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勇

    本文支持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唐代农牧业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复种指数提高，产出的多样性更明显；农作物单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也提高；水利建设成效显著。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赞同8世纪中叶气候有一个由暖转冷过程的观点，认为8世纪中叶的气候转寒造成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国北方建立区域性王朝，安史之乱是这个南下进程开始的标志性事件。经过南宋12世纪的再一次寒冷突变后，北方游牧民族则开始了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 

【作者简介】:蓝勇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经济强盛，城市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幅员广阔，国力鼎盛，外夷四服。对于造就唐代文明的原因，以往多从人为的因素出发去考察，从历史的积累和开明的君主去寻求原因，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气候温暖时期往往与兴盛的中国封建王朝在时间上相对应。

    不过，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基础与文明昌盛的机理怎样？这种机理与历史的承传积累和开明君主的功用怎样？本文拟从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再者，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王朝，而开元、天宝年间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是否与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有内在联系呢，这是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一

    1.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温暖时期

    竺可桢先生认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其主要是通过对梅树、柑桔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从物候学角度得出结论，后又用一万年挪威雪线、格陵兰冰块反映的气候特点作了应证。（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2期。）从此以后，虽有人对此作过一些修正（注：近年来，牟重行先生撰《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气象出版社，1996年），对竺可桢的观点和史料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商榷。），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地理专著和教材都沿用竺老之说，将唐代定为温暖期。如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张全翼、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等。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线的推移》及台湾学者刘昭民《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等也支持唐代温暖说。

    不过，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说法，否定了唐代温暖说。满志敏便是一个代表，他首先在1990年出版的《历史地理》第8辑上撰《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对唐温暖期提出异议，提出唐代中期以后转冷新说，接着在施雅凤等主编的《中国气候与海平面》、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等书及《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进一步加以说明，主要理由是长安梅树、橘树、驯象带有人工保护措施而不能作为气候温暖的指示，并对农作物生长期作了重新解释。同时列举了许多唐代寒冷的证据。近来王铮等又提出唐代气候属于混沌(Choas)状态，气候不稳定（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总的研究来看，唐代温暖湿润说证据更加充足。

     (1)满志敏认为：“因此，就唐代柑桔经济种植分布区与现代相比，并不能得出唐代中国气候暖于现代、气候带北移一个多纬度的结论。”笔者认为满志敏先生没有将全国一级的土贡地点与分布北线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一般而言，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成为全国一级的土产或土贡的地区的气候因子应是十分适宜这种植物而有相当的宽容度的，故才有好的品种成为土产、土贡。如鄂州、襄州今天能种植柑桔但并不能成为全国等级的土质、土产的品质。实际上据笔者研究表明，悉州位于川西北黑水县，今天该地几乎不产柑桔了，年均温9.1度，1月均温仅-1.0度，年降雨量为827.7mm，但唐代当地是柑桔的重要产地，具有土贡品质。这说明该地区当时年均温比现在高4度左右，1月平均气温高3-4度左右。同样，唐代巴州、绵州也是重要的柑桔土贡之地。但今天虽然出产，却远非土贡品质。

