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滩滑坡后的航道疏凿

    前已述及宋皇祐三年归州知州赵诚曾组织人力对新滩中滩石进行了人工疏凿，工程用工八十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新滩滩势之险得到缓解。那么赵诚究竟是采取什么具体办法来进行疏凿的呢?我们且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官吏·赵诚》中的一段记述：

天圣丙戌(“戌”当为“寅”字之误，见前述)，州东二十里赞唐山崩，蜀江断流，沿沂易舟以行，皇祜间郡守赵诚首以此留意，躬亲督责，附薪石根，火纵石裂。不半载而功成，江开舟济，名日赵江，有磨崖铭。今新滩有双庙，在秭归县东二十里，祠江渎黄牛二神象之。窃谓，赞山壅江流，沿沂皆易舟，故上祀江渎、下祀黄牛。自赵诚凿开新滩之后，沿沂无易舟之苦，皆赵史君诚之功。而祀典不及，第祀二神，失其旨矣。

由此可知，天圣四年峡江赞唐山发生崩岸后，“蜀江断流，沿诉易舟以行”，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岸石崩入江中，航道阻断，上下船只经过这里时只能改换小舟行进。这种情形延续了二十五年，皇祐三年归州知州赵诚首先重视这一问题，亲自督察并责成人工进行疏凿。疏凿的具体办法是，在巨大石块底部放上大量薪柴，并纵火引燃柴薪，使石块因热胀冷缩而炸裂散开。如此反复，不到半年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基本完成了疏通工程。江流重新通畅后，船只又可以上下通行了。为了纪念赵氏的功劳，人们甚至把这一段江面称作“赵江”。对于赵诚疏江通船之事，有磨崖石刻以铭记之。《明一统志》和《清一统志》中都有类似记载[45]，估计应即为转录《舆地纪胜》中记述。

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一书时，新滩两岸有两座庙，是在新滩赞唐山崩后所筑，分别为祭祀江渎神和黄牛神。对于这一现象，王象之表示不解。他说，赵诚主持疏凿新滩，使江流通畅，上下船只不再有更换他舟的烦苦，这都是赵诚的功劳。却并没有受到祭祀，祭祀的反是所谓江渎、黄牛二神，真是失去了祭祀纪念的本旨。

皇祐三年赵诚疏凿新滩，新滩滩势之险得到缓解，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全解除这里的险情。疏凿后新滩地区的交通形势已见上述，仍然相当险恶。事实上，对于皇祐年间的这次疏凿，也并不是都持肯定意见。归州当地老百姓和一些地方官员对此就有不同看法，且看以下一段史料：

“未几，(李慎思)移归州秭归县令。县僻民野，举不知法禁。君治以诚，视之如一家。期会听决，谆谆戒谕。虽极冗微，悉使晓信。新滩在境内，官舟馈运间有毁溺。皇祜(1049—1054)中，使者建议镌崖拓江以纡湍怒，岁役万夫，草薪数十万。三邑之民困于费，不能已。君以为滩虽险暴，惟春冬之交，水涸石露，厄于沿沂。方是时，滩之上下官舟畏而不进者，倘易陆载而往，则皆可远险。两获其利，当涂行其说。乃罢修滩之役，归人深德之。岁满代还，父老涕泣，惜其去。荐者如格，吏部以课最上。嘉祜八年(1063)当陛见，泛江而东。七月二十四日次云安军，感疾，遂不起。享年三十有八。”[46]

    李慎思字敬中，四川金堂县人，皇韦占年间进士[47]。根据上段史料可知，李慎思曾在归州任秭归县令，且在任职期内的官声颇好。尤其提到了一件关于新滩疏凿事宜的看法与评价的事情。“皇祐中”，实际上就是前述皇祐三年。“使者建议镌崖拓江以纡湍怒”就是说有官员建议将江中横卧崖石凿掉使江中过水断面拓宽，以缓和甚至消解险情。透过“岁役万夫，草薪数十万”这句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这一工程的规模。也就是疏凿当年征募的役夫上万名，工程耗费的资金相当巨大，邻近的三个地区的百姓都因这一沉重负担而穷困。“岁役”就是每年征发的意思，看来当时的新滩疏凿工程或者还不仅仅只实行了一年，或许是连续几年的冬春之际都曾实施疏凿，以致“民困于费”。鉴于这一情形，李慎思认为新滩虽然水情险恶，但只是在春冬之交的时节，水位下降，石块出露之时，上下船只必须卸载陆运一段然后再装船即“盘滩”，因此而受困厄。上下新滩的官船因害怕出事故而不敢前行的，如果改成陆运前行的话，也就可以远离危险。舟人百姓双方都有好处，“当涂(笔者按，“涂”字或为“徐”字之误)行其说”也就是说疏凿新滩一事当缓行。在李氏力争下，于是停止了疏凿新滩的工程。归州的老百姓都非常感激他的恩德。当他在归州的任期结束要离任时，当地的父老百姓都感动得流泪，舍不得他离去。从后之“嘉祐八年……”等句推断此事应在皇祐三年(1051年)与嘉祐八年(1063年)之间。

