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强  刘正刚

暨南大学历史系

南昌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902

[内容提要]汉唐以来，庐山成为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人们对其开发也由点到面逐渐展开。明清时期，庐山开发渐趋高潮，人们在原有开发的基础上从山脚逐级向上伸展到山腰直至顶峰。随着庐山寺院建设的扩张以及山地垦殖的推进，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了进一步破坏，最终引发了庐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

[关键词]明清；庐山；开发；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史研究是我国学界一直关注的议题，竺可桢、谭其骧、史念海等老一辈学者在气候、水文、山河等领域开创了不少先例。近些年来，港台和海外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研究也给予了积极关注，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论著，拓展了环境史研究领域。[1]大陆学界对环境史研究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学术群体，并呈现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路向，涉及农业垦殖、动植物、疾病、水资源等诸多领域。[2]学界对山区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毗邻省份交界山区。[3]而对历史文化名山的研究一般多侧重于宗教寺庙、文学诗赋等领域，对其垦殖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以庐山为个案，讨论明清山区开发发展的趋向，以及人们向一切适宜于生存发展的山区挺进引发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问题。

一、明代以前庐山的点状开发

庐山，又称匡庐、匡山、康山，地处江西省北部九江地区，北枕长江，东南濒临鄱阳湖。自两汉至北宋初年，庐山皆隶属德化县管辖(今九江县)。[4]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山南星子镇升为县。自此以后，庐山之西北属九江府德化县，东南属南康府星子县。据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记载，大禹治水时曾在庐山一带活动，“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西周时，康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5]可见，庐山早在先秦时已为世人关注。汉代以后，庐山成为世人隐居修道的场所之一．东晋高僧慧远《庐山略记》记载，汉代董奉曾隐居庐山紫霄峰下行医治病，“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嗽，上有悬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奇，神验绝于俗医。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中蔚然成林。”[6]后世以“杏林”指代良医，即源于此。董奉行医的事实说明，庐山脚下在汉代已经云集了众多的开发者。

人类在庐山地区的活动在两晋时已较频繁，出现了不少佛教寺院。归宗寺位于庐山山南金轮峰下，东晋咸康六年(340)由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舍宅创建。[7]时北方战乱，僧侣纷纷南下，太元三年(378)，浔阳刺史陶范挽留慧永和尚，在庐山西北麓“舍宅栖止之，乃创寺曰西林”。[8]三年后，慧永邀请南下的师弟慧远、慧持同住西林寺。太元十一年(386)，江州刺史桓伊资助慧远、慧持等在西林寺旁建东林寺，“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9]庐山佛教由此逐渐兴盛，至东晋末，庐山“南北名刹叠兴”。[10]此时庐山生态环境尚处于较原始状态，隆安四年(400)春，慧远率徒30余人游览庐山西麓石门涧，一路上“林壑幽邃”，师徒“援木寻葛，历险穷崖，猿臂相引……清泉分流而合注绿渊，镜净于天池，文石发彩，焕若披面，柽松芳草，蔚然光目。”[11]时陶渊明隐居于庐山山南栗里，“假隐逸以乐道”。[12]南朝宋大明五年(461)，南天师道创始人陆修静在庐山山南金鸡峰下创立太虚观，开创了庐山释道同尊的局面。陆修静死后谥“简寂”，太虚观遂改名简寂观。[13]与此同时，儒家名士张孝秀、刘惠斐等隐居庐山，唐代官修《梁书》卷五十一《列传》载，张孝秀“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刘惠斐游庐山，“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可见，庐山随着儒佛道三教名流的到来，声名远扬，加速了人类的开发步伐。

唐宋时期，文人隐居庐山愈益增多，李白、白居易等都曾在此结庐而居。李白诗云：“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14]五老峰位于庐山纵深地带，表明人类活动已有向山上发展的态势。中晚唐时期，庐山甚至出现文人群体性隐居现象，“贞元初，有符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15]元和初，刘轲“方结庐于庐山之阳，日有芟夷图畚筑之役，虽震风凌雨，亦不废力火耨，或农圃余隙，积书窗下，日与古人磨砻前心，岁月悠久，寝成书癖”。[16]可见，文人隐居庐山是与亦耕亦读生活相伴随的。与此同时，庐山佛教在唐宋时也进入繁荣阶段，出现了“五百僧房缀似蜜脾”[17]之现象，唐贞元至元和年间，具寿大师住持东林寺，“前后蒞事凡十八会，彼域之男女由我而作比丘者万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18]规模可谓空前。