    (2)笔者赞同满志敏认为的用驯象、人工保护的梅树、柑桔、荔枝、竹类指示的气候特征的信度不高的结论，但在对寒冷气候指示记载的认同上与满志敏有一定的分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黄河流域冬季“寒”、“大寒”指示北方寒冷气候的信度不高，因为一方面这里的“大寒”、“寒”本身没有定性，指示的温度可高可低；一方面，相反，中高纬度地区冬季“寒”、“大寒”反而更具常态，而不寒才显异常。所以统计唐代这些地区“大寒”、“寒”意义本身并不大。这就如统计中国南方地区夏季炎热一样意义不大。相反，如统计北方地区“冬无雪”和中国南方地区冬季江河“封冻”之类才更有气候指示性。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朱士光、王元林统计唐代关中地区16个年份冬无冰雪，认为“这在我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来说明唐代温暖是较可信的。台湾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认为：“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无雪的年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有关专家据物候和柑桔分布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平均比现在高1度左右。（注：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一书引：Shen wenhsiung,changes in China's climate,Bulletinof the American Meteological society,Vol.55,No.11,Nov,1974.）吴宏岐还谈到杨仁怀等研究2000年来海平面的变化与气温波动，也表明8至10世纪为一个温暖期，当时年均温约高于现代1度左吉，称为“小高温期”；又据于希贤、段万倜、龚高法等研究的物侯、雪线、植被等情况综合认为唐代年均气温高于现代1度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度左右。（注：吴宏岐等《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3)唐代的区域气候研究结果也是如此。有的学者从河南历史时期寒冷变化看出，隋唐时期是“以暖为主，而后期转寒”。（注：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七辑。）陈家其等建立的2000年以来江苏温度变化指数曲线表明，在相对较温暖时期持续最久的是7、8世纪，即唐代中期以前，其间很少冷冬记载。（注：陈家其等《江苏近二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3期。）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北界比现在高2个纬度，由此可推论当时长江上游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1-2度左右。（注：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据郭声波研究认为唐代成都有荔枝生长，但南宋就没有了。（注：郭声波《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寒冷气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另唐代张籍《送蜀客》诗有：“木棉花开锦江西”，知唐代成都有木棉生存，不论这种木棉是木棉属的木棉或是棉属的树棉，都是一种喜温暖的植物，今天成都这两种植物都没有自然状态的生存，可说明唐代成都气温应比现在高。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根据杜甫在成都作《咏雨》诗谈到阴历四月梅雨型天气，认为现在成都春夏之交已经没有梅雨天气，也可见唐代成都比现在更温暖多雨。据《新唐书》和《蛮书》关于云南柘蚕生长期来看，一般是正月生而二月茧。我们知道，蚕对温度要求十分高，月均温低于20度便可能受到影响，最适温为16度到21度，气温降到7.5度以下便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以看出蚕的适温期比现在提早许多，说明当时云贵高原年积温比现在高。对《蛮书》卷7记载的曲、靖州以南和滇池以西的农作节气，历代争论较大。笔者取昭通坝子、滇池坝子两地节气对比看出，唐代水稻是阴历三四月播种，八月收获，而现在这些地区是阴历四月底播种，十月才收获，可见现在水稻生长期推迟并拖长，说明现在云南地区一定时期内活动积温下降，可供作物生长的的时期缩短。  

    (4)唐代不仅温暖，而且是一个十分湿润的朝代。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统计了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表明唐代是一个旱灾相对较少的时代。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统计表明，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中水灾比例最高的时期，这可能与当时降水丰沛有关。吕蔚光《华北变旱说》（《地理》第一卷2期，1937年）认为汉唐时期塞外河水普遍丰于今日。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注：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年1期。）可见唐代气候确实比较湿润。

    总之，现在看来唐代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属于温暖湿润的时期是可信的。

    2.温暖湿润的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历史时期中国农牧生产的影响

    王子今先生曾对秦汉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两汉间的气候由暖到寒的转变，正与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而东南的转变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与江南的户口消长及河患消长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相关性。（注：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这说明气候变化对秦汉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明显。

    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对高纬度的东亚游牧地区（大漠南北）、中纬度的中国传统农业区（黄河流域）和低纬度的南方开发不足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巨大且各有侧重。

    (1)对高纬度东亚游牧区的影响。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气温波动和降雨量的变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至今草原地区的“白灾”仍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在生产力更低下的中古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研究表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相关系数达0.68。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的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注：内蒙古镶黄旗气象局等《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中国草原》1984年2期。）这种气温波动往往对游牧民族产生迁移大格局的影响。使寒冷期中国高纬度地区游牧民族形成周期性的向南推进大势。相反，如果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草原生态环境良好，游牧民族生产相对正常，社会往往相对稳定，对南方农业民族的影响相对较小，南方农业民族的北面压力相对小，有利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

    (2)对中纬度传统农业区的影响。据倪根金研究表明，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了我国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向南退缩，干旱和半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缩短，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频率增大，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北方水稻种植萎缩，粮食单产量下降；同时也使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南迁（注：倪根金《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相反，如果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则农牧线北移，农耕区扩大；气候转暖往往使自然灾害频率减小，农业生产相对稳定。气候转暖使供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增长，熟制增加，复种指数增大，单位面积总产量增大；单季农作物可能因气候湿热而本身生长期短，在单季产量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为提高复种指数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同时气候温暖湿润使水源更充足，水稻的种植面积拓展，粮食产量提高，而竹类、桑类植物在北方生长更好，随生物多样性而来的产出多样性往往使北方地区有更多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往往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