    由于此可见，对于新滩地区的航道疏凿与否存在很大的争议。事实上，各种文献记载中显露出更多的蛛丝马迹体现出这种争议和分歧。如前述刘敞所做《新滩行》一诗中尚有“时无伯禹真巳矣，坐念疏凿何由能”[48]之句，透过此句，我们也可看出疏凿工程所面临的难度。又袁说友诗中云，“朝家憂病涉，遣使劳经营。辇石竟无谋，舟至不敢征。东来西上者，因有盘滩名”[49]。“朝家忧病涉，遣使劳经营”一句就是说的朝廷鉴于这里交通阻塞的情况，委派官员进行疏凿整治一事。“辇石竟无谋，舟至不敢征”一句是说想将石块凿掉(辇通撵，赶走的意思。)却没有很好的办法，上下新滩的船只也就因不得不“盘滩”而闻名了。

    然而，对新滩滩势进行疏凿者也并非仅皇祐年间归州知州赵诚所主持的一个孤例。据文献记载可知，至少还有另一个名叫陈起的秭归县令曾经主持过修凿工程。明代余寅的《同姓名录》载云，“宋陈起，沅江人。举进士，调宁乡令，改任秭归、湘乡，皆有政声。在秭归日，疏凿新滩，舟行以安。欧阳修铭其功于石”[50]。雍正《湖广通志》引《明一统志》云，陈起，“沅陵人。景祐(1036—1038)进士。调宁乡令，改秭归，又历湘乡、萍乡令。皆有声。在秭归日，疏凿新滩，舟赖以安”[51]。对比二种文献可知，记载大体相同，仅籍贯有所出入，一者记为沅江人，一者记为沅陵人。根据这二种文献可知，这个陈起与上述秭归县令李慎思对新滩疏凿与否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亲自主持疏凿新滩，船只上下因此而可保安全。北宋著名学者兼文人欧阳修曾为此而刻石立碑以铭记其功德。那么陈起的这次疏凿新滩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李慎思奏请罢停修滩之前，还是之后?陈氏为景祐年间进士，后即人仕，先是出任湖南宁乡县令，随即调任秭归县令。或者此次疏凿尚在皇祐三年赵诚修滩之前?据《舆地纪胜》记载，欧阳修曾于“景祐中以切责谏官贬峡州夷陵令”[52]，也就是说景祐年间欧阳修曾因贬谪在峡州当过夷陵县令。联系前述“欧阳修铭其功于石”之文，或者多半即其任夷陵县令期间之事。如此，则陈起疏凿新滩之举当确在赵诚皇祐三年疏凿新滩之前，且可能就是在景祐年间。笔者查考了一些地方志，但并未得到相关线索。姑且存疑。

    据前述陆游《入蜀记》及范成大《吴船灵》可知，直到南宋中叶，新滩地区的交通形势仍十分严峻，滩势险恶。但自此之后的一个时段，新滩地区的险情却已被基本化解。且看陆氏《剑南诗稿》当中的一首诗作：

“江路桃花浪已生，新滩稳过失峥嵘。九年行半九州地，三峡归无三日程。系缆便增筇杖兴，倚窗时听棹歌声。衰迟未觉诗情减，又擘吴牋赋楚城”[53]。

由此可知，陆游这次过三峡新滩时，新滩地区已是险情不再，可以十分稳当地行舟度过，失去了往日的惊险峥嵘。穿越整个三峡的行程也不过就三天。诗作后面几句尤其透露出作者十分高兴的心情，可谓心花怒放，轻松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诗人作诗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心情是轻松还是抑郁，这还和其它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仕途是顺利还是坎坷等。我们不能仅凭诗文内容就断定一定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环境。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透过诗文内容获得的诗文作者的“感知环境”会和当时的实际客观环境存在一定的出入，或者甚至有相当的距离。因为其感知环境往往与作者心境的好坏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心情好时，有可能再恶劣地环境在作者眼里反而会变得非常美好，或者富有激情。心情恶劣时，却有可能明明处于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而在作者眼里却一片灰暗。但在这首诗中，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并非是作者阳光灿烂的心情影响到了对恶劣环境的描绘。该诗题名题为《新滩舟中作》，作者且在题后自注云，“三峡新滩尤险，今已平矣”。透过作者对诗题的特意标注，我们就知道曾经险恶异常的新滩，这时候确实已经不再危险，而是滩情水势平和。

