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视野中的文学回响

——先秦灾难的文学表现及其意义

王秀臣

    人类是伴随着灾难逐渐走向文明的。中华民族更是多灾多难，自然环境复杂，自然灾害频发，“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1]92，中国四千年文明史即是与各种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重大的自然灾害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物质和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而且还带来了无限的心灵创伤和精神折磨。物质的破坏可以重建，心灵的重创却难以抹平，在人类留下的诸多精神遗产中，到处充满着灾难的痛苦记忆。文学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产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灾难结下了不解之缘，它记录了灾难的种类，描写了灾难的状况，抒写了人类面对灾难的心路历程。先秦文学作为中国上古先民的心灵史，处处留有灾难的痕迹。从灾难的视角解读先秦文学，不仅能全面、完整地呈现中国早期文学的原始形态，而且能系统、深刻地解析中国古老文学传统的来源。灾难推动了文学的启蒙与发展，它以文学的方式给予人类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补偿①。
    一、先秦时期的灾难情结与禳灾观念
    《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史前时代已具备所有后世自然灾害的种类，其中以水灾、旱灾和地震危害最大。《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览冥训》：“蛲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庄子·天下》：“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元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有研究认为史前尧、舜、禹时期是水灾集中爆发的时代，其范围和规模之大后世无可比拟，大禹时期甚至被称为“夏禹洪水期”[2]。夏、商、周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并没有消歇，从程度上说虽并不超过史前，但其破坏性影响却空前扩大。《今本竹书纪年》：“(帝癸)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淮南子·俶真训》：“当此之时，蛲山崩，三川涸。”《吕氏春秋·顺民》：“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今本竹书纪年》：“十九年，大旱……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大旱……二十二年，大旱。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大旱。”《墨子·非攻》：“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水经注·沔水》：“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史记·赵世家》：“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左传》中关于大旱和大雩的记载更是随处可见。这些灾害除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物质破坏和精神恐慌之外，更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激烈动荡，夏、商、西周的灭亡都直接与灾害相关。“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国语·周语上》)旱灾和地震给夏桀王朝致命的一击，同样是旱灾和地震，加速了商纣王朝的覆灭。西周末年，“三川竭，岐山崩”，连年旱灾加上镐**，西周王朝终于难以为继。《管子·度地》云：“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自然灾害巨大的破坏力成为上古社会稳定、发展的首要障碍。
    胡厚宣先生指出：“上古人类，仰观苍苍者天，赫赫者日，日升为昼，大地忽明，日暮为夕，月星并见，昼夜交蟺，四季递变，或云雷郁闪，风雨交施，万生资始，品物流形，渐久知人及万物之所以生，皆天之所赐，于是乃发生对于天神之崇拜。”(《殷代之天神崇拜》)重大灾难给人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恐惧，时代的局限和生存条件的限制又使人们普遍缺乏对灾难的正确认识，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碍人们对灾难产生原因的探索与思考。灾难的不可预见和不可抗拒性使人们确信自然万物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的力量，在人的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超自然的神灵世界，这个世界主要由“天神、人鬼、地示”(《周礼·春官·宗伯上》)构成，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人只有通过神灵才能与自然界取得精神的联系。人、神关系的确立为先民应对灾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为了消除灾难，先民尽情地表达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虔诚，希望通过某种神秘力量达到消弭灾难的目的，于是祭祀禳灾仪式在上古社会迅速蔓延。从祭祀对象上看，先秦祭祀禳灾已扩展至全部大小神灵。《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驿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周礼·春官·宗伯》亦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从仪式种类而言，主要有止雨、求雨和伐鼓救日等仪式类别，这些大小不同的仪式是上古社会原始宗教崇拜的重要表达方式。
    然而，频繁的祭祀并不能阻止灾难的降临，仪式举行着，灾难不期地发生着。当仪式的救灾方式难以奏效时，人类开始反思自身的行为，遗憾的是，灾难的继续并没有动摇人们对神灵的信仰，而是将灾难的发生看作是天地神灵对人类的谴告和惩罚，责任的承担者是作为社会政治代言人的君王。至汉代董仲舒“灾异谴告”说提出，灾难的泛政治化倾向发展到极致，“万物有灵”、“天人合一”逐渐从原始宗教观念发展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
