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研究

——以《救荒活民书》为中心

张文

【原文出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第167～172页

【作者简介】张文(1963— )，男，陕西西安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与区域民族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两宋时期，由于救济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的缘故，给乡村的社会保障带来许多困难。为此，董煟提出了许多富于建设性的思路，包括在乡村设仓，以解决运输问题；加强管理，以杜绝里正舞弊问题；市场导向，发挥经济规律以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总体而言，以董煟《救荒活民书》为代表的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乡村社会保障对农民的救济，确保乡村社会稳定与农业生产延续；二是通过劝分等方式，动员民间力量参与乡村社会保障，以补充政府保障的不足；三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不抑价、禁遏籴，在不使用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使粮价保持平稳。尽管宋朝乡村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意，但董煟《救荒活民书》中提出的解决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路，以及所反映出的对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视，对此后元明清三代乡村社会保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董煟/《救荒活民书》
  
    近年来，关于宋朝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①相对于以往不分城乡的笼统研究而言，这样的细分有助于我们对宋朝乡村社会特征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支配宋朝乡村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换言之，宋朝解决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路是怎样的？关于这一问题，相对集中的论述主要出现在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中。鉴于此，本文即以此书为中心，对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进行初步梳理，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乡村社会保障的对象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乡村社会保障对象都是农民，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乡村居民并非都是农民，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非农人口，他们或者从事工商业，或者从事服务业，还包括宗教人员等。如《夷坚乙志》卷8《无颏鬼》记：“吾乡白石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夷坚甲志》卷7《陈承信母》记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夷坚志甲》卷1《杜郎中驴》记河中府荣河县上源村人杜泾，“世为医，赀业稍给”。《救荒活民书》卷2《度僧》：“煟曰：度牒换米，盖亦一时权宜所当行，议者咸谓度牒广行，人丁丧失，不知今日游民甚多，而所谓童行者，不可数计。”此处所谓“游民”，包括“童行”在内。即欧阳修所说“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1]卷60《原弊》。用董煟的话说，这些人属于“浮食”或“末作”。《救荒活民书》卷2《恤农》云：“自来官司之赈给，常先市井之游手与乡落之浮食，而缓于农民耕夫。且农家寒耕热耘，以供众人之食，及其饥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采掘蕨根野葛以充饥肠，岂不甚可怜哉？”此处所谓“浮食”，与农民耕夫相对，显然并非农业人口。又云：“臣谓今行抄札之时，自五家为甲，递相保委，同其罪罚。曰某人为游手，某人为工，某人为商，某人为农，而官之赈给，以农为先，浮食者次之，此诱民务本之一术也。”此处所谓“浮食”者，包括“游手”与“末作”，排在农民之后赈济。
