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对吴淞江的治理，主要集中于昆山、华亭间的所谓“五汇”——安亭、白鹤、盘龙、河沙、顾浦，既是海潮与江水相会之地，也是纵贯淞江较大支流冲击回旋而成的大水域，因此江流迂滞，常易泛溢为灾。宝元元年(1038)，两浙转运使叶清臣开淞江盘龙汇——“盘龙汇者，介于华亭、昆山之间，步其径才十里，而洄泬迂缓逾四十里，江流为之阻遏；盛夏大雨，则泛溢旁啮，沦稼穑，坏庐室，殆无宁岁。(景祐)范公(即范仲淹)尝经度之，未遑兴作。宝元中(实为元年)，太使叶公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议，釃为新渠(即从沪渎入海)，道直流速，其患遂弥。”①白鹤汇，在大盈浦西(今上海青浦北、吴淞江南有白鹤镇)，乃华亭县境白鹤江北流贯入淞江的交汇处，于嘉祐六年(1061)、崇宁四年(1105)、宣和元年(1119)，先后3次被浚治，皆为民利②。此外，崇宁二年(1103)，提举浙西常平徐确，“以为太湖东注于海，淞江正在下游，向来潮泥湮塞，溢为水患；请自封家渡古江，开淘至大通浦，直彻(达)海口七十四里；……(徐)确躬操畚锸，以先之水道遂通”；大观三年(1109)，又开吴淞江并置闸(以挡潮水涌沙)；淳熙二年(1175)，立庸田司于平江，以撩漉吴淞江沙泥，并浚各闸及旧河、泾渎等③。

    昆山塘，也名至和塘，为吴淞江北边的一条东西向的重要河道(今娄江大致所行也)，由苏州东门至昆山县(城)70里(据郏亶《水利书》云，昆山塘在昆山县城东，还有延续，历35里，直至太仓冈身)，“北纳阳城湖，南吐淞江”④，所经地带为低洼积水区。其功用主要为：1．护民田(塘堤以御护两岸民田)；2．便舟楫、通陆途(指岸堤)；3．并能于汛期引积涝至太仓冈身，由流经冈身之大浦以达海。据《丘直讲至和塘记》，父老相传，该塘迄至和二年(1055)，已有300余年未能修治(按唐中期就应有该塘)，因塘之堤防废坏，“故风波相冯驰突，废民田，田以潴角鳖；其民病赋，入之侵蟊，相从以逋徒；姦人缘之以邀劫，行旅通盐槚(贾)以自利，吏莫能禁。”⑤危害丛生。至和二年(1055)，昆山主簿丘兴全(即丘直)主持修治该塘，深浚河床，以土筑堤，“于是阳城诸湖若溃，皆导而及江，田无湾潴，民不病涉矣。”⑥为纪其治绩，更名曰至和塘。据《梦溪笔谈》记载，嘉祐年间(1056—1063)，对该塘堤又作了进一步修缮，沈括称其“至今为利”⑦。胡道静先生考证，《梦溪笔谈》为沈氏隐居梦溪时所作，应为元祐间(1086—1094)⑧。故上引文“至今为利”，表明至和塘经至和、嘉祐间两次治理，迄元祐仍可利赖。其后，于宣和四年(1122)、淳熙六年(1179)又先后加以浚治，尤其淳熙间，“疏至和塘，亘四十里，又立栅三十二以为禁防。”⑨至于常熟塘，可谓是太湖下游一重要河道，然而宋人言水利时，几无提及；实际浚治仅见一条——宣和初，筑常熟塘岸，“长六十二里有奇”⑩。

