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作者简介]郝平,副教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030006　　周亚,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30006

[摘　要]“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境内粮价总体趋高,但也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就时间而言,光绪三、四年是粮价的高峰值区;从空间而论,晋南、晋中两个地区粮价最高。这一特征与“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受灾区域的时空分布特点是相对应的,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也表明以《丰歉年略》为主要依据的民间史料之可靠性。

“粮价”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数,其高低、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历来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对历史时期的粮价而言,学者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1]。这些成果在研究时段上多集中于晚近以来,区域上则以江南、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为主。关注的内容包括:物价变动、奏报制度、物价与社会等。方法上则注重运用计算机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资料来源也日趋多样,包括方志、笔记、文集、奏折等方面。本文在前人基础上,以新发现的反映清代山陕地区粮价连续变动的《丰歉年略》为主,并结合文集、方志、碑刻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对山西“丁戊奇荒”[2]时期的粮价进行了系统考察,冀希对粮价变动与灾荒社会图景得出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

山西的粮价,在咸同年间,斗米价银四分左右,石麦价银一两左右,[3]物价起伏不大,且与周边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差无几。而旱灾期间,农业连年歉收、失收或不收,再加上向来仰给的陕西、河南亦遭荒旱,从而导致粮价急剧上涨,使山西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物价最为昂贵的地区。

地方史料中经常出现“粮贵物贱”、“人贱粟贵”等类词语。“线穿黑豆沿街卖”的民谣至今流传,《山西米粮文》也有“眼看着粮抬头斗价忽变,一时价盛一时如同箭穿”[4]的说法。时任太原教区主教的艾世杰在家书中也写到:“粮价涨的很高,从前一个‘里耳’(意大利币名)的东西现在要八个或十个才能买到。”[5]粮价涨了十倍左右。曾国荃的奏稿和给阎敬铭的书信中也提及当时粮价变化的情况,光绪四年(1878)四月“省中大米每斗涨至三千以外,小米亦在二千八九百文。”[6]五月,“河东粮价大小米每石四十五六两不等,麦每斤亦需钱百五六十文;省城大小米每石三十五六千文,麦每斤亦需钱百文以上。”[7]八月粮价稍有回落,“大米每市斗仍在二千以外,小米一千七八百文,麦亦至今未大减价,粮乏可知”。[8]阎敬铭在光绪三年(1877)九月的奏摺中也提到粮食的价格,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四百文,而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余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文,斗米须银二两有零。[9]王锡伦在《丁丑奇荒记》中讲到“米升四百四十,面斤百七十,比于乙亥(1875)九月以前满十倍。”[10]各地粮价涨幅虽有不同,但都远远高于灾前水平。

米、麦等粮食价格猛涨若此,其他食物价格的上涨也是极为惊人的。“萝卜、白菜的价格则比通常市场价高出5—6倍,一些如鸡蛋之类的食物据报道在饥饿年月价格上涨到原来的16—17倍。”[11]运城“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豆腐每斤钱四十八文,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12]高平“白黑豆每斗一千三百文,蕉籽每斗九百文,白面每斤一百一十文,谷糠每斗六十文,蕉糠每斗三十文,香油每斤二百八十文,猪肉无,羊肉每斤一百一十文,鸡子一只八百,鸡蛋一枚二十四文,豆腐每斤三十二文,红、白萝卜每斤十六文,生姜一两二十四文”[13]。《山西米粮文》也有对平阳府一带食物价格的记载:“光绪四年(1878)三月,……高粱每斗钱一千,麦麸每斗钱一贯。”而柿蒂、榆皮、蒲根等可以充饥的食物也售出了天价,荣河“柿叶、豆萁、蒲根面每斤四五十文。”[14]临汾“蒲根面每斤卖至钱六十余文,榆皮面每斤四十余文。”[15]猗氏“苜蓿面每斤钱六七十文。”[16]绛州“草籽、蒲根面每斗银一两。”[17]笔者在万荣、沁水见到的两块碑文也有类似的记载:“柿蒂每斤钱二十文,榆皮每斤钱十二文,蒲根每斤钱十二文。”[18] “一切稗谷、醋糟、莠糠,尽居奇而过称斗出卖,玉米棒每斤亦售钱六文。”[19]可见,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哪怕是最普通的玉米棒(玉米芯)———这时都有了价值,成了商品,足见粮食之短缺。

