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玲玲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8年 04期  

    地质灾害，是指地震、火山、海啸、滑坡、泥石流等引起的和地质因素相关的非人为因素的灾难。1985年6月12日凌晨，位于长江三峡中的湖北秭归县新滩镇发生了一起滑坡，滑速约31m／s的高速下滑的土石毁灭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新滩。滑入长江的土石，激起的涌浪高达54m，波及上、下游江面约42km，形成高出江水面的碍航滑舌，长江因此中断航运12天。三峡库区的工程地质环境十分复杂，有学者指出，“三峡工程建设与运行期是第二个长江岸坡剧烈塑造期，是又一次重大的地质作用事件”①。有学者甚至认为“三峡工程成败在移民，地质条件则是移民成败的重要因素”②。事实上，三峡工程的建设与运行对三峡库区岸坡稳定性的影响，已引起工程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随着城镇移民工程的建设，移民工程区的地质灾害问题引起了工程地质学家的重视，并为社会各界所了解。三峡库区涉及移民工程规划建设的滑坡研究与防治已有20来年的历史，对于三峡库区尤其是巴东、巫山和奉节等地的滑坡地质成因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从人为诱发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基础调查工作、防治地质灾害资金等方面对目前该区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地质灾害的科学管理、地质灾害的全面监测预警、整治与利用相结合的治灾思路等方面重点评述了实施库区地质灾害防、减灾战略的关键问题”③。

    对于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学术界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如早在1991年，王淑敏先生即著文指出“滑坡和崩塌曾给长江航运和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危害”，“巨型的滑坡和山崩的发生有其地段性”，是“由于其独特的地质地貌环境所决定的”④。其后陆续又有学者对相关地质灾害史实有所归纳叙述和分析，但大体即为沿袭王淑敏先生的论述⑤。总体来说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由于交叉学科领域的特殊性，上述历史研究甚或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偏差或错误。对历史时期该区所发生的地质灾害做尽可能准确的叙述，包括爆发时间、爆发周期与频度、爆发烈度、灾害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揭示灾害爆发的规律性，这对于当今的三峡工程建设与库区移民的指导工作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基于相关历史文献，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天圣年间新滩的滑坡灾害进行探讨，尤其是对这一地质灾害引起环境变迁后的社会应对等一系列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关于北宋天圣年间的新滩滑坡

    1、以往研究的失误与辨正

    王淑敏先生曾列表归纳了历史时期的秭归新滩滑坡与崩塌，基本搜罗概括了历史时期峡江新滩一带爆发的有关地质灾害，只是在标注史料出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将《东观汉记》误为《东观汗记》，将《舆地纪胜》误为《兴地记胜》，将《归州志》中《地舆志》误为《地兴志》⑥。在后来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中，这些错误又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可见后来这些学者对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地质灾害的追述大体都只是沿袭转述王淑敏先生的论述，而并未核对原始资料⑦。相关论述除了在标注史料来源时出现的上述问题外，还存在一些史料误读的问题。例如，关于新滩得名的由来，叶正伟先生转引徐卫亚先生论述云，“据史料记载，新滩原名‘豪三峡’，‘始平坦，无大滩’后因‘山崩’而成滩。形成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从汉晋时得名，系由山崩填江招致航道恶化而成”⑧。根据其所引文字判断，其所引据的原始资料应为范成大的《吴船录》中一段文字：“三十里至新滩，此滩恶名豪三峡。汉晋时山再崩，塞江，所以后名新滩。”⑨对照引文和原文可知，作者所引据的文献本身存在讹误，将“恶”误为“原”，又或其引用时误将新滩“恶名豪三峡”理解为“原名豪三峡”。郦道元《水经注》云，“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岩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⑩。由此可知，事实上新滩原名新崩滩，后来即省略“崩”字而迳直呼为新滩了。新滩“恶名豪三峡”本身的含义应是说新滩水情滩势之险在整个三峡江段都十分突出而非常有名，或者说是恶名远播闻三峡。宋陆游《入蜀记》云，新滩“多锐石，故为峡中最险处，非轻舟无一物不可上下”，可知新滩所在的江段，河床中满布着尖锐锋利的石块，陆游船队的船只中十有七八“船底为石所损”，后不得不改换别的船只驶离新滩⑾。以上举例论及以往的研究对史料存在的一些误读，以下据历史文献记载叙述汉晋时期峡江薪滩地段的几次滑坡与崩滩事件。