唐宋时期，庐山道教也呈强劲发展势头，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令江州刺史独孤及在庐山西北麓主持修建九天使者庙，“准五岳真君庙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养。”[19]在国家扶持下，庐山九天使者庙宫观堂皇，香火旺盛。五代时，庐山使者庙改名通玄府。北宋初，又改名太平兴国观(宫)，“时道流常三数千人，崇轩华构，弥山架壑，毁而复兴，其所糜费，不可胜纪”。[20]南宋时，周必大在《庐山后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宫街衢门阙，气象清华……正殿惟设采访使者像，其后乃太上本命殿，两廊绘使者变相仪卫，次以五百灵官。”[21]宋代陆游眼中的太平兴国宫“采访殿前有钟楼，高十许丈，三层，累砖所成，不用一木，而栏桷晕飞，虽木工之良者不及也。……此楼为费三万缗，钟重二万四千余斤，又有经藏亦佳，扁曰云章琼室”。[22]此外，白鹤观、祥符观、先天观、景德观等知名道观也相继在庐山兴起。

尽管唐宋时期佛道竞衍，庐山开发日益加快，但其生态环境仍较好。唐贞元初年，韦应物任江州刺史，曾游览简寂观，留下了“窥萝玩猿鸟，解组傲云林。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的诗句。[23]后人传说，唐代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与侍郎蔡某之女蔡寻真人庐山修道，“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24]唐元和时，白居易被贬江州(今九江)，在庐山北部香炉峰下筑草堂，他在《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三《草堂记》说：“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入围，高不知几百尺。”北宋元丰时，苏辙游庐山栖贤寺，“杉松竹箫，横生倒植，葱茜相纠。”[25]这表明唐宋时期庐山生态环境尚未遭到明显的破坏。

唐宋时期，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得以创建并日益兴盛。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五老峰下隐居读书，此处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李渤驯养一只白鹿，故名白鹿洞。后李渤出任江州刺史，遂在白鹿洞创建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之盛”，南唐时，官府在白鹿洞“建学馆，署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26]至北宋太平兴国时，“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27]数千学子长期聚集在庐山生活、学习，加上众多游士不时光临，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与庐山开发密切相关。北宋陶谷记载说：“庐山白鹿洞游士辐辏，每冬寒，醵金市乌薪为御冬备，号黑金社”。[28]这些御冬柴薪再加上为过冬学子和游士修建房舍所需木材，大多从庐山砍伐，且数量相当大，对庐山生态环境的破环已隐约到来。但这只是开始而已，因为元末散曲家张鸣善游览庐山时，仍有“万松无路人，一水与天通，白鹿眠晴昼，清猿啸晚风”的景象。[29]

元末庐山脚下的九江一带是朱元璋与陈友谅长期鏖战之区，为了躲避战乱，普通百姓纷纷向庐山深处转移。据嘉靖《九江府志》卷四《户口》记载，晋代府辖区有户26，518，口148，927，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则只有户15，200，口78，278，户与口均明显下降。除了部分人口死于战乱外，大部分人口可能躲避在庐山深处。位于山巅牯牛岭之南的吴王寨就是民众避乱之所，“吴王寨者，胜国兵乱时，土人相与团结避兵处也。吴王盖其长，寨在牯牛岭南，地夷旷可艺粟数十百石，然高寒不获。”[30]又如黄龙寨“在白云峰北麓，元末时里人结寨自保处也”；[31]女儿城“在牯牛岭东，元末人所据以避兵处也”。距女儿城不远的大麦社是“元人避兵时所种麦处也”。[32]人们在山上种植农作物，意味着已由暂时避乱而向定居垦殖发展。