前文已交代，宋代太湖下游主要泄水河道是吴淞江。自北宋中期以后，其下游(主要为今上海冈身段，及冈身以西地段)日渐淤塞，致太湖来水时常潴溢不畅。到北宋后期，几次大水，上游昆山、常熟、长洲等低洼之地，已积为湖灢。这也就是见于北宋后期郏宣、郏侨父子《水利书》中所列之大量湖、灢、荡、淹；原先大片村落、“全税之田皆没”。郏侨叹曰：“震泽之大，才三万六千顷，而平江五县积水几四万顷!”⑾有宋一代，太湖下游排泄洪水河道，除吴淞江外，见于宋人水利书的基本为吴淞江北部昆山、常熟间达江通海之大浦(这些港浦，实为宋代以前之作)。而吴淞江东南部，分泄太湖洪水进入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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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宋)朱长文：《朱秘书长文治水篇》，见(明)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上。

②参见《江南通志》卷64《河渠志·水利治绩二·松江府》。

③参见《江南通志》卷64《河渠志·水利治绩二·松江府》。

④(北宋)《丘直讲至和塘记》，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⑤(北宋)《丘直讲至和塘记》，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⑥(北宋)《丘直讲至和塘记》，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⑦(北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证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7页。

⑧(北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证梦溪笔谈》，第352页。

⑨《江南通志》卷63《河渠志·水利治绩一·松江府》。

⑩《吴郡志》卷19《水利下》。

⑾郏侨：《水利书》。

州湾的河道，虽也有古之所谓“三十六浦”之说，但于宋代真正加以浚治用来泄洪入海的，仅见一条——“绍圣中(1094—1098)，(毛渐)浚柘湖、新泾，下金山小官浦悉人于海。”①其余，有的已湮废；继存者，为捍御海潮奔冲、涌入，也皆被筑堰捺断。诸如：《宋史》中虽有“淀山湖自芦历浦(位今平湖市东)人于海(即今杭州湾)”，②然宋代人言水利，都谓淀山湖藉其北斜路等港，通宣湖水，下(北)彻大、小石浦，出吴淞江入海；“乾道七年(1171)，秀州守臣丘崈奏：‘华亭县东南大海，古有十八堰(即于十八港上所筑)，捍御咸潮。其十七久皆捺断，不通里河；独有新泾塘一所不曾筑捺，海水往来，遂害一县民田。……运港在泾塘向里二十里，比之新泾，水势稍缓。若就此筑堰，决可永久，……其运港止可捺堰，不可置闸。’(诏)从之。”③应该说，宋代太湖洪水也很难分泄于杭州湾，即使有泄洪涝之河道存在，也微不足道。所以宋人治太湖下游洪涝，除吴淞江外，主要集中于吴淞江北昆山、常熟之大浦。正如景祐间知苏州范仲淹所言：“今疏导者，不惟东南入于淞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之于海也，其利在此。”④兹将见于史志中，有宋一代对昆山、常熟通江达海之大浦实际浚治情况，统计、略述如下：

    1．茜泾，5(+2)次；杨林塘，3(+3)次；掘浦，2次；下张浦，5(+3)次；七鸦浦，5(+3)次；川沙浦，1次⑤(括号中为不见明载的推测浚治数)。另又有宋代新开之河道——新江，“在(昆山)县西南十五里，俗谓之勦娘江。宋嘉祐四年(1244)所开，西接长洲大姚浦”，东南“至嘉定县界之安亭、江湾下流入海”⑥，也为排泄积涝之水道。以上为昆山滨海之大浦(有的实跨几县)。宋时，以茜泾、下张、七鸦、白茆、许(或谓浒)浦为昆、常间5大浦(后二浦主要位常熟境内)。茜泾，即杨林塘之下游，在浏家港未兴起前，其排泄积涝作用颇见功效。有宋一代议水利时，多有提及景祐二年范仲淹开此泾泄积潦之大作用，并多次浚治。郏亶言：“太仓冈身之东至茜泾约四五十里。”⑦其后郏侨又谓：“(茜泾)在苏州之东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径；其地浸高，比之苏州及昆山地形，不啻丈余。”⑧据《读史方舆纪要》卷24载：“茜泾浦，在州(太仓)东北五十里。……志云：‘茜泾东去海仅二十里。有茜泾镇，宋曰杨林寨(今杨林浦旁有杨林闸)。’”依上文，不难看出茜泾之所在；《读史方舆纪要》卷24“杨林塘”条下又言：“(杨林塘在太仓)州西北二十里。其上流承七浦塘及巴城湖之流，东经新塘(即娄江，宋曰至和塘)，而东至州东北八十里花浦口入海。……隆兴二年与七鸦浦同时浚治，又置杨林寨于浦口。”以上引文，说明杨林塘由太仓东到海80里，与郏氏父子所言，由“太仓冈身之东至茜泾约四五十里”，加上“茜泾至海二十里”，基本吻合。七鸦浦，《读史方舆纪要》卷24引旧志云：“(七)浦东北通巴城湖(今阳城湖东有巴城镇)，西通阳城湖，东南出为太仓境内之杨林塘，西抵斜堰(今阳城湖东北有斜堰村)。”可见该浦地跨昆、常两境，西通易涝之阳城、巴城湖地，东达海，委实为一排涝大浦。

