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作者简介:陈丽,女,广西横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9)

摘　要:　唐和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的瘟疫低发期,但在部分时段也存在高发特征。这一时期瘟疫发生的特点,表现为时间上的规律性,空间上的集中性和发生频率的无规则性,且危害程度有逐渐加重的趋势。

我国古代疾疫多发,古代文献中“疫”、“大疫”、“疠作”、“时疫大行”等记载不时出现。每次大规模的疾疫爆发都对社会造成深重的痛苦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唐宋时期亦不例外。目前对唐宋时期瘟疫的研究已经取得可观成果[1],但是大多局限于学科或朝代,而对唐宋时期的瘟疫做长时段研究的文章尚未得见。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指出的:“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1](p.329)本文拟透过瘟疫发生这一无关社会发展规律宏旨的视角,分析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规律及特点,企望从一个侧面反映唐宋时期历史发展的状况及其变迁。错漏之处,请方家斧正。

　　本文以唐代(618—907年)和北宋(960—1127年)发生的瘟疫作为考察重点,南宋因偏安一隅,与唐代不具可比性,因而不列入考察范围。首先需要说明以下几点:1.本文资料来源:以《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文中简称册府)、《唐会要》、《资治通鉴》、《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文中简称长编)为主,参照笔记小说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进行统计。2.瘟疫的界定:传统史籍中通常将瘟疫称为“疫”、“痢”、“瘴疫”或“瘴疠”。现行对瘟疫的一般解释是“容易引起广泛流行的烈性传染病”[2](p.120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对瘟疫的权威解释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3](p.502)。3.瘟疫次数的统计:一年中不同月份发生的瘟疫按次数计算;发生在同一区域、时间相同的按一次计算;发生在同一年但有时间和地区差异的分别计算;发生在同一年但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地区的则合并计算为一次;凡瘟疫发生范围仅一县或数县,属于一般瘟疫;凡史料记载为“大疫”或瘟疫发生地多达数十州郡则作为重度瘟疫。本文对这一时期瘟疫的统计肯定存在错漏,但大体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瘟疫情况。

“经济发展则是个连续过程。历史上,田制、赋役、地租等制度的改变常是跨时代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更需长期观察;气候、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还需更长期的研究。”[4]为了能对唐宋时期瘟疫流行的特点进行更客观的分析,本文特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瘟疫与唐宋时期进行对比。

魏晋南北朝(222—573年)351年里,有74个年份发生瘟疫,共77次,年均4.74次,发生频率21.94%。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的统计资料已有多种[2],本文采用龚胜生、叶护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5](p.16)中的有关数据,但有所取舍。篇幅所限,本文此处不列统计表格,只列出相关统计结果:三国时期(220—264年)7次;西晋(265—316年)19次;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19年)21次;刘宋(420—478年)15次;萧齐(479—502年)3次;萧梁(503—556年)8次;南陈(557—580年)4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的发生率不仅高于此前的两汉时期,也大大高于其后的唐宋时期。

唐代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636年),终于大顺二年(891年),255年中共发生21次,平均12年一次,年均发生率8·3%。参见表一。

北宋有关瘟疫的史料记载始于乾德元年(963年),终于大观三年(1109年)。146年中共发生饥荒15次,平均约9.7年一次,年均发生率10.3%。参见表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高发,特别是在西晋末、东晋初,从306年—325年短短20年就发生瘟疫12次。此外的瘟疫高发期还有:晋惠帝元康时期5次,晋怀帝永嘉时期6次,晋穆帝时期5次,宋文帝时期竟有7次之多。这一时期发生跨州连郡、死人较多的大疫多达44次,占总次数的57.14%,这与当时战争频仍、人口大量迁徙有着直接关系。

从表一可知唐代瘟疫发生情况:太宗到玄宗时期(627—756年),129年间发生12次,平均10.75年一次,年均发生率9.3%,略高于唐代总体年均发生率。其中太宗时期6次,是明显高发期。安史乱前发生8次。安史乱(756—891年)后135年间发生9次,平均15年一次,年均发生率7.19%,低于唐代总体年均发生率,但后期的7次相当严重,危害程度远大于安史乱前。