    第二，乡村农民中，也并非一概予以保障，而是重点保障下户与客户。根据民户是否拥有土地，宋朝将民户分为主、客两类。主户中，根据占田数量及财力的多寡分为五等：第一、二等为富裕上户，第三等为中产之家的中户，第四、五等为贫乏下户。北宋时，第五甚至第四等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已经是“一不熟即转死沟壑，诚可矜侧”[2]卷168，皇祐二年六月。南宋以后，情况似乎更为困难。真德秀说：“若五等下户，才有寸土，即不预籴，甚为可怜，更甚于无田之家。盖其名虽有田，实不足以自给。当农事方兴之际，称贷富民，出息数倍，以为耕种之资。及至秋成，不能尽偿，则又转息为本，困苦已不胜言。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3]卷10《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写谷状》甚至那些拥有百亩田地号称“中人之家”的第三等户也不保险，平时尚可做到温饱有余，但灾荒之下，“唯中户最可悯怜。盖中人之家入仅偿出，粒米狼戾，尚鲜盖藏，不幸遇灾，自救不给。州县例行科抑，使之出粟，期会督迫，愈欲常赋，鬻田贷室，转粜应输，富者乘时高价取赢，反遂其吞并之计。胥吏并缘推排，以饱溪壑之欲”[4]刑法2之141。中下之户如此，无地客户处境更为艰难，凡“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备，百无一有”[2]卷397，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往往要靠“输气力为主户耕凿而已，则其一日不任事，其腹必空”[5]卷14《与张户漕论处置保甲书》。尤其是高利贷问题，始终是客户们难以摆脱的噩梦：“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1]卷60《原弊》以上这些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其中四等以下户数据张方平估计，可“及十分之九”[2]卷131，庆历元年二月戊戌)[6]卷21《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事宜》。而客户比例一般都在总人口的35％左右。[7]138但客户在地域分布上是不均衡的，往往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客户比例也要高一些。如赵普于雍熙三年谈到邓州的情况时说：“窃见当州管界，承前多是荒凉，户小民贫，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县中四县居山；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8]卷6
    第三，宋朝以前，传统的社会保障对象除了灾荒期间较少加以限制外，平时的社会保障对象主要限于“穷民”，即所谓“鳏寡孤独无告之民”。用台湾学者粱其姿的话说，宋朝以前，“贫人并不构成一个具体的、可能危害国家经济的社会类别。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贫民之所以构成社会问题，并非单纯地由于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由于缺乏家族邻里的相助，古书中不见将纯粹生活困苦的人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类别来讨论，而将鳏寡孤独这四种在人伦上有缺憾的人等同为贫人”[9]11。换言之，宋朝以前的社会保障主要关注的是饥荒问题，而对贫穷尤其是贫困问题采取了淡化甚至是忽视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贫困无非是个人问题，至多归结为其所在宗族缺乏对族人的关怀，对此，政府是没有责任的，当然也就不会为此进行过多的干预。北宋时期，出现了类似现代社会贫困线的概念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反映出自北宋开始，已经将社会贫困现象纳入到国家责任的范围之内。贫困线的具体标准是：宋太宗时，将乡村五等户中占田20亩以下的人户称为“贫民”[4]食货1之1。神宗时，规定第五等户或产业在50贯以下的免出役钱，50贯约合当时北方20亩左右土地的价钱。[7]128因此，宋朝的乡村贫民是指拥有20亩以下的田地或等值产业的第五等户，以及比他们还要贫穷的无地客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宋朝对于贫人的保障，多限于城市居民，乡村居民获得贫人的身份，平时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只有在发生饥荒时，才起到优先救济的作用。
    二、乡村社会保障的难点