    (3)对低纬度南方开发不足地区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我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较复杂。这种复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我国中低纬度地区气候变化的幅度是大大小于中高纬地区的，也就是说长江流域，特别是珠江流域气候变化幅度较小，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一方面南方地区的地表下垫面相对更复杂，山地、丘陵、平坝相兼，而地表水资源丰富，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些地区还处于一种原生态状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往往人为因子的影响更明显。王子今先生曾认为东汉以后气候日加干冷是长江中游长沙、桂阳、零陵地区户口发展，使“卑湿”地区得到更好开发的自然条件，从理论上讲似有其道理，但真正要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唐代比东汉魏晋南北朝湿润多雨，但南方地区却得到更大的开发，“卑湿”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善。实际上从气候变化来看，如果南方地区更加干冷，对农业经济的副面影响也更大。由此看来，南方地区的开发可能还是受南北文明大移位的影响，人为的因子可能更大。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从理论上讲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减弱。不过，据杨柏等人研究近百年中国亚热带地区农业气候带界限动态变化表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北界近百年摆动2个纬距，其中双季稻北界摆动1个纬度，柑桔北界摆动近1个纬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十分大。（注：杨柏等《近百年中国亚热带地区农业气候带界限动态变化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自然资源学报》1993年3期。）可见直到现在气候中长期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不可低估，更何况是在唐代。

    （二）温暖湿润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1)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唐代随着气候变温暖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农牧业地区的北线在向北推移。据学者研究表明，从战国到西汉初年，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业界线。汉武帝时，北伐匈奴而取得了“河南地”，设立了44个县，农垦区向北推移，农牧业北线推移到西达河套西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阴山山脉，东面沿长城一线。但东汉以来北方民族南下，使农牧区界线打乱，形成了一个农牧业杂处的交错过渡带。（注：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16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据研究表明，到了唐代农牧业界线变成了农耕区与半农半牧业的界线，且有所北移，如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下，西南端向南延伸，达到陇山之西，东北端也可以伸向辽水的下游。而半农半牧区与牧区也形成一条界线，即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在这样的形势下，农业区形成一些发达富庶的地区，如泾渭河下游、汾水下游、涑水流域、伊洛两水下游和黄河的下游。在半农半牧区里面，已经有相当的农业基础。（注：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不仅使唐代的农耕区扩大，而且使农耕区与牧区有一个缓冲地带，使唐代的边防有一定的当地给养支持，使唐代经济力量增强，军事防御更稳固，社会更加稳定。这既直接有利于唐代经济的发展，也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宋元以来中国西北地区气候日加干旱少雨，多以牧业为主，经济落后，可是唐代能在西域驻军屯田，以致西北陇右地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西北丝绸之路也十分通畅。

    (2)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产出多样性更明显。由于气候的温暖湿润，唐代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北界更靠北一些，如水稻、蚕桑、竹类、柑桔等。这样，产出的多样性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倪根金引张养才的研究表明，历史气候温暖期单季稻在黄河流域栽培，双季稻可以推进到长江两岸；寒冷期，单季稻普遍栽培在淮河流域，双季稻在岭南地区比较普遍。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可引起单、双季稻种植地区的南北变动，其变动约两个纬距。（注：倪根金《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据研究表明，唐代黄河流域普遍开发了水稻田，水稻种植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分布北线比前后时期都靠北一些，分布面积也更广阔一些。（注：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3期。）唐代黄河流域还是重要的蚕桑生产地区，河南府、郑州、汝州、滑州、汴州、宋州、陈州、徐州、兖州、密州、虢州、相州、卫州、贝州、幽州、冀州、赵州、安东都护府、晋州、汾州、代州、并州、京兆府、岐州等都出产蚕桑，河南道、河北道是传统产区，保持发展优势，而河北和河东高纬度地区蚕桑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注：赵丰《唐代蚕桑业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笔者认为高纬地区的蚕桑发展正是唐代气候温暖因素造成的。唐代在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宋代在北方地区发现一些竹类根系，可能便是唐代所留。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1：“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4称：“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是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所以，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一些县设有司竹监。这种北移趋势在西南地区也有表现，如前面谈到的唐代荔枝分布比现在北移2个纬度，唐代西南柑橘种植中心比现在高2个纬度，五代北宋中国食用粉芭蕉(M.paraddisiala var sapientum)和观赏芭蕉(Musa basjoo)的分布也比现在更靠北一些，（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想唐代也然。

