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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29

张宏彦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710069,西安太白北路1号,40岁,男,讲师)

摘要   结合考古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等方法,认为史前考古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进而提出;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墓础和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史前考古在认识不同文化特色的形成、分析遗址区域、探索文化传播的途径等问题时,必须了解相应的自然环境;这对深化史前考古的研究成果,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史前考古;古环境;文化

 

本世纪早些时候,热衷于发掘并详细描述古代人类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家们,曾把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看作是与人类活动无关的“自然遗物”而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但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影响人类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自然环境而言,始终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础和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不了解有关人类文化生存的自然背景,是很难全面恢复人类历史面貌的。本文拟就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企望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

 

1文化多样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人类主要是通过工具、技术、组织等文化方面的要素,同所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的。因此,不同的地形地貌、动植物群落、矿产资源等都会导致人类使用不同的工具与技术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并形成不同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而且越是简单和早期的人类社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越直接、越明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类型的外部条件,而不同文化正是在适应和利用、改造不同的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各自特色的。

    史前的黄河流域,降水量相对较少而气候干燥,大部分地区分布着结构松软而易于耕作的黄土或黄土状土。特别是黄土高原,黄土广阔丰厚,具有较好的直立性,土壤的渗水性强而地下水位一般较深。与这种自然环境相适应,最早经人工驯化而成栽培作物的只能是耐干旱、易生长的粟类,并逐渐产生出旱田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繁荣史前文化。又在史前时期,房屋的建造主要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的,不同形式的房屋也是充分利用和适应环境条件而营造的。在温和半干早的黄土地带,房屋的主要功能是避风防寒。于是史前先民充分利用黄土的特性,挖穴造屋,冬暖夏凉的穴居也就成为黄土地带居民自古至今最主要的建筑形式之一。

    史前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广大地区,较之今天更为温暖、降水量更多,加之土壤中所含粘土较多而渗水性较差,因而平原地带水网密布,山区林木茂盛。受这种水热、土壤等条件的控制,最早驯化出的栽培作物只能是喜水的稻类,因而水田稻作农耕是这一地区史前乃至以后的历史时期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又在温暖多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房屋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潮而不是避寒。所以无论是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还是近代华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竹楼,无不反映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而产生的文化特色。

    史前的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地貌多呈起伏缓和的波状高原和切割丘陵,并由于地势较高、气温较低、降水量较少,在风力和干燥气候条件下,沙漠草原广泛发育。在这一水热、植被条件的限制下,人类所能从事的主要是采集、狩猎和游牧经济。因此,这一地区一直是人类开发草原环境的特有工具—细石器的主要分布地和各时期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可以看出,上述中国史前文化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和区域性的文化差异,是伴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变化而分布的,自然环境在不同的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影响人类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自然环境条件作为决定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来看待。但由于不论科学技术发达到何种程度,自然环境始终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础,特别是在史前时期,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很弱而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的情况下,自然环境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当我们宏观地审视史前文化及地域差别时,离开了对有关人类文化生存环境的考察,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全面的结论。

 

2遗址分析与生态环境研究的关系

  

古生态环境的研究与重建,不仅对于宏观地审视不同文化特色的形成很有意义,而且在微观地分析一个具体的古文化遗址时也有重要的作用。古文化遗址是占有一定空间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对遗址进行研究分析时,首先要确定在一定时期内聚落居民活动的范围—遗址区域。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遗址范围的确定,多是依据地表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而界定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聚落居民日常活动范围的一部分,当时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要大得多。史前人类在居住地的选择中,一定的水热条件、动植物资源、矿物资源的空间分布、丰富程度及可开发利用性等,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遗址区域的分析,应把居住地选择中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即人地关系的研究放在首位。

    在国外,遗址区域的分析一般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类开发利用环境是以减少所需要的时间和能量的合理方式来进行的。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离居住地越远,获得资源所需时间和能量越大,这样,随着远离居住地点,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减少,最终达到几近无法利用的边界,这样的边界,就构成遗址区域的界线[ll。在诸多资源中,某些资源如水,居于最基本、最重要的地位,获取它的路程必须缩短至最近的距离。所以,人类的居址一般位于河湖旁边或泉水附近。又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有差别和随季节、时间变化的,因此便出现了对聚落周围土地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差异或分带。据研究,一般人们不会到离开居住地10 km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农民一般在步行1h的范围内经营土地;采集狩猎者则主要在距居住地步行Zh左右的范围内活动。将遗址周围不同经济活动的等时线连接起来,便可划分出聚落居民日常不同经济的活动带及遗址区域的界线[2]。由于古今地貌的差异,在计算并连接上述等时线、划分经济活动带的时候,离开古环境、古地理方面的研究,是很难准确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而通过详细地貌、土壤、气候、资源的调查,就可较为准确地划分遗址区域并重建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得到有关工具、技术、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料与信息,才有可能阐明诸如古代居民对居址的选择,对所处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文化适应所处环境而形成的经济模式,自然环境的时空变化对文化的影响以及聚落形态等方面的问题。

 

