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
 

    清承明制，仰给东南漕运，漕政固为有清“一代大政”。但是，漕运无非是清朝封建专制躯干上的赘疣，随着“康乾盛世”烟消云散，清朝统治衰朽，其弊日深。迨道光一朝，已是积重难返，虽有士大夫各逞巧思，试图起痼救弊，但末世运消，将萎之花，终不可复振。

一

    漕政的基础在漕粮之征收。道光朝州县征漕，贪赃枉法，勒取无艺，实达敲骨吸髓的地步。计其虐民之术，主要有三：其一，百般浮收。民间交米原有定额，州县纵容丁役上下其手，多方削。计漕额，“凡地一亩有零，无论一分一厘，皆并作二亩；米一升有零，无论一合一勺，皆并作二升”；及收米，则又有淋光、踢斛、提猪、样盘米、贴米诸名目。此外，尚有水脚费、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仓门费、仓差费等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总计道光初年，“江南之米，每石加至四五斗，河南、山东则加至三石有余”[1]。道光五年诏定八折收漕为合法，“此外不得浮加颗粒”。但这公然加赋的上谕仍成具文，至道光末年，竟是“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2]；其二，折色勒索。对于折色，清廷历来悬禁甚严，但州县为取利计，随意折色，处处皆然。御史陈肇奏称，各省“州县开仓，三五日即封仓折费”。道光八年苏、松两府折色，每石折银四五百两不等，按时价计，“是直以三石之米价，完一石之漕”，小民为累不堪。[3]收漕成了州县的利薮，但州县办漕难得独肥，从中分润者又有三：

    一曰上司分润。“州县收漕号为金穴，荐书叠至，皆思染指。上官同寅皆有一定规例，数不可缺”。[4]如山东清平县送本府漕规例三四百两，高唐四百五十两。而知府刘某意犹未足，“改为按漕一石取规库纹一钱，较旧加倍”。[5]其他督抚、两司等变幻名目，规费亦不能免。

    二曰绅衿索规。州县固纵任爪牙，鱼肉乡里，但于大户多不敢开罪，因之，征漕“户分大小，价有长短”。官豪之家与有势力者皆为大户，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为讼户，寻常百姓则为小户。“绅户每石完钱四千文，生监七八千文，乡村小户则须十千文”。每届收粮，大户尽先收兑，小户则故意驳斥，必令折色而后已。“农民无门吁苦，乃以自业之田，贱值鬻于绅户”；“有与绅户同姓者，寄其粮于户下”。[6]这样，大户不仅趁机兼并土地，且得包漕射利。州县浮收既为生监挟制，又不得不输以漕规，人称“倒八折”。江苏各州县征漕，“置立号箱，每人应得若干，按数明给”。陶澍奏称，江苏包漕有多至数百石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7]官绅朋比为奸，分脏不均，常起冲突。所谓生监闹漕之案无年无之。但漕弊的受害者终归是小民百姓。包漕的结果，是大户日多而小户日少，州县求取偿于小户，勒索苦派无所不至，“以至浮者益浮，苦者益苦”。[8]

    三曰帮兑费。州县收漕米既多折色，往往临兑向米铺贱价买备微潮米石，恐帮丁不肯受兑，又暗中议给津贴银。帮丁趁机苛索，不遂其欲，则故拖延，“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9]清初每船帮贴仅三十两，嘉庆朝加至二百余两。迄道光朝又加至七八百或千余两不等。[10]江南漕船数千只，兑费之巨之可知。据道光十九年金应麟统计，江南苏属各县兑费须洋银十六万，浙江嘉属各县须兑费八万。通计江苏兑费共须洋银五百余万，浙江须一百余万。[11]兑费日增成了州县大累，故包世臣说，“从前官以漕为乐园，而近反视为畏途也”。[12]

    但是，帮船索费也无非为他人作嫁。旗丁有三苦：一是十羊九牧，催押之苦。漕船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自瓜洲抵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无非借帮丁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并为保举私人。计“一总运所费万两；一重运所费二三千两；一空运、一催所费皆数百千两”；[13]二是过淮之苦。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三是抵通县之苦。漕船到通，仓院、粮厅、户部厅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外，沿河提溜打闸，牵挽须数百人，各处需索又复不赀。包世臣说：“是故帮丁专言运，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不足”。“倾复身家，十丁而六”。[14]

