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祥; 葛全胜;
《华夏考古》2005年 03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一、引言
全新世以来,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气候事件;同时,人类社会也经历了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代文明社会兴起与衰落等一系列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演化阶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演化规律,地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如果缺乏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知识,单纯利用社会因素,很难客观地认识古文化变迁的原因,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如“全球变化”(PAGES)研究的战略重点和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揭示不同时期的人地关系的机理。作为该项目研究的子系统,“过去全球变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都涉及到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尽管人类古文化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存在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又是非常复杂的。环境变迁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影响的机制和过程如何?这些都是人地关系研究中重要的科学问题。近年来,随着考古材料增加,高分辨率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以及高分辨率全新世气候演化序列和气候事件的确定和建立,为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目前全新世古环境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学材料,尝试对全新世气候事件与早期古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初步地探讨。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即8200aB.P.,5200aB.P.,4000aB.P.三个气候事件及其对古文化的影响上。
二、全新世气候变化特点
全新世(Holocene)通常亦称为冰后期,这一术语最先是由Gerivais于1869年提出,后经国际第24届地质学会的推荐,于1932年被国际第四纪委员会会议决定采用,最初将其底界划在10000aB.P.。近年来,根据高分辨率的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记录,将新仙女木结束气候迅速变暖的年龄作为全新世的开始,其具体年代为11650①。从轨道周期的尺度看,全新世是最近的一个间冰期,但气候变化比较复杂。早在30多年前,Denton和Karlén②曾经典地根据北半球的冰川进退划分了全新世以来的4个新冰期,(表一)并认为全新世气候比孢粉和海洋沉积物所记录的变化复杂,而且这些变化似乎遵循着千年尺度的变化模式,但是他们这种观点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③。相反,后来的一些证据更多地倾向于认为全新世气候异常稳定④,很少有证据表明全新世期间经历过冰期发生的千年尺度的气候突然变化⑤,如格陵兰冰岩芯氧同位素记录显示,除了12000aB.P.和8200aB.P.前后发生的降温事件外,全新世时期的气候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⑥(图一)。
但是,近些年来具有较高精确度测年的古气候记录表明,全新世的气候并不稳定,存在着百年一千年尺度的变化。稍早时期,O’Brien等⑦在分析全新世格陵兰冰芯化学成分时,发现在11300年以来,陆源粉尘的沉积通量(粉尘通量)以约2600年周期变化,表明了千年尺度的气候震荡并没有随着冰期的结束而结束。随后,受上述O’Brien等人研究的鼓舞,Bond等⑧对北大西洋全新世深海沉积物进行了研究,目的是看上述的周期性气候事件是否在深海沉积物中留下印记。根据北大西洋沉积中冰岛玻璃及染赤铁矿颗粒峰值的变化特征,Bond等发现全新世北大西洋气候曾发生过一系列急速的重组,每次气候的重组都影响了冰山漂移碎屑沉积物(Ice Rafted Debris-IRD)的沉积。他们一共识别出8次IRD事件,其发生时间的峰值分别在约11100,10300,9400,8100,5900,4200,2800和1400aB.P.(校正年龄),研究者将其相应地命名为全新世事件1,2,3……(Holocene event),这些事件变化周期为1470±500a,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全新世千年尺度的环境变化。(见图一)上述千年尺度的气候波动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纬度地区,在中低纬度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全新世气候也经历了较为强烈的波动。较近,P.B. deMonocal等⑨在北非亚热带地区海洋沉积物的研究表明,该地区在全新世期间的海洋表面温度也发生了至少6次周期为1500±500a的降温事件,而且这种周期与上述北大西洋记录的气候事件所反映出的1470±500a周期并无多大的差别。不仅如此,这两个地区的气候事件在发生时间上也比较吻合,从而暗示这些气候事件发生的广域性甚至全球性。(见图一)
我国全新世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迄今为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研究表明百年一千年尺度的降温事件也广泛存在⑩。较近,周卫建等⑾对若尔盖高原高分辨率的泥炭沉积的研究,翦知湣等亚⑿对冲绳海槽沉积物所记录的黑潮变动研究,洪业汤等⒀对青藏高原泥炭氧碳同位素的研究,陈发虎等⒁对夏季风边缘区石羊河终闾湖泊沉积记录等研究表明,我国全新世气候发生了一系列气候突变事件,这些事件既可以与上述高纬北大西洋浮冰碎屑事件一一对比,又可与低纬海面的一些降温事件相对应,并具有百年至千年尺度的准周期,反映了气候的不稳定性以及千年尺度的韵律在中纬度地区同样存在。
总体来说,全新世气候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比较稳定,相反,全新世期间发生了多次降温突变事件。这些准周期性的降温事件打断了全新世早中期整体上较为湿润的环境。
关于全新世气候不稳定性的机制、原因,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理论或假说,其中强调内因如盐度震荡机制⒂、火山活动⒃,重视外因的有“亚轨道周期”⒄和太阳活动⒅等。较近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太阳活动是全新世千年气候事件变化的主要因素。如,Bond等⒆把全新世北大西洋浮冰记录与大气14C产率记录和格陵兰冰芯10Be记录分别进行了统计相关研究,得到相关系数r=0.44~0.56;而同为反映太阳活动变化的14C与10Be记录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同时,用浮冰记录与14C和10Be记录之间进行交叉谱分析,证明它们间在百年至千年尺度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据此他们提出,在过去的12000年期间,北大西洋浮冰的增加都是与太阳辐射输出的减少紧密相关的,在全新世百年和千年尺度上,太阳变化是北大西洋浮冰记录所指示的气候变化的最可能原因。
三、全新世气候事件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