那么陆游这次过新滩大致是在什么时候，新滩的险情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排除的呢。对这一问题我们大致可根据同被收入陆氏《剑南诗稿》中的另一首题为《三峡歌》的诗做一推断。诗中云，“不怕滩如竹节稠，新滩已过可无忧”。据此亦可知其时新滩险情已平，可安全度过。尤为可贵的是，诗题后仍有作者的一段自注，交待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注云，“乾道庚寅(1170)，予始入蜀，上下三峡屡矣。后二十五年，归耕山阴。偶读梁简文《巴东三峡歌》，感之拟作九首。实绍熙甲寅(1194)十月二日也”。[54]根据这段注文可知，陆游是1170年首次进入蜀地的，其后曾多次出入蜀地，上下三峡。1170年后的二十五年，也就是1194年，即后面提到的绍熙甲寅年，退休致仕回到家乡山阴即今绍兴。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新滩滩势之险的排除当在1170年到1194年之间。而新滩滩势之险的排除，较大的可能性就是组织人工进行疏凿。因此，笔者推断，在1170年到1194年之间，官方曾于冬春水落时组织人力对新滩江流河床中的锐利石块进行过较为成功的疏凿。

疏凿后的新滩，江流一直较为平稳，不再有险情，这从其后的文人诗作内容可得印证。李曾伯有题为《过新滩作出峡行》一诗，诗中云，“常年桃涨后，此际梅潦溢。危漩若釜沸，惊湍如矢激。今年独何异，水势平于席。仅添半篙绿，稳泛万顷碧。纵横顺濆淖，隐见辨沙碛。毋庸事盘滩，了不惧触石”[55]。“常年桃涨后，此际梅潦溢”一句是说往年桃花汛时这里就开始涨水，水位升高，水势漫溢。“危漩若釜沸，惊湍如矢激”一句是形容涨水时这里的水势激越有如鼎沸的险情。“今年独何异，水势平于席”一句则明白道出此时新滩水势平和，并无险情。“仅添半篙绿，稳泛万顷碧”一句是进一步形容这里水势的平缓。由“纵横顺演淖，隐见辨沙碛”一句可知，隐隐可见水底的沙碛。“毋庸事盘滩，了不惧触石”一句是说再也不用象以前那样，要进行所谓“盘滩”即卸船陆运一程后再装船了，而是根本不用担心会触碰撞击到江心石块了。李曾伯此诗收于其《可斋续稿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三考云，李氏“《(可斋)杂稿》编于淳祐壬子(1252)，《(可斋)续稿》编于宝祐甲寅(1254)，《(可斋)续稿后》不著年月，不知编于何时”。《四库全书·(可斋杂稿)提要》则进一步考云，“《(可斋)续稿后》为甲寅以后至辛酉(1261)之作，不知谁编。考曾伯卒于宝祐戊辰，则亦所自定也”[56]。由此可知，李氏《过新滩作出峡行》一诗反映的是1254年至1261年间的情形。

四、交通安全与地方利益的矛盾

    实际上，从这里面我们不难看出，在交通安全与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对矛盾，即保持航道交通顺畅与地方百姓利益受损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交通是阻滞壅堵、万分险恶，还是畅行无阻、平缓无险，这直接关系到舟行旅客与商贾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否。另一方面，新滩交通形势的好坏，又和归州百姓的地方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

    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载云，“至新滩，此滩恶名豪三峡。……石乱水汹，瞬息覆溺。上下欲脱免者，必盘博陆行，以虚舟过之。两岸多居民，号滩子，专以盘滩为业”[57]。宋天圣四年新滩滑坡后，上下船只经过这里需“盘滩”，此已如前述。既然需“盘滩”，就要有大量的搬运人夫。上下船只自然不可能随舟携载大量搬运人力，而必定是倚赖归州新滩当地的居民百姓。换句话说，新滩两岸的居民成了理所当然地搬运工，号称“滩子”，专门以替舟行商贾旅客“盘滩”作为自己的职业。既然“盘滩”成了当地居民的专门职业，“滩子”依赖这一营生以谋生糊口和养活一家妻儿老小，他们当然希望这里的生意越兴隆越好。那么，假如这里的交通形势因组织疏凿工程而大为改观，也就是说船只驶过新滩时不再险恶异常，而是基本上能够安全通行的话，就失去了“盘滩”的必要。或者说，大部分船只所载人货即舟行旅客和商贾及其货物就不再需要“盘滩”了，这也就意味着当地的“滩子”们绝大多数会失业甚至会是集体失业了。“滩子”们失去了赖以营生的活计，就等于是断了谋生的活路。这也就是笔者前面所提到的交通安全与地方利益之间的一对矛盾冲突。对此，陆游《入蜀记》卷四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甚或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剖析：