    漕运犹如插入民间的一条绵长的抽血管，与漕相关之千百贪官污吏、胥役走卒，皆附管竞相吮吸，分润自肥。林则徐曾这样描述漕弊：“官与民竞，丁与官竞，即官与官亦各随其职掌，以顾考成而无不相竞；而凡刁生劣监讼棍奸胥蠹役头纪光丁走差谋委之徒，亦皆趁机挟制，以衣食寝处于漕。本图利也，而害公矣；本争利也，而交病矣”。[15]林勾画的是一幅可憎的群魔噬漕图！民脂易竭，州县百计浮收，取以分润，亦有时而穷。于是始则分利，继则交恶，终至交病。“民困、官困、丁困”，“皆至于不可复加”。[16]

    漕弊若此，病因何在？清廷内部为此常起争论。但是人言言殊，大体是漕督袒帮丁，督抚袒州县，学政袒监生，奏章交错，南北各执一词。一般说来，有识之士多将漕弊的始作俑者归于州县的浮收。王庆云说：“大抵漕粮之弊在于取之无艺，故用之无节。而其端则自州县浮收始”。[17]包世臣说得更切直，他以为所谓州县不得不浮收之说，“皆贪黩州县造作言语，以愚弄上司，以遂其民肥祟之私”。[18]他们的指斥虽然不无道理，但仅指出这一点，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漕弊源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州县虽肇其端，但它在清王朝躯体内形成了恶性循环：州县、帮丁、仓场并为因果，相续无已。因此单纯指责州县或帮丁，于事无补。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林则徐说：“故弊常相因而事难独善”。[19]惟其如此，一些人以为“积弊相沿，实属挽回无术”，主补苴罅漏，苟延残喘；而以经世自任的士大夫，则希图打破此种怪圈，为漕政开一新生面。

二

    在一些经世派人物看来，打破漕弊怪圈的一条有效途径是海运。

    清仍明制，东南漕粮由河运。虽运道浅涩，挽运维艰，但既为祖制决不轻改。嘉庆曾明令禁议海运，他说：“此后竟无庸再议及此事，徒乱人意”。“海运由内河行走已阅数百年，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断不可轻议更张。”[20]终嘉庆一朝，无敢再议海运者。

    但是，道光四年，人们看到了某种转机。是年高堰溃决，清口至高邮一带运道梗阻，作为“天庾正供”的漕粮不能如期归仓，令清廷大为震惊，中外人心惶惶。然而在经世派眼里，高堰之溃却无异天赐良机，海运之议于是浸浸复起。魏源说：“今则运河淤塞，日甚一日，清口倒灌已甚，河身淤垫已高，舍海由河，万难飞渡”[21]道光五年，大学士英和首请海运。行海运将伤害漕河诸色人等的既得利益，故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江苏海运全案》回忆当时情形写道：“群疑朋兴，葸沓苟安，匪曰风飓，则曰盗贼；匪曰霉湿，则曰侵耗；选募则曰劳费，招雇则曰贾巨；以暨屯军之闲，通仓之勒索，争先为难，百议一坐失时机，自春徂夏”。而主海运者的反驳却是有力的。魏源就“盗贼”、“风涛”、“霉湿”三难提出反驳说：海盗出皆出闽、浙，其船锐底深，北洋水浅多礁，非船平底熟悉沙线者不能行，所以南洋海盗不敢越吴淞以北。“今南洋尚无盗贼，何况北洋？”至于“风涛”之说，不知大洋飓风都在秋冬，春夏多东南风，并无风险。商船既可平安往来，“岂有海若效灵，独厚于商船而险于粮舶？”“霉湿”更不足虑，河运抵通需时数月之久，米多霉变，但海运仅需十日，何虑之有？“若谓海风易霉变，盐水易潮湿，则最畏风莫如茉莉、珠兰，最忌湿莫如豆麦”，海船载运南北，“海风盐水不坏花豆而独坏米，庸有是理？”[22]

    道光最终接受海运，并非出自对主海运者的信赖，而是河运计穷被迫使然。甚至在诏令督抚商议海运之后，他仍批准清口借黄济运。迄借黄失败，再行盘坝，但依然陷于困境。其时盘坝逾月，仅驳米十万石，尚有滞漕二百余万石，全漕赴通，遥遥无期。计算所费，已达四百三十九万两，较原议且过三倍。至此河运全然失败，道光这才最终被迫接受新任江苏巡抚陶澍的建议，诏令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米明年试行海运。所以贺长麟事后说，海运乃“乘天时人事交迫而行之”，[23]正是反映了客观实际。

