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古环境和气候变迁，前辈学者早有研究。竺可桢对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发现，从仰韶时期到殷墟时期(距今5000～3000年)属于温暖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而商末周初(约公元前1100年)出现了第一个寒冷期，气温约下降2～3℃。(1)后来，蓝勇依据西南地区考古资料中的环境信息，提出夏商西周时期西南地区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地表水面比现在广阔，但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四川曾有一个向干冷转换时期。(2)随后，蓝勇又根据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址的分布及数量变化情况来研究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气候的变动规律，发现该区夏商周时期(距今4000～2000年)的气候变迁与我国西南地区相一致。(3)这样，蓝勇将竺可桢认为的气候转冷期从商末周初推迟到了东周初期。事实上，二者的研究结论并不矛盾。竺可桢主要采用中原地区的气候数据，得出的气候变化规律是对全国范围而言；而蓝勇研究的只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区域——三峡。由于峡江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受西南地区和东部气候的双重影响，在气候变化上表现出一定的过渡性；同时，峡江地区四面皆有高山作屏障，区内自成温暖湿润的小气候，故向干冷转换的时间较之中原向后推迟了。由此可知，峡江地区夏商西周时期的气候状况基本一致，为温暖湿润期，到西周末东周初有一个向干冷转换的时期。

近年来，随着峡江地区考古工作的集中开展，在遗址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发掘技术不断提高，研究角度也更加全面。其中一个新趋势是逐渐重视对遗存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研究。夏商周时期由于缺乏详细直接的文字记载，环境状况的研究只能从考古遗存中提取相关信息，间接地反映古环境。目前，应用较广泛的考古遗存中的环境指标主要有：动物骨骼、植物孢粉、文化层堆积等。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来研究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环境变迁。

一、关于动物骨骼的研究

    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研究和复原古环境，属于动物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4)自人类出现之初，就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聚落遗址中而被考古学家所发现，通过研究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种类和存在状态，可以获知当时该地存在的动物种群结构，而特定的动物种群必然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联系，可进而推知当时该地的环境状况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程度。

    1、柳林溪遗址

    柳林溪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长江西陵峡北岸的一级台地上，海拔80～120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发现该遗址，其后经过多次发掘。(5)其中，在1996～200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的发掘中，认真收集了出土的全部动物骨骼。武仙竹根据这批材料研究了柳林溪遗址的动物种群结构。(6)

    该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兼有二里头时期和周代文化遗存；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也主要属新石器时代，少数属于二里头时期和周代。据武仙竹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动物群主要包括：华南虎、犀牛、华南巨貘、家猪、野猪、大角麂、水鹿、梅花鹿、羚羊、圣水牛、鸡、秃鹫、青鱼和草鱼等。这些动物群反映出很强烈的环境信息。犀牛、巨貘、水牛、水鹿等大型喜水哺乳动物和青鱼、草鱼等个体较大的水产动物，反映出遗址周围有广阔而较深的水域；华南虎、野猪、大角麂、梅花鹿为典型的森林性动物，加上生活在森林沼泽中的犀、貘等，森林动物的比例高达90％，反映出遗址周围森林覆盖率极高；羚羊、秃鹫反映了高海拔的山地环境。总体而言，这些动物群反映出该地新石器时期气候湿热多雨、水源丰沛、植被高大茂密以及有高山峻岭的环境。二里头时期动物骨骼材料较少且比较破碎，未发现新品种，估计环境未发生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时期柳林溪遗址新出现了狼，数量较多，约占当时动物群个体总数的29％。一般来说，狼喜生活于较凉爽的山地、丘陵和森林环境中。这一时期狼的比例之高，反映出该遗址气候转凉。

    2、何光嘴遗址

    何光嘴遗址位于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镇东门头村长江南岸的二、三级台地上，海拔75～130米。该遗址于1994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从2000～2001年由荆州市博物馆进行系统发掘。(7)这是一处夏商时期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

    发掘者对这批动物骨骼作了鉴定研究，将其大致分为5纲28种动物，其中，以水生动物所占比例最大。除掉较多的中华鲟因无法统计个体数而不能参加个体比例的计算外，动物最小个体的总数为261个，其中，有233个个体是必须生活在水中或长期生活在水域环境中的，如各种鱼类、蚌类、田螺以及獐、水鹿、鹈鹕等，它们占动物群总数的89％，若再算上中华鲟，其比例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些。这表明当地的水域环境优越。獐、水鹿、三角帆蚌、剑状矛蚌、圆顶珠蚌等反映出温暖的气候特点。黑熊、野猪、小麂、猕猴等是典型的森林动物。这些动物群反映出该地夏商时期水域宽广、水流湍急、气候温暖、植被茂盛的环境状况。(8)