    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诚畏惧敬改，则祸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汉书·谷永传》)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害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二端》)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鸜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春秋繁露·二端》)
    天所以有灾变者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白虎通·灾变》)
    “灾异谴告”说实际上间接地将统治者纳入到了神灵体系，它是在先秦漫长年代里人们经历无数次大灾大难之后，在原始宗教崇拜的思想背景中产生的对灾难的总结性认识。这种认识的深化不仅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禳灾观念，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文学史和文学思想的影响。
    二、先秦文学中的灾难表现
    文学表现人类的情感体验，先秦文学中表现灾难的作品赋予自然以人类似的创造力和经验，以人的情感方式体会自然万物，塑造出原始自然形态的神灵，同时又赋予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在人与神的交会中，塑造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类英雄形象。在文学启蒙时代里，原始的文学形态体现出人类文明之初的惊人想象力和伟大创造力，灾难视野里的原始文学闪耀着醇厚、古朴的光芒。综观先秦文学形态，表现灾难最多、最典型的是神话和诗。
    1.灾难神话。在众多先秦神话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都与自然灾害有关，其中以大禹治水神话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多种先秦典籍皆有这位“圣人”神话传说的记载。《尚书·尧典》记载大禹时代滔天洪水境况：“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洪水滔天，波涛汹涌，环抱高山，大地被分割，丘陵被吞没，一片汪洋。《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范围和治理的结果：“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孟子·滕文公下》对大禹治理水患后的情形描绘更为细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可见，在大禹治水之前人类居住在丘陵、高岗之上，治水之后，将居所搬迁到了平原，从“丘居”到“宅土”的变化标志着大禹治水的伟大胜利。
    以上是对大禹治水基本事实的描述。然而神话作为早期文学的初始形态，神话中的人物、情结和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等同。大禹治水神话的文学性质有两点最突出的表现。第一，大禹家族普遍具有动物和神性特征。大禹的父亲鲧“人面龙身而无足”，鲧死之后化作黄龙。《淮南子·地形训》云：“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冰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熊罴蛰藏”。《国语·晋语》亦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作黄龙也。”“能”即“熊”，袁珂先生说，黄龙即“三脚鳖”，闻一多先生释《天问》“鸱龟曳衔，鮌何所焉”认为，“龟鳖同类，疑传说中鲧本龟鳖之属，故鲧字从鱼”。鲧的动物性决定了其后代相同的特性，禹本人虎鼻、鸟嘴，禹的儿子启珥两青蛇，足踏两龙，禹的妻子则与九尾狐相关。这些动物特性赋予人以神的特性，而且人和动物可以互相变化，通过动物性使人、神融合，鲧治水时，有乌龟和猫头鹰的帮助，禹治水时有应龙引导，甚至可以化作熊去打通轩辕山，动物性为人提供了无限的智慧和力量。第二，大禹形象体现出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拼搏精神。超自然的神性归根结底落实于人身，大禹形象并非虚幻，他开天辟地且充满了智慧，是英雄、是偶像。他吃苦耐劳，一心为民奉献，“劳天下死而为社”(《淮南子·氾论训》)，“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韩非子·五蠹》)；他“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庄子·天下》)，为治水“十年不窥其家”(《尸子》)。现实中的大禹，动物性和神性均已隐退，人性出场了，一个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英雄形象从远古走来，穿越时间的阻隔，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此，神话形象所具备的文学形象的雏形特点已基本完备，现实生活中的治水英雄在神话中具备了超现实的神性，文学形象的大禹通过对灾难的成功处置得以长久流传。文学的魅力在神话的流传中得以体现，文学的功用也在神话的流传中得以实现。古老的神话传说成为文学发展的起点，文学以自己的方式紧密地联系着华夏民族文明形成的过程，生动、形象地传达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社会变革和人类的情感变迁，体现出古代精神文化的光辉成就。
    2.灾难诗。对灾难的描写是《诗经》作品的重要主题。《小雅·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诗中“正月”即夏历四月，相当于现在阴历四月，阳历五月，此时出现霜冻，属天时反常，诗中虽然没有对异常霜冻灾害的具体情况做细致描写，但对面对灾害时人们的心灵反映做了刻画，天气极端反常，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世道险恶，诗人感伤时世，自叹凄凉。《小雅·雨无正》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元罪，沦胥以铺。”又云：“戎成不退，饥成不遂。曾我暬御，惨惨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听言则答，谮言则退。”淫雨霏霏造成饥荒灾害，而上层统治者不畏天威、不恤国事，周王更是昏聩无度，任凭灾难肆虐，国无公忠，匡救无人，面对天灾与人祸，绝望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凄怆悲凉之情令人扼腕兴叹。《诗经》中类似上述关于灾害和人们遭受灾害时心理活动的描写，能和其他先秦典籍相印证，大致勾画出先秦灾难的基本情况。除上述引证的两篇作品之外，《诗经》中还有两首关于灾害主题最典型的作品，即《云汉》和《十月之交》，这两篇诗作代表了《诗经》灾难诗的最高成就。
    先看《诗经·云汉》：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馀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宁?