传统上一般将文化或文明的发展与衰落、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于社会本身,如战争、人口压力、森林毁灭、资源枯竭等⒇。但随着高分辨率气候演化序列的建立、气候事件和考古学文化转变年代的精确厘定,发现一些考古学文化的转变往往与一些气候事件在发生时间上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环境因素在文化转变过程中作用逐渐得到重视。他们认为这些气候事件往往发生比较突然,持续时间达几十年到若干世纪,变化幅度大。如在非洲,8200aB.P.的降温幅度达70℃~80℃,可与本地区末次盛冰期时降温的幅度相比[21]。这些气候突变无论是对当时技术尚原始的农业,还是对尚未掌握充足的社会和技术上的措施来对付这些气候极端事件的社会来说都是毁灭性的,这些突发性大幅度变化的气候事件往往对早期人类活动及其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22]。 8200aB.P.前后一次降温被称为“全球寒冷(Global Chill)事件”[23]。该气候事件在许多地区标志着全新世最适宜期的开始。这次冰期在中东地区表现为200年左右的干旱,它直接导致了导致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居民放弃了农业定居生活[24]。
在我国黄河流域,研究表明,大约8000aB.P.~7500aB.P.之间,整个流域有三四百年的文化断层[25],这之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也较少,与稍后全新世最适宜期(7200aB.P.~6000aB.P.)仰韶文化在北方地区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一时期气候特征有关。
全新世中期,即大约5500aB.P.前后,气候转变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之一。如在太平洋地区ENSO重新活跃[26];阿尔卑斯山沉寂已久的冰川开始发育[27];非洲发生“撒哈拉干旱”事件(Sahara Ariditv)[28]或“气候危机(Climatic Crises)”[29];该降温事件在中国地区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30],在考古上被称为仰韶中期寒冷期[31]。
这次气候事件导致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重新沙化,湖泊减少或干涸,当地居民或改变生活方式,由定居的农业变为游牧,或被迫迁徙[32]。在中国,该降温事件导致黄河中上游地区早期人类的遗址数量减少,人类由高阶地向低阶地方向迁移[33];草原文化南下[34];江浙一带遗址数量减少以及先民饮食结构的可能改变[35];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山东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36]。
发生在4000aB.P.前后的一次降温事件被 Bond等称之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 3)[37],被认为是Younger Dryas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38],或是历史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39],标志着许多地区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后全新世的开始[40]。受其影响,西亚地区进入当地最冷和最为干旱的时期[41];阿尔卑斯地区此时冰川开始广泛分布[42];北大西洋开始幅度达1℃~2℃广泛降温[43];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淡水湖全部干涸[44]。
在我国,无论是干旱区[45]、青藏高原[46]、西部的高山地带[47]东北地区[48]、华北地区[49]、南方地区[50]等都记录了这次降温事件,表明了这次降温事件在中国影响范围之广。
该气候事件对古文化的影响也同样引人注目。1993年,Weiss等[51]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这次气候事件影响范围广,持续若干世纪的干旱不仅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文明的衰落,同时也导致了其他古代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尼罗河流域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明的衰落。最近,来自阿曼海湾连续性的古气候记录至少支持了Weiss早期关于干旱事件是导致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文明的衰落的论点[52]。研究表明,这次西亚地区10000年以来最为干旱的事件持续了约300年,它的开始时间与阿卡德王国的北部 Tell Leilan被遗弃的年代相吻合,表明气候转变与当地文明衰落有强烈的成因上的联系。在希腊的 Crete岛,与周围地区文明普遍发生衰落的现象相反,该地区前期平平发展的社会却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文明社会。尽管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阐述,但这种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可能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巧合,它可能暗示气候变迁可能在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53]。
除了与古代文明的衰落有直接的联系,这次气候事件被认为与欧亚大陆上印欧人的一次民族大迁徙有关。这次迁徙始于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经过原俄罗斯南部、东南欧、安纳托利亚半岛(Anatolia)、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的西北部[54]。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55]曾总结性地指出,当时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猛烈的骚动时期,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表现为游牧民族入侵、古老的帝国衰落、旧的社会制度瓦解、世界古代文明消失、古典文明的兴起等。表明这一事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在中国,这次气候事件导致了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56],直接导致了江浙一带良渚文化、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山东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内蒙古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的衰落和终结[57]。
从上述的讨论可知,全新世气候突变事件对古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负面的影响是导致一些地区文化的衰落,人类的迁徙等。但事物往往是双方面的,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来分析古气候变迁对人类古文化的影响。
如就上述8200aB.P.气候事件来说,Weiss注意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灌溉农业的产生在发生时间上对应于这次气候事件[58]。他分析了这个地区的降雨类型,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内陆地区的雨量减少,不足以维持该地区的农业活动。人们被迫迁徙出这个地区,来到底格里斯河或幼发拉底河附近,并开始利用一些开凿或天然的小沟渠进行灌溉农业,结果是促进了这个地区灌溉农业的产生。