    由于乡村区域广大，居民分散，因此，乡村社会保障难度很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仓储问题。由于宋朝备荒仓储主要集中于城市，因此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旦乡村发生饥荒，要将粮食搬运下乡，难度很大。二是由于仓储集中于城市，挪作他用的情况比较严重。根据董煟总结，宋朝保障乡村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两种。其中，常平仓实行赈粜，但由于搬运费用无所从出，只能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带赈粜，故乡村居民难以受益。《救荒活民书》卷2《常平》说：“常平赈粜，其弊在于不能遍及乡村。今委隅官、里正监视，类多文具，无实惠及民。宜仿富弼青州监散米豆之法，变通而行之。但水脚之费、搬运之折，无所从出，故县不敢请于州，村不敢请于县。”义仓实行赈给，但弊端更甚于常平仓，往往存在挪用现象，乡村居民更难指望。据董煟说，起初，义仓归于县仓，虽有“官吏移用”，但毕竟离乡村较近，尚可有所助益。后以官吏移用之弊，令“义米带入郡仓，转充军食，或资颁费”，对乡村的保障能力更弱。“故遇凶年，无以救民之死”[10]卷2《义仓》。总体而言，对于乡村的赈济，由于备荒仓储集中于城市的缘故，往往不能到位。董煟曾说：“臣尝亲任州县，救荒不先措置，临时仓猝鞭挞里正，抄札大段卤莽。迨抄札既毕，未见施行，村民扶携入郡，请米官司。米即支给，裹粮既竭，馁死纷然。是以赈济之名，误其来而杀之也！”[10]《拾遗·杂记条画》南宋初年，连宋高宗也承认：“近世拯济，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之远者未尝及之。”[10]卷1说明当时荒政的城乡差异已然十分明显。而地方官员在执行救荒政策时也承认：“附郭近而易见，乡村远而难周。”[11]卷77《赣州洪使君(槻)墓碣》主要原因在于备荒仓储集中于城市的缘故。
    第二，管理问题。对乡村实行赈济，存在很多困难，一是赈济对象识别的困难，二是里正徇私舞弊的难题。关于赈济对象识别问题，赈给对象容易确定，但粜卖时，对象难以限定，往往存在“重叠冒请”的现象。《救荒活民书》卷3《徐宁孙建赈济三策》云：“粜卖米斛，本谓接济艰食之民，今访闻州县却是在市牙侩与有力強猾之人，借倩人力，假为褴褛之服，与卖所合干人通同搀夺，不及乡村无食之民。今仰本州立赏钱一百贯，约束密切，委官讥察，不得容牙子停贮贩有力强猾公吏军兵之家假作贫民请买。”关于里正徇私舞弊问题，据董煟说：“赈济之弊如麻：抄札之时，里正乞觅；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远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无告者未必得也。赈或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实，使饥民自备瘊粮，数赴点集，空手而归，困踏于风霜凛冽之时，甚非古人视民如伤之意。”[10]卷2《义仓》除里正舞弊外，在搬运过程中，相关人员在救济粮中掺和沙土，以次充好现象也比较普遍。据董煟说：“米下乡般运，水脚减窃、拌和，弊端非一。”[10]《拾遗·不伺劝分村落有米法》并以其亲身经历指出：“臣亲见徽州婺源村落赈济，里正先赴门抄劄，每家觅钱，无钱者不与抄名。逮至官司散米、皆陈腐、沙土不可食之物，得不偿失，极为可恨。”[10]卷2《赈济》
    第三，强制问题。宋朝乡村救荒过程中，往往存在强制性举措，一是强制劝分，二是强制抑价。关于强制劝分，本来，劝分是按照民间自愿的原则，用爵赏等荣誉鼓励乡村大户出粟赈济饥荒，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强制成分。如孝宗隆兴二年，“霖雨害稼，出内帑四十万两付户部变籴以济之。其年淮民流于江浙十数万，官司虽济而米斛有限，乃诏民间不曾经水灾处占田万亩者粜三千石，万亩以下粜一千石”[12]卷26《国用四·振恤》。劝分本属自愿，却成了强制性的规定，宋人称为“抑配”。宁宗庆元元年，以“米价翔踊，凡商贩之家尽令出粜”，以至“告藏之令设矣”[13]卷178《食货上六·振恤》。更为严厉的是，对于不愿认粜者，往往处以刑罚。例如，潭州安化县上户龚德新，早年依靠“兼并，遂至巨万。以进纳补官为进武校尉”。后遇“旱伤阚食，独拥厚资，略不体认国家赈恤之意”。被知潭州陈某告到朝廷，遭到“追进武校尉一官，勒停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的处分[4]食贷57之19。对此，董煟分析说：“民户有米，得价粜钱，何待官司之劝？只缘官司以五(户)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测到场检点，故人户忧恐，藉以为名，闭籴深藏，以备不测。其往还道路，与无历头之人，反无告籴之所。推原其弊，皆缘吏无策，但欲认米之足数，假劝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图观美，不知适以痛(病)民也。臣居村落，日观其弊，谓上户固所当劝，自余中下之家不必劝。所谓上户者，田亩之跨连阡陌，蓄积之红腐相因。然今之乡落，所谓上户者亦不多矣。中下之户，凶荒之余，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余以赈粜哉！人之常情，劝之出米，则愈不出，惟以不劝劝之，则其米自出。”[10]卷2《劝分》关于强制抑价，宋时也很常见，如绍圣元年十月，“诏河北路监司令州县官谕富民，有积粟者毋闭粜，官为酌中立价，毋得过，犯者坐之”[4]食贷57之12。