁浪翻”(《元氏长庆集》卷8)等。

    ⑦因芒茅黄枯时节的瘴疠，后世又有“瘴茅”之说。宋苏轼《虔守霍大夫见和复次前韵》诗：“同烹贡茗雪，一洗瘴茅秋。”(《东坡全集》卷225)

    ⑧《尔雅翼》卷12“杨梅”：“杨梅木若荔支，叶细阴，青实如谷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五月中熟。江淹颂云：‘怀蕊挺实，涵黄糅丹。镜日绣壑，照霞绮峦。’张司空云：‘地瘴无不生杨梅者。’”

    ⑨《辞海·生物分册》“杨梅”条：“(杨梅)性喜温湿，耐荫，适于红黄壤栽种。”“原产于我国，分布于长江以南各地。”上海辞书出版社，1975年，第212—213页。

⑩《埤雅》卷19：“《说文》曰：‘霰，稷雪也。’闽俗谓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谓‘稷雪’，义盖如此。今名‘濇雪’，亦曰‘湿雪’，然腊雪握之辄聚，立春以后，不复可抟，略如霄雪，亦以微温薄之故也。里语以为‘春雪不能蠲压瘴疠’，其以此乎?”对于《说文》所谓“霰，稷雪也”，段玉裁注：“谓雪之如稷者。《毛诗传》曰：‘霰，暴雪也。’‘暴’，当是‘黍’之字误。俗谓‘米雪’，或谓‘粒雪’皆是也。”

《太平御览》卷990引《本草经》曰：“升麻，一名周升麻，味甘辛，生山谷。治辟百毒，杀百精殃鬼，辟瘟疾瘴邪毒蛊，久服不夭。生益州。”这是“益州”有“瘴邪”危害的证明。据说生存于南中地方的一种鹦鹉，可以引发称作“鹦鹉瘴”的疾病①。左思《魏都赋》说吴、蜀之地“宅土熇暑，封疆障疠”。张载解释说：“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如此则左思的意思是，东南的吴和西南的蜀，其南部都是“瘴气”危害严重的地区。张载的父亲张收任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以蜀人恃险好乱，著铭作诫，“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②。看来所谓蜀地其南“有瘴气”的说明，是来自亲履蜀道得到的认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兴古郡，建兴三年置。属县十一，户四万，去洛五千八百九十里。多鸠獠、濮，特有瘴气。”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永昌郡传》：‘(兴古郡)纵经千里，皆有瘴气。菽谷鸡豚鱼酒不可食。皆(疑当作‘若’)食啖，病害人。’④又旧《云南通志》称广南府气候：‘地少霜雪，山多雾岚，三时瘴疠，至冬始消。’”⑤对这一地区“瘴气”认识的生成，自然不必限定于《华阳国志》成书之后。又同书卷10上《先贤士女总赞上·蜀郡士女》有“孟由至孝，遐弃晞风”语，说：

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得碧珠，以求父。一至汉中，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时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

王商，刘璋时任蜀郡太守。李苾，晋惠帝时任成都令。⑥禽坚事迹当发生在汉末。“一至汉中”，刘琳以为“汉中当作汉嘉”，“汉嘉为少数民族区域，近越嶲，故禽坚寻父至此。汉中远离越离，南辕北辙，于理难通。”⑦任乃强以为“‘汉中’为‘南中’字讹也”，“坚既知其父陷在越嶲，则当向西南夷中寻之，不得反向东北至汉中寻父。”⑧从交通条件的比较而言，大约川陕通道开启较早，而“南中”道路“瘴毒狼虎”之害更为严重。

《蜀鉴》卷9引李膺《益州记》：“泸水源出曲罗，东下三百里，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为难。”又引《水经注》：“泸津水又东径不韦县北而东北流，两岸皆高山数百丈，卢峰最为高秀，孤高三十余丈。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差无害。”今本《水经注·若水》：“有泸津，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兰仓水)又东与禁水合，……此水傍瘴气特恶。”“禁水又北注泸津水，又东迳不韦县北而东北流，两岸皆高山数百丈，泸峰最为杰秀，孤高三千余丈。是山于晋太康中崩，震动都邑。水之左右，马步之径裁通，而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故诸葛亮《表》言：五月渡泸，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故也。⑨《益州记》曰：泸水源出曲罗嵩，下三百里曰泸水。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按照郦道元的说法，“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迳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则“瘴气之害”最严重者，在“三月、四月”，诸葛亮“五月渡泸”，是有意避之。《益州记》说“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似应理解为虽知其“艰”，但求其“安”，也说出军时机的确定，在于有意避其“杀气”。当时人们对于“瘴气之害”季节性特征的认识，值得交通史学者和生态史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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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尔雅翼》卷14“鹦鹉”；“鹦鹉能言之鸟，其状似鹗，青羽赤喙足，陇右及南中皆有之。然南鹦鹉小于陇右，飞则千百为群，俗忌以手触其背，犯者多病颤而卒，名‘鹦鹉瘴’。”

    ②《晋书·张载传》。

    ③《续汉书·郡国志五》“牂柯郡谈指”条下刘昭《注补》引《南中志》曰：“有不津江，江有瘴气。”

    ④《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又曰：永昌郡在云南西七百里。郡东北八十里泸仓津，此津有鄣气，往以三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闷乱。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枝则折，中人则令奄然青烂也。又曰：兴古郡在建宁南八百里，郡领六县，纵经千里，皆有瘴气。蒜谷鸡豚鱼酒不可食，皆食啖病害人。郡北三百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余丈。此江有毒瘴。”

    ⑤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455页。

    ⑥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727页。

    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726页。

    ⑧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8页。

⑨《后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泸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经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瘴气，三月、四月经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无害。故诸葛亮《表》云‘五月度泸’，言其艰苦也。”应是据《水经注》说。