    在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背景下，北方地区水资源更丰富。据王利华先生研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环境仍较好，河流湖泊中栖息着丰富的鱼类资源，渔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补苴地位。（注：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水环境和渔业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

    (3)可供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由于气候温暖湿润，热量条件好，唐代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增长，唐五代温暖湿润时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注：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195页至212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

    据郑学檬研究表明，唐代是在四月收麦，而宋代多在五月。同样唐代的两税收取时间比宋代提早一个多月，（注：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麦收时间的推迟必然会影响其它复种和轮作的农作物生长。

    唐代岭南流行双季稻，但唐宋之际重庆涪陵一带也流行双季稻，故《舆地纪胜》卷174引《龟陵志》记载：“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间收割已了。”与之相印证的是同时唐代涪陵一带出产荔枝，品质优良而入贡杨贵妃，也说明当地当时气候比现在温暖。

    据《蛮书》卷7记载：“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至八月获稻，至十一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岗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我国稻麦两熟制。有的学者还谈到长江下游唐代也有了稻麦两熟制。稻麦两熟制在唐代普遍推广，可能与唐代气候温暖湿润而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有关。

    不难想像，可供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自然有利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4)农作物单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在温暖气候状态下，自然灾害的频率减小，而温暖气候本身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便使唐代许多粮食作物单产量提高。据吴慧先生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在元代以前粮食亩产量以唐代最高，达334斤。（注：吴慧《清代粮食亩产的计量问题》，《农业考古》1988年1期。）王铮等研究表明，唐代北方税粮比例占全国的75.9%，北宋北方地区的税粮比例占全国的54.7%，而田土比例只占全国的31%，以后北方普遍田土在全国的比例高于税粮在全国的比例，这表明温暖时期北方土地生产力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以后则相反。（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

    (5)水利建设成效显著。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水利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中高纬度地区的中国黄河流域更是明显。研究表明，中唐以前北方地区水利复兴，将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完全恢复，并新建了一些新的灌区。特别是引黄灌溉的成功和关中水利的恢复。据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统计唐代有水利工程253项，宋代为1048项，但唐代北方地区有103项，宋代北方地区则只有78项。这说明唐代北方地区的农业水利建设是十分突出的。这对于以北方为核心区的唐代文明兴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唐以后南方地区的水利建设持续发展，湖田、沙田、葑田、畲田、梯田等土地利用形式已屡见于记载。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太湖流域塘埔圩田的形成（注：梁家逸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南方这种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宋代得以继续，而宋代北方地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水利建设成就不大，南北水利建设的差距由此拉开。

    (6)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与宋代相比从总体上讲，唐代北方地区的经济仍十分发达，综合国力总的来看仍十分强盛，这为进一步开发南方地区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改进。唐以前各朝的农具发明和改进都是围绕着旱地技术的耕耘和灌溉，从唐代开始，由于江东犁的定型，水田耕作工具不断发展，为南方水稻种植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水稻种植的推广，又使南方土地进一步熟化，水稻土增加，南方农业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使唐代全国经济都处于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基础。据研究，唐代人口最高达7722万，每平方公里20多人，（注：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交流论文，1997年，承德。）垦田面积在800至850万顷，（注：《汪笺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人地比率在10至8之间，（注：朱国宏《人地关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人地比率在8至10之间可能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合理指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文明的发达有前朝历史发展的承传积累作用。）当时有所谓“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注：《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连西北相对干旱的陇右地区在唐代前期也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故社会发展上有“路不拾遗，行不赍粮”、“远适千里，不持寸刃”之称。（注：《唐语林》卷三；《通典》卷七。）物质文明的发展为政治稳定、军事国力强盛和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在科举、疆域、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成就不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当时的世界范围都有十分大的影响，唐代文明由此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足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而这种文明正是以唐宋这个中世纪的温暖期为基础的。