对此，董煟以其亲身经历分析说：“臣在村落，尝见蓄积之家不肯粜米与土居百姓，而外县牙人在乡村收籴，其数颇多。既是邻邑救荒，官司自不敢辄加禁遏止，缘上司指挥，不得妄增(米价)。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细民，不知四境之外米价差高，小民欲增钱籴于上户，辄为小人胁持，独牙侩乃平立文字，私加钱于粜主，谓之暗点。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是以牙侩可籴而土民阙食。今若不抑其价，彼将由近而及远矣，安忍专粜于外邑人哉。”[10]卷2《不抑价》并进一步分析说：“常平令文，诸粜籴不得抑勒。谓之不得抑勒，则米价随时低昂，官司不得禁抑可知也。比年为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谓民间无钱，须当籍定其价，不知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若他处腾涌，而此间之价独低，则谁肯兴贩？兴贩不至，则境内乏食，上户之民有蓄积者愈不敢出矣。饥民手持其钱，终日皇皇，无告籴之所，其不肯甘心就死者，必起而为乱，人情易于扇摇，此莫大之患！何者？饥荒之年，人虽卖妻鬻产，以延旦夕之命，亦所不顾。若客贩不来，上户闭籴，有饥死而已耳，有劫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10]卷2《不抑价》
    三、乡村社会保障的方式
    针对上述乡村社会保障实施中的困难，董煟给出的解决思路有三点：
    第一，乡村设仓。针对备荒仓储集中于城市带来的搬运问题及挪用弊端，董煟给出的办法是将仓储设立于乡村，以解决相关问题。《救荒活民书》卷1举《周礼》中的事例，说：“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煟曰：今之义仓，诚得遗人委积之遗意，然散贮于乡里、郊野、县都之间，故所及者均遍。比年义仓专输之州县，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今有仁人在上，安保其无复倣此意而行之者乎？”尤其是义仓，董煟认为应该仿效朱熹社仓法，立仓于当社，以保障乡村。《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义仓令(合)于民间散贮，远都择人掌之，如社仓之法。今输于州县，非也。盖憔悴之民，多在乡村，于城郭颇少，诸储州军多时。义仓米随冬苖输纳州仓，一有饥馑，人民难以委弃庐舍，远赴州郡请求。今欲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诸县饥之大小，拨还义仓米斛，其水脚之需，亦于米内量地里远近消克，县之于乡亦然。如此，则山谷之民，皆蒙其惠，不犹愈于闭为埃尘，耗于雀鼠，仍使斯民饥饿而死乎？”对于义仓设立于乡村后的管理问题，董煟倾向于官方监督，民间人士自行管理，以减少弊端。《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绍圣著令，诸县义仓米斗收五合，即元丰旧法也。大观初，乃令增斗收一升，以备赈荒，至今行之。然义仓米不留诸乡而入县仓，悉为官吏移用。始也，县仓于民犹近取，后上三等户皆令输郡，则义米带入郡仓，转充军食，或资颁费，岂复还民？故遇凶年，无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岁所取义米，令诸乡各建仓贮之，县籍其数，主以有年德之辈，遇饥馑，还以赈民，且不劳远致，推行诸乡，即民被实惠，岂不胜于科抑赈粜之策乎？”
    第二，加强管理。针对赈济过程中出现的对象识别困难及管理者舞弊问题，董煟给出的办法是加强管理。对此，《救荒活民书》中搜集了数例管理方面成功的案例，用以说明加强管理的各种对策。《徐宁孙建赈济三策》：“从实抄札实系孤老残疾并贫乏不能自存阙食饥民大人小儿数目，籍定姓名，将义仓斛斗各逐坊巷、逐村、逐镇分散赈济，不必聚落。逐处劝请乡官或士人各三人，乡村无上户士人处，请税户主管置立收支给散关子，每五日一次并给，内大人日支一升、小儿减半。州县镇市乡村，并令同日以巳时支散，用革重叠冒请之弊。仍将本州县见养济乞丐人亦同日别作一处支米，不得衮合饥民赈给。”为防止冒请，“本州立赏钱一百贯，约束密切，委官讥察，不得容牙子停贮贩，有力強猾公吏、军兵之家假作贫民请买，务要实及乡村民，无致冒滥。如有违犯者，断罪追偿……赈济当支散日，用五色旗分为五处，每处分差指使二员，吏人二名，抄札饥民。每一名给与牌子，并小色旗。候支俵及数，前来赈济所报覆，一处先了，先令赴请。所贵分头集事，又且饥民不致并就一出喧闹”[10]卷3《徐宁孙建赈济三策》。李珏赈济法：将民户作仁、义、礼、智四等抄札，“仁字系有产税物业之家；义字系中下户，虽有产税，灾伤实无所收之家；礼字系五等下户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艺业，而饥荒难于求趁之人；智字系孤寡贫弱疾废乞丐之人。除仁字不系赈救，义字赈粜，礼字半济半粜，智字并济，并给历计口如常法，惟济米预散榜文，十月(日)一次委官支。毗陵与鄱阳尝行此法，民至于今称之”[10]《拾遗·李珏赈济法》。