从表二可知北宋瘟疫发生情况:太祖到仁宗时期(960—1063年),103年间共有10次,平均10.3年一次,年均发生率9.7%,略低于宋代瘟疫总体年均发生率。严重瘟疫出现3次,约占30%。这期间既有明显低发期(963—994年,两次疫情间隔31年),也有明显高发期(994—1010年,17年间发生5次,平均3.4年一次,年均发生率29.41%)[6](p.71)。从英宗到北宋灭亡(1063—1127年),64年间共发生5次瘟疫,平均12.8年一次,年均发生率7.8%,低于宋代瘟疫总体年均发生率,但严重瘟疫出现3次,约占这一阶段发生疫情总数的60%,明显高于前一阶段。

笔者根据表一、表二,统计了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季节分布情况,亦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互对照。参见表三。

注:1.本表参考童圣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四辑的《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一文中表2、表3、表4并由笔者修订完善后制成。

由表三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多发生在春夏冬三季,秋季发生瘟疫的记载不多。唐宋时期瘟疫集中发生于春夏,秋冬发生瘟疫的记载很少。

有关该时段瘟疫发生的空间范围统计,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区划与唐宋时期差别较大,不具有可比性,故而分别叙述如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至西晋的瘟疫发生地区多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南方记载偏少。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南方的瘟疫发生地区已明显超过北方,只是发生频率由快转慢。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的整体形势有关。西晋末东晋初之所以瘟疫高发,一是由于大批军队长途行军十分疲惫,加上水土不服,引发瘟疫。根据相关数据,可知仅军中发生瘟疫就达16次之多;二是大量北方民众突然南迁,一时无法适应南方的湿热天气和多瘴气的恶劣环境,许多人因此染病;三是当时南方比较落后,许多原住民卫生习惯不良,也导致疾疫肆虐。以后随着南方逐渐开发,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四是这一时期各朝代政府都主要忙于战争和巩固既得利益,用于疾疫防治和灾后补救的措施很不完善,这也是这个时期疾疫大规模爆发而且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

笔者对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空间状况进行了统计。参见表四。

　　注:1.本表参考童圣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四辑的《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一文中表2、表3、表4并由笔者修订完善后制成。2.因同一时间、不同地域分别计算,因此所得数字多于统计总数。3.唐代以贞观十道为单位,宋代则以至道十五路为单位进行统计。因为唐代贞观十道和宋代至道十五路的地域面积相对较大,更便于统计与说明。

由表四可知,除去地点不详者外,唐代瘟疫高发地区分别是江南道(10次)、淮南道(5次)、关内道(6次)、河南道(6次)、剑南道(3次)、河北道(2次)、河东道(2次);宋代瘟疫高发地区分别是京东路(5次)、两浙路(4次)、江南路(2次),河北路、陕西路、荆湖路各一次。如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唐代北方(包括河南、河北、关内、河东四道)共发生瘟疫14次,南方(包括山南、淮南、江南、岭南、剑南五道)18次;由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薄弱,文献记载不全,南方实际的瘟疫发生率可能还会更高,现有材料已经表明唐代南方瘟疫比北方高发。宋代北方(包括河北、京东、陕西、京西、河东、开封府等路)共发生瘟疫7次,南方(包括江南、淮南、剑南、两浙、荆湖、福建、夔州、梓州等路)也是7次,南北方发生次数相同,但京城所在的开封府多达5次,占北方瘟疫总数的71.4%,比例非常高。除史籍记载的因素之外,由于都城区位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都城人口众多而且流动性大,瘟疫发生率往往偏高,则是以上几个时期瘟疫发生的共同表现。

总的来说,唐宋时期是瘟疫低发期。具体到各个时期,疫情略有不同。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唐宋时期瘟疫的流行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瘟疫发生频度无固定性。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瘟疫高发相比,唐宋时期大体来讲属于瘟疫低发期。唐代与北宋相比,北宋的瘟疫发生率是每9.7年一次,较之唐代的12年一次显著增高。但从已经掌握的数据来看,瘟疫的发生频度并无明显的固定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多发,是由于战争频繁和人口大量迁徙。而在唐宋低发期当中,仍有部分阶段呈现高发特征,如唐太宗时期曾先后发生6次瘟疫,其中2次为严重瘟疫,这显然与过去所认为的“贞观之治”、社会安定太平有些不相吻合。实际上,贞观时期百废待兴,稳定统治、平定边疆、远征朝鲜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和频繁的人员流动也助长了疫病的发生和传播。但在唐初政治清明的条件下,即使发生了瘟疫,政府也有力量控制其扩散范围和实施有效救治,减少其危害。安史乱后,由于局部战事不断,官员敷衍塞责,国家机器运转失灵,致使瘟疫肆虐,由小灾而恶变为大疫,酿成严重疫情。宋代瘟疫高发是在994—1010年,应与当时人口激增、北方战事不断、军队调防增多以及流民流动加剧密切相关。