2．白茆港(今常熟东南有白茆塘)，5(+3)次；许浦(今有浒浦港口)，5(+3)次；福山港(今有福山塘)，5(+3)次；黄泗浦，5(+2)次；崔浦，5(+2)次；三丈浦，1次⑨。此外，庆历中(1041—1048)，范琪浚金泾、鹤渎，溉田4000顷(金泾在常熟县东北90里，南通李墓塘，东接白茆港)；绍圣中(1094—1098)，毛渐疏梅李塘；绍兴二十九年(1159)，浚丁泾⑩。以上塘浦均在常熟境；白茆、许浦为宋代昆、常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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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南通志》卷64《河渠志·水利治绩二·松江府》。

②《宋史》卷97《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③《宋史》卷97《河渠志·东南诸水下》。

    ④(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上吕相并呈中丞谘目》，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⑤《宋史》卷96《河渠志·东南诸水上》、卷97《河渠志·东南诸水下》；《浙西水利书》卷上《宋书》；《读史方舆纪要》卷24；《江南通志》卷63《河渠志·水利治绩一》、卷64《河渠志·水利治绩二》。

⑥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24。

⑦(北宋)郏亶：《水利书》，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3。

⑧郏侨：《水利书》。

⑨《宋史》卷96《河渠志·东南诸水上》、卷97《河渠志·东南诸水下》；《浙西水利书》卷上《宋书》；《读史方舆纪要》卷24；《江南通志》卷63《河渠志·水利治绩一》、卷64《河渠志·水利治绩二》。

⑩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24。

大浦之二，而又以白茆为最。《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志称：“金陵、句曲之水注为金坛白鹤溪，合丹阳练湖水、常郡(常州)滆湖水，震泽不能容者溢而东南，从无锡蠡(即今漕湖)、濠诸湖入常熟之革荡，远城南东北流为白泖港注於江以人海。宋人言水利者，每导太湖分流，东北繇诸浦注之江，而诸浦中白泖最大，屡议疏浚，以防太湖之泛溢”①。

    太湖下游，港浦纵横，除吴淞江外，绝大部分为人工河道，历史悠久。有通江(指长江)达海直接排泄积涝之浦港；有沿吴淞江、至和塘、常熟塘等左右排列之纵浦，并有横塘分其势——这些塘浦，旱则可引水蓄灌塘堤外的圩田；涝又可车取围田中的积水以排之。据北宋后期郏亶考稽，共265条(包括滨江海之港浦)；并谓古时深阔塘浦，以取土高厚两岸堤防，护卫塘堤外围田。但宋代对以上塘浦加以修治利用较为有限。郏亶称：“上项塘浦，……自国朝(北宋)统御以来，百余年间，除数十条大者，间或浚治外，其余塘浦，官中则不曾浚治。”②以下就见于史籍中，有宋一代对围田间纵浦、横塘修治情况，作一粗略统计和简述：