二

    1.唐宋间气候的由暖转冷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据满志敏先生研究表明，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多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成两个时期，其中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从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地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旱，春季时间则推迟，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从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注：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朱士光等对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至805年）以前7世纪、8世纪，气候以暖冬为主，气温偏高。而在唐代后期，即贞元年间以后的9世纪，则以寒冬为主，也有春、秋出现霜雪害稼的现象。这种相对寒冷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注：朱士光、王元林《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陈家其等研究表明，近两千年气候变化，最温暖气候是在7、8世纪，即唐代中叶以前，但唐代后期和北宋气候寒冷。（注：陈家其等《江苏省近两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3期。）盛福尧研究河南历史气候也表明，唐代后期转寒冷。（注：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文焕然画出的8000年中国气候冷暖示意图也表明，6至7世纪中叶以前气温高，以后开始下降至10世纪。（注：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据王铮等研究表明，880年以后至1230年间气候为混沌(Chaos)时期，880年以后，季风退缩，中国东部沙漠化加剧，总的说来，在近2000年间，以1230年为界，前期相对温暖，后期相对冷。（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这就是说，880年至1230年这300多年间是一个气候转折的过渡时期。不过，以今天的气候标准来看，这仍是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即我们指的中世纪温暖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个时期是一个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的转折时期，其中8世纪中叶和12世纪是这300多年间两个比较明显的突变时期，而12世纪的突变在尺度上应比8世纪更大。

    早在20世纪初亨丁顿在《亚洲的脉动》(E.Huntington,The Pulesof Asia,Boston,1907)一书中便提出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有关，例如东晋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寇边、明末流寇和满清人入关，都是因为满蒙、中原和中亚气候转旱，用不得已铤而走险，四处劫掠。这种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中又得到深化具体。近来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迁往往是因为中高纬度地区的寒冷气候为潜在动力，故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高潮对应着千年尺度的寒冷期，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1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满清民族南下，正对应着“明清宇宙期”。笔者通过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次序——事件对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和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注：蓝勇《从天地生综合研究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学术研究》1995年6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往往是由于寒冷气候而来的基本生存和生产受到严重威胁为潜在压力的。必须指出的是，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对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战乱对北方地区经济的极大破坏，极大分散了统治者的治国精力；更重要的是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也同样经历了周期性寒冷气候的冲击，农业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从经济上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力量，穷于应付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经济的越来越困难，也更加重了内乱，戎马蹂躏，更使北方汉族地区经济衰落。如唐代中前期陇右一带有“闾阎相望，桑麻翳野”之称，经济发达。李并成研究也表明，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十分发达，但安史之乱以后，沙漠化加剧，社会动荡，河西走廊的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同时，我们知道关中地区是唐代的政治中心，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十分发达，但后期必须靠“就食东都”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其间决非仅是表面的社会原因。

    2.8世纪中叶后的气候转寒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

    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王朝，而8世纪中叶开元、天宝年间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唐代中叶的这个转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转折点。现在看来，这个转折点是与近2000年气候变化和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有内在联系的。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公元7世纪至10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情况。隋代和唐代前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游牧民族是突厥。总的来看，历史时期不论寒暖北方游牧民族总是与南方农业民族征战、和亲和称臣纳贡相间的。北周和隋代，突厥与南方农耕民族便是这样度过的。隋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内乱，以金山为界，分裂成为东西突厥。隋末唐代初年，东突厥一度十分强盛，北方一些割据势力纷纷投靠东突厥汗国，以取得庇护和支持。如梁师都、刘武周、郭子和、张长逊、窦建德、薛举、高道开、李渊等。由于东突厥的强大，虽然唐代前期，突厥也多次南侵入唐，但由于自己本身潜在南下压力并不大，而唐代又处强盛时期，多次主动进攻，突厥并没有威胁到唐代的根本。