晚抵新滩，……新滩两岸南曰官漕，北曰龙门。龙门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锐石，故为峡中最险处。非轻舟无一物不可上下，舟人胃利以至此，可为戒云。……盖江绝于天圣中，至是(指皇祐三年，笔者按。)而复通。然滩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尽出時，亦可并力尽镜去锐石。然滩上居民皆利于败舟贱卖板木，及滞留买卖，必摇沮此役；不则赂石工，以为石不可去。须断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败，皆失于重载。当以大字刻石，置驿前，则过者必自惩创。二者皆不可不讲，当以告当路者。

宋天圣四年新滩滑坡后交通形势极为严峻，经皇祐三年赵诚疏凿整治后虽有一定改观，然而滩势之险及其危害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去除。对于皇祐三年归州知州赵诚的这次新滩疏凿工程的意义，前文已论及另一地方官秭归县令李思慎的完全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事实上，我们不妨可以说赵氏和李氏分别是上述矛盾双方的各自利益的代表。赵氏是出于改善交通形势，以尽量保证舟行旅客和商贾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而李氏则为当地居民百姓苦于工役，困于工费而告屈，呼吁停废疏凿工程，上下舟船仍行“盘滩”即可。除了李氏所伸之当地居民百姓苦于工役、困于工费一事反映的或者应当也是事实以外，透过这一争议，我们是否也还可以看出一些更为复杂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此外，疏凿工程到底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客观原因的局限而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还是另有原由呢?上引陆游该段文字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十分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其中原由。据“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尽出晴，亦可并力尽镜去锐石”一句可知，疏凿工程并非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客观原因的局限而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完全可以趁着冬春水落、众多巨大石块尽行显露时，组织人工合力凿去那些尖锐锋利的石块。“然滩上居民皆利于败舟贱卖板木，及滞留买卖”，陆游笔锋一转，可谓一语中的。每当上行、下行船只经过新滩时，如遭遇危险不幸触石碎裂时，新滩当地的居民可以因低价贱买船主船只撞碎破裂后的木料板材以获利。甚或当船只碎裂倾覆、船客溺水时，这些坏舟板材就成了无主之财，当地居民尽可拦截捡拾变卖以换钱。而且当船只撞破后，溺水的旅客商贾即便有幸被打涝救起，也都不得不在新滩或短时间或长时间的滞留。滞留当地，就得解决吃喝拉撒、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问题，就得与当地居民买卖交易，花钱消费。这都能给当地居民带来利益和好处。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其心下里不无阴暗的一面，也就是不一定会帮助经行船只避开险石以免除风险，可能反而希望甚或巴不得经行船只触石坏舟而滞留当地。这并不是笔者妄加猜测，贬低当地居民的素质良心。实际上，在利益的诱使和驱动下，事实确实如此。其“必摇沮此役”，也就是说他们必定会尽力阻止再次组织人工疏凿新滩滩石的行为。如果阻止因地方官员的坚持或者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不能奏效的话，“不则赂石工，以为石不可去”。就是说，当地居民或者还会采取贿赂石工匠人，企图通过他们以内行专家的口吻来说这些石块不可凿除。因此，陆游指出，对于此事，“须断以必行，乃可成”。也就是说，必须要以强制措施或强硬手段断定滩石疏凿工程是必定要实行的，这才可能行得通。当然船只之所以会触石碎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船只载重量过大，超载严重，船底吃水就深。因此，当冬春水位降落、水深较浅时就容易触及水底的石块而导致船底破裂。陆游针对上述现象提出的方案是，应当用大字书写并刻凿于石碑上予以警示，并将警示石碑放置在驿站前。这样，各经过船只就自然会引以为戒。疏凿滩石与不可超载这两方面都不能不予以重视，应该将两方面都告知经行该路段的舟船商旅。

