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知，两《唐书》本纪共记录地震97次，其中京师地区达42次，几占两《唐书》本纪所记地震总数的43.3%，如果我们把京师一带及其邻近道州的地震计算在内，则占唐所有地震记载的绝大部分。毫无疑问，京师附近及山西汾河流域一带是我国华北大地震带的汾渭段，它是由沿华北地台内部断裂带发育的地震联结而成的大地震带。[11]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强震区，但是，除了这一地震带外，还有东南沿海地震带、三江地震带、辽东、鲁东、滇西、川滇、藏滇等地震带。[12]为什么唯独京师附近的记录如此之多呢？笔者认为这与京师附近地区的政治地位与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限于交通条件，特别是交通极其困难的偏远之地，如一旦发生地震，并不能及时上报中央，造成史官所不闻，故没有记录下来。再加上种种人为因素，一些地方官有时出于个人私心，故意抑而不奏。

《白居易集》卷4《杜陵叟》云：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男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13]

此处，白居易提到的“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充分证明了确有一些官吏隐灾不报，以求考课的现象存在。

又《全唐文》卷481崔衍《请减虢州赋钱疏》云：

臣所治多是山田，且当邮传冲要。属岁不登，颇甚流离，旧额赋租，特望蠲减。臣伏见比来诸郡论百姓间事，患在长吏因循不为申请，不诣实。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谴者，未有言而获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抚疲民，臣所以不敢顾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圣览。[14]

由此可知，一些长吏“因循”而不上报灾情，其情形是“比来诸郡”，可见此类事情绝非个例。

又《唐大诏令集》卷103《处分朝集使敕》云：

敕朕闻诸礼曰：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好恶著（者），则贤不肖别，非其道然耶！朕以虚薄，祗膺景命，荷宗社之灵，当亿兆之责，曷不昃朝晏坐，畏天爱人，思欲保其和乐，跻于仁寿，则与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计吏还州，与之陛见，示其赏罚，锡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纲分典荆豫，为政烦苛，顷岁不登，合议蠲复，部人有数（诉），便致科绳，县长为言，仍遭留系，御史推按，遽以实闻，虐政弊人，一至于此。

此则史料刺史崔纲竟然“部人有数（诉），便致科绳，县长为言，仍遭留系”，可见隐灾不报现象屡禁不绝。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隐灾不报的现象在以后历代依然存在。《宋史》卷67《五行五》载：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二月辛亥，太原府、潞晋隰代石岚等州、岢岚、威胜、保化、宁化军地震弥旬，昼夜不止，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自后有司方言详瑞，郡国地震多抑而不奏。[15]

因“有司方言祥瑞”，各路州竟隐灾不报，此种现象历代均有。唐代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帝王所在之地，因此，对该区域及邻近地区的地震详加记录有其特殊缘由，我们有必要给以具体分析和深入探讨，并就唐人对地震的认识稍加考察。

二、唐人对地震问题的认识

根据两《唐书》本纪的地震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对地震的记录非常简略，只有时间、地点，若干记事述及地震的破坏程度。由这些粗略的记载可知，唐人对地震的认识水平尚十分有限，与以往的历史时代相比并无显著的进步。

《国语》卷1《周语上》云：

幽王二年（前781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地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16]

据此可以看出，西周时人们是用阴阳关系来解释地震的，这里包含有一定的唯物科学成份，但基本上是把地震附会为上天对人类的某种告诫，亦即所谓的“天谴”。这里，伯阳父即认为三川震是西周灭亡的预兆。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地”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陈列也。”释“震”云：“劈雳振物者，从雨从辰声，春秋传曰：‘震夷伯之庙（臣铉等曰）’”。[17]仅从《说文解字》关于“地”、“震”二字字义的解释，我们很难对地震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这只是对现象的描述，远未涉及地震原因的分析。

《后汉书·五行志四》云：

建康元年（144年）正月，凉州（都）[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日）[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尚书欒巴谏事，太后怒，癸卯，诏书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18]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汉人把地震认为是某种不祥之兆。尚书欒巴的上谏起因于太后为顺帝作陵过于奢广，但在太后收巴入狱，并欲杀之时，却发生了地震，故由于慑于“天谴”而不得不将巴“免为庶人”，这基本上反映了时人对地震的认识水平仍是将地震视为“天谴”而已。

《魏书》卷112上《灵征志》云：

帝王者，配德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虽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惑，其徵必致，善恶之来，报应如响，斯盖神祗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圆首之类，咸纳于仁寿。然则治世之符，乱邦之孽，随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胜数矣。今录皇始之后灾祥小大，总为《灵征志》。[19]

同书又云：

延昌元年（512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嬴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两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后尔朱荣强擅之征也。[20]

此次地震造成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此处魏人将此视为“尔朱荣强擅”的前兆，仍然没有跳出“天人感应”的“天谴”说解释。