第二,瘟疫发生时间具有规律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主要流行于夏冬春三季,冬季发病次数仅低于夏季。这与唐宋时期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与战争导致人口突然大量迁到南方,出现严重水土不服有关。随着南朝中后期和隋唐时期对南方的逐步开发,当地原来潮湿烟瘴的恶劣生存环境有所好转,于是隋唐以后南方冬季发生瘟疫的情况明显减少了。唐宋时期瘟疫大多流行于春夏季节,从表三可知,除时间不详的8次外,唐代另外的13次瘟疫中有12次发生在春夏;北宋也如是,除时间不详的6次外,其余9次瘟疫中有8次发生在春夏。这是由于春季青黄不接,人们纷纷进入经济条件较好的都城和其他城市谋生,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传染病发生和传播。夏季则是由于气候炎热,河湖港汊密集地带极易发生生活用水污染,加之古时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较差,造成夏季瘟疫盛行。

第三,瘟疫发生空间具有集中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都下”、“都邑”发生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唐代都城长安、陪都洛阳以及北宋都城开封亦如此。这一是由于疫情发生在京都,政府重视,史籍记载详细完备;二是由于都城人口众多,流动性大,瘟疫发生几率更大。唐宋时期南方两浙和淮南一带是瘟疫发生较集中的区域,虽然经过几个朝代的开发,江淮地区出现了扬州那样的繁华都市和润、宣、常、婺等10万户以上的大州,但至少在唐前期,人们仍把江南看作卑湿烟瘴之地。如杜甫《回棹》诗:“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7](卷233,p.2578);白居易诗:“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8](p.203);高适《宋中送族侄式颜》诗:“登临多瘴疠,动息在风水”[7]卷211(p.2199);等等。官员如被派到江南为官,都认为是被放逐而不愿赴任[9](卷336,p.2684)。“卑湿烟瘴”的自然环境确实会给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带来一定困难,而且唐宋时期南方江河湖泊比现在更密集,不良卫生习惯往往造成水源污染,使江河湖泊成为瘟疫传播途径。北宋与北部和西部少数民族政权时战时和,战乱不已,不少北方民众纷纷南下,因生活环境变化而水土不服,也是疫病易发的原因之一。另外,瘟疫爆发次数往往同当地社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一般来说,府州以上官府所在地以及经济发展较好、人口比较稠密的交通要冲都是瘟疫多发地区,这一特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相同。

第四,瘟疫危害程度有加重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瘟疫高发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大疫曾发生44次,都是破坏性很强的大灾。如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大疫,死者太半”[10](p.1009);咸宁元年(275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10](p.1009)。唐宋时期虽是瘟疫低发期,但其危害程度却有不断加重趋势,每次疾疫发生都涉及范围甚广,危害甚大,死亡率很高。例如唐代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神龙三年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元和元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太半”;北宋明道二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熙宁八年“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七年五月“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这种重大疫情的发生,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破坏,并且大大削弱了社会的承灾能力。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当属瘟疫低发期。瘟疫的发生,虽然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周期性,但季节分布呈现一定规律性,主要集中于春夏;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瘟疫危害程度具有加重的趋势。唐宋时期,当朝政清明时尚能积极防范和救治疫灾,将危害降低到较小程度;一旦朝廷无所作为,官员敷衍塞责,瘟疫发生后不能组织有效救治,就会导致疫情肆虐,使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遭受严重破坏。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代的灾疫防治不无启示。

[ 1 ]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M].台湾: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 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 4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1).

[ 5 ]龚胜生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

[ 6 ]邱云飞.两宋瘟疫灾害考述[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6).

[1] 参见闵翔鹏“唐诗中的瘟疫”,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5年第11期;邱云飞“两宋瘟疫灾害考述”,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6期;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载《历史地理》1995年第12期;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载《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李曼曼《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未刊),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未刊),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另有其他论著涉及瘟疫内容,如杨俭“我国秦至清末的疫病灾害研究”,载《灾害学》1994年第3期;范家伟“两晋刘宋时期的疾疫”,载《历史地理》1999年第15期;梅莉等“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赖文等“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创刊号;孙关龙“中国历代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

[2]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发生的统计,目前已有多篇论文涉及,如宋凤英《六朝荒政》,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高峰《北朝灾害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王亚利《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2003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黄平芳《六朝荒政研究》,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由于统计标准不同,所得出的统计数字差别较大。龚胜生、叶护平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中的相关数据最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