如前所述,全新世中期5500aB.P.前后是全新世气候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一些地区新石器文化衰落的主导因素,但这一时期也是古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社会大改组、大分化如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文明的形成。 Sandweiss曾作过总结[59],在秘鲁海岸大约5500aB. P.以后不久,以海产品为主要动物蛋白摄取的原始居民开始建筑庙宇;在秘鲁高地,当地先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一些重要的调整;在智利北海岸,原始居民的文化开始变得复杂,先民们开始从事农业,住居地的面积也开始增大;在日本,考古学文化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型建筑物的修建、食谱中贝类海产品的增加、埋葬上所体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代表高级身份、限制分配的商品开始出现等。古气候变化与考古学现象出现的一致性暗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一事件最为显著的影响是促进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和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的形成[60]。
在中国,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主要表现的一些文明因素开始出现,社会复杂性增强;龙山文化开始取代仰韶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进入其繁盛时期。在考古学遗存中出现中心聚落和贵族墓葬,如大地湾晚期遗址,红山文化中后期的牛河梁、东山嘴以及良渚、石家河等这样一些功能特殊、规格较高、面积较大的聚落或遗址群。此时,随葬武器开始成为时尚,表明战争开始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61]。城堡开始出现。当时社会发生贫富分化。遗址规模和内涵的悬殊,反映出聚落出现分级趋势。红山文化坛、庙、冢等礼制性建筑的兴建,屈家岭文化城堡的出现,部落之间冲突的加剧和扩大,预示着社会复杂化加剧。总之,在这一时期,许多此前不见的社会复杂化因素相继涌现,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对于这次气候事件对中国新石器文化影响的机制可能比较复杂,作者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由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重新分配有关[62]。
对于导致世界三大古代文明衰落的4000aB.P.降温事件来说,同样它的影响也并不总是负面的。在秘鲁山地冰川中记录中,揭示出在4200aB.P.前后发生了一次17000aB.P.以来的当地最为干旱的气候事件,而这次干旱事件与当地的一次人类迁徙在发生时间上比较吻合。当时人类由秘鲁海岸迁徙到高地,前者是以海产品为主要生计,后者则是农业变得更为重要[63]。这种转变对于复杂社会形成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全新世事件3”导致了中国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的衰亡和文明起源多元性的解体[64],但值得注意的是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也在大致同一时期形成。作者认为“全新世事件3”导致了北旱南涝的环境格局,这种格局与中国的地貌和地形特征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限制;同时,“全新世事件3”还大大增加了人口压力。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与紧张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促进了龙山时代晚期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盛行,并由此开辟了中国古代文明诞生的道路。因此,这次气候事件的正面影响是促进了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
四、讨论
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总体上讲,环境变化对人类一方面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为先民提供了机遇。人类响应环境变化的方式受人类社会的本身如生产技术条件、人口数量、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自然环境因素,如所处的地理环境、环境变化的幅度、频率等因素的影响。环境变化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总结出几种模式。其一,如果环境变化幅度较小,尚在人类适应能力的范围之内,环境变化对人类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即适当的环境变化往往会促进文明的演进。这是因为在未超过人类适应范围内,为了生存和应对挑战,人类必须在生产技术上、社会组织上等做出适应性改进和调整。在这种积极的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在社会组织技术方面却得到了锻炼,一旦气候好转,往往得到加速发展。其二,如果自然环境变化的幅度较大,超出了人类适应能力的范围,环境变化将可能对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对文化产生一种抑制作用,有时甚至直接导致文化的衰落。其三,即使一些气候事件变化幅度比较大,对早期文化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其正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正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65]对4000aB.P.气候事件的评述一样,一方面导致古老的帝国衰落、旧的社会制度瓦解,世界古代文明消失,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世界古典文明的兴起。在中国,4000aB.P.气候事件一方面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有关,另一方面,又是中原地区以夏朝建立为标志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催化剂[66]。
总之,尽管上述一些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环境变迁在古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环境影响的方式以及影响的结果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好转,文化兴,环境恶化,文化衰,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探讨古代社会和文化演进时,不能够将环境视为常量,相反,重视环境变化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早期社会演进的时间、步调和机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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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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