《旧唐书》卷37《五行志》云：

贞元三年（787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师地震，是夕者三，巢鸟皆惊，人多去室。东都、蒲、陕亦然。四年（788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余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余人。其夜，京师地震。二日又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十九日又震，二十日又震。帝谓宰臣曰：“盖朕寡德，屡致后土震惊，但当修政，以答天谴耳。”[21]

很明显，唐人把地震作为“天谴”看待。据此可知，唐代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了高度发展，但对地震的认识及地震的记录情况并未超过前代，这在上揭两《唐书》本纪中有关地震的记录可以获得明显的例证。

三、唐代地震记录的不均衡及其原因

根据上述唐代地震的初步统计，唐代有关地震的记录具有时间上的不均衡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等特征。据前所述，两《唐书》本纪关于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地震记载居多，京师及山西、陕西等地区占绝大部分。在两《唐书》本纪中，有关京师及其附近道州地震居多，是有其原因的。我们将京师地区地震与嶲州地震作一比较。在两《唐书》本纪中关于嶲州地区的地震记载仅2条，但从地质构造来看，这里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带，位于中国中部的“南北向构造带”中，此构造带在重力、磁力场及地壳原度上有所反映，地形切割非常强烈，高度极其悬殊，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强烈的地震，故有“南北向地震带”之称。西昌强震区位于这条地震带的南段康滇古陆上。[22]当然，如前所述，唐代长安附近也为我国强震区，但比较两地地震记录，京师地区比嶲州地区相对要多得多，这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程度有很大关系。唐代长安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较嶲州地区要高得多，史官记录相对完整。另由于该区为朝廷所在之地，“抑而不奏”的情况应当较少。

《旧唐书》卷37《五行志》云：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京师地震。宪宗谓侍臣曰：“昨地震，草树皆摇，何祥异也？”宰臣李绛曰：“昔周时地震，三川竭，太史伯阳甫谓周君曰：‘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人乱也。人政乖错，则上感阴阳之气，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纪灾异，先地震、日蚀，盖地载万物，日君象，政有感伤，天地见眚，书之示戒，用儆后王。伏愿陛下体励虔恭之诚，动以利万物、绥万方为念，则变异自消，休征可致。’”[23]

像这种发生在京师地区的地震，仅是“草树皆摇”，皇帝却如此关心，史官没有不载的理由。相反，偏远的四川地区则未必如此，这些地区却有可能发生较大地震却未被记录下来，较小地震更是不值一提了。当然，本纪里所体现的远非实况，但至少能说明这类情况确实存在。值得指出的是，中央史官所录各道州的地震情况是通过各地奏报而知，本来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如遇上地震的破坏，其交通状况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即便是现在，有时也难以应对，古代更是如此。所以，不难推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师一带发生较小的地震被记录下来，而在远离京师的偏远地区，较大的地震反而未被史官记录下来。综上所述，通过对两《唐书》本纪中地震记录的粗略分析来看，唐人对地震记录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同样十分简略。

《旧唐书》卷8记秦州地震云：

（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压死官吏以下四十余人，殷殷有声，仍连震不止。命尚书右丞相萧嵩往祭山川，并遣使存问赈恤之，压死之家给复一年，一家三人已上死者给复二年。[24]

本条记述虽然相对详细，但仍缺乏其他更有价值的记录，仅及时间、地点、大体损失程度等，至多不过加上一点朝廷对受灾地区民众的“存问赈恤”而已。从以上资料分析可得知，唐人对地震的认识与以往的时代相较亦无太大的差别，基本上仍视为“天谴”之类。[25]另外，由对上述统计数据的分析可知：唐代的地震记录在地域上极不均衡，这可能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大抵是文化程度发展越高的地区，保留下来的记载越多。同时，与政治中心所在地亦相关联。总体而言，京师地区或与京师地区越近，有关地震灾情的记载也越详越多，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地震记录的一个共同特征。

注释：

注释：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分册《地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2]《太平御览》卷880《咎徵部七》。

[3]《文献通考》卷301《物异考·地震篇》。

[4]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20《物异考五·地震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4-4601页。

[5]《魏书》称《灵征志》，见《魏书》卷112。

[6]陈高镛：《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7]宋正海：《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8][9][10]阎守诚主编《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436、87、87页。

[11][12]李善邦：《中国地震》，地震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312页。

[13]《白居易集》卷4《杜陵叟》，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79页。

[14]《全唐文》卷481，崔衍：《请减虢州赋钱疏》。

[15]《宋史》卷67《五行志五》。

[1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卷1《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7页。

[17]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241、286页。

[18]《后汉书》卷16《五行志四》。

[19][20]《魏书》卷112上《灵征志》。

[21][23]《旧唐书》卷37《五行志》。

[22]国家地震局：《川滇强震区地震地质调查汇编》，地震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5页。

[24]《旧唐书》卷8《玄宗纪》。

[25]王小刚：《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同步———评专著〈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相关重大问题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