二、明清垦殖加快及对庐山生态环境的破坏

传说朱元璋之所以能得天下，与隐居庐山的周颠仙人[33]相助有关。朱元璋登基后，多次“遣使于庐岳之下祷于庐之神”[34]，并在庐山西北天池山敕建天池寺、聚仙亭、赤脚塔等，以纪念周颠仙人。明成祖时，又宣布庐山天池一带禁山，范围是“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北至讲经堂”。[35]所谓禁山就是禁止民间私自人山砍伐开垦，这意味着此时民众人山垦殖活动较普遍。这一禁令得到较好执行，正德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登临庐山，看到天池寺一带“林木鲜伐掘。问僧，曰禁山也。”[36]桑乔《庐山纪事》卷一《通志》记载：“天池之山多猴，人独行者，猴得而侮之”。但随着庐山被逐渐开发，野生动物和人类接触愈益频繁，“国初，时庐山草木深茂，虎豹纵横，即数里，非数十人不可往。”虎豹是典型的森林动物，其数量众多，一方面表明庐山森林覆盖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因为虎的栖息地一般森林覆盖率达到50％左右；[37]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庐山开发已进入纵深阶段，人类活动已接近老虎生活区，故需集体行动才能防止被虎袭击。

明中晚期，随着流民向山区的频繁进发，庐山林木被滥砍乱伐严重，生态环境遭到明显破坏。《庐山纪事》卷一《通志》记载：“国初，时林茂多大木。其后，土人作炭治薪，斩伐日至，木浸衰少。”林木的减少很显然是人类砍伐所引起的。庐山大量原始林被过度砍伐，导致了部分物种的消失，据《庐山纪事》卷一《通志》记载：“五老峰下有石竹，中实如藤，方竹大可为杖，今亡之。”究其原因，可能是林木被砍伐后，原生物种生存的自然环境被破坏，进而产生连锁式的不良反应。庐山山区开发的加剧，与明中叶后人口向山区深人不无关系，德化县的户口登记在有明一代持续走低，不排除一些人进入山区的可能。据乾隆《德化县志》卷五《户口》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户2686，口16280，到100年后的弘治五年(1492)户口均呈现下降态势，户仅有2739，口12167，又过了100年以后的天启三年(1623)，户上升为5584，口仅有12995，没有大的变化。明代庐山一带并没有发生大的天灾人祸，从理论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化县户口统计应呈攀升态势。因为，明中后期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已成为学界共识。[38]这里除了当时户口登记流于形式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口流人山区。明清修纂的庐山地区方志并未记载当时有外来流民进入庐山垦殖。因此，庐山林木遭到大量砍伐应源于地区内部人口的流动。

庐山脚下是传统农业耕作区，嘉靖《九江府志》卷一《方與志·风俗》记载，当地百姓“经营准在本土，不习散出四方”，但“田傍山阜者多旱，则资灌于湖港溪涧，或塘蓄水以溉，然获济亦僅矣。禾之早者，六七月间即刈，或旋即栽杂粮，冬间又治菜麦，终岁恒勤动焉。”[39]地方农作物收成低，而百姓又不习惯外出谋生，剩下的只能是向庐山深处拓进。明代山地往往可托名寺产免于缴纳赋税，进一步刺激了民众进山拓垦，庐山栖贤、康王二山谷均被开发为农田，“庐山诸谷有田可耕者，惟栖贤、康王二谷耳。”[40]而且当时庐山农业垦种活动已普遍向山上延伸，《庐山纪事》卷二记载：“牯牛岭下长冲者，长且平，可艺粟数十百石。”长冲即今山上牯岭镇美庐别墅一带，海拔高达1160余米。庐山大汉阳峰附近的“田垅与仰天坪近，小山也。其地平衍可艺谷三数石，往南康人常田于其所。”这里特别强调南康人“常田于其所”，说明山区开发已是经常性行为。