2、宋以前汉晋时期的两次滑坡与崩岸

(1)、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崩塌

《后汉书》卷四《和殇帝纪》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闰四月戊辰日“秭归山崩”⑿。对此，《后汉纪》、《东观汉记》中有更为详细一些的记载，后者记云“秭归山高四百余丈，崩填溪水，压杀百余人”⒀。根据其爆发的突然性，王淑敏先生将其定性为“崩塌”。爆发前少预兆，居民来不及躲避，被压死百余人。崩塌物并填塞江心，堵塞江流。由于记载仍不够详细，我们对于江流堵塞的程度仍不得而知。

    (2)、晋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崩塌

    时隔277年，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77年该地段再次发生大型崩塌。对此，郦道元《水经注》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上文论证新滩得名的由来时已引述。这次崩塌对当时江流的影响致为巨大。“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我们可通过将其与上述1985年6月12日凌晨新滩所发生的崩塌进行比较而得出一些更直观具体的感知。前已述及，1985年新滩滑坡激起的涌浪高达54m，波及上、下游江面约42km。前者激起的涌浪高度达“数十丈”，尚是较模糊的数字，不好进行硬性比较。从波及江面长度来看，前者是往上游逆流即达到百余里，如果计及对下游的影响则应该可能超过后者波及上、下游江面的总距离。由此可知，晋太元二年这次崩塌的规模与后者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一说生于皇兴四年(470年)，死于孝昌三年(527年)⒁。据此推断，郦道元作《水经注》之年代上距晋太元二年的新滩崩塌又早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郦氏云，“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可见其时峡江新滩段河床中汉晋两次崩塌的石块有的已被激流冲刷成浑圆状，有的则仍棱角分明。至于两岸崖壁，即“其颓岩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也就是说岸边两次崩塌后仍留存的崖壁和其它山峰相比，仍然显得更为峻峭挺拔。⒂

    晋太元二年的这次崩岸有无造成当地居民及上下舟行商旅的生命财产损失，文献中并无相关记载。根据其崩岸规模之大，王淑敏先生将其定为滑波是有道理的。因突发性崩塌一般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而渐变性滑坡则可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正如王氏所论，崩塌一般无征兆，而滑坡则前期征兆较明显，居民百姓有躲避逃离的时间。估计这次滑坡并未像汉永元十二年那次崩塌那样造成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但对于是否堵江碍航的情况，王文认为“当时是堵塞了长江，并形成水库”，“但坝体不大，其结构比较松散，堵江很短时间就被江水漫顶冲开了，这可以从堵江下游段没有任何溃坝洪水史料记载得到证实”⒃。笔者认为王文估计过于乐观，因为根据这之后新滩发生的又几次大型滑坡来看，崩滑入江的一般都不是结构比较松散的土石，而是多巨型的嶙峋石块。从同一地段的岩性比较来看，晋太元二年的这次崩岸应该和之后的大型崩岩类同。因此，如此大规模的滑坡造成的在江流中的堆积物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因江流的冲刷得到自然疏通。从郦氏描述江中有石“或圆如簞”可知，崩人江中的石块长期堵据江心，致因江流冲刷而成浑圆形。至于文献中没有相关溃坝洪水史料记载这一点，则完全可能由于史料的缺载而造成，未载不等于没有。

    3、北宋天圣四年(1026)的新滩滑坡

    王淑敏先生论曰：

“据《兴地纪胜·归州》记载，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新滩山崩。吴省钦《新滩》中说‘天圣间一柱崩六鳖，塞江不流’。又据沈云骏《归州志》卷9乔拱壁重凿新滩碑文记载：‘北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地震、秭归山崩、石塞江心、水流不通，害舟不可胜记，堵江二十余年，直到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才疏通。’”