与粮食和其他食物价格猛涨的情况不同,房田衣物等生活资料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变卖家产,典当物品,换取粮食,以求充饥。然而在食贵物贱的旱荒时期,无论何种物产均不值钱,《申报》1878年1月24日载,一扬州人到山西放赈之后,带回一些物品,猞猁狲皮马褂一件价只八百文,摹本缀套裤价只五十文,锡器每斤银一分,其物之贱可想而知。永济“穷民各处设肆,布帛衣服器物无不贱售,大屋三楹,卖钱千余,良田一亩,易钱百余。”[20]赵城“四五吊钱即可买合院一座,三个馍即可得好地几亩。”[21]河津“一间房一亩田一餐不够。”[22]芮城“亩地售银七、八分,间房价不值百钱。”[23]平陆“沃壤钱值百余文,数亩略充一饥之饱。”[24]由于家家都在变卖物产,其价格越来越低,直至无人购买。泽州“房地衣物均无买主,民田一亩易钱百文或数十文。”[25]沁水“金贱粟贵,业产地土,器皿家具皆作无用守物。”[26]高平“金珠细饰,曩价银数两者,今仅卖钱千余。既有锦衣美器,难易一饭。”[27]阳城“房屋土地卖无主,典衣十不付一,卖物百不给三。”[28]辽州“贫民鬻田物以求生,然少买主,价钱极贱,良田每亩数百钱,崇楼广厦仅易米一、二升而已”[29]。运城“房屋器用属木器,每斤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即悬罄之室亦无,尚莫能保其残生。”[30]运城一《荒年歌》对“物品贱卖”讲的更为凄楚,“绸缎衣比布贱尽行货变,有珍珠和玛瑙并不值钱。漆桌椅打碎卖买主才看,好门窗木家具尽烧火边。好房屋拆下来自己货变,卖硬柴整十斤二十铜钱。红花碗每一桌都是点件,不论大不论小四文铜钱。好衣服到会上买主嫌烂,织绒袄我出了三百铜钱。值十两还三钱不得不变,若不卖肚里饥头昏眼眩。”[31]

物产无人购买或已卖尽,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人们不惜卖妻鬻子,以求活命。辽州“自冬至戊寅春,数月之间始而鬻物,继而鬻人,北省贩人贩物之夫遍城乡”[32]。永和“外来商贩到此收买(妇女),佳丽者不过千钱,稍次者不值一文”[33],安邑“卖妻鬻子女得值不足数日餐”,“黄河船家满载妇女运往下游”[34]。高平“鬻妻买女只求三百而不能,拆房典屋欲易五百而不能。”[35]

粮食是生活、生存必需的消费品,山西人的主食又是小米、小麦,所以米麦价格在传统的物价评估体系中自然成了最主要的标尺。本文就以米、麦价格为标准来探讨粮价的时空分布特征。

粮食价格变化在时间尺度上可分为季节变化、年际变化和长期变动趋势。先看后者。

研究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正常的年份下,米麦价格(其它物价亦然)在地方文献中常常是一笔带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有关灾害的资料却被大量保存,其中的原因就是灾年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年成丰歉,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由此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也正是通过这些资料(常常是在地方志书中的“祥异”或“田赋志·赈恤”等篇目中寻觅到),我们才得以了解一段时期内米麦价格的波动。