明中晚期以后，庐山自山脚至山巅均有谷物种植。正德年间，江西参政邢珣有诗云：“山田处处乱泉鸣，斜日东林暑气清。一路稻花香引鼻，不烦县吏急秋征。”[41]诗中描写了庐山东林寺一带山田种植水稻的景象。但由于山地高寒，水稻产量较为低下，《庐山纪事》卷一记载：“山巅早寒，禾皆秀而不实。半山山麓乃有有徐。徐多秈亦畏寒熟迟而获鲜。”一些山巅即使垦殖收获微薄，但也被流民垦殖为田，《庐山纪事》卷八《山南自张公岭东北行至七尖岭》记载说，山南“香山之东北，其相比者为卓岭。岭夷旷，其颠有田三数十亩。其西恩德诸山迅吹时发，禾善败，岁恒不获。”随着开发的深入，一些唐宋时的寺观也由废址而成良田，紫霄峰一带“今诸寺观尽废，独余归宗、灵溪，又皆不振。樵采日至，山益童赤。其平，土人益斥以为田，即杏坛遗址亦田”。[42]这表明林木砍伐和农业拓垦使紫霄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据嘉靖《九江府志》卷四《田赋》统计，德化县田地山塘面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为1280顷，永乐十年(1412)增至1414顷，弘治五年(1492)又增至1502顷。很显然，这些增长的土地山塘面积有相当部分是对庐山山地的垦殖。星子县也是如此，这里“土地瘠薄，生物不畅……是以人无固志，生无定业。”[43]据同治《星子县志》卷五《民赋志》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该县人数23461口，田地山塘1592顷；康熙六十年(1721)人数仅14618口，而田地山塘则升为1652顷。农业仍是当地的主业，同治《南康府志》卷之四《风俗》记载：“邑少商贾，货无珍奇，工技不居”。毋庸置疑，星子的田地山塘增长也是开发庐山所得。

明清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增长压力，朝廷鼓励人们向山区拓垦，全国许多山区出现了砍伐林木、拓垦土地的热潮，向山要田、向水要地，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乾隆九年(1744)，江西巡抚陈宏谋在《请开广信封禁山并玉山铅矿疏》奏请：“弛其封禁，听民认界开采。”[44]山地的垦殖导致植被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生态恶化问题，“东南之民于耕稼之术工矣，山泽之利皆尽争之，几于搜山而采、竭泽而渔矣。”[45]庐山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强，据《庐山纪事》卷二记载，嘉靖末，“凡登庐顶大道有三……诸它道及小径，山僧樵子所往来者多不可缕数。”而到了康熙末年，据毛德琦撰《庐山志》卷二记载“匡庐大道有四”。攀登庐山大道由明代的三条增加到清初四条，数不胜数齣小径更显示了民众开发的多样化。清顺治年间，江西巡抚蔡士英捐资给白鹿洞书院置田六百余亩。[46]康熙时，查慎行游历庐山大林峰，看见道路两旁的苍松已多被“山下居民樵爨，亦一恨事”，再上到塔儿岭时，则是“四山万木僵立，多经野烧焚摧者。……惟天池一带为禁山，苍翠如故”。[47]从清末英国人李德立(E．S．Little)在庐山拍摄的照片来看，时庐山山上牯牛岭、汉口峡一带已变成了濯濯秃山。[48]

庐山曾是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之一。早在西汉时庐山脚下曾出现“多虎害”现象。[49]此后，虎患记载绝少。但明清时期虎患记载逐渐增多，据嘉靖《九江府志》卷一《祥异》、康熙《南康府志》卷十一《祥异》、乾隆《德化县志》卷十五《祥异》、同治《星子县志》卷二十四《祥异》等记载，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嘉靖三十年(1551)、万历四十二年(1614)、康熙八年(1669)、九年(1670)、十四年(1675)、五十三年(1714)等年份都屡屡发生过老虎进入城乡伤害百姓的事件。一般而言，如果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良好，野生动物数量丰富，老虎觅食容易，是不会冒险去接近人类聚居地的。[50]明初庐山尽管有“虎豹纵横”的记载，但并没有虎伤人记录，说明当时山中野生动物种类丰富，虎的食物来源充足。明清时期，随着庐山被人们大面积开发，其自然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处于濒危状态。唐代白居易描述了“老人庐山麋鹿随”的景象，[51]明初在玉屏峰虽是“千鹿成群”，但却不可亲近。[52]明中叶以后，庐山麋鹿成群的现象在文献中绝少出现，显示了人类开发已进人大山深处。而狩猎活动也加剧了野生动物的消亡，据嘉靖《九江府志》卷四《食货志·职贡》记载，明代九江府及其辖县每年需按例向朝廷进贡麂皮3410张，其中九江府1003张、德化县2051张，这些皮张绝大多数应来自于庐山。