    小虞浦，位昆山县西南3里，“北受鳗鲤(今有鳗鲤河)诸灢之水，(南贯昆山塘)出之江(淞江)”，先后于至和二年(1055)、绍兴二十八年(实为二十九年，即1159)、隆兴二年(1164)3次加以浚治③。新洋江，位昆山县东南6里，北达至和塘，南接夏驾浦(今有夏驾桥站)以入淞江，先后于至和二年、绍兴二十九年、隆兴二年、乾道初4次加以开浚④。顾浦，又名顾会浦，位嘉定县西南5里，华亭县西北20里，上源(即南)为通波塘，接漕渠，通新泾塘，北入淞江，可谓是纵贯吴淞江少有的大浦之一。在宋代，因杭州湾潮汐奔冲，不仅秀州海岸坍塌严重，多有筑海塘捍潮；而且原先泄水入海之港浦，也因潮汐上涌、咸水漫溢为害田亩，又多筑堰御潮，最迟在乾道七年尽皆捺断(可见前引文，按：地形东南高，西北低)，以致秀州上游湖、杭等来水，尽由华亭境内港浦北向倒泄吴淞江，其中顾浦为首要。有宋一代，先后8次浚治顾浦。大盈浦，位嘉定县西南，南通青龙江、北达吴淞江，于绍圣中加以浚治。又有所谓郭泽、山塘、小山港、水洋子江、锦帆泾等，于宋代各浚治2、2、1、1、1次。

综观宋代对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修治，无外乎疏浚河湖，要在畅泄、蓄容；缮筑堤塍，旨在御田；治筑堰闸，意在蓄灌，抑或挡潮。浚治河道排涝，是太湖地区农业水利大要，故而史志载记详备；缮筑堤塍、置治堰闸，皆为辅助配套之水利工程，史籍陈述简略。实际上，在浚治塘浦河道的同时，也就在取土高厚堤防。郏亶认为，甚至有为取土加固堤防，而开浚塘浦——因太湖平原低洼积涝，筑堤之土难求，前文至和塘一例，即可说明。堤塍、塘堰修护情况，因资料乏缺，难以详悉，但还是可以窥见一斑。苏州修治不够完善，而秀、湖二州相对为好——北宋后期郏宣曾道：“今秀州滨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海盐一县，有堰近百余所；湖州皆筑堤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高一丈有余，……独苏州坏之耳!”⑤另据南宋范成大《范文穆公水利图序》所记：“尝躬耕昆山之东鄙，其诸乡稻田濒积水处，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来，岁岁筑堤，随即漂没，民间拱手，罪岁归之天时。……其不然，盖尝与老农计之，欲为救灾捍患之术，其大概二，曰作堤，曰疏水；其小概一，曰种茭。今之塍岸率去水二三尺，单人行，犹侧足其上，既卑且狭；又坎坷断裂，累累如蹲羊伏兔。佃户贫下至东作时(按《尚书·尧典》有“平秩东作”，平，通辨；秩，顺序；东，指春天北斗斗柄东指；东作，指春天到来进行农耕)，质举以备粮种，其势无余力；以及畚番之工，妇子持木杴，探污泥补缀缺空，累块亭亭，一蹴便陨，谓之作岸，实可怜笑。”⑥据史籍反映，宋代太湖地区塍岸的修治，几无政府组织进行，一般为地方官劝导，民户自治。因土地的高度集中，对公共性水利受益悬殊过大，由此，仅以官督民治，要达到“位位相接，以御风涛”，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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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24，白泖港条。

    ②郏亶：《水利书》。

    ③《丘直讲至和塘记》；(南宋)赵子潚：《赵侍郎相视导水方略》及《文穆昆山县新开塘浦记》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④参见丘直《丘直讲至和塘记》；(南宋)赵子潚：《赵侍郎相视导水方略》及《文穆昆山县新开塘浦记》，载《浙西水利书》卷上。