    唐太守贞观年间，突厥地区天降大雪，连年灾荒，难以生存，激化了内部矛盾，东突厥内外离心，特别是铁勒诸部起义，国力大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代贞观四年（630年），李靖乘机北征，大胜突厥，突厥余部“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部分内迁设立州县，唐代从阴山开拓疆域至大漠，以后突厥便一蹶不振了。

    不过从8世纪中叶以来，北方游牧地区环境压力十分大，战乱和内迁频率增大。

   先是后突厥和突骑施的动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突骑施莫贺达干“遂帅诸部叛”。（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后突厥内乱，争夺汗位，“部落日以携离”。（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天宝元年（742年），突骑施都摩度来降。（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元年（742年），突厥西叶护阿布思、西杀葛腊呜、默啜之孙勃德支、毗伽登利之女等人率部1000余帐“相次来降”。（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三年（744年），拨悉密部落东突厥杀乌苏可汗，国人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唐趁机联合回纥军攻白眉可汗。（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怀仁可汗攻杀白眉可汗，灭后东突厥，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注：《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于是回纥“尽有突厥故地”。（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回纥取代突厥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后，也不断产生内乱，向中原地区进拓。

   安史之乱中，唐代军事力量不足，而北方的回纥一时十分强大，只有靠回纥、铁勒等族联兵抵抗，回纥等族反而日加自恃，不断南侵中原。

   宝应元年（762年），回纥一度“引兵南”，以致造成“朝廷震惊”。回纥至东京，则“放兵攘剽”。（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永秦初（763至764年），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振武，攻东陉，入寇太原”。（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会昌年间（841至846年），回纥“入云朔，剽横水，杀掠甚众，转侧天德、振武间，盗畜牧自如”。（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回纥随之在安史之乱中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和亲互市，回纥与唐的关系远比与突厥的关系和睦。这种状况可能与当时游牧民族地区和农耕区本身环境压力有关。开成年间，由于回纥境内连年大雪，严重饥荒，疫病流行，所谓“会岁饥，大雪，羊马多死”（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内外交困下，外族又入侵，“回纥遂衰”。

   到9世纪中叶，中高纬度地区气温更加寒冷，回纥“冻馁死”甚多，回纥内乱加剧，西边的黠戛斯乘机发动进攻，杀死回纥可汗，回纥四处流散。（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安史之乱后，党项人的内迁压力也增大，多次参加反唐作战，向关中进发，直抵邠州、宁州、凤州、梁州、鄜州、坊州、丹州、延州、同州、振武军诸州，（注：《新唐书》卷二二一、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故在9世纪有“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之称。（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安史之乱以后，吐谷浑大量迁入盐州、庆州、夏州、幽州、丰州、云州、蔚州、振武军等地。（注：《新唐书》卷二二一、《资治通鉴》卷二四五、二五三、二五八和二六四。）

    贞元年间，沙陀7000人受吐蕃威逼内迁，元和年间，沙陀3万余众内迁。（注：《新唐书》卷二一八。）

    总之，安史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乱和南迁频率大大加大。

    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隋代和唐代前期，由于游牧民族所处高纬度地区气候相对暖和而稳定，突厥民族十分强大，大唐有时多依赖于突厥，突厥也多次南侵，对唐构成了威胁，但由于唐本身也十分强大，突厥民族往往不能染指中原，唐太宗也才有“天可汗”的称号。唐代后期，虽然回纥与唐代也曾和睦相处，但唐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化在加快，游牧民族的南侵不仅表现在征战，也表现在南附不断和北方民族内部攻伐频率增大，而唐代往往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控制北部边疆的能力大大下降。

    据研究表明，中唐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也是与中唐以后气候变寒冷有关。中唐以前青藏高原上气候相对温暖，吐蕃十分强盛，不断向外扩张，唐中叶形成一个地跨今藏、青、新、川、滇几省的大帝国。但中唐以后气候变寒，吐蕃从此一蹶不振。（注：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特别是会昌年间，吐蕃内乱使国力大损，扩张停止，但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压力更大了。