3文化传播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在其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中,除了要受到所处自然环境的制约外,还要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服胃文化环境,指的是一种文化同周边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人类文化是动态的,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相邻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化因素的相互借用,是影响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关于文化现象的空间位移—文化传播,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史前时期,由于交通、通讯等手段的落后,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化因素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人群的迁徙或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实现的,而这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要受到某些地理条件的限制。一般说来,交通便利的平坦之地,文化因素的扩散能够顺利进行,而崇山峻岭、汪洋大河、戈壁荒漠等往往对文化的传播起到隔绝作用。所以文化传播远近一般与地理条件的优劣成正比,即地理环境条件越好、传播障碍越少,文化传播的越远;距文化中心越远,传播力越弱。

    但是古今地理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研究有关文化传播问题时,必须了解有关文化传播的自然地理背景。不考虑有关传播障碍的问题,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两种文化生硬地联系在一起,就可能重犯“极端传播论”的错误;如果以今天的地理障碍,去否定远古时期人类文化的传播行为,也很难究明文化异同的真正原因。如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距今14 000年前后,日本列岛就出现了细石器,其特征与东亚、东北亚大陆的细石器基本相同,属同一技术传统。考虑到东亚大陆细石器发生较早,日本列岛的细石器应是大陆文化传播所致。但若以现今的地理条件考虑,不能想象,工具、技术极端落后的史前人类,能横渡大海到达日本列岛。然而,古环境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的极盛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海退;大约在15 000^-16 000年前,海平面比现在低150-160 m,在14 000年前仍低于现代海面115 m我国的东海、黄海大陆架几乎全部露成陆地[3]。因此,当时的日本、台湾等岛屿应以陆桥与大陆相连,从而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通道。

由上可知,史前考古离开了有关古地理环境的研究,是很难究明人类文化的传播问题的。

 

4考古学研究对古环境研究的作用

 

然而,考古学并不仅仅被动地接受有关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探索古环境气候的演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虽然环境气候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形地貌变动和大气物理要素(太阳辐射、大气环流等)的变化来实现的,故研究古环境气候的演变,主要依靠地质、地理、古生物等学科对沉积环境、古地貌、动植物群落的变化与分布的研究。但是,自从人类出现以后,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人类由消极地适应环境逐渐向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转变。特别是全新世以后,随着工具的改进、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出现、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日益给自然景观与植被等方面以越来越多的影响,甚至可能引起区域性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因此,不了解人类文化是很难究明环境气候变化的全部原因,而考古学对工具、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估计一定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供了可靠而准确的资料。

其次,由于人类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利用和改造不同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各自特征的,因此,人类文化遗存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古环境气候变化的信息。如史前人类在房屋设计与营造时,主要是从避暑、御寒、防潮等实用角度考虑的,这样不同形式的房屋,能够反映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方面的差异。在黄土地带的史前文化中,房屋的营造主要有地穴式、半地穴式、地面建筑等3种形式;地穴式和半地穴式房子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但不适应多雨潮湿的气候;地面式建筑则具有较好帅防潮性。又在冬季盛行西北风的地区,门窗的朝向一般背风朝南,也反映出适应气候的特征。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8 000^7 000年前),已发现的房屋均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反映出当对的气候比较干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7 000^-5 000年前),则出现较多的地面式建筑,如姜寨一期文化遗存中,地面木架构的房屋占60.80o,房屋的门均朝向聚落中心,说明当时气候已变得较为温暖潮湿[4]

再次,环境气候变迁史和人类文化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时间的标尺。对时标的要求首先是可靠性,其次是精密度。不可靠的时标,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虽然可靠,但精密度差的时标,仅适用于粗略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时标精密度的要求愈来愈高。以植物抱粉分析、动植物群演化、沉积环境等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古环境气候研究,是建立在地质学对地层研究的基础上的。但由于自然堆积具有堆积厚、延续时间长、区域性变化显著、不同沉积之间的可比性差等特点,特别是在黄土地区,由于黄土堆积厚、无层理,给详细的地层划分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使环境气候的研究很难把握较小时间尺度的变化规律。但建立在文化堆积层次研究基础之上的考古学,则对古文化遗址堆积层次的划分要准确和精细得多。如果能充分利用考古学根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较大范围的、较为精确的古文化堆积层序和编年,进行有关环境气候的研究,则可大大提高时标的可靠性和精密度。因此,古文化遗址是进行环境气候研究的理想地点之一,而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有考古学的配合。

综上所述,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同古环境的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史前考古在认识不同文化特色的形成、分析遗址区域、探索文化传播等问题时,必须了解相应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史前考古的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古环境气候的演变也有积极的作用。近年来,考古学开始同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广泛合作,考察有关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1990年,在陕西省临渔县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环境考古学”在我国初步建立。相信今后随着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必将使有关考古学和环境史的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荆志淳.西方环境考古学简介.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35-38

2多纳.C.罗拍.论遗址区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当代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239-257

3朱永其,曾成开.关于东海大陆架晚更新世晚期最低海面.料学通报,1979,24(7):317^-320

4巩启明,王社江.姜寨遗址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78-84

资料来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5年 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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