西南地方的“瘴气”，如杜甫诗句“瘴疠浮三蜀”①所说，在唐代已经成为醒目的生态地理现象。然而对这一现象的最初认识，可以追溯到禽坚生活的时代。

六  关于所谓“冷瘴”

    后世对于“瘴气”的历史记录和文化感觉，似与汉晋时期有所不同。特点之一，是“瘴气”这一语汇所指代的内涵有所扩衍。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出军“讨吐谷浑什寅”，《魏书·高宗纪》：“八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疾疫，乃引军还。”有学者指出：“西宁以西的地方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北魏的军队在此遇到瘴气，大概是因高山反应及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②，又称此为“青海西宁以西地区的高海拔、大温差所致之瘴”，又说，“青海迤西的瘴气可确指为高山反应，但是直至隋唐之世，人们仍然以此为瘴气”。③《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蕃》：“其国风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节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这里所说“冷瘴”，应当也是指高山反应。不过，人们以此为“瘴气”的时代下限，并不仅仅在于“隋唐之世”。

    乾隆《平定金川方略·金川图》说，其地“重山叠嶂，雾重风高，山岚瘴气，多寒少暑”。同书卷6：“奔拉雪山险隘异常，兼有瘴气。”又《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6：“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同书前编卷8：“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年羹尧疏言，大兵平藏后有从征把总哈元成还言：自西宁进藏路，瘴气独盛。”《河源纪略》卷19：“积石山即今大雪山，番名阿木你麻禅母孙山，在西宁边外西南五百三十余里黄河北岸，其山绵亘三百余里，上有九峰，高人云雾，为青海诸山之冠。山脉自河源巴颜喀喇山东来，中峰亭然独出，百里外即望见之，积雪成冰，历年不消，峰峦皆白，形势险峻，瘴气甚重，人罕登陟。”④可知直到清代，人们把进入西部“高海拔”“多寒少暑”地方发生的高山反应，依然称作“瘴气”。

现在学界对于“瘴气”的病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于其分布地域的理解似乎有大体一致的倾向。有学者以为“瘴疾主要是指疟疾特别是恶性疟疾”⑤。有学者说，瘴疠是指今日所知的亚热带传染疾病，如痢疾、霍乱之类⑥。也有人认为，“‘瘴气’之说来源于中国传统医学病因的‘邪气’理论，其表象是指南方常见的潮湿雾气，实际上是对南方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概括”⑦。也有学者指出，瘴疾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疾病⑧。有的学者说，“瘴疠是中国古代游宦流寓至南方的士子笔下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⑨。也有许多学者认定“瘴气”的主要表现区域是岭南⑩。看来，人们普遍认为，“瘴气”是南方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的现象，高原“冷瘴”只是古来关于“瘴”的一种说法，似乎并不被多数学者所认可。而汉晋时期对“瘴气”的认识，从现有资料看，原本是并不包括所谓“冷瘴”的。汉代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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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闷》，《九家集注杜诗》卷32。

    ②今按：北魏军八月至西平，九月渡河追击，“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之说不足取。

    ③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0、267、265页。

    ④又见同书卷35。

    ⑤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⑥廖幼华：《唐宋时代鬼门关及瘴江水路》，《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成功大学，1998年，第547—589页。

    ⑦郑洪、陈朝晖、何岚：《“瘴气”病因学特点源流考》，《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11期。

    ⑧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第11卷第1期(1981年)。

    ⑦金强、陈文源：《瘴说》，《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7期。

⑩黄冬玲：《壮族地区瘴气流行考证》，《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9年第2期；李盛青、冼建春、吴庆光：《<岭南卫生方>治瘴疟的学术观点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荣莉：《浅谈<岭南卫生方>治瘴用药的特点》，《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陈贤春、荣莉：《<岭南卫生方>辩证治瘴的学术观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荣莉：《<岭南卫生方>治瘴学术思想初探》，《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第4期。

可以理解为“高山反应”的相关信息，有《汉书·西域传上》关于“头痛之山”“身热之阪”的记述：“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瘴气”因其危害严重，又因人们对其发作地点亚热带原始雨林自然环境的无知，长期被神秘的“雾岚”所遮蔽。《水经注·若水》说“瘴气”：“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周礼·地官·土训》说到“地慝”，郑玄解释说：“地慝，若障蛊然也。”贾公彦疏：“障，即障气，出于地也。蛊，即蛊毒人所为也。”将“瘴”和“蛊”联系了起来，且以为有人为所致的因素。明代学者杨慎《丹铅余录》续录卷15于是有“蛊瘴”条。陆游《避暑漫抄》：“岭表或见异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①汉晋时期关于“瘴气之害”的文字遗存中，尚未看到将“瘴气”与怪力乱神相联系的认识，这不仅应当引起“瘴气”及相关现象的研究者的重视，也是关注当时思想文化的学者应当注意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汉晋之间出现的瘴气与瘴病说的文化学的背景，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从心理学角度看，瘴气与瘴病是中原汉文化对异域与异族进行心理贬低的集体无意识行为”。②这种论点，就汉晋时代的历史资料看，似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现在看来，对“瘴气”进行“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分析和说明是必要的。对相关历史现象进行病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和解释，可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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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郛》卷39下。又《说郛》卷61下引郑熊《番禺杂记》：“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宋诗已见“瘴母”语，如杨万里《送彭元忠县丞北归》“瘴母照水曼陀花”(《诚斋集》卷16)等。而“始如弹丸”之说，或因自《水经注》所谓“鬼弹”，又颇疑可能与《汉书·严助传》“瘅热”之“瘅”有关。

②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