   表1：何光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种类分群

 注：该表格根据《秭归何光嘴》第五章《动物群》中的相关数据制成

3、庙坪遗址

    庙坪遗址位于湖北秭归县郭家坝镇楚王井村长江南岸的二级阶地上，海拔90～156米。该遗址1994年发现。1995～1997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发掘，出土了一批动物骨骼。(9)袁靖等先生对这批材料进行了整理研究。(10)这批骨骼主要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和西周时期的遗迹单位中，属于这两个时期。经鉴定，龙山时期的动物种属有青鱼、草鱼、种属不明鱼、鸟、猪、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等7种，由最小个体数统计，前三种鱼类共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0％，比例很高。西周时期动物种属有青鱼、草鱼、种属不明鱼、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等6种，前三种鱼类共占动物总数的71％，其比例远远高于陆地野生动物。经比较，这两个时期人类获取的鱼类和其他陆地野生动物的比例基本一致，占比例最高的都是青鱼，其他几种动物比例相当。从最小个体数及比例来看，鱼类均占据了大多数。这表明从龙山时期到西周该区域的自然环境似乎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均为温暖湿润多水域。

    4、罗坪遗址

    罗坪遗址隶属湖北巴东县沿渡河镇罗坪村，海拔130米。(11)由于该遗址位于长江以北的大巴山脉之中，离三峡江边比较偏远，所以其动物群种类也表现出与以上遗址不同的特征。武仙竹等先生对罗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研究，发现周代动物骨骼数量很少，除了较破碎而无法鉴定的8件哺乳动物碎骨片外，可以鉴定种属的标本只有l件豺右下颌骨和1件猪左下颌骨。(12)由此可见，罗坪遗址周代动物群以哺乳动物为主，这与分布在长江边上的遗址以水生鱼类为主的结构截然不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豺的出现，豺喜活动于稍冷的密林环境中，根据其生活习性判断，此时庙坪遗址的气候可能稍转冷。同时，庙坪遗址所处的深山密林的地理位置大概也是豺出现的另一个原因。由此可对当时的环境状况作出判断。

以上几例对动物骨骼的研究结果均反映出，自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峡江地区气候较为稳定，没有发生大的波动，湿热多雨，水域深广，有森林、沼泽和高山峻岭等多种自然景观；直到东周时期，气候才略转凉。

二、关于植物孢粉的研究

    长期以来，孢粉分析一直是研究环境演变和古气候的主要手段之一。一定的孢粉组合代表一定的植物群，而一定的植物群必然对应着一定的生态环境，因此，孢粉组合能灵敏地反映当时的植被和地理环境，尤其是古气候。然而，由于峡江地区的特殊环境条件，如遗址临近水域常受洪水冲蚀、人类历代的土地利用、聚落发展、人工栽培等次生扰动，遗址堆积中的孢粉分析能否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环境状况，还存有疑问。事实上，孢粉植物群演化并不能完全用气候变化来解释，也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但是，孢粉研究的结果还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环境状况，因而成为当前应用较广的环境研究手段。下面列举几个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作为研究峡江地区古环境的参考信息。

    1、巫山下沱遗址

    下沱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境内，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东岸，隶属巫山县巫峡镇江东村一组。从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的年代约为夏至西周时期(原发掘报告笼统地称为“商周时期”)。(13)张芸等对该遗址的孢粉样品研究发现，夏至西周时期的孢粉组合以木本和草本植物为主，有少量的蕨类植物和淡水藻类，木本主要为青冈属、芸香科、忍冬属、桃金娘科和朴属等；草本植物主要有禾本科、菊科、蓼属、毛茛科等；蕨类植物主要有水龙骨科、石松属、卷柏属和风尾蕨属。这些植物群反映的是亚热带温暖潮湿气候。与汉代孢粉植物群相比，夏至西周时期环境更暖湿一些。(14)