⑤郏亶：《水利书》。

⑥范成大：《范文穆公水利图序》，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三、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修治的特点

    就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修治，据上文及史志反映，其特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1．皇帝诏令、臣僚奏议繁多，而实际兴办相对为少。文献中，有关宋代太湖地区水利的诏议，除最初二三十年，其余几无间断。以致学术界已有研究，有误将诏议修建水利项当作实际治理项目来论断。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治理的理论周详，而实施艰难，或弃而不用，或行即休辍。最典型事例，一为单锷《吴中水利书》，苏轼虽鼎力进献于朝廷，然终不为所用；另为郏亶上《水利书》，以恢复古代塘浦圩田体系，虽被采纳，并命其实行，然以“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之由①，仅及1年遂罢。

    2．浚治排涝河道为主，缮置堰闸为辅。浚治河道，主要集中在太湖北及东北达江通海港浦，上自常州武进，下至苏州嘉定；次为凇江、昆山塘等左右纵浦；而太湖东南达海港浦浚治稀少，主要是治置堰闸，以御咸潮；对吴淞江的治理，以疏浚“冈身”及其西华亭、昆山间易淤段为要。

    3．浚治河道，工程规模大，用工多，费用高；甚而，需要几县通力合作，一次疏浚数道。不妨举二例：至和二年(1055)，昆山主簿丘兴全主持修治昆山塘，“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广六十尺，用民力一十五万六千，工费、民财若千贯，米四千六百八十石。为桥五十二，莳榆柳五万七千八百；其二，河植茭蒲芙蕖，称是计其入，以为修完。料民之余，(又)治小虞(等)，……(计)浚诸泾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②宣和初(1119—1120)，两浙提举赵霖修治平江、常州1江(青龙)1港(黄田)4浦(茜泾、掘浦、崔浦、黄泗)58渎，修筑常熟塘岸1条，总计，长284余里，用工265．46万③。又如，绍兴十五年(1145)，通判曹泳重开顾会浦，集4乡食利之民，“役三月而河成，……役工二十万，用粮以石计七千二百，为钱以缗计二万五千。”④

    4．水利兴修，主要为转运使相度规划，知州、知县主持；“熙宁变法”前按田鸠工，之后以募役法募工修治；低洼易涝区，水利修建难度大。诸如嘉韦占间续修至和塘，沈括道：“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与前文有出入)，皆浅水无路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蘧蒢、刍稾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蒢中，候乾，则以水车汰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⑤

    5．宋代兴修的水利(主要为塘浦)，大多数是旧有的。它们创建于宋代以前的不同时期，而宋代只能对其中部分加以治理利用，其余废坏较多，新创建的见于记载甚少。如昆山、常熟间通江达海之塘浦，据宋人考订，旧有36条，而宋代能加以浚治利用的，也只是其中10条左右。

6．政府主持修治水利，间隔时间长；而又“多兴于大水方盛之际”，“是时公私匮乏，疾疠间作，故民劳且怨也”⑥；灾后水利治理，主要采用“以工代赈”的措施来进行。诸如，太湖下游北向及东北向流经的白茆、许浦、福山、茜泾、下张、七鸦等，为排泄积涝入江达海之大港浦，俱上文统计，有宋一代历时300余年，仅浚治了约5(+2)次或5(+3)次；而华亭境内之顾会大浦，见于记载的也只有8次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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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96《河渠志·东南诸水上》。