人类在庐山的狩猎和砍伐林木，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原有的食物链开始断裂，人与食肉动物矛盾加剧。嘉靖《九江府志》卷一《祥异》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九江虎患发生后，知府周津率猎户捕杀老虎，并在城隍庙宣读祭文，其中有“日辟林木而虎以炽”之句。但即使如此，人类对庐山的垦殖仍没有停止的迹象，相反开发力度越来越大，最终连老虎也难以生存。据《庐山纪事》卷一记载，嘉靖后期，庐山已是“今山益童斥，虎稀少，穷岩邃谷无不可至矣”的景象。躲避在庐山深处的野生猛兽。又受到人们放火烧山的大围剿，嘉靖年间广西按察使杨本仁所撰《少室山人集》卷九就有《日暮庐山岁烧荒以却虎患》的诗作。又据毛德琦《庐山志》卷七《山川分纪六》载，康熙初年，五老峰一带数十百年的树木，由于“迩来土民防猛兽，每自下纵火烧去，丛茅烈焰所至苍枝不守”。五老峰的动植物都难免遭到人为纵火围剿，由此可见庐山原始生态环境被破坏之一斑。野生动物即使尚存，活动也更隐蔽，嘉庆九年(1804)夏秋间，舒梦兰避暑庐山百余日，曾在天池、黄龙等林木茂密地发现虎踪，当地猎人对虎仍不断捕杀，“药弩而机之，矢不虚发，临近诸山皆有获。”[53]人类对庐山垦殖已接近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极限，野生动物的家园变成了人类垦殖的良田，野生动物以撤离或毁灭而告终。

三、寺观建设对庐山生态环境的影响

庐山的文化与自然意蕴以及便利的交通，使之成为历代佛教、道教建设寺观的重要场所。明代庐山绝顶大汉阳峰上都出现了寺庙建筑，毛德琦《庐山志》卷三《山川分纪二》记载：“汉阳峰北有巨石焉，呼为天镜石，……为匡庐绝顶，明释了宗建寺，额‘匡顶寺，，板屋崖墙，制颇瑰伟。”据我们对明清两代纂修的庐山地区方志不完全统计，庐山出现过有名在册的寺观190余座。这些寺庙不一定会同时出现，如明清易代时，庐山寺观就受到很大的冲击，损毁较多，康熙四十二年(1703)，江西巡抚张志栋曾“欲访栖贤、归宗诸寺，皆不过存十一于千百”。[54]此后，栖贤寺、归宗寺等一度重建并出现繁荣局面。又如天池寺在明代香火旺盛，但到了清嘉庆初年则颇萧条，时人舒梦兰在《游山日记》卷二叙述其所见景象是“今则破屋数十椽，诸僧一瓦钵煨粥而已，对之黯然。”

自晋朝以来，历代对庐山寺观的不时修建，为往来游客及其信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康熙时，潘耒游历庐山时就充分享受了寺庙的好处，“在在皆有僧舍，笠屩所至，随意眠餐，无途穷之苦。”[55]一般而言，僧侣、道徒会有意识地营造和保护寺观周边的生态环境。明代庐山天池寺、黄龙寺一带林木十分繁茂，这与寺庙的保护不无关联。清代一些寺观还立有专门规条保护林木，如秀峰寺《僧约》第九条即规定：“无大故擅自判山砍树、伐卖竹木者出院。”[56]大量寺观的兴建必然涉及到建材来源，这些建材大多就地取材，导致庐山树木被无序地过度砍伐，明成化时进士程敏政辑《明文衡》卷二十九收录了宋濂《游白鹿洞记》，明初庐山森林茂密，但已出现众人砍伐大木的现象，“往时荆塞路不可往，顷因伐大木，往者众，路乃始通。”这一现象到清初愈益严重，康熙时吴炜在《庐山续志》中说：庐山“诸寺观近营屋宇者甚众，大约皆伐山中大木为之，失今不为约束，恐山之南北合抱之材渐尽矣。”[57]可见，寺观房屋建设的木材是砍伐山中大木，数量十分庞大，这对庐山生态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