    海运虽行，但主海运者的指导思想却大相径庭。其中许多人的本意是在治河，或藉治河以通漕。御使钱仪吉说：“漕运、河工与其兼营而久未蒇功，曷若分筹而各收成效”。[24]他强调的是治河。英和虽首请海运，但他认为海运仅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专心治河，以终保河运。他在《筹漕运变通全局疏》中说：“利运必先治河，而河漕则断难兼治”。因此须加变通，“明年请暂停河运，将本年新征漕粮酌分海运，余悉征收折色，以之治河兼治淮治湖而永利漕运”。暂行海运是为了河运能“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所以从根本上看，他与反海运者并无分岐。但是，魏源、陶澍、贺长麟等人则不同。他们认为河、漕两途，渺不相涉：“即使漕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即使河不梗漕，漕不必因此而清。两不相谋，各为一事”。[25]海运之旨非为治河，而在救漕。“今之谈海运者，咸谓以变通河道之穷，河道通则无所用之。此但为运道言，而未为漕事言也”。[26]因之，海运非权宜之计。魏源进一步发挥说：海运则不由闸河，不经层饱，帮费尽免；无帮费则无浮勒，无浮勒则民与吏一家。“故海运于治河无毫发之裨，而于治漕有丘山之益，较河运则有霄壤之殊。舍是而徒斤斤补救，议八折，议恤丁，禁包户，禁浮收，皆不揣其本而齐末也。即不然，名议海运斤斤于河道之通塞，而不计东南民力之苏困，吏治之澄浊，亦见其拭而不见其睫也”。[27]极言之，他们想借海运除去帮费的赘疣，跳出漕弊的怪圈，令漕清，吏治。魏源等人的主张虽有失之理想化的一面，但他们想藉海运以救漕弊，毕竟较英和诸人又高出一筹。

    因是之故，陶澍等人视道光五年试行海运为“创始之举”，殚精竭虑，筹备极为周全。明年六月，海运告成，大获成功。是役百六十余万石漕米安然抵津，尚节省银十多万两，米十多万石。首试成功，令组织者大为振奋，他们写道：“是役也，国便，民便，商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28]他们雄心勃勃，希望推而广之，使海运垂为定制。但是，他们未免过于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穆彰阿“奉差收米，搜剔弊薮，么小悉达”。[29]道光早就有言在先：“必欲舍河运之成规，轻冒洪波之钜险，一切更张旧制固属势所不能”。[30]现在既有人反对，加之其时清口创灌塘之法，河运得以苟且，他便下令停止海运。陶澍等人的心血被付诸东流，南北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贺长麟诸人不平地写道：“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物可知之；不难于去百载之积患，则难于去人心之积利。反是正之，百举可举也”[31]这是怎样的愤懑之词！

    海运优于河运是显而易见的。此后除道光二十八年被迫又行一次海运外，[32]终道光一朝海运被禁阻。这反映了清廷的颟顸昏聩。但是，陶澍诸人认定行海运即可登民于衽席，不免天真。他们不懂得，漕弊源于清朝封建统治本身，海运虽可避去帮丁需索，却终不能脱腐败的官僚胥役之手，因而不可能根绝漕弊。孙庭臣说：“横征与否不系兑费之有无也，亦视吏之贪廉而已。”[33]他的见解倒是更深刻一些。 

三

    应当说，行海运还仅是经世派设想的救治漕弊的一种近期方案，其最高的理想是推行畿辅屯田，以便从根本上取消漕政。

    漕政历来“最为重务”，但对它的地位究竟应如何估价，这在清初就有人表示过怀疑。例如，陆陇其就认为漕政并非裕国之本。他说：“夫以京师而仰给于遐方，天下无事则有侵渔、迟误之弊；天下有事则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长治也”。“今欲骤然废漕其势固必不能，而以为裕国之本专在于此，则非愚之所敢知也”。[34]这里所反映的正是对漕政的带根本性的反省，不过陆未曾提出取消漕政的出路何在。