韩琦平价法：“自来常平仓遇年岁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出粜之时，令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石或两石，唯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仓斛斗者。前贤处事，精审如此。臣谓谷可留，而米不可久留，若过三年已上，则不可食。不于饥荒之时粜钱，他日易新，则终化埃尘而已。”[10]卷3《韩琦平价济村民》以上各种方法中，或者强调谨慎用人，严加管理，或者强调分类救济，以杜其弊。而董煟以其在鄱阳所行赈救法说明，城市粜米，乡村赈钱，城乡两利。其文曰：“丁卯，鄱阳旱暵，宪使李珏招臣措置荒政。李昔守毗陵，赈救有声。臣见约束简明，无俟更改，但乞将义仓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场减价出粜，先救城内外之民。却以此钱纳价计口，逐月一顿支给，以济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穷谷皆沾实惠，且免减窃拌合之弊。一物两用，其利甚博。会李不权州，臣迫官期出局，故行之未免作辍，良可叹息。或谓赈饥给钱，非法令所载。臣曰：此庸儒之论。[10]《拾遗·鄱阳赈救法》
    第三，市场导向。针对强制劝分与强制抑价带来的弊端，董煟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利用市场化措施加以引导，使百姓乐于出粜，平抑粮价。《救荒活民书》卷2《劝分》云：“臣谓今莫若劝诱上户及富商巨贾，俾之出钱，官差牙吏于丰熟去处贩米豆，各归乡里以济小民。结局日，以本钱还之。村落无巨贾处，许十余家率钱共贩，或乡人不愿以钱输官，而愿自粜贩者听，官不抑价。利之所在，自然乐趋，富室亦恐后时，争先发廪，则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劝分之要术，更宜斟酌而行之。若山路不通舟楫处，又有抄札、赈给、就食、散钱之法，初非执一。”又举吴尊路事例，以说明利用市场规律平抑粮价的好处：“吴尊路知通州时，淮甸灾伤，民多流转，惟尊路劝诱富豪之家，得钱万贯，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赁海船，往苏、秀收籴米豆，归本处依元价出粜，使通州灾伤之地，常与苏秀米价不殊。”[10]卷2《劝分》又云：“昔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计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众不知所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夕争先，惟恐后，且虑后者继来。米既辐凑，价亦随减。”[10]卷2《不抑价》对此，董煟总结说：“不抑价，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而米价亦自低矣。”[10]卷2《禁遏籴》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对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可以得出三点初步结论：
    第一，以保障农民最低生存需要为目标。董熠在《救荒活民书》中，再三强调对农民进行保障的必要性。因为“憔悴之民，多在乡村，于城郭颇少”[10]卷2《义仓》。对此，董煟曾动情地说：“农家寒耕热耘，以供众人之食，及其饥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采掘蕨根野葛以充饥肠，岂不甚可怜哉？”[10]卷2《恤农》因此，董煟多次呼吁优先照顾农民，对“浮食”、“末作”进行有限救济。尽管农民在董煟的口中是如此重要，但对农民的保障程度仅仅限于维持其最低生存需要为目标。如董煟曾说：“村民得钱，非惟取赎农器，经理生业，以系其心，又可抽赎种子，收买籴斛，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粮，可化为数日之粮，岂不简便？”[10]《拾遗·鄱阳赈救法》事实上，宋朝对乡村的救荒标准也是如此。从定量看，赈给标准一般为成人日支米1升、小儿减半。宋制，1升米约合今0.501千克[14]29，只能维持基本生存需求。因此，总体而言，宋朝对乡村的饥荒救济思路是以保障农民最低生存需要为目标。
    第二，以民间力量辅助乡村社会保障。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对强制劝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认为这实际是官吏“假劝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图观美，不知适以痛(病)民”的荒唐举措。[10]卷2《劝分》不过，董煟批评的是这种强制性劝分，对于劝分本身，仍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凶年粜粟，以活百姓，可谓惠而不费。况所及者皆乡曲邻里，可以结恩惠，可以积阴德，可以感召和气，而驯致丰稔。可以使盗贼不作，而长保富赡，其于大姓亦有补矣。