庐山寺观随着时代发展需要经常修葺或扩建，对木材耗费持续不断。以天池寺为例，明代洪武、永乐、宣德、天顺、嘉靖、万历年间均有修葺或重建。万历年间，袁宏道游历天池寺看见的景象是：“梵刹出上霄，诸峰障而立，犹在半天”。[58]如此高大的寺庙建筑，其木材多为“合抱之材”。当然，寺庙为了保持周边环境的幽静，所用建筑木材多会到距离寺庙较远的山区砍伐，因而，寺庙周围的林木仍保存完好。潘耒在《游庐山记》中记载：“前至大林寺，寺在山巅，而平敞多竹木。碧涧流于外，临流宝树一株，柯条扶疏，垂阴数亩，千年物也。……明旦，傍涧西行三四里间，皆茂树，树多作花。……又西至黄龙潭，山益深，境益异。寺在大谷中，一谷皆杉，大者十余抱，材皆中栋梁。”秀峰寺周边植被直到康熙年间还保存较好，“乔松千树皆南唐以来旧物，夹道千尺，亭亭如云，天地黛色”。[59]庐山寺庙建筑材料舍近求远，但所谓的“远”只是距离寺庙较远而已，并不会从庐山之外运人木材。

寺观的维护需要一定的财力作为基础，诚如同治《星子县志》卷四《建置志·寺》所言：“山寺荒寒，必有田以赡香火”。北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一《叙山北篇第二》记载：庐山香积寺之西二十里，“有山南开先寺之场圃，曰大富庄。”这说明宋代庐山某些寺院经济已颇有规模。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山农的进入，寺庙田产流失较严重，据《庐山归宗寺志》卷一《开创古迹考第二》记载，明洪武年间，归宗寺还较荒凉，“灌木荒榛”，永乐年间，道溟、怀瓒、慧清等僧人对此“相继复修”，吸引了“山农遂至”，“自是山场田地多为居氓蚕食”，寺庙仍处于“凋落”状态，“至万历间始恢复焉”。也就是说，归宗寺一直都有田地，后田地被山农侵占，直到万历时才收归寺庙，计有田82．9亩、地19，6亩、山场150余亩。据《庐山归宗寺志》卷二《续山场田地考》记载，顺治八年(1651)，蠡云禅师住持归宗寺，山场田地又“收复极多”。可见，归宗寺的田产相当庞大，且不断增长，同治《星子县志》卷四《建置志·寺》记载：归宗寺“田产代有增益，多出檀施，共计底面水民田四百零七亩二分三厘，客租田三百一十亩零八分一厘，山六十片，地八十六片”。

明清时期，庐山诸多寺庙周围山地的农业垦种极为活跃。五乳寺在元末战乱中被毁，明中叶以前没有重建，嘉靖年间，山农至此占有了寺庙的山场田地。万历四十四年(1616)，当地官绅出资从山农手中“尽买其山场田地，重修其寺，曰法云寺”。[60]据潘耒《游庐山记》记载，法云寺“有池有田，刀耕火耨，可不乏食，百年来尚完整”。另据毛德琦《庐山志》卷七《山川分纪六》记载，康熙年间，山南西古山上的西古寺“有香花田八十四亩有奇。”距归宗寺不远的栖贤寺，也有“山田数百亩，膏腴恒产归禅关，有食可饱田可居”。[61]生活在康雍乾三朝的李绂多次到庐山游历，他在圆通寺曾见到这样的场面：“布毡桥面，罗列山果，桃干杏脯梨栗瓜姜，并取诸山中，无一物自尘市至者。僧侈言山中所需咸具，无求于人，意颇羡之。”[62]山僧之言，暗示了寺庙经济的自给自足，既不求市也不求人，这些山野之果应是寺院经济范围内的种植所得。利用山区种植瓜果、茶叶是寺观经济的来源之一，《庐山纪事》卷一记载：“橙柑大而酸，狮头柑小而甜。张宾阳艺瓜于筋竹岭，实大如斗，甘美如吴瓜。”又“茶，诸庵寺皆艺之。”清初庐山云雾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毛德琦《庐山志》卷六《山川分纪五》记载：“云雾茶出五老峰者为上，近百花园迤近诸地大半种茶，其味亦胜。”寺庙如此大面积种植茶叶，估计不完全是自用，应有一部分流人市场，或许这些茶叶的种植者就是山区的流民所为。明末庐山山南石船峰也“置田百亩，种梅百树。”[63]