    《韩诗》认为《云汉》是“宣王遭旱仰天”之词②，即遭遇旱灾时宣王无可奈何、仰天长叹而成的诗作。西周末年，旱灾连年，饥馑不断，“反复持续的干旱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导致草原民族内侵，中原人民流迁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动。此诗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的精神产品，反映的是初民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恐惧与忧患”[3]557。《鲁诗遗说考》记载：“是时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群神，六月乃得大雨。大夫乃叔美而歌之，今《云汉》之诗是也。”此说以为《云汉》是赞美宣王修身消灾之志的颂歌，实际上，这一颂歌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禳旱雩祭之礼的礼辞。陈子展先生指出：“《云汉》一诗用作雩祭乐章，到了南北朝还见于记载。”[4]1056不容置疑的是，《云汉》是一首与旱灾相关的经典诗作。
    再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率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此诗记载了一次日食、一次月食和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太阳和月亮的丢失实在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人们认为日月食是凶灾之象，是上天警告人类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所以诗中说“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日月失其常，天已显凶象，天变而人不以为变，灾难即已降临，人心惶惶，哀怨四起。接下来的诗句详细描写了大地震时的惨烈，“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雷鸣电闪，江河翻腾，山、谷易位，如此形象、生动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往后诗句的议论则体现了诗作年代固有的天命、灾害思想。
    《诗经》中灾难主题诗作并不太多，但典型而且深刻，它标志着先秦灾难诗创作至《诗经》时代已然成熟。
    三、先秦灾难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灾难文学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态，灾难主题是中国文学的恒久母体。在灾难的视野里，人类不自觉地以文学的方式抒发淤积的情感，慰藉受伤的心灵。如果说现实的灾难带给人类的是毁灭和绝望，那么灾难的文学带给人类的是鼓励和思考。先秦灾难文学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展示，成为后世灾难文学的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1.人性的张扬与人本思想在文学中的确立。先秦灾难思想来自于原始宗教崇拜和天命观念。殷人认为灾难来自“天帝”的意志，“天帝”是掌管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神秘力量，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皆由“天帝”所控制。《尚书·汤誓》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微子》云：“天毒降灾荒殷邦。”《尚书·伊训》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殷商甲骨中有很多类似“帝令雨”、“帝不降旱”、“帝其令风”、“帝不令风”等“帝令”的记载。周初天命观念形成，天是主宰世界的最高神灵，敬天是消除灾难的首要任务。《尚书·牧誓》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多方》云：“尔曷不夹介我周王，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尔乃迪屡不静，尔心未爱，尔乃不大宅天命，尔乃屑播天命。”然而，中国早期文化的天神、上帝观念和天命意识从一开始就注入了人的因素，并不表现为对神灵的盲目崇拜，不像西方神学思想那样将人变成上帝的奴仆。《尚书·泰誓》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皋陶谟》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陈来先生称这种“天民合一”的思想为“‘民意论’的天命观”，进而分析说：“天意在民，民意即天意，在这样一种类似泛神论结构的民意论中，殷商以前不可捉摸的皇天上帝的意志，被由人间社会投射去的人民意志所型塑，上天的意志不再是喜怒无常的，而被认为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由于民众的意愿具有体现上天意志的强大道德基础和终极神学基础，所以在理论上民意比起皇天授命的君主更具有优先性，因为皇天授命君主的目的是代行天意来爱护保护人民。”[5]184天命意识下的上古先民自觉、朴素、可贵的“人本”观念已十分明确。“人本”观念在尚缺乏科学精神的文明启蒙时代，对人们认识灾难、应对灾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灾难以毁灭性的方式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摧残了人类的心灵，而“人本”思想给予人战胜灾难的勇气和力量，人性在灾难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先秦文学中确立的“惟人万物之灵”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在后世文学中得以传承和延续。
    2.人格神与文学的道义担当。人本思想确立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先秦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英雄崇拜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表现的重大主题。每一次大灾难过后必将产生临危不惧、敢于担当道义的英雄。除大禹治水神话之外，在其他上古神话中，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苍天补，四极正，**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当人类面临如此大灾难时，女娲挺身而出，拯苍生于水火，救社会于危难。《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为了抗击洪水，鲧冒险盗窃天帝的息壤而被天帝所杀，虽然治水失败，但事迹悲壮感人，鲧因此成为失败的英雄。《淮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羿射九日，为民除害，被后世奉为英雄。这些上古英雄神话均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精神气概，这些灾难造就的英雄虽然神通广大、极具神性特征，但又无一不具有人的共同特性，他们是光辉人性的集合体，是伟大人格和道义的化身，是为人敬仰的人格神。先秦文学中表现了这些英雄群像，并由此确立了崇拜英雄、担当道义的文学传统。
    3.历史化的文学与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的弘扬。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描述先秦文学形态时说：“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出现的先秦文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6]23又有学者把这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称之为先秦文学的“泛文学化倾向”[7]5。的确如此，除了神话和《诗经》之外，先秦其他众多典籍都可以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先秦时期，文学的创作没有自觉的要求。在先秦文学性质的作品中，描述现实生活的眼光更多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概括，往往带有与生活实际完全一致的特色，表现出一种历史化倾向”[7]149，现代意义上的先秦文学形态又具有史学著作的性质，各类神话传说和《诗经》作品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史通过文学得以表现。历史化的文学是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是先秦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确立的标志，先秦文学中的灾难主题参与并加速了这一传统的形成。经历灾难的人们会更加摒弃虚幻、关注现实，灾难主题加深了对生命、人性的思考，抒发了人类最真切的情感。关注生活、关爱生命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后来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历久弥新，经久不衰。
    注释：
    ①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
    ②参见陈子展著，《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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