倘使小民转徙沟壑，流移他所，大姓之田，何暇自耕？土地荒芜，必确所损，况又有甚于此者也。”[10]卷2《劝分》尤其是针对富商的劝分，更是持支持态度。他说：“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有无田而富之民。有田而富者，每岁输官，固藉苗利，一遇饥馑，自能出其余以济佃客。至于无田而富者，平时射利，侵渔百姓，缓急之际，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饥民，为异时根本之地哉！”[10]卷2《劝分》实际上，宋朝普遍实行劝分政策，可以作为救荒中的重要补充。北宋时期，劝分的实施还是比较有节制的，基本按照“以常平钱谷应付不足，方许劝诱有力之家出办粜贷”[4]食货57之17的规定实施。南宋以后，由于常平仓与义仓的衰败，政府财力日渐窘迫，不得不更多依赖劝分筹集救荒钱谷。淳熙十年，尤袤曾说：“今日公私诚是困竭，不宜复有小歉。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暵，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于劝分。”[12]卷26《国用四·振恤》
    第三，以市场机制诱导平抑粮价。在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中，多次提到利用市场机制诱导平抑米价，方法包括不抑价、禁遏籴等。不抑价的好处非常明显：“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而米价亦自低矣。”[10]卷2《禁遏籴》又举出吴尊路与范仲淹的事例加以说明，已见上文所述。禁遏籴是与不抑价相配套的举措，即不许邻境阻遏粮食出境的措施。因为遏籴一行，将阻止粮食流通，灾区更为艰难，而邻境也难保全。董煟指出：“或者谓遏籴固非美名，然听他处之人恣行般运，不加禁止，本州、本县自至艰籴。臣曰：此见识狭陋之论也。天下一家，饥荒亦有路分。今邻郡以吾境内丰稔，而来告籴，义所当恤。此宜物色上流丰熟去处，劝诱大姓，或本州发钱，差人转籴，循环粜贩，非惟可活吾境内之民，又且可活邻郡、邻路之饥民，尚何艰籴之有？脱使此间之米不许出吾界，他处之米亦不许入吾界，一有饥馑，环视壁立，无告籴之所，则饥民必起而作乱，以延旦夕之命，此祸乱之大速者也。”[10]卷2《禁遏籴》
    综上所述，以董煟《救荒活民书》为代表的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思想，集中体现了宋人在总结历代乡村社会保障措施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与解决方案。尽管从实际情况看，宋朝乡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并不如人所愿，一直存在资源不足、管理不善、措施强制等问题，但这些思考成果和解决方案，对此后元明清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荒政专著，也是第一部有关乡村社会保障思想的指导性文献，自刊行以后，为历代从政者所重视，成为开展相关事项的纲领性文献。元、明两代荒政专著，都深受此书影响。清代荒政名著《康济录》和《荒政辑要》等书，在祖述荒政著述时，更以董煟之书为蓝本。并且，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深受此书的影响。由于流行非常广泛，以至于仅在清代就有十余种版本行世，由此足见其影响之深广。如果说，《周礼》一书的荒政思想是两宋以前各代荒政措施的指导性法则，则《救荒活民书》便是两宋以后各代乡村社会保障措施的基本文献。
    收稿日期：2012－05－10
    注释：
    ①关于宋朝乡村社会保障问题，许多研究成果都有涉及，如邓拓《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德毅《宋代灾荒救济政策》(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0年)、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郭文佳《宋代社会保障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等。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的，包括笔者已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问题研究”成果、在研的“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研究”以及《中国宋代乡村社会保障的三层结构》(《学术月刊》2012年4月号)等。
    ②北宋以前，如汉代和唐代也有对贫人的财产界定标准，但只是作为灾荒时期区分赈济对象的参考，并非针对平时的济贫，与北宋时期确立的贫困线有一定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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