明清时期，国家对宗教的财力支持减弱，寺院只得以自身资源换取经济成长，号称“匡山首刹”的归宗寺明末即出现过这一情况，憨山大师曾说：“世运迁讹，珠宫梵宇堕于荒榛，何其惨也!丛林巨木夭于斧斤，何其忍也!独以孤松售一斗米，何其毒也!”[64]僧人因贫困而私自出售林木换取米粮，导致乡民侵夺寺产，砍伐林木。据同治《德化县志》卷十三《寺观》记载，黄龙寺“有古杉数千株，干霄蔽日”，康熙五十六年(1717)，僧经学等“图利擅卖，里悍乘机强伐，山为之濯。”佛教僧人如此，道教道士也如此，据吴宗慈《庐山志》纲之二《山南第六路》记载，“简寂观以松胜，虽白鹿洞长松数里，计其时代，犹当儿孙蓄之。近以羽流贫困，鬻松脂于贾人，竟萎数株，兹后恐皆不保。”寺院受商品经济的冲击，也出现了逐利拜金现象，据《庐山纪事》卷二记载：“四方之人无远近，闻天池名皆乐施予。而天池僧益多四出说民施财，粟帛日至，寺益饶裕。诸不以天池名者，民则靳不予。以故山北上下二十庵院，率假天池名以缘化焉。”晚清时期，民众因利益关系，与寺庙纠纷不断增多，寺庙田地产权转移较普遍。《庐山归宗寺志》卷二《续山场田地考》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庐山小天池东北的王家坡大觉寺、大乘寺“因庵寺淡薄，人心不古，所有山场竹木受其侵害，田租难收，无力管理，情愿将寺庵山场田租付与瞻云寺方丈觉善接管”。瞻云寺即归宗寺，雍正改赐名。这里强调的是山农对寺庙田地的侵夺，反映了百姓向山区拓展生存空间力度的加大，制约了寺院经济的发展。而山农对山场林木滥砍和对山体的滥垦，加剧了庐山生态环境的破坏。

综观全文，庐山自传说时代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晋朝以后，宗教势力渗入庐山，在庐山脚下零散地建立寺观，唐宋时，儒佛道均将庐山作为重要活动场所，由山脚至山麓兴建了众多房舍，庐山开发呈现出不少点状分布，元末大批难民的涌人使庐山的农业性开发势头增强，点状开发面积不断扩大。明清时期，一方面是各种宗教势力在庐山的发展仍保持良好势头，寺观建筑已完成了由山脚到顶峰的布局，为游人提供了食宿便利，寺院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庐山的全面开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庐山成了周围民众争夺生存空间的主要资源，人们对山地的开发愈益深入，甚至与寺院争夺田地山塘。所有的开发都伴随着对庐山自然植被的破坏，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各种野生动物大量减少。晚清以后，随着庐山牯岭避暑地的开辟，更加剧了对庐山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远在汉阳峰顶之黄山松林，以烧炭之故，亦将砍伐罄尽，童赤景象，触目皆然。”[65]历史上人类对庐山的开发造成了其自然生态环境变化，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山地孕育万物、发源江河，充满了无穷的生机，对其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Mark Elvin，The Retreatof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2]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

[3]代表作有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和《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和1986年第2期；佳宏伟：《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成因探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吴建新：《明清时期粤北南雄山区的农业与环境》，《古今农业》2006年第4期；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两汉称柴桑县，隋名湓城县，唐更名浔阳县，五代定名德化县。

[5]《竹书纪年》卷下《康王》，《四部丛刊》本。

[6]慧远：《庐山略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7]陈舜俞：《庐山记》卷三《叙山南篇第三》，《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8]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9]慧皎：《高僧传》卷第六《释慧持二》，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361页。

[10]毛德琦：《庐山志》卷一《祀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冯惟讷：《古诗纪》卷四十七《晋第十七?慧远》，《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2]李蘭：《陶靖节先生祠记》，载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五《艺文?记十四》。

[13]沈璇：《简寂观碑》，载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艺文·碑碣一》。

[14]李白：《李太白文集》卷十八《歌诗三十六首￠望庐山五老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5]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三《记序·代书》，《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6]刘轲：《上座主书》，载许衍董编校：《广东文征》(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3年，第3P页。