    林则徐与包世臣则明确提出了推行畿辅屯田以代替漕政的主张。林以为变漕“本源中之本源”，是当行畿辅屯田。他在作了测算后指出，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两万顷田即敷所出。而直隶、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可辟为水田之地甚多。先于官地试行招垦，垦有功效，出产年增一年，即可逐年取代南漕。他说，如此“漕弊不禁自除，绝无调剂旗丁之苦”。河工经费大为节省，南漕折征每年又可收数百万两，是“上以裕国，下以便民”，“朝廷万年至计，似在于此”。[35]包世臣的主张更为具体。他亲自作了实地考察，以为畿辅及山东运河两岸，寻地开屯并非难事。他设想可招集江浙老农，选用安徽与苏杭的良种，择地开屯。同时移旗丁随老农学习耕种。屯成后，助旗丁学习的农师皆分别给田为永业，“其所出取什四为租额，旗人半之”。复据岁租所入，逐渐递减南漕。他相信照此而行，民困可苏，“久安之治盛也”。[36]畿辅屯田之说，由来已久，并非林、包首创。但在漕弊日亟之时，他们着力倡导显然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行屯田以代南漕，将从根本上取消原来意义上的漕政，构成对“祖制”的大变更。但它又非不切实际的徒作高论。雍正三年，怡亲王总理畿辅水利，就曾垦地六千余顷，功虽未竟，而其效甚明。林、包继而提出的招农垦殖，逐渐替代南漕的方案，更是著明切实。谓屯田可令清朝长治久安，固是言过其实，但引屯田可从根本上摆脱漕运痼疾，利国利民，却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清廷眼里，屯田代漕之议，矫枉过正，大违祖制，故林自认是“本源中之本源”的屯田奏议，只落得“勿庸议”的结局。

    屯田既不能行，另有人转而求其次，即主罢东南之漕，改征折色，由丁兵自行买食。道光十年，御史郑瑞奏请将南漕折征银两，“或就近采买，或照市价折银，令兵丁自行买食”。结果被斥为“非政体所宜”，“无庸议”。[37]二十二年，御史苏廷魁再请“罢东南之漕，改征折色，采买西北杂粮”，或“听其自行买食”。这次同样被斥，但清廷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改折色买食，“恐市价腾贵，旗人生计维艰，闾阎民食亦窘”；二，“王公百臣禄俸，悉以杂粮充放，亦与群情未洽”。其实，二位御史无非是想将久已存在的折色买食的事实制度化而已。州县私折取利，无处不然；即京师多数官兵亦并不食用仓粮。冯桂芬曾提出，“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票，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既然京师官兵多辗转以漕米易银买食北粮，千里挽漕，病国殃民，又何苦而为之呢？难怪冯桂芬愤然道：南漕每石费银十八两，“然则南漕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又何苦令千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冯认为屯田是“善之善者”，但一时办不到，可先行改折。他主张照成例，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所得有增无减，官兵必乐观其成。他说，如此“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必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38]改折买食之议，同样意味着取消传统的漕运。清廷惮而不行，究其原因，除了格于东南大吏不愿放弃利薮外，要在于它的封建保守性。清朝统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统治者重实物征集，而惮于商品流通之不确固。这也就是为何清廷至亡仍坚持用火车运漕，而不愿罢漕买食的主要原因。

    《清朝续文献通考》的作者刘锦藻评论说：“究其实，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改折，改折又不如畿辅农田，足以裨益本计”。[39]道光朝漕政正相反：屯田不议，改折不许，海运停行，余下唯有“恪守旧章”，补苴罅漏而已。历史判明：漕运既为封建专制制度之赘疣，它只能偕清王朝以俱亡，而不可能独善其身。

四

    漕弊日亟加剧了道光朝的统治危机。

    漕弊的直接恶果，是京师仓储日减。清朝规制每年额征漕米约三百余万石，但道光十年后，收仓漕粮锐减，“每年缺至百余万石之多”。[40]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水旱灾害被迫缓减漕额外，主要有二：一是州县以交作欠，灾射利与移漕赔垫。州县的灾欺蒙是严重的。二十八年有人奏：“江苏省上年缓征漕粮，并未刊刻滕黄，易知单内，亦未注明应缓数目，民间照旧完纳”。[41]由此可见一斑。所以魏源说：“然而（州县）每年不致误漕者何哉？则报灾为之也。．．．．．．．计江浙两省，每岁缓漕不下百万，岁复一岁，天庾安得不空，此京仓缺米所由来也”；[42]二是帮丁与仓胥的侵盗。帮丁为补亏空，常于山东一带沿途卖米取值，亏额错搀杂或药水胀发，届时行贿归仓。仓胥勾通贩徒盗米，回漕影响尤巨。其时通州、天津一带设有大铺屯集。黄爵滋奏称：“回漕不办，则外省之运解日少，京通之积贮日空”。“是不能以漕粮之实额备俸饷之支销，转以京师之旧米济运，日复一日，年甚一年，病国殃民，何所底止！”[43]可见回漕为害之烈。