光绪《永济县志》对灾荒期间麦价的记载十分详尽,清晰地反映了该县受灾的起始到巅峰,再减弱的全过程。文曰:光绪二年芒种后“斗麦值钱三百耳”;三年“正二月值遂加至五百,三月加至七八百”,四月“麦价加至七八百”,七月“斗价一千二百矣”,冬月“斗麦钱三千矣”;四年二月“斗麦价至三千六七百,米值四千,麦面每斤一百六十”,十月“斗麦二千五百,包谷一千一百”,“腊月斗麦减至二千二百,麦面斤减至八十”;五年“二月斗麦钱二千,三月减至一千七百”,立夏以后“斗麦一千三百,米九百余。”[36]辽州的情况也是较为清楚的。《辽州荒年记》载:光绪三年“播种后,苗甚盛。时米价每斗钱一千二三”;七月“米价一千七八”;八月“米价二千四五”;“自冬以迄戊寅春,……米价三千文”;“戊寅复四月,……米价每斗钱三千三四”;“秋七月,……米价暴减,每斗钱二千五百文,迄八月,……米价一千八九”;九月,米价“每斗钱一千一二”[37]。由此,我们可以对二者米、麦价格进行统计比较(见表1)。

由表1可知,永济麦价自光绪二年(1876)开始攀升,在光绪三年七月份之前涨幅保持在50—70%范围内。同年冬月价格猛涨1. 5倍,并于次年(1878)二月涨到每斗3650文,达到灾年的最高峰,是灾前价格的12倍。随后,麦价渐渐回落,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即使至光绪五年立夏时,麦价每斗1300文,高出灾前价格3倍余)。相比而言,辽州米价的涨跌亦有着类似的走势。若假定光绪二年米价为每斗400钱,那么到光绪三年四月涨至1250钱/斗,上涨了2倍多,略高于永济麦价的涨幅,但米价高出麦价近500钱。直至光绪四年闰四月米价的最高峰(3350钱/斗),米价涨幅在10—40%之间,与永济麦价相比涨幅是比较小的。而其峰值也略低于永济麦价的峰值(3650钱/斗)。之后,辽州米价以25—40%的幅度不断下跌,至九月份就已跌到1150钱/斗,从侧面说明灾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此时永济麦价尚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到光绪五年(1879)才慢慢回落。图2—1清晰地显示了两地的粮价变动趋势。

3·永济县光绪三年三、四月,光绪四年二月数据是取原文约数的平均值。辽州除光绪四年二月份外,其余数据均是取原文约数的平均值。

4·辽州并无光绪二年数据,此处假设其为400,是为了与永济进行对比,仅供参考。另,据《申报》1878年4月1日记载,绛州传教士王玛窦《致李提摩太论灾书》中对灾荒期间和平时的粮价进行了比较,“小米每斗重三十斤常时卖铜钱四百文者,今则卖铜钱三千文;常时小麦每斗卖钱三百有零者,今则卖钱二千八百有零”。

从图1得知,粮价在光绪四年(1878)春达到峰值。一方面说明青黄不接,粮食得不到供应;另一方面也是灾情积累所致。永济、辽州的粮价变动虽不能说可以完全代表当时全省的情况,但至少从粮价变化的趋势而言是正确的。即粮价在光绪四年达到高峰,之前粮价不断攀升,之后粮价渐趋回落。这就是灾荒时期山西粮价的短期变化趋势。

那么,从中长期看,“丁戊奇荒”时期的粮价又具有怎样的历史位置呢?我们以王欢乐《丰歉年略》[38]中记载的荣河县麦价为例进行考察。《丰歉年略》较为完整地记载了19世纪荣河县的麦价涨跌情况,对文中数据处理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可知,从嘉庆十年(1805)开始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粮食价格从近一百年的长时间段上看,基本维持在一斗麦子一两银子之内,还是遵循价值规律而运动的。粮价超过一两时的年份有:嘉庆十年、嘉庆二十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四年,共五次。以光绪四年———“丁戊奇荒”时期灾情最严重的年份———粮价最高,每斗均价5. 5两。说明,粮价的波动属于正常情况(从图中可看出,大约具有10年的周期波动),但像光绪四年的粮价实属罕见,可算作百年一遇或更长。在地方志中,人们称其为“亘古未有”,更是体现了它的特殊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山西各地的粮价状况,我们对各州县志和碑记中的粮价记载进行了整理,并对统计结果制图如下。

图3　“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各地粮价对比(按1878年米价降序排列)