    这些游牧民族的内迁，使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晋北、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这说明唐代中后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日益增大，而这种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受寒冷气候造成的基本生存和生产的困难为潜在动力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唐代后期为一种冷湿的气候，降水量相对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次数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陈可畏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注：陈可畏《唐代河患频繁之研究》，《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水土流失加重使农业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河患频繁更使唐代王朝疲于奔命，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这无疑使唐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削弱。

    应该说安史之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发生的。

    3.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

    安史之乱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唐中央政权消弱，藩镇割据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唐代藩镇割据政权中只有北方的藩镇才真正威胁到唐代中央王朝而攻破长安呢？这里需要分析一下安史之乱的潜在因素。

    20世纪讨论安史之乱的原因的论著很多，不过笔者注意到30年代章嵌先生在《中华通史》中提出的四个原因，即设立节镇、重用蕃将、攻伐奚和契丹、溺惑嬖宠。在笔者看来，前三点原因都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有关。80年代高世喻在《西京访古话玄宗》中提出安禄山手握重兵有了造反的能力和想法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是正确的。我们认为，这种能力是由于唐代在北方游牧民族压力增大下，设立蕃镇而“以夷制夷”的结果。早在唐太宗时，便将降附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使为中国捍蔽”。（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种政策在以后民族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就更显得突出。而想法的产生与安禄山本身骨子里“歉馑则剽劫”的游牧民族思维冲动有关。

    我们知道，安禄山本是营州杂胡，他和史思明二人都是幽州的“捉生将”。唐代在幽州拥兵主要是防备奚和契丹，唐代对安氏一再姑息养奸的目的从根本上来看是想借其力量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唐以后北方奚、契丹在不断南扰农业区，直到天宝十五年，奚、契丹仍“数出北山口至范阳，俘却牛马子女，止城下累日”。（注：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同时安禄山也在不断进攻奚、契丹，并且也养同罗、奚、契丹为“曳落河”。看来，安史之乱本身与北方民族关系十分密切。开元天宝间，回纥与突厥征战不已，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十分大，《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歉馑则剽劫，丰饱则柔纵，乐极怨仇，号为难制掣。”故《资治通鉴》卷215称：“开元以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以后，边将奏益民浸多，每岁用衣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民始苦矣。”由前面的研究表明，8世纪中叶以来确实是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加大的分界线。面对压力朝廷对安禄山才一再姑息养奸，但终酿成大患，这是安史之乱可能发生的大背景。

    安史之乱时北方地区的气候特征是与唐代后期气候特征相吻合的，即冷湿。《资治通鉴》卷216谈到天宝十年（715年）契丹的核心区“时久雨”，《资治通鉴》卷217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年）：“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上忧雨伤稼…上曰：淫雨不已。”《李岘传》也记载：“十二载，连雨六十余日。”从上面记载连续三年淫雨长达六十余日来看，当时气候是十分反常的。这种冷湿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十分大，必然会加大向南推进的潜动力，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更大威胁。安史之乱也正是在这种气候特征和大的民族压力之下发生的。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经济区受到极大的破坏，唐代国力日见衰微，即使不乏明主怀中兴之志，但多是回天无力。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压力继续增大，到五代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如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936年沙陀人石敬塘建立后晋，947年沙陀人刘知远建立后汉。历史气候研究表明，近2000年中国历史气候前1000年相对温暖湿润，而后1000年相对寒冷。五代以后，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北方民族辽、金、蒙古、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特别是统一的大政权，这是与近2000年的前1000年不同的。因为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五胡乱华”，但其建立的政权均为主要在北方地区的小政权，入主中原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主要是在后1000年。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核心区也越来越靠近东部，同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由黄河流域中下游东南移向东南地区，这是东亚大陆气候大陆度增大而季风影响退缩背景下的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历史人地轨迹。

    五代以后历史气候总体寒冷，但时有反复，历史发展虽然时有反复，在许多方面多有建树，如北宋时期和元代，处于相对温暖时期，即中世纪温暖期，国力相对强盛，但经过12世纪的寒冷突变，总趋势仍是更加走向衰落。这样，从长时段来看，虽然宋代及以后的历代的综合国力绝对值强于汉唐，但以后历代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种现象正是与中国近2000年来后半段的寒冷气候同步的。唐代中叶的气候突变及安史之乱是这种大演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原刊期号】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