    道光季年，京仓存米不敷支放，清廷被迫发价采买，尤巩缓不济急。二十六年又推广米捐，照捐输银议叙，但仍无济于事。二十九年长江流域普受水灾，道光忧心如焚，下诏曰：“因思来岁漕额，减缓既多，若不预为筹裕京仓，则三十一年此地数十万人口食从何而出”？总须“妥筹采买，或劝令捐输，或由河运，或办海运，总期源源运京，补漕粮之不敷，裕仓储于不匮”，[44]终道光一朝，清廷为筹“官俸军食”，寝食难安，实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

    漕运不啻是清廷的生命线。“运河略闻浅滞，则都下人心为之惶惑”。[45]仓储空虚，使清廷更形脆弱。这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二十一年英军陷乍浦，道光最关心的却是运道可能被阻。他给牛鉴的命令说：“以南瓜洲河口为南五省漕粮总汇握要之区，所关非细，如何下游海口防堵严密，俾各省漕船照常稳渡，庶京仓无匮乏之虞，著牛鉴通盘筹画，先事预防”。[46]侵略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转攻南京。中国通马理逊向英军献计：“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否但扬言将密招汉奸，挖冲高家堰堤，彼虑工险费巨，合拢无期，阻于外舟，工亦难举，计更无不得请者”。[47]英军照计而行，陷镇江后即派一支舰队封锁了运河口。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据统计，由于这项行动，阻止了不下七百只沙船的通行，因此就切断了与北京之间的全部商业”。他并未夸张，其时数千漕船被阻不得回空，清廷十分恐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耆英等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威吓道光批准和约。他们奏称：“且传闻英人有战若不胜，即遣汉奸偷挖高堰之信，祸患尤不可问。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大局。”[48]道光果然屈服了。诚然，不能将《南京条约》订立归于漕弊，但京仓空虚，清廷引颈待漕的窘迫，无疑加重了道光妥协的心理。

    漕弊使清朝吏治愈加败坏。这不仅表现为众多官吏的贪赃枉法，侵渔自肥；还表现为地方吏治的混乱。漕弊既亟，州县不免赔累，视办漕为畏途，始则规避，继则挟制，上司莫可如何。御史金应麟说：州县“有临漕告病者，有挟知府借支库项以给无费者”。“苏省于开兑之时，该上司有案不敢提，有事不敢问，有劣不敢劾，有款不敢催，静以相待，迫于莫可谁何。甚至指名量移美缺，方肯办漕”。[49]督抚以下只以完漕为亟，上下欺蒙，相互为用，地方吏治宜其不可问矣。

    同时，各省漕船六千二百余只，旗丁水手不下数万众。这些人骚扰南北，大为地方之害，又成了令清廷头痛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勾结商人，夹带私盐货物，固然给清廷造成了关税的损失；沿途骚扰行旅，好勇斗狠，为害尤烈。但最令清廷担忧的还在于水手中结有教派，漕船成了逋逃渊薮。水手中向有志安、潘安二教，号令一切，虽运弁不能约束。更有无业游民、作奸犯科者，混迹其间。有人对此忧心忡忡，说：”江浙膏腴，淮扬咽喉，山东腑脏，江广肩背，使若辈以天庾为泰山之靠，以船为城社之凭，痰疾中于腹心，祸患伏于肘腋，此杞人之忧，漆室之惧，所为忧心如焚而不能自己也”。[50]

    但受漕弊之害最深的还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无论是大户包揽，上司分润，还是帮丁要挟，仓胥需索，最终无不由州县取偿于民间。民生凋零，农人多被迫贱价鬻田，纷纷陷于破产。“河之患在国计，漕之患在民生”。[51]河费领自国库，清廷有切肤之痛；漕费出在民间，清廷并不措意。因之，州县有恃无恐，得以任意横索，无所不用其极。“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52]道光二十九年，仅江苏娄县追漕毙命即近百人。[53]苛政虐民，信猛于虎。