从图3可知,光绪三年(1877)米价以解州、霍州、宁武府、太原府、绛州、隰州等地最高,主要集中于晋南、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的潞安府、沁州米价较低,斗米1000余文。同年麦价整体高于米价,仍以晋南地区的解州、蒲州府、平阳府、绛州最高,都保持了3000文/斗麦以上的价格水平。泽州府稍次之,其他府州则没有记载。光绪四年(1878)山西粮价较上年总体走高,峰值依然集中于晋南地区(如米价前五位均属晋南,麦价前三位也属晋南),晋中地区(如太原府、辽州、汾州府、平定州米价)紧随其后,晋东南地区(泽州、潞安府、沁州米价)粮价最低,其余府州没有记载。这与各地的受灾程度是基本吻合的,即受灾程度与粮价的正比关系。

如上所述,光绪初年山西的粮价急剧上升,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峰值,而尤以光绪四年(1878)为甚。这段时期,不但粮价的年际变化显著,即使在一年之内,粮价也会有大的起伏,这充分体现了它的敏感性。由于各方面原因,区域内部粮价也呈现出差异性,有的地方上涨十数倍,有的地方则较为缓和。那么,灾荒时期的山西粮价与其他地区的物价水平又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山西作为一个区域而言,其粮价在中长期的变化情况是否受全国物价波动的影响?在这里,我们选取了直隶、上海等地粮价作为参考,以荣河县麦价(1854—1890)作为山西粮价变化的代表,对其进行比较。(见图4)

说明: 1·荣河麦价源于王欢乐:《丰歉年略》。原文中,一斗麦=40斤。今按比例一石=10斗,将价格指数由两/斗转换成两/石。价格为左侧纵轴指数。

2·直隶地区的米麦价格曲线据LILLIANM. LI,“FightingFamine inNorth China:State,Market,andEnvi-ronmentalDecline,1690s—1990s”(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改绘。其价格指数系图中右侧纵轴线刻度,单位:两/石,为年平均价格。

3·上海米价———“Forty years value of the principal articles ofChinese produce, Shanghai values,”in Decen-nialReports, 1892—1901(published byTheMaritimeCustoms ofChina),AppendixⅠ,xxvi; DecennialReports,1902—11,Appendix, p. 340.价格原以海关两(每担)计,今依后列比例析算为每石银两价:一海关两=1. 01库平两,一石=14担。转引自黄国枢、王业键《清代粮价的长期变动(1763—1910)》,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论文》1981年3月,第9卷,第1期。价格为左侧纵轴。

4·由于各地的斗、石并不相等,尽管进行了单位换算,价格的绝对水平仍然不是完全可比的。

由图4可以看出,山西与直隶地区的粮价波动有一定的匹配性,特别是几次峰值出现的时间较为接近,“丁戊奇荒”期间均达到了40年间的最高水平。但两地的波动幅度相差甚远,以荣河为例,40年间的粮价波动在1. 3—57两/石之内,幅度达40余倍。而直隶的粮价多数年份都在1—3两/石范围内,振幅较小。而山西粮价与上海米价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上海米价始终保持较为平稳的状态,波动不大。简言之,山西与周边市场具有一定的联动性,但振动较大,粮价极不稳定。相比而言,与南方市场联系较少。这充分体现了山西作为一个区域的内在特性,山西粮价变动更多的影响因子来自于区域内部:环境、政府效力、区域市场、区域事件。

众所周知,粮食作物的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现象非常普遍,粮价也深受影响。

干旱、少雨是山西自然环境的关键词,农作物生产一年一季或两年三季,粮食往往不能自足,而仰给陕豫。一遇旱荒,粮价就会波动。以荣河县为例,据《丰歉年略》统计,在95年内,王氏提到被证明的旱灾约22年,水涝约3年,虫、风灾各约1年,瘟疫约2年,兵灾7年,麦黄疸且陕西种植鸦片侵占农田一年。这些年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价波动。

具体到“丁戊奇荒”而言,光绪三年灾荒达到顶峰,而粮价的峰值区在光绪三年冬、四年春。说明灾荒对粮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区域上,光绪三年河东道、冀宁道、雁平道的旱灾成灾率分别为100%、92.50%、73.08%,受灾程度从南到北逐次减轻。光绪四年此三道成灾率分别为62.86%、65.00%、30.77%,灾情仍是省南重于省北[39]。这种分布形式与图2—3所示粮价的区域差异基本相符,进一步证明了灾荒与粮价的相关性。即灾情严重与否是影响粮价高低的根本因素,而粮价的高低也会反作用于受灾的程度,二者成正相关。