    ②《丘直讲至和塘记》。

    ③《吴郡志》卷19《水利下》。

④《江南通志》卷64《河渠志·水利治绩二》引《杨炬记略》。

⑤《新校证梦溪笔谈》，第147页。

    ⑥郏亶：《水利书》。

四、社会环境因素对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修治的制约

历史时期太湖地区水旱灾害，自宋代开始骤然加剧，并呈跳跃性的发展，尤其是洪涝灾害，这已是学术界不争之共识。有学者从自然角度究其原因，形成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宋代气温增升，海平面也随之提高，致使太湖下游泄水缓慢不疾，同时海潮又进一步西向平原内部推进；另一种主张，是太湖地区地体下沉，导致其下游泄水难，依据主要是该区考古发掘了地表下宋代文化遗存。就前者来说，有据郏亶《水利书》中一条“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为佐证。我们知道，该区处东南沿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受海洋风暴影响，其地形又为浅碟形，海潮西向纵深推进是难免的。如《江南通志》卷64引《松江府志》道：“华亭东南并海，自柘湖湮塞，置堰一十八所，以御咸潮。宋政和中(1111—1118)，提举常平官兴修水利，欲涸亭林湖为田，尽决堤堰，以亶湖水，华亭地势东南益高，西北益卑；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于(吴淞)江，以人海。虽决诸堰，湖水不可泄，咸水竟入为害，于是东南四乡为斥卤之地，……中间州县官惧其害，复故堤堰，独留新经塘以通盐运，海潮晨夕冲突塘口，至阔三十余丈，咸水延入苏、湖境上。是岁(乾道七年)八月，邑人右正言许克昌，力言于朝。时(丘)密以太博除知秀州，奉命行视，与令堵(应为睹)观；议以新泾塘湖(应为潮)势湍急，运港距新泾二十里，水势稍缓，于是募四县夫，移堰于运港。”更何况宋人言水利时，多谓湖(太湖)水与海潮主要交汇于吴淞江之昆山、华亭间的河段。由此，仅以“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不能佐证当时海平面就是上升了的。另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南宋时代，我国气候寒冷，欧洲亦复如此；并以杭州为例，“南宋时代，杭州温度低于今日(指20世纪20年代中期)”①。而在其另一篇论文中，竺老认为，11世纪初气温比唐时为寒；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竺氏又以大量物候史料证明，“今天(即指20世纪70年代初)的气候条件更象北宋，而比南宋时温暖”②。另据杨怀仁先生研究，近2000年来，海面上升的峰值年代约在公元4、9、16世纪；海面下降的峰值年代约为6、12、18世纪，各次升降的幅度约在2m以内。③如将宋代水灾分成北宋、南宋两段来看，南宋水灾又高于北宋。由此认为宋代水灾骤增，以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作为支持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就宋代太湖地区地体下沉的主张，虽没有相反证据；但以宋代兴修水利史料反映，当时昆、常间的若干大浦，在浚治以后，仍可起到排泄太湖以东积涝北入长江或大海的功效。直到如今，于上个世纪在常熟境内开挖的望虞河，依然能在多水季节排泄太湖积涝北入长江。由此表明，太湖地区即使地体下降，也没有下降到不能排泄积涝北入长江的程度。

就宋代太湖地区水涝灾害的骤增，固然有气候的反常、人口的集中、田产的密布等诸多因素，然水利修建的局限也是一大因素。宋代太湖地区农业安全的最大危害是水患。一患“吴江长堤”障碍太湖泄洪——每至汛期，西部山洪倾泻入湖，太湖“水常溢而不亶，浸灌(苏、湖、常)三州之田”，致使3州“十年之间，熟无二三。”④要去此患，挽路之便，政府视为首要，简单废除“长堤”，自然不可。故而宋人用木置“长桥”，以取两端，上作挽路，下以泄洪。然此桥并非一般之桥，“长百三十丈，窦六十有四，中为垂虹亭”⑤；不仅建造于急水中十分艰难，而且需要时常修护；桥下泄水孔道，也得定时疏理。史籍中并未见载宋代组建一只专业性水工，专事此业。对“长桥”修治，也只有治平三年1次。其下泄洪孔道，也因缺乏定时清理，时常沙泥淤淀，茭芦丛生，虽置“长桥”，阻水依然。又有提议，恢复今苏南高淳县东坝一带古之“五堰”(单锷首倡)，以障永阳江及金陵来水，西人长江。可以想见，恢复“五堰”，固然可缓解太湖西部来水，但上游太平州却有弊无益；更何况，“五堰”位居当时江宁府溧水县境内，复之，也自然由该县承办，由此利及苏、常、湖，而患及江宁、太平。这或许是复“五堰”之议，虽倡之于宋，而直到明代夏原吉治水时，方能下力实践之根本所在。另又有“夹芋干渎”，位宜兴县西。据北宋单锷考究，该渎通泄长塘湖、涌湖，“若依古法开通，北入运河，以注大江，”可杀太湖以西来水，深利于3州之田；虽屡有建言开“夹芋干渎”，甚而朝廷降旨委监司相度，然因势家恐开凿己田，终“计构不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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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3页。