综上所述，峡江新滩地区历史时期曾多次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几次突然崩塌曾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大量人员伤亡，大量民居倒塌。历次大型滑坡则对这里的水路交通造成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有的造成局部航路短期受阻，有的造成较远航程的航路长时间受阻。鉴于严峻的交通形势，历史时期曾有官员多次组织人力对新滩地区的崩岸滩石进行疏凿，从而使水路交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缓和、改善或取得根本的改观。但因交通安全与地方利益，即行人商旅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当地居民的既得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新滩疏凿工程往往遭受阻碍。这里面不乏存在峡江百姓狭隘的一己私利观。但地方官员大多还是能从大局出发，出面组织主持滩石疏凿工程。

总之，本文通过对历史时期新滩地区多次发生的崩塌、滑坡事件及其影响的个案考察，分析论述了地质灾害导致局部地区的环境变迁，以及人们为适应环境发生的变迁所做出的种种社会应对及其矛盾冲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刘传正《长江三峡复杂斜坡成因问题》，《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5年第1期，第4页。

②鲁家果《三峡工程仍面临三大难题——“三峡热”中的冷思考》，《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第57页。

③张永兴、文海家《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及防治综述——第十二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特邀报告(第十二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册)》。2003年。

④王淑敏《三峡库区历史上的滑坡灾害》，《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与泥石流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⑤如叶正伟《长江新滩滑坡的历史分析、趋势预测与启示》一文中有《新滩滑坡地理位置及历史回顾》一节，《灾害学》2000年第3期，第31页；张永兴，文海家，陈云《库区地质灾害及环境影响分析》一文中有“库区地质灾害危害历史及现状”一节，《重庆建筑》2005年，第6期。

⑥王淑敏《三峡库区历史上的滑坡灾害》，《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与泥石流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⑦徐卫亚《长江链子崖危崖区崩滑灾害灾情分析》，《灾害学》1993年，8(1)。叶正伟《长江新滩滑坡的历史分析、趋势预测与启示》，《灾害学》2000年第3期，第31页。张永兴，文海家，陈云《库区地质灾害及环境影响分析》《重庆建筑》2005年，第6期，“库区地质灾害危害历史及现状”一节。

⑧叶正伟《长江新滩滑坡的历史分析、趋势预测与启示》，《灾害学》2000年第3期，第31页。

⑨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⑩《水经注》卷三十四。

⑾陆游《入蜀记》卷四。

⑿《后汉书》卷四。

⒀《东观汉记》卷二。

⒁杨正泰《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第67页。

⒂《水经注》卷三十四。

⒃王淑敏《三峡库区历史上的滑坡灾害》，《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与泥石流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⒄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景物上·新滩》。《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1992年。下同。

⒅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官吏·赵诚》。

⒆《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名宦》。

⒇《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三《宜昌府·名宦》。

[21]《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总归州诗》。

[2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官吏·赵诚》。

[23]王淑敏《三峡库区历史上的滑坡灾害》，《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滑坡与泥石流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24]陆游《入蜀记》卷四。

[25]乾隆二年《福建通志》卷三十三《选举》，《四库全书》本。

[2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景物上-新滩》。

[27]《宋史》卷三百十九《刘敞传》。

[28](宋)刘敞《新滩行》，《公是集》卷十八。

[29]《宋史》卷三百十九《刘敞传·附刘攽》。

[30](宋)刘放《新滩行》，《彭城集》卷七。

[31]《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32]苏东坡《新滩》，《东坡全集》卷二十六。

[33]苏东坡《新滩阻风》，《东坡全集》卷二十六。

[34]《千顷堂書目》卷二十九。

[35](宋)员兴宗《九华集》卷四。

[36]《明一统志》卷六十三。

[37](宋)邓深《新滩阻风》，《大隐居士集》卷上。

[3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九《東塘集二十卷》提要。

[39](宋)袁说友《过新滩百里小驻峡州城》，《东塘集》卷一。

[40](宋)陆游《三峡歌》记曰：“乾道庚寅，予始入蜀，上下三峡屡矣。”《剑南诗稿》卷三十。

[41]陆游《入蜀记》卷四。

[42]《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吴船录二卷》提要。

[43]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44]陆游《老學庵箪就》卷二。

[45]《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荆州府·名宦》，《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三《宜昌府·名宦》。

[46](宋)吕陶《浮德集》卷二十五《秭归县令李君墓志铭》。

[47]《四川通志》卷三十三《选举》。

[48](宋)刘敞《新滩行》，《公是集》卷十八。

[49](宋)袁说友《过新滩百里小驻峡州城》，《东塘集》卷一。

[50](明)余寅《同姓名録》卷十一。

[51]雍正《湖广通志》卷五十六。

[5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三《峡州·官吏》。

[53](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十。

[54](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

[55](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十。

[56]《四库全书·<可斋杂稿>提要》。

[57]范成大《吴船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