政府的赈灾措施和效力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粮价。灾荒年间,政府赈灾措施主要是开设粥场,以工代赈,请求国家拨粮、拨款,鼓励商人贩运粮食等等。其中,后二者直接影响了粮食供求,是传统社会国家的“宏观调控”。时人王正基在《辽州荒年记》中记载了政府官员的赈济效果:

(光绪四年)皇上恩赐赈济本州老米八百石,周公前却之后,爵宪不允,至是于本月(九月)初七日,遣局绅赴获鹿屯粮处领取。是月,豫米大集,每斗钱一千一二。[40]

实际上朝廷于光绪四年四月施赈米于辽州,刺史周递却为了表示赈灾有功,“阻发帑于上宪,托言麦秋之已登”[41],而拒领赈粮。巡抚曾国荃对当地灾情多有知悉,没有答应,要求其必须认领,于是才于九月派局绅到河北获鹿县领取赈粮。而此时适逢“豫米大集”,价格由原来的每斗“一千八九百”跌到“一千一二”。这次降价的原因,固然与市场及时供应有关,但政府的调节作用亦不可忽视。光绪三年(1877)七月,山西省府全力筹办赈粮,“直至次年春仲,各路之粮始源源而来,……米价斗三四金,至是大减。”[42]这充分说明了政府行为对粮价变动的影响。

任吉东的研究表明:近代太原地区存在区域内部以及连接山西各地与省外的粮食流通市场。山西与省外市场的联系主要是南连河南、西接陕西、北通口外[43]。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山西可以从外部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粮价在长期内保持相对平稳。那么,临近省份粮食供应一旦有变化,山西粮价就会出现波动。光绪初年,华北一带普遭旱灾[44]。陕西、河南粮食歉收。山西市场粮食极度短缺,粮价迅速飙升。若粮食供应有源,价格就会立即回落。处于黄河沿岸贸易口岸就成了粮价变动的风向标。李用清《大荒记》曰:

粮价之涨落无定也。黄河一带口岸,如保德、碛口之类,粮价倏涨倏落,率在十余两之谱,今日米船来无人能买,则顿落十余两;明日米船不来,则又顿涨十余两。譬诸极虚之症,脉势乍大乍小,米粟银钱两无来原故也。更有闭粜之说,计本地之粮,本难自给,下游之粜既闭,上游之来源亦塞,不得已又自行开禁,价则或涨或落,粜则时闭时开,商贾为之裹足,民食因之益困。以上各条皆古今未有之惨变,然不拔本塞源,恐后此之惨变更有甚于此前者矣。[45]

粮食紧缺时价格上涨,一旦供应充足就会下跌。在辽州,光绪四年“既望后,淫雨连绵十数日。时东米大集,米价暴减,每斗钱二千五百文。”[46]

另外,交通运输条件也会影响市场供求,并进一步影响粮价。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使陕西、河南同时受灾,山西粮源就不得不另谋渠道,从山东调购粮食。但道路极其曲折,就连外国传教士也看出来了,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留华四十五年》中记述道:山路狭窄,只能单向行走,运输队伍只得白天和夜晚分开双向通行。粮食供应受阻,粮价势必就会受到影响。

银钱比价也是影响粮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大致说来,受如下几种因素的影响:一为市场上流通的银、钱数量,二为制钱的份量成色,三为白银和铜斤的价值,四为国际贸易。虽然清政府想把比价定在银一两合制钱千文的水平上。但由于上述因素,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一直波动不已。总体而言, 清代的银钱比价呈现出一波三折的的趋势:清初至乾隆年间,各地(除云南外)银钱比价维持在七八百至八九百文兑银一两的水平上,波动很小。嘉庆至同治初年,银钱比价自一千文以上至二千六七百文不等兑银一两,有时达到三千多文兑银一两,波动很大。同治十年(1871)以后,钱价逐渐上升,白银一两所兑制钱由一千八百多文陆续降至一千二百左右。[47]