    如前述，王先生此处所引之《兴地纪胜·归州》应为《舆地纪胜·归州》。笔者查考《舆地纪胜》原书，记日，“天圣丙寅(1026)，赞唐山摧，遂成新滩”⒄。同书又载，“天圣丙戌，州东二十里赞唐山崩”⒅。据查，天圣并无丙戌年，离天圣年号最近的丙戌年是庆历六年(1046)。或当是“丙寅”之“寅”字讹误为“戌”，王象之亦不察，未发现天圣并无丙戌年而有此之误。究竟是什么年份发生的崩岸?对于这一互相矛盾的记载，后来的文献转述此事有的即采取模糊记载的方式。如《明一统志》述及此事时只是说“先是山颓”⒆，不提及时间，甚至也不提年号。《清一统志》记云，“先是天圣中赞唐山颓，石壅江流不通”⒇，虽指出事情发生在天圣年间，但不载明究竟发生在哪一年。

天圣四年新滩的这次滑坡规模十分巨大，我们可透过诗文的描述得到较为具体的感知。张无尽《新滩》诗云，“赞唐山石裂半岸，壅遏波涛雪霜起”[21]，半壁山崖坠人江中，壅塞阻遏汹涌而下的江流。如果说诗人的描述可能带有夸张的成份，不一定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的话，文献中平实的记述应当大致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形。《舆地纪胜》记云，“天圣丙戌(当为丙寅，见前考)，州东二十里赞唐山崩，蜀江断流，沿诉易舟以行”[22]，可见赞唐山崩后崩滑人江的岸石对江流通航造成的影响的严重程度。

沈云骏《归州志》即光绪《归州志》，其中卷九《艺文志上》确有乔拱壁所撰《重凿新滩碑记》(以下简称《碑记》)一文，但笔者遍检全文，也不见王先生所引文字。《碑记》中与新滩崩岸有关者记云：“滩善崩，尝崩于宋天圣中，至梗往来舟楫。皇祐三年，知州赵公诚始为开凿，舟楫复通。”事实上，根据王文上引文字可以判断其引文并非直接引用，而是间接引用。因古文献文字一般均为文言文字，不大可能出现“直到皇佑三年才疏通”这样的白话文句。其中“皇佑三年”的“佑”字显然为“祐”字之误，北宋有“皇祐”年号而并无“皇佑”年号。这种引用文字的错误或者说不严谨的地方尚可以常识推知纠正。但不知其“北宋天圣七年地震”这一文句究竟有何依据，是出自别的历史文献而误引为《碑记》中文字，亦或仅为笔误。如属于前者，对论证尚不伤大体，因为事实总是存在，只是文献引用不严谨而已。但如属于后者，则王先生引用文字后的论述就难以成立了。王文论曰：“上述记载说明，从公元1026年至1029年的三年之中发生两次大的山崩，第一次山崩的原因不详；第二次山崩是由于地震触发的，但震中位置在何处?震级多高?列度多大?这些问题至今还不清楚，值得进一步研究，或许会对水库地震及其引起的地面破坏的研究有所帮助”[23]。事实上，根据《碑记》原文，与王文所引有两点重要不同：其一，只是说在北宋天圣年间曾发生崩岸，并没有具体说在天圣七年崩岸；其二，并无地震记载。北宋天圣年号共使用十年，自公元1023—1032年。如据“天圣中”断为天圣年间中间的一年也并非天圣七年，况且这种推断是缺乏科学性的。既然并无地震记载，则其论断“第二次山崩是由于地震触发的……”等就是无本之末，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北宋天圣年间究竟是曾发生一次崩岸还是三四年间前后发生两次崩岸呢?王文认为天圣四年发生一次滑坡，天圣七年发生一次崩塌。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天圣年间其实只是在天圣四年发生了一次滑坡。事实上，我们可依据比明代乔拱壁《碑记》早得多的宋代时的文献记载来分析这个问题。以宋人记宋事应更为详实可信。且看陆游的《人蜀记》当中的记载：