    ②参见《竺可桢文集》，第482—483页。

③参见《杨怀仁论文选集》编辑组编《环境变迁研究——杨怀仁教授论文选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④单锷：《吴中水利书》。

⑤《读史方舆纪要》卷24“长桥”条下。

⑥单锷：《吴中水利书》。

    宋代太湖地区，农业安全的另一大患，为平原之积涝。故而，宋代一治吴淞江下游易淤塞段；次则疏浚太湖北及东北通江达海之大浦以泄涝。这一水利治理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因太湖下游东南濒临杭州湾，其咸潮奔冲肆虐，当时水利工程技术水平有限，无法解决泄洪与挡潮的矛盾，至迟于乾道七年，将东南泄洪人海河道尽皆捺断(见前文)；而太湖东北，据文献记载，潮水对江、海岸及泄洪河道危害相对较轻，主要为潮汐涨沙淤塞河道口，而且其潮水“不异江湖，兼有灌溉之利”①。然而泄涝之大浦，其流程近则四五十里，远则有百里。受其益最大之田，主要在平原低洼易积涝区。而大浦行经地带之田，受益相对为小，甚而有害。诸如，熙宁中提举沈披治水，“辄去五卸堰，走运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阴民田，为百姓所讼，”既罢提举，且被治罪②。又何况治理时，多为就地鸠工、摊费，以故“州县惮其经营，百姓厌其出力。”③北宋后期昆山人郏侨，就曾极力反对开浚经昆山、常熟之排涝大浦④。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以上排涝大浦，有宋历时300余年，也只能平均近40年方可疏浚1次(见前文)。众所周知，宋代“不置田制”、“不抑兼并”，其土地占有高度集中。诸如，南宋军事统帅张俊，田庄广布苏、湖、秀3州，“岁收租米六十万斛”⑤。这些势家，位高权重，为一己之利，不仅依势阻碍水利的积极修治，还常“因岁旱乾，攘水所居以为田”，虽有臣僚向皇帝禀陈，要求“尽核(其)所占，而凿之以还水故宅”，可皇上甚予包容，曰：“是固有之，然不可悉凿也”⑥。另外，太湖平原低洼易涝之圩田，有赖堤防高厚以御水。然“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等，“因循不治，故堤防尽坏”⑦。

限于篇幅，对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修治所存问题，不可一一细究。就前文对太湖地区农业水利修治情况的反映，其所作的成绩是不容否认的，但它的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本区具有公共性的水利之特殊性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太湖地区，对具有公共性的水利工程之受益程度与承担兴办的义务大小，在行政区、自然乡社之间的分配上，往往是不成比例的，甚而是逆反的。在以一家一户为单元间的分配上，亦复如此。这样的水利建设，向食利户鸠工、摊费难定标准，实践更难。在当时社会环境下，除非以国家之力，统筹进行，才能有效。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对太湖地区水利的有效建设，即是一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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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24《常熟县》“海”条下

②单锷：《吴中水利书》。

③单锷：《吴中水利书》。

④参见郏侨《水利书》。

⑤(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

⑥(南宋)《许正言华亭县浚河置闸碑》，见《浙西水利书》卷上。

⑦郏亶：《水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