山西各地银钱比价差别很大。光绪三年,“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四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余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余文”[48]。“省北时估银八厘尚可易钱十一二文,省南时估更低,不过易钱七八文至十文不等,际此粮价奇贵,十文不过得米一合”[49]。洪洞县“银价低至七百”[50]。光绪四年,临汾县“每两银易制钱千文”[51]。永济县“一千二百钱合元银一两”[52]。总之,各地银钱比价的不同也是造成山西区域间粮价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粮价急剧上涨,在丁戊之交粮价达到峰值,粮价的季节变化明显,在百年尺度上,该时期的粮价也是最高的,显示了它的特殊性。就区域而言,山西各地粮价呈现四个不同层次:晋南最高、晋中次之、晋东南再次之,晋北鲜有记载,可能粮价较灾前波动不大。二、与同期全国物价水平及发展趋势相对比后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系不大,山西物价变化显然更多地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政府行为、市场体系等。其中,自然环境特征是影响山西粮价变动最根本的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市场供求和政府行为,并与后两者共同作用于粮价的涨跌。

近年来研究清代中国粮价的论著已有不少,其关注的主题可能在于试图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对清代GDP水平的估计,以此为背景进一步回答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及其中西不同发展道路”的问题。本文对清末华北大饥荒之粮价的考察,尽管与对此主题的讨论存在一定距离,却也从一个内地区域的视角呈现了粮食价格在清代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和历史特点,对于从整体上讨论粮价这一专题不无裨益。再者,就方法论言之,笔者以为散存于华北乡村的各类民间文献资料,如本文屡屡提及的《丰歉年略》、《山西米粮文》等对于建立清代物价序列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类资料在民间社会还广泛存在,只有走向田野与社会,不断发掘新的史料,才会进一步在一些微观或宏观的研究问题实现突破性进展。

[1]研究清代粮价的主要论著有: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邹大凡、吴智伟、徐雯惠:《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学术月刊》1965年第9期;黄国枢、王业键:《清代粮价的长期变动(1763—1910)》,载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论文》第9卷,第1期,1981年3月;【美】王业键著,陈春声译:《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崔宪涛:《清代中期粮食价格发展趋势之分析》,《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对物价史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和评述;岸本美绪:《清代物价史研究的现状》,《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1992年;龚胜生:《18世纪两湖粮价时空特征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玉茹:《中国近代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出版1997年版;马学强:《清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任吉东:《近代太原地区的粮价动向与粮食市场———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伯重:《1823—1829年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指光绪初年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特大旱灾。此次旱灾波及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直隶五省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区,因山西、河南受灾最重,时人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因为光绪三、四年分别为农历丁丑、戊寅年,灾害最为酷烈,故曰“丁戊奇荒”。

[3]参见卫天麟:《周官荒政条注征今》,《万国公报》,第11册。

[4] 《光绪三年年景录》,山西省人委办公厅编,1961年,第78页。

[5] 《光绪三年年景录》,山西省人委办公厅编,1961年,第57页。

[6]萧荣爵编辑《曾忠襄公全集·书札》(清末明初史料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卷11,第23页,《致阎丹初》。

[7]萧荣爵编辑《曾忠襄公全集·书札》(清末明初史料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卷12,第11页,《致阎丹初》。

[8]萧荣爵编辑《曾忠襄公全集·奏议》(清末明初史料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卷9,第25页,《续得雨泽疏》。

[9]光绪《山西通志》卷82《荒政记》。

[10]王锡伦:《怡青堂文集》卷6。

[11] Paul Richard Bohr: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 1972.