“晚抵新滩，登岸宿新安驿。……十四日留驿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渎南庙，新修未毕。有一碑，前进士曾华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滩，害舟不可计。于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归州尚书都官员外郎赵诚闻于朝，疏凿之。用工八十日而滩害始去，皇祐三年也。盖江绝于天圣中，至是而复通。然滩害至今未能悉去。”[24]

据此可知，陆游在行游至新滩南岸江边的一座刚刚修建还没有全部竣工的庙宇时，在庙中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碑文是曾华旦所作。曾华旦是福建龙溪县人，北宋皇祐元年(1049)己丑冯京榜进士[25]，陆游是南宋人，故称其为“前进士”。或者曾华旦曾在归州一带做过官，故于该地撰有此碑文。据碑文前后内容来看，是因为天圣中新滩发生崩岸，崩落下来的锐利石块壅塞江中，为上下往来行舟的一大祸患，造成不可计数的上下船只因破毁而沉舟的事故。新滩之险主要险在冬季枯水位水深较浅时，因该时段容易造成吃水较深的船只撞石破损翻船的事故。故而在十月至来年的二月枯水位时，禁止船只上下往来新滩。其时任归州知州的赵诚将此事奏闻朝廷，于是趁新滩冬季枯水位时组织人工进行疏凿，也就是将江流中的锐利石块尽量凿平凿掉。对此，《舆地纪胜》亦记日，“天圣丙寅(1026)，赞唐山摧，遂成新滩。皇祐问太守赵诚疏凿，有磨崖碑”[26]。这一工程耗费了八十天近三个月的时间，接近整个禁止上下行船的时段。经过这样的整治，新滩地区船只上下往来的险情得到缓解。实施这一工程的时问是在皇祐三年(1051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害舟不可计”一句应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并不是指瞬间性的崩塌造成的大量船只损毁沉没和人员死亡，而是指的“壅成此滩”后，锐利石块妨碍行舟导致一个时段内的大量船只因破损而沉舟的灾难。因此，笔者据此推断认为天圣四年新滩江段发生的是一起有前兆的大型滑坡事故，而不是突然爆发性的崩塌。

二、新滩滑坡后的交通形势

    历史时期峡江新滩的滑坡与崩塌等地质灾害究竟给当地的交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达到怎样的程赁?不同时期的滑坡崩塌所造成的影响有无不同?也就是说，堵塞江流、阻碍交通的程度有无差异?对于这种江流阻塞、交通不畅甚或中断的严峻情形，当地地方官员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是消极对待还是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这一状况?对于上述汉、晋时期新滩发生的两次崩岸，由于缺乏史料支撑，这些问题都只能是付之阙如。以下根据史料详细分析北宋天圣年间滑坡后与明嘉靖二十一年新滩滑坡后的这一系列问题。

    前已述及北宋天圣年间新滩发生滑坡事故后，对当地的航运交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量舟船破毁沉江。为了改善这一交通状况，皇祜三年归州知州组织人力进行了人工疏凿。此后，这里的航道交通有所改善。但事实上，皇祐三年组织的这次新滩疏凿工程只是起到一定的缓解险情和滩害的效果，并没有完全排除新滩的险情。