[17]白潢：《庐山志序》，载毛德琦：《庐山志》卷首。

[18]刘轲：《庐山东林寺故林坛大德塔铭并序》，载许衍董编校：《广东文征》(一)，第43页。

[19]李玭：《太平宫九天使者庙碑》，载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艺文·碑碣一》。

[20]桑乔：《庐山纪事》卷十《山北自分水岭东北行至浔阳江》。

[21]周必大：《庐山后录》，张成德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江西卷》，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22]陆游：《游庐山东林记》，载张成德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江西卷》，第146—147页。

[23]韦应物：《韦苏州集》卷七《游览·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4]王世贞：《艳异编续集》卷九《器具部·紫珍记》。

[25]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三《记九首·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6]陈舜俞：《庐山记》卷三《叙山南篇第三》，《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7]毕沅《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宋纪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13页。

[28]陶谷：《清异录》卷三《黑金社》，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50页。

[29]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五《诗文志·诗》。

[30]桑乔：《庐山纪事》卷二《通志》。

[31]桑乔：《庐山纪事》卷三《山南自隘口东北行至张公岭》。

[32]桑乔：《庐山纪事》卷八《山南自五老峰东北行至吴章山》。

[33]周颠，号颠仙，江西建昌县人(今永修县)，据说曾助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隐人庐山，其事迹详见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4]朱元璋：《祀天眼尊者周颠仙徐道人赤脚僧文》，载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四《艺文》。

[35]查慎行：《庐山纪游》，载张成德等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江西卷》，第229页。

[36]李梦阳：《游庐山日记》，载吴宗慈：《庐山古今游记丛抄》，重修庐山志办事处，1932年，第69页。

[37]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一13页。

[38][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39]乾隆《德化县志》卷三《风俗》。

[40]桑乔：《庐山纪事》卷十二《山北由乌龙潭西南行至隘口》。

[41]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五《诗文志·诗》。

[42]桑乔：《庐山纪事》卷三《山南自隘口东北行至张公岭》。

[43]朱熹：《晦庵集》卷十一《封事·庚子应诏封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44]陈宏谋：《请开广信封禁山并玉山铅矿疏》，载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户政九·屯垦》。

[45]任启运：《经筵讲义五篇》，载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治体四·政本下》。

[46]毛德琦：《庐山志》卷八《山川分纪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7]查慎行：《庐山纪游》，载张成德等编：《中国游记散文大系?江西卷》，第227、253页。

[48]AlbertH．Stoneandj．Hammond Reed，Historic Lush．an：the Kulingmountains [M]， Hankow：Arthington Press，1921．

[49]嘉靖《九江府志》卷七《职官志·名宦》。

[50]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51]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十六《宿西林寺早赴东林满上人之会因寄崔二十二员外》，《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52]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零五《仙释·南康府》。

[53]舒梦兰：《游山日记》卷一，上海：上海宇宙风社，1936年，第10页。

[54]张志栋：《开先寺重修山门前殿记》，白化文、张智主编《中国佛寺志丛刊》第17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320页。

[55]潘耒：《游庐山记》，载吴宗慈编：《庐山诗文金石广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2页。

[56]范昌治：《庐山秀峰寺志》卷四《主席·附规约并塔》，载《中国佛寺志丛刊》第17册，第55页。

[57]转引自毛德琦：《庐山志》卷一《物产·木之品》。

[5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38页。

[59]吴阐思：《开先寺有引》，载范昌治：《庐山秀峰寺志》卷三《梵刹》，《中国佛寺志丛刊》第17册，第254页。

[60]释德清纂、周宗建增补：《庐山归宗寺志》卷三《法缘文字考第八上》，第241页。

[61]同治《星子县志》卷四《建置志下·寺》。

[62]李绂：《六过庐山记》，载吴宗慈编：《庐山诗文金石广存》，第96页。

[63]陈梦雷：《题木瓜崖石嵩隐传赞碑铭序》，载吴宗慈：《庐山诗文金石广存》，第104页。

[64]释德清纂、周宗建增补：《庐山归宗寺志》卷三《法缘文字考第八上》，第229页。

[65]吴宗慈：《庐山志》纲之四《物产·植物》，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