[12] 《丁丑大荒记》碑文(存运城上王村),转引自《运城灾异录》,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局1986年编印,第40页。

[13]史纪模:《纪荒警世碑》,现存高平县西里门二仙庙。

[14]光绪《荣河县志》卷14《祥异》。

[15]民国《临汾县志》卷6《杂记》。

[16]光绪《猗氏县志》卷下《祥异》。

[17]光绪《直隶绛州志》卷20《杂志》。

[18] 《荒年志》,现存万荣县光华乡南火上村一块碑文,立于清光绪六年三月一日。

[19] 《荒政碑》,现存于沁水县中村镇中村,立于光绪五年(1879)。

[20]吉可乐:《丁戊荒年记事》,光绪《永济县志》卷21《艺文》。

[21] 《光绪三年年景录》,山西人委编印,1961年,第55页。

[22]河津县官庄村的一块碑文,转引自曹才瑞《晋中历史自然灾害实录专辑》(未刊)。

[23] 《光绪丁丑戊寅凶荒碑记》,芮城县碑文,立于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

[24] 《荒年掩葬暴骨记》,平陆县碑文,立于清光绪五年二月。

[25]转引自张杰:《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88年印行,第264页。

[26] 《荒政碑》,现存沁水县中村镇中村,立于光绪五年(1879)。

[27]史纪模:《纪荒警世碑》,现存高平县西里门二仙庙。

[28]王国祯:《南梁城荒年碑记》,现存阳城县河北镇南梁城村,立于光绪七年(1881)。

[29] 《辽州荒年记》,光绪《辽州志》卷6《艺文》。

[30] 《丁丑大荒记》碑,现存运城上王村,转引自《运城灾异录》,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局1986年编印,第40页。

[31] 《荒年歌》,《运城灾异录》,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局1986年编印,第110页。

[32] 《辽州荒年记》,光绪《辽州志》卷6《艺文》。

[33]段金城:《清光绪三年被灾甚大略情记》,民国《永和县志》卷15《艺文志》。

[34]李用清:《大荒记》,民国《昔阳县志》卷42。

[35]史纪模:《纪荒警世碑》,现存高平县西里门二仙庙。

[36]吉可乐:《丁戊荒年记事》,光绪《永济县志》卷21《艺文》。

[37]王正基:《辽州荒年记》,光绪《辽州志》卷6下《续艺文记》。

[38]《丰歉年略》作者王欢乐,字沁洋,世居汾阴(今万荣西南部)王显庄,幼家贫,务农,后到陕西经商。同治年间的“回民大起义”、“太平军”和清王朝之间的战争,使他的商业受到很大的打击。后来他又在乱后重操旧业,这些粮食价格由他在经商中记录。作者在此书中除记录了近代山陕交界一带的丰歉年略概况外,还记录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和经商之道《四箴歌》、《孝弟箴》、《男语四则》、《生意人》和《灵验》等。这些对当时商人的吸引,无异于今天工商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商界人士的诱惑。该书主体部分是以皇帝年号为顺序的编年体形式论述。由耳闻到亲身经历、由远及近、由简略到详实。该书采用民间口头歌谣的形式编著,先是从传闻明崇祯年间的灾害入手,然后叙述了清末嘉庆八年(1803)到光绪年二十五年(1900)间粮价变化的原因、状况,还详实地展现了粮价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生活变化,是研究清代粮价及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史料。

[39]见郝平:《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山西大学2007届博士毕业论文。

[40]光绪《辽州志》卷6下《续艺文记·辽州荒年记》。

[41]光绪《辽州志》卷6下《续艺文记·苦荒记》。

[42]光绪《山西省通志》卷82《荒政记·赈恤》。

[43]任吉东:《近代太原地区的粮价动向与粮食市场———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

[44]时人记载:“夫是灾也,山西全省,河南、陕西各地居其半”。见李贞年《大祲记》,民国《平陆县志》卷之下《杂记》。

[45]摘录自《昔阳县志》第3册。

[46]王正基:《辽州荒年记》,光绪《辽州志》卷6下《续艺文记》。

[47]刘利平:《明清时期银钱比价初探》,《肇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8]光绪《山西通志》卷82《荒政记》。

[49]光绪《山西通志》卷82《荒政记》。

[50]民国《洪洞县志》卷13《艺文》。

[51]蒋濂《临汾救荒记》,民国《临汾县志》卷5《艺文类上》。

[52]吉可乐《丁戊荒年记事》,光绪《永济县志》卷21《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