    天圣年间新滩崩滑后，这里的交通形势一直非常严峻，即便在皇祐三年进行疏凿后也仍然异常险恶。宋代文人路经该地所做诗文中的描述大抵都很形象直观，我们可于其中感知大概。庆历进士临江新喻人刘敞[27]有诗云，“忆昔秭归之山崩，震惊千里如雷霆。江水逆流洞庭竭，至今蓄怒犹腾凌。洄渊沈沈色如墨，仿佛半露峰峦形。悬波一泻三百仭，鱼鼈蛟龙俱不宁”[28]。该诗一方面通过回忆记述了新滩崩滑时的惊怖场景，对上、下游的影响，即向上游倒灌，而下游洞庭地区水位陡降的情势；一方面又述及其“至今蓄怒犹腾凌”和“悬波一泻三百仞”的壮观景象。其弟荣登同科进士的刘攽曾于川蜀一带为官[29]，也留下关于描绘新滩地区崩岸及其后滩势险恶的诗文，其诗云，“巴江之水西南來，峡束川壅声若雷。瞿唐五月不敢下，滟滪中流大如马。风波虽恶石不去，太古以来怨行者。君不见，前日巴山复摧裂，万仞臬兀江中绝。孟冬水涸石角见，上流下流尽精铁”[30]。其中“孟冬水涸石角见，上流下流尽精铁”一句尤为形象直观，使我们对初冬季节时新滩地区水位浅干时石块的锐利棱角有很好的感知。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中礼部试第二的苏轼[31]也有两首关于新滩险隋、风浪的诗文，其一云，“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小鱼散复合，瀺灂如遭烹。鸬鹚不敢下，飞过两翅轻。白鹭蒋瘦捷，插脚还欹倾。区区舟上人，薄技安敢呈。……”[32]。该诗通过对新滩地区的恶浪及鱼类禽鸟的描绘映衬出其凶险程度。另一首叙述的是因受新滩江段的劲风所阻而滞留该地之事，其诗云，“北风吹寒江，来自两山口。初闻似摇扇，渐觉平沙走。飞云满岩谷，舞电穿窗牖。滩下三日留，识尽滩前叟。孤舟倦鵶轧，短缆困牵揉。尝闻不终朝，今此何其久。……”[33]冬季时新滩水落滩浅，异常凶险，再加上江上寒风，迫使作者不得不在此滞留了三天。且说平时一般不会超过一天，这次却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致作者和滩边众老叟都混熟了。徽宗时人员兴宗[34]作有一诗云，“水面数千里……如何阻恶滩”，诗题标注说，“新滩险恶不可前，遂出乘滩下舟，作诗送滩上舟”[35]。作者在新滩下船改乘当地船，因而作诗赠送原所乘舟。新滩滩势仍非常险恶，舟人必须得换乘新滩本地船只，或为吃水较浅的小船。

    根据以上所引多条史料可知，自北宋中叶一直到北宋末期，新滩滩势之险并无根本改观。皇祐三年的人工疏凿对新滩交通形势的改善大概只是从几乎无法行舟而变为可以行舟，但舟行非常险恶，须极为小心。

    南宋前期，这种情形仍在继续。湖南湘阴人，绍兴年间的进士，曾任四川潼川路都运使的邓深[36]，作有《新滩阻风》一诗，诗云，“高浪惊人处，新滩复眼中。虽无曳尾淖，奈有打头风”[37]。邓深因风浪而不得不滞留该地的情形和前述苏轼新滩阻风差不多。

    南宋隆兴元年进士，嘉泰年问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的袁说友[38]，作有《过新滩百里小驻峡州城》一诗，诗云：

“明朝上巴江，日日峡中行。天险三峡路，峡险滩头程。就中十二滩，新滩尤可惊。父老记往時，此地江流平。一朝陵谷变，崩裂山峥嵘。大崖江里卧，小石江心横。作此一大滩，水石相吞并。涛雷殷昼夜，浪雪鸣轩声。空山十里遥，已接千鼓声。末流到山尾，犹作汹涌鸣。……东来西上者，因有盘滩名。我来滩水傍，滚沸如煎烹。众畏岂不畏，稚耋栖簷楹。遐观一舟来，掀浪嘈鼓钲。群夫山下蚁，百丈风中筝。冲涛已飐滟，转柁犹欹倾。戛戛到龙门，艰苦如颉羹。须?近平峡，便觉天地清。携孥稳乘舟，相庆如更生。蜀道登天难，于此论始明。……”[39]