    2、巫山张家湾遗址

    张家湾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兴春村长江支流大宁河西岸的一级阶地上。该遗址的时代为东周到汉代。(15)朱诚等对I区T402南壁7个地层所采集的10个样品进行孢粉分析。在东周之前的地层(生土层)中，蕨类植物和木本植物占优势，草本植物较少，植被主要由喜湿润的亚热带植物海金沙、卷柏、紫萁和松组成，反映了东周之前暖湿的亚热带气候。在东周到汉代的地层中，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占优势，木本植物较少，草本植物主要由温带的菊科和毛茛科的唐僧草组成；蕨类植物主要由鳞毛蕨和瓶蕨组成，木本植物主要是温带的栗。反映东周到东汉时期本区自然环境属于温凉略干的温带落叶阔叶林——草原景观，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气候转冷时期。(16)

    另外，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孢粉研究也可印证上述结论。对该遗址商代后期到西周晚期的孢粉组合分析发现，它以木本植物花粉居首位，以落叶阔叶山毛榉属、栎属花粉居多，多为亚热带型植被孢粉，遗址中蕨类植物孢粉含量丰富。表明该遗址从商代后期到西周晚期为亚热带气候。(17)

以上孢粉研究结果显示，夏商至西周时期峡江地区的气候普遍为温暖湿润型，森林茂盛，水源丰富，只是从东周气候开始逐渐转冷。

三、关于文化层堆积所反映的环境状况

一般来说，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遗址文化层呈现连续不问断堆积状态，早期地层在下，晚期地层居上，按时间早晚有序排列。完整而连续的地层堆积也反映了人们在该地长期连续居住状态，说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和气候资源等各项环境指标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反之，若某一时期地层出现异常情况，如缺层、断层、淤积等，则表明这个时期有可能发生了灾变事件。不同性质的灾变对文化层的影响也不相同，如洪水可能导致文化层缺失、断层或者被淤沙所掩埋；地震可能导致文化层翻转；泥石流和火山爆发则可能在文化层上留下明显的泥浆层和火山熔岩等。无论是环境适宜还是灾变，都会在地层中有所反映。所以，我们通过对地层的具体分析，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复原人类当时当地的生存状态，探知当时的环境状况。简而言之，环境优越则文化层越厚；环境恶化，文化层变薄甚至无文化层；反之亦然。峡江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复杂。夏商周时期遗址广泛分布在沿江两岸的山前阶地、峡间宽谷和支流入江的冲积带上，遗址多背依山地、临近长江，这种分布特点决定了遗址必然经常受到洪水袭击，包括江水上涨形成的江洪和暴雨形成的山洪。前者常常在遗址中留下洪水淤积层(18)或断层，后者则造成次生堆积(19)。

1、中堡岛遗址

    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的宜昌县三斗坪与秭归茅坪之间的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文化层厚达9．55米，依次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到清代各时期的地层，是一处难得的通史式地层堆积。1985～1986年的发掘资料极其丰富，发现了相当于大溪文化、夏商周和历史时期各阶段的洪水淤积层。以T0502为例，在夏商时期的地层第5层和第7层中都发现了洪水淤积层，淤积层中含大量细沙，出土陶片很少。(20)另外，东区76共有10个文化层，其中第6层为商代堆积，黄褐色沙土且遗物很少，疑似洪水淤积层。(21)这些研究表明夏商时期该遗址频繁遭受洪水冲击，与洪水期相对应的夏商时期的环境应该为暖湿气候且水源充足。

    2、中坝遗址

    中坝遗址位于重庆忠县甘井河两岸的台地上，文化层厚达12．5米左右。在文化层之间存在清代、宋代中期、战国早期、西周、夏代和新石器时代6处不含任何文化遗物的自然沉积层。(22)这些文化间歇层主要由红色粉沙构成，多有水平沉积层理，质地纯净无包含物，可判断为疑似古洪水沉积层。朱诚等运用“将今论古”法则，对中坝遗址疑似古洪水沉积层进行研究，发现该遗址存在6次古洪水沉积物，其中在新石器时代(3000—2300BC)、夏代(2070～1600BC)、西周时期(920～900BC)各有1次，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该遗址洪水发生频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从新石器到西周时期该地气候较温暖湿润，水源充足。(23)