    因之，一些有识之士深忧漕弊有决裂之虞。包世臣把漕弊与银贵钱贱，比作虐民的两条绳索，他说：“至近年，银价骤贵，而米价更贱，如大力人两头引绳，引急则中必断”。他警告当局，由此激起的民众反抗并不亚于英军的威胁：“但恐当路未能信此事凶危，实有什伯于与英夷博战者耳”。[54]包世臣并非危言耸听，漕弊正激起日益广泛的民众反抗，所谓“闹漕”的事件，几无地无之。闹漕往往聚众至千多人，殴官拆仓。如，六年，江苏丹阳“乡民聚众殴伤知县吕湘，打毁署内房屋”。[55]早期的闹漕多属零星哄闹的性质。由于交粮者都是大小地主与自耕农，领头的又多为中小地主或生监，所以他们通常只是“闹”而非“反”。但鸦片战争后，则有不同。不仅闹漕事件增多，且多发展成民变。二十一年湖北崇阳爆发钟人杰领导的起义，即是始于闹漕。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千余人武装抗粮，“并敢持械攻城，拒伤官兵”。[56]该省巡抚亲自率军队进行镇压。浙江更是民变四起，官府穷于应付。二十三年归安闹漕激成武装对抗，乡民“抗官拒捕，并将兵役戕害，地保殴毙，阻止各村完粮”。[57]当局出兵镇压，一年多无法平息。同时，台州民变，“携带枪炮与官兵接仗，将弁多有受伤”。[58]清廷调闽省水师及满洲精兵会剿，经久始息。这些民变的首领也多是中小地主及监生，如钟人杰即是生员。这说明漕弊伤及中小地主的利益，同样到了严重的地步。包世臣于道光十六年就曾指出，州县勒折，“民户比市价常三四倍，衿户、讼户或两倍或倍半”。大户虽优于小户，但也免不了浮勒之害。到二十六年，包世臣更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数十年来，漕事虽无安静之岁，而尚未至成大祸者，以苏松之田多属饶户，小民之田无几，以佃户之脂膏津贴自田，尚可周章。近既银贵米贱，则饶户之脂膏亦竭，必亵诛求于租户，业佃皆竭，则事殆不可闻矣。昭文镇洋，直嚆矢耳，凶渠伏辜，理同扬汤。太上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斯之谓也”。[59]在这里，包世臣尖锐地提出了“饶户之脂膏亦竭”、“业佃皆竭”、“事殆不可闻”及“民不畏死”的事实与危险。中小地主参与闹漕及民变的纷起，说明道光朝漕政弊坏，已是怎样侵蚀着清朝自身的统治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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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朝宣宗成（道光）皇帝实录》（下简称《实录》）（二），第777；1324、2649页。

[10]《实录》（四），第2192页。

[30]《实录》（三），第1437页。

[37]《实录》（五），第3168页。

[40][41][44][53]《实录》（十二），第7606、7963、8147、8084页。

[46][48]《实录》（十），第6425、6766页。

[55]《实录》（九），第6077页。

[56][57][58]《实录》（十一），第7226、6798、7442页。

[2][5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54页。

[4][15][19][33][38][50]葛士：《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第17页；卷40，第3页；卷47，第4页；卷40，第1页；卷47，第29－31页。

[5][12][13][14][16][36][45][54][5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第3页；卷7，第2、29；卷3，第2页；卷4，第5页；卷7，第28、4、10、29、5页。

[6]王祖畲：《太仓州志》卷7，第36页。

[7][8]《陶文毅公全集》卷7，第5－7页。

[9][18][34]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46，第33；23－24；5－6页。

[11][49]《华堂全钞》卷11，第6、6－7页。

[17]《石渠余记》卷4，第4页。

[20][39]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第8352页；卷75，第8352页。

[21][22][25][27][28][42][51]《魏源集》上，第420；419、420；425；406；413、414；426；405页。

[23][31]《江苏海运全案序》。

[24]《南河成案续编》道光朝，卷21，第24页。

[26]《江苏海运全案跋》。

[29]包世臣：《复桂苏州第二书》。

[32]是年清廷为省费被迫再行海运，但仅限苏松太二府一州。时过境迁，人事皆非，此次海运并无实效，旋即废。

[35]《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24页。

[43]《黄待郎奏疏》卷七。

[47]梁廷枏：《夷氛闻记》，《鸦片战争》（六），第74页。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