“天险三峡路，峡险滩头程”一句是形容三峡水路行舟之险天下闻名，三峡之险又险在峡中各滩段的路程。“就中十二滩，新滩尤可惊”一句道出三峡中各滩尤其以新滩最为险恶，这又一次印证了前述新滩“恶名豪三峡”的论证。由“父老记往时，此地江流平”一语可知，新滩在天圣年间崩滑前，这里的交通形势并不险恶，江流较为平稳。如此，则到北宋天圣年间以前，汉晋时的两次崩滑对其航道交通已基本没有多大的遗留影响。自“一朝陵谷变”至“犹作汹涌鸣”数句描述了天圣年间新滩崩塌、滑坡的惊心动魄和滑落人江的崖石导致江流堵塞而滩险异常的形势。“我来滩水傍，滚沸如煎烹”一句形容水势之湍急汹涌。“众畏岂不畏，稚耋栖詹楹”一句是说新滩遇阻，老人小孩暂于滩边人家屋檐下歇息。“遐观一舟来，掀浪嘈鼓钲”一句是说远远地看见一只船驶过来，掀起的巨浪声赛过鼓钲声。“群夫山下蚁，百丈风中筝”一句描绘的是在两岸边山崖下拉纤的纤夫之如，远望过去有如群蚁，而大型船只的百丈风帆远看就象是在风中飘摇的风筝，进一步衬托烘染出新滩之险。“冲涛已飚滟，转柁犹欹倾。戛戛到龙门，艰苦如颉羹”一句是形容船工掌柁操作等十分谨慎而小心翼翼，艰苦万状。“须臾近平峡，便觉天地清。携孥稳乘舟，相庆如更生”一句是说船只在滩里汹涌的急流中行驶速度之快，倏忽之间已驶近较为平稳的江流段，作者于是一下子觉得如释重负，携带妻孥家小稳稳当当地坐在舟中，相互庆幸平安渡过新滩，就像是重生一次一样。最后感叹“蜀道之难，犹如登天”一语之名不虚传。

    上引袁说友诗中尚有“东来西上者，因有盘滩名”一句未予解释。何谓“盘滩”呢?这就是说上行入蜀或下行出蜀的船只，都须将船上旅客和货物全部卸载，变成空船过滩。这样，船只吃水浅，才不至于于触石破毁沉船而酿灾。货物和旅客在过滩后的前方江段再重新装船。而这货物卸载和重装的过程就称之为“盘滩”。对于这一点，陆游《入蜀记》和范成大《吴船录》的记载更为详细明确。以下据此二者进行相关讨论。

    陆游初入蜀地的时间是在乾道六年(1170)[40]，正如其“然滩害至今未能悉去”一句所述，新滩江段河床中满布锐利石块，以致陆游一行所乘船只“十七八船底为石所损”，其后不得不“易舟离新滩”。陆游过新滩时已是十月中旬，这时水位已明显回落。由于水位太低，船只吃水太深地话容易造成船毁人亡。因此“舟人尽出所载，始能挽舟过滩。然须修治，遂易舟离新滩”。也就是说，必须得将船只全部卸空，然后再由两岸的纤夫用纤绳拴船拉纤，将船只拉着前行度过新滩。而且由于大部分船只已经被新滩中锐利乱石损坏船底，船只被拉过新滩后也还得进行修理，因此不得不换乘别的船只驶离新滩。[41]

    上文曾引述范成大《吴船录》所载考论新滩得名由来，并述及新滩“恶名豪三峡”的真正原因。范成大《吴船录》一书作于南宋淳熙四年丁酉(1177年)，其时范氏自四川制置使应召还京，取水路赴临安，因随时记下每日阅历见闻而作成此书，起于五月，终于十月[42]。范氏途经新滩时是八月，“八月戊辰朔，发归州。两岸大石连延，蹲踞相望，顽很之不可状名。……三十里至新滩”。由于峡中仍然是乱石丛布，故水流汹涌，范成大谓为“石乱水汹，瞬息覆溺”，也就是很可能在一瞬间就发生船只倾翻、舟人溺水的事故。水位浅时，上行和下行的船只商旅要想免于倾翻和溺水之祸，就必定要将货物、乘客全部卸载清空，让船只变成空船，人员和货物由陆路前行，待过了险滩后在前方江段再重新装货上船。“上下欲脱免者，必盘博陆行，以虚舟过之”一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八月时峡江水位仍比较高，范成大庆幸自己所乘船只过新滩时正是水位较高时，“余犯涨潦，时来水漫羡，不复见滩，击楫飞渡，人飜以为快。上游来水很大，新滩水位很高，就看不到险滩的面貌，也感觉不到滩势的凶险了。与陆游过新滩时的艰辛万状相反，范氏感受到的是击浆中流、飞渡峡江的无比刺激和乐趣。[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