    3、李家湾遗址

    李家湾遗址位于巴东县官渡口镇楠木园村长江巫峡南岸的二级台地上，海拔135米，2001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24)该遗址屈家岭文化层之上直接叠压着周代文化层，其间有较大的时间缺环。这种文化断层现象在峡江地区比较普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洪水直接冲掉了该层堆积。李家湾遗址缺乏屈家岭到周代之间的文化层，反映出该地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周代存在较大的洪水。当然，这种文化断层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如因山地地貌所限遗址面积较小，不利于人类长期定居于此；或者因为早期人类的渔猎经济方式需要经常迁徙，遗址的使用时间相对较短。另外，秭归何光嘴遗址商时期遗存之上直接叠压着汉至明清的文化层(25)，其间的缺环也可能是洪水造成的。

    4、张芸等对长江三峡遗址文化断层的研究发现，全新世以来三峡地区考古遗址地层中可能有5个文化断层，其中包括1个夏代的文化断层(4000～3500aBP)。这些文化断层可能是环境突变事件造成的。结合考古遗址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断层上下的洪水淤积层观察，发现这些断层基本是洪水造成的。(26)由此可见，三峡地区夏代前后为洪水频发期，与洪水对应的往往是湿热多雨的气候。

    以上关于洪水造成的特殊地层的研究，反映出夏至西周时期峡江地区为温暖湿润的气候，雨水较多。另外，能够反映环境状况的特殊文化层现象还有很多，如泥石流、地震堆积等，但是，峡江地区目前尚缺乏夏商周时期的这类资料，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有关早期洪水的记载也曾见诸史籍。据《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27)可见当时洪水规模极大，在人类文明初期，尚无抵御大洪水的能力。又据《华阳国志·巴志》云：“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鲧功无成。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修，封殖天下…以置九州。”(28)夏禹之时，终于找到了有效的治水方法——疏导河川。再据《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元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溢于天”。(29)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夏代前后洪水频繁发生，也印证了我们的上述研究结论。

古环境变化及其原因问题非常复杂，这要求我们综合运用多学科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研究。而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植物孢粉的研究涉及到动物学和植物学领域，这种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趋势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在引入相关学科方法的同时，再结合地层学等传统考古学方法，将对古环境的复原研究产生很大帮助。综合以上环境指标，我们发现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环境存在一个变迁过程，夏至西周晚期气候温暖湿润、雨水丰沛，为环境适宜期；东周初气候开始转冷。

注释：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A辑，l973年第2期。

(2)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

(3)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4)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1期。

    (5)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著：《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1—3页。

(6)武仙竹：《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动物群研究报告》，《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268—292页。

(7)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著：《秭归何光嘴》，科学出版社，2003年，1—6页。

(8)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著：《秭归何光嘴》第五章《动物群》，科学出版社，2003年，118—131页。

(9)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袁靖、孟华平：《庙坪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报告》，《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2—307页。

(11)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巴东罗坪》，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武仙竹、杨定爱：《湖北巴东罗坪遗址群动物遗骸研究报告》，《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13)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巫山下沱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255—265页。

    (14)张芸等：《长江三峡巫山下沱遗址环境考古》，《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7年6月，第27卷第3期。

    (15)南京大学历史系等：《巫山张家湾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9—203页。

    (16)朱诚、于世永：《巫山大昌镇张家湾遗址剖面孢粉分析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3—205页。

    (17)罗二虎等：《成都指挥街遗址孢粉分析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

    (18)“洪水淤积层”指的是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之间夹杂的厚度不等的淤沙、淤泥层，朱诚等对这些自然淤积层研究后，认为它们均为洪水期高水位时的河流悬移质沉积，也就是洪水淤积层。具体请参考朱诚等：《长江三峡及江汉平原地区全新世环境考古与异常洪涝灾害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52卷，第3期。

    (19)峡江地区的次生堆积大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倒装地层”，另一种是“杂乱堆积”，都打乱了原生堆积的地层顺序。

(20)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三峡考古之发现》，255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21)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朝天嘴与中堡岛》，文物出版社，2001年。

(22)孙智彬、罗龙洪：《忠县中坝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发现》，264—26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3)朱诚等：《长江三峡库区中坝遗址地层古洪水沉积判别研究》，《科学通报》2005年第50卷第20期。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李家湾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1—1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何光嘴》，科学出版社，2003年。

(26)张芸等：《长江三峡考古遗址文化断层研究》，《地理学报》2007年第62卷第3期。